子弹vs选票

集权式领导有时也是一种优势。集权者往往可以对立法机构、法庭或私人游说团体的反对置之不理，而且这种权威更有利于有雄心的领导者实现其理想，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韩国的朴正熙，就曾创造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集权者可以有效遏制特殊利益群体的游说和阻碍发展的瓶颈势力，因为在子弹面前，一切威胁都会变得顺服。他们可以将居民储蓄转为产业发展，对民众增加收入的呼声置若罔闻，使国家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不断增强，并得以长久维持。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征用土地，修建现代化所需要的公路、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在这一点，所谓的民主政权显然难以相较。

然而，独裁者很少会面对约束和制衡，也没有民主选举所具有的反对力量。在没有人随时提醒和纠错的情况下，他们很有可能误入歧途，抓住权力的缰绳不放手。即便这需要付出经济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在民主政体格局下，选民每4～6年还有机会通过公平的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而在独裁政权下，僵化式领导带来的威胁自然会无限放大。在集权体制下，领导层僵滞对经济的危害往往最大，因为这种机制本身很少对民众寻求改革或吸纳新鲜血液的呼声做出响应。一旦集团式政体被迫进行大选，大多会败给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对手，但国家可借此取得自然增长的机会，譬如尊重产权、打破地方垄断等。

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它们在创造高速增长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事实上，二者无所谓谁优谁劣。

在对两种领导模式在过去30年的结果进行分析后，我发现在这段时期，有124个国家的GDP增长率连续10年超过5%。在这些取得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中，有64个国家属于民主制政体，有60个国家实行集权式领导。

此外，这种平均数据掩盖了集权式领导的某些致命缺陷，而这些缺陷恰有可能招致极端后果，即让经济在高速增长与高速下跌之间强烈震荡。在战后时期，极端性高速增长和快速下跌的案例主要出现于集权制国家⁽³⁾。最精确记录的案例可以追溯到1950年：在150个国家中，出现过43例超高速增长的情况，即国民经济在整整10年维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在这43个案例中，有35个出现于集权制国家。这些事例不仅包括某些维持高增长率达几十年之久的“奇迹经济”，如韩国，也包括许多昙花一现、如今已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的国家，即在维持10年的高速增长后便一蹶不振的国家，比如20世纪60年代遭遇断崖式下跌的委内瑞拉、70年代的伊朗和80年代的叙利亚、伊拉克。

同时，独裁者统治的国家还更容易陷入长期性低迷。在上述数据可追溯至1950年的150个国家中，有138个国家出现过超低增长的情况，即年均GDP增长率整整10年未超过3%。在这138个例子中，有100例出现于集权式国家，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纳、80年代的乌干达、沙特阿拉伯、罗马尼亚和90年代的尼日利亚。就总体而言，自1950年以来，在实现超7%增长率维持10年的国家中，集权式国家占据了3/4；在低于3%增长率持续10年的国家中，集权式国家同样占3/4。

对任何国家来说，经济在高度繁荣和极度低迷之间频繁更迭，在超常的高速增长之后自由落体般下跌，显然是种噩梦般的遭遇。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梦魇居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再次回顾1950年以来的这150个国家，我发现在这65年里，有36个国家至少在9个分散年份内出现超过7%的增长率和负增长。简而言之，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出现了高度繁荣与低迷更迭的极端波动状况。在这段时间，普通居民无法过上正常生活。在他们当中，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这36个国家中，有34个国家属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兴市场国家孱弱的体制与不稳定的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冰岛和希腊，按照某些指标衡量，希腊最近已跌入“新兴”国家的行列；其次，这65年里，有27个国家在大部分时间属于集权制国家。简而言之，这些不断经历“经济过山车”的国家，绝大多数处于集权式领导之下，并以经济的长期停滞为主要表现。

例如，自1950年以来，包括伊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柬埔寨和尼日利亚等在内的许多集权制国家，均有过15年或更久的时间增长率超过7%。然而，它们的人均收入几乎未见起色，甚至有所减少，只有伊朗和约旦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 500美元。这些国家在繁荣时期实现的增长，几乎全部被萧条年份的破败所吞噬。即便是伊朗，人均收入也勉强只有11 000美元。9个分散年份的负增长，抵消了23年超常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收益。

在某些境遇最惨淡的国家，它们在同一个领导人治理时期经历了超常繁荣期和超常衰退期。约旦实行君主立宪制，在过去的62年里，国家只经历了两任哈桑王室的国王——侯赛因（Hussein）和阿卜杜拉（Abdullah）。在此期间，约旦经济经历高速增长和极端低迷的时间居然超过一半。更糟糕的经历来自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总统，这位带领津巴布韦实现独立的英雄，也让这个国家陷入危机。在他执政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津巴布韦始终在经济的暴涨暴跌中动荡起伏。在穆加贝执政期间，津巴布韦的经济生活极度混乱，到2008年，津巴布韦连续经历10年之久的直线下滑式负增长，随后又是一轮戏剧性的剧烈回升。实际上，这或许只是一种带有迷惑性的触底反弹。总体而言，今天的津巴布韦比穆加贝时期更为艰难。

但是在集权式领导下，这还算不上最糟糕的经济表现。到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执政叙利亚已整整30年。在其中近2/3的时间里，叙利亚的经济处于暴涨暴跌中，而最美好的时光集中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价格高涨时期。在最近几十年里，最令人炫目的经济奇迹或许出自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之手。他对伊拉克25年的统治终止于2003年。在其执政期间，伊拉克经济在2/3以上的时间高速增长，但期间时断时续的战争，使得伊拉克经济呈现剧烈波动。伊拉克的经济增长率曾在1993年和1996年达到40%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点，但二者之间也曾出现过20%的负增长率。这或许是集权式经济过山车效应显现的最佳案例。

当然，穆加贝和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人物注定会成为过去几十年的反面典型，但同样的故事也曾发生在某些默默无闻的小国身上，只不过它们的过山车效应没那么强烈。例如，196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巴西的左翼政府，新政府通过削减税负、创建中央银行、降低预算赤字和出口关税等措施，推动经济走上复苏轨道。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从不到5%增加至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的两位数。饱受国内外质疑的军政府试图继续维系这种高增长。于是，政府开始疯狂借债，导致其外债规模迅速膨胀，到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巴西已彻底丧失偿债能力。之后巴西经济迅速下滑，衰退随之而来，并出现恶性通胀。1984年，时任政府同意进行新的大选。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巴西至今也未能彻底摆脱商人军政府操纵的影响，其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与之相反的是，1950年以来的这150个国家中，出现极端增长年份最少的国家以民主制国家为主。例如，瑞典、法国、比利时和挪威仅有一个年度的增长率超过7%，法国的这次大繁荣发生在1960年。但是自1950年之后，这4个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了5～6倍之多，最低的也超过30 000美元，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几个国家极少出现持续一年的负增长。法国曾出现7个年度的负增长，挪威最少，仅有两年。这体现出民主政体的经济稳定效应，这种效应也延续到哥伦比亚、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身上，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相对较高，出现极端增长的年份相对较少。

极端的高增长或低增长，会动摇任何一个集权制国家。从长期来看，持久稳定的增长更可能出现于民主制国家，因为它们的政府缺少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动员举国之力的权力。某些集权制国家即便是创造出长期的强势增长，最终也会陷入守势，竭力维护自身地位，排斥异己势力，为自己的利益集团牟利中饱私囊。这也是许多民主制国家设置任期限制的根源，其目的在于防止权力僵滞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