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派——晦暗中的一线曙光

技术派领导同样会让股市为之振奋。人们往往以为，拥有财政部、世界银行或某个知名大学经济学教授背景的领导人，更有可能认识到深度改革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技术派领导很少成功，他们通常缺乏推进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技巧，甚至很难在这个位子上坐稳。对于技术派领导的悲惨处境，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评论一语中的：“我们都知道该怎样做，但是不知道当诉诸行动后，我们该如何连任。”

2010年欧元危机期间，几个欧洲国家曾指望技术派领导实现自救。这些深谙技术的领导人确实采取了正确措施，却没能守住权力。2011年，当希腊政府濒临破产时，议会任命央行前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担任看守总理，将崛起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财经专家。在他们看来，在失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过丰硕成果的帕帕季莫斯，最适合这个25%的人口没工作的国家。的确，帕帕季莫斯针对希腊如何削减工资福利、提高国家竞争方面发表的演说令人信服，但他本人似乎并无长期从政的愿望。一年之后，帕帕季莫斯便主动请辞。同样作为内阁看守总理，扬·费舍尔（Jan Fischer）此前曾担任捷克共和国的国家首席统计学家，他在任也仅一年。费舍尔在同行政治家心目中的印象近乎完美，但选民显然不这么认为。随后的大选中，只有15%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他。

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期，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或许是最令人期待的技术派领导人。作为意大利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学术背景深厚的蒙蒂曾担任博科尼大学校长，同时还负责欧盟的税收事务。2011年，蒙蒂即将担任意大利总理的消息，曾让意大利国内股市大幅暴涨。然而，尽管他竭尽全力，制定削减福利、节约开支等必要政策，却未能说服民众接受这些做法。执政刚满一年，仅10%的选票支持率便让蒙蒂被迫下台。2014年，魅力四射、年仅39岁的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成为大选胜利者，但他的当选进一步弱化了人们对意大利推行改革的期待。

在笃信专家型领袖最了解情况的国家，技术派领导失败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不合理的计划体制是造成整个大厦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国家经历了类似情况，不仅包括民主德国等苏联卫星国，还有国大党领导下的印度，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之久的墨西哥。

另外，接受技术派顾问服务的领导人往往前途光明，前提是这些顾问能提出正确的建议，领导人也愿意接受这些建议。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用伯纳德·贝尔（Bernard Bell）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贝尔是世界银行亚洲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世界银行还是无所不能的综合性银行。贝尔针对各国如何推进增长提出了大量建议，而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从根本上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繁荣。现实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准备听取他的建议。

在印度，反对资本主义和反美的情绪普遍存在，在1965年对新德里的访问中，贝尔向印度一家全国性报纸透露了他的想法，该报纸次日便发表了一篇名为《伯尼·贝尔该下地狱》（Bernie Bell Go to Hell）的头条文章。后来，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试图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强化对印度的领导。在此后近10年的时间里，甘地夫人对银行及煤炭等战略性产业实行国有化，造就了印度独立后增长情况最糟糕的10年。对于甘地以失败告终的平民主义执政路线，《时代》（Time）杂志伦敦记者彼特·黑兹利赫斯特（Peter Hazlehurst）这样描述：“她或许纯粹从自我利益出发。”

在新德里之行后不久，贝尔又向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哈托将军提出类似建议，但这次得到的回应恰恰相反。尼赫鲁称，苏哈托对贝尔的观点很感兴趣，并致电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请求后者派贝尔担任世行驻雅加达代表。1968~1972年，贝尔一直在雅加达工作，他和一批接受美国教育的印度尼西亚技术派专家被称为“伯克利黑手党”（Berkeley Mafia）。在随后的20年，他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从赤贫国家转变为一个“迷你型亚洲奇迹”（Mini-Asian Miracle）。

由此可见，对技术专家来说，成功的最佳途径是给苏哈托政府这样的执政者做参谋，因为后者可以直接发号施令，无须讨好民众，以获取民众的拥戴。20世纪70年代，智利就曾是一个成功的技术派主导国，当时，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是国家领袖，他把经济改革的任务交给8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在遏制了恶性通胀、巨额财政支出和国家债务的同时，他残酷镇压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在实施威权式治理早期，韩国也曾是成功的技术派主导国家，同样的例子还包括新加坡。

但如果技术派领导的改革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未考虑到民众的情绪，那么，这种改革的后果可能弊大于利。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曾试图复制智利的经验。他任命了一批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阿根廷人负责国内经济改革。这些人采取了试验性的货币控制政策，而这些举措确实稳定了阿根廷比索的比值，让经济重返增长轨道，但这最终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并在1998年引发经济大萧条。在此后4年里，阿根廷人不得不忍受经济的大幅收缩，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下降近30%。2002年，阿根廷宣布对820亿美元外债违约，这促使人们对以技术派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产生强烈质疑。

阿根廷的惨痛教训并不是个例，许多国家都有过类似遭遇。虽然长期与经济衰退为伴，但它们依然凭借还算丰实的家底，在危机面前装扮出屹立不倒的形象。今天，这个行列仍然在继续扩大，日本和意大利就是典型代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地位不断降低的危机，但是相对而言，它们还算富裕，而且基本无外债压力，而国外债主往往是改革主要的外部推动力。

我曾在2015年4月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的阿根廷经济还在持续低迷，其通胀率领跑全球主要国家，阿根廷官方披露的通胀率已高达30%。我设想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是一个深陷危机、令人压抑的首都，但我在酒店经历了一场狂欢的聚会，沿街的餐厅灯火辉煌，喧闹甚至持续到午夜，而这只不过是星期三的晚上。阿根廷人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几乎没有危机意识，公众对改革的期望非常有限——许多人依旧难忘20世纪9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痛苦，至今仍在抱怨那次大规模改革，而那也是阿根廷最近的一次改革。

即便是在阿根廷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人在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未提及货币贬值问题，至于阿根廷在发达国家中的落后地位，他们似乎根本没意识到。相反，这些央行官员强调的，反倒是阿根廷经济比衰退最深重的2002年改善了多少。在这样一个对经济危机谈虎色变的国度，即便是国家地位的长期败落，也不足以让阿根廷人接受改革。尽管在阿根廷人的心目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是南美洲的巴黎，但我注意到，我身边的阿根廷人似乎更愿意和比他们小得多的巴拉圭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当然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强大。但即便是在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2015年底，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在大选中意外获胜。这似乎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阿根廷人或许终于厌倦了停滞不前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