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未来悄然已至
2016年仲夏，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满，婉拒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数次挽留，谢绝了众多金融机构和学术机构发出的邀请，又一次打点行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落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回到我一直热爱和迷恋的学术生活，喝茶、教书、做研究、带学生，回顾历史、细究当下、探讨未来，忙得不亦乐乎。
回到北京后，之前结识的世界各国的朋友来访时总会相邀会晤。几番喝茶之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请这些国际大师到清华大学给学生和教师们讲讲他们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呢？清华大学的学生历来欢迎世界的视角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则可退居其后作为主持人。想法甫一成声，就得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支持以及清华学子的欢迎。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观察到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的裂变。回国后更体会到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颠覆。而特别令我震动和敬畏的是变化的速度，未来正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扑面而来，冲击全人类的生活、工作、文化与思维。世界正在悄然变化，未来已经悄然而至。我请演讲嘉宾着眼未来，并把系列讲座命名为“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
未来已来，终有风起青萍。
我们的第一讲从未来世界大格局开始，请了彼得·毛雷尔作为演讲嘉宾。他现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为人和蔼，做事坚定，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在每次董事会期间，我都能感受到他对世界面临的冲突和人类面临的灾难的深切关切。我们的讲座就从他访问北京开始，我请他讲未来的冲突格局，他的讲座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我们都非常感动。
他开宗明义，提出未来在冲突方面有五个关键趋势。第一，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更多发生在城市中。因此，人们的需求也在转变，除了药、水、食物等，人们还需要手机、电力、互联互通等。第二，对国际法律与原则的不尊重越发普遍。平民成了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政治交易日益肆虐，人道主义追求的平等和尊重正在消失。第三，社会短期的冲突越发受到长期结构性发展问题的影响。贫穷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一旦贫穷与暴力和冲突汇集到了一起，社会就会濒临崩溃。第四，全球、地区和地方层面的权力动态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孤立性的冲突越来越少，每一个地方的冲突都与地区甚至全球冲突有关。第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带来崭新的人道主义挑战和解决方案。一切都在日益虚拟化。所有这些都在加速发生，面对未来，他发自肺腑地呼吁人类回到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准，反思我们的过去，构建新形式的多边主义伙伴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彼得·毛雷尔当时讲到的都在我们眼前发生，我相信也将继续演化，直到全世界都能恪守国际人道主义的基准。
我认识道格拉斯·彼得森多年，他是标准普尔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待人亲和，专业细致，讲话严谨。标普长期以来评估全球、区域、国家、产业以及公司的风险，因此，道格拉斯·彼得森对风险和风险的变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全方位地为我们解析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结构性变化，见解非常深刻。
他敏锐地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标普观察的全球重要风险因子——利率、债务、地缘政治、科技创新以及气候变化等，都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并将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利率是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变量，但零利率使利率因子正在发生根本变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各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多国的名义利率下降至低位，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零利率。央行总要收回流动性，全球总要进入加息周期，利率的回升将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压力。债务因子也发生了变化，长期政府债务不断增高，许多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与GDP的比值已经超过了10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上升，就会触发债务危机并引发社会动荡。地缘政治的因子也在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抬头，并对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产生了直接影响。未来民粹主义会进一步影响地缘政治。科技创新的因子也有所变化，世界已进入技术创新大大加快的冲击期，新技术随时可能颠覆现有商业模式、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因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长期风险。全球所有国家和公民都应该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并将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因子纳入考虑问题的范围，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风险。道格拉斯·彼得森演讲那天，来了不少专业人士，大家都听得很用心，我记得会场特别安静，讲者细细剖析，听众认真严肃。他当初提出的全球风险的结构性变化是如此深刻，今天全球的金融市场正在受到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冲击和影响还将延展到未来。
吉塔·戈皮纳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事的时间不长。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已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新星，我多次聆听她的学术报告，也多次和她同台发言辩论。在她访问北京之际，我请她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做一个展望。这一次，经济学界的很多专业人士也赶到了清华大学。
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视野，吉塔·戈皮纳特向听众展示了一幅全景式的全球经济金融展望图。她首先指出，由于政策高度不确定，全球经济增长整体偏于下行。全球贸易普遍不振，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商品贸易、工业活动均呈疲弱态势，只有服务业和消费者情绪相对稳定。发达国家通胀率保持在低位，经济增长缓慢、动能不足。名义工资的上涨并未导致物价上升，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乏力，通胀疲软且低于央行通胀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多国央行均通过降息放松货币政策，各主要央行也下调了利率，全球金融条件变得更宽松。在发达国家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将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对全球金融周期非常敏感，尤其是外国投资者敞口更大的国家。全球金融周期波动会导致资本流入和流出波动。
她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理论基础薄弱。美国进口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承担了最大比例的损失（高达80%~90%），而且加税无助于美国改善贸易赤字。当前全球贸易呈现两个主要态势：一是贸易总量在减少——不仅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减少，全球商品贸易年均增速也在下滑；二是制造业贸易和服务业贸易出现了分化——制造业下滑迅猛，但服务业维持了此前的上升势头。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相对关税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情况下，汇率贬值会促进出口的假设已经不能成立。因此，动用货币武器来应对贸易摩擦绝非政策的明智之选。一年多过去了，吉塔·戈皮纳特担忧的经济疲软和货币宽松的格局正在继续恶化。
中美关系是影响未来世界大格局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劳伦斯·萨默斯是讨论这个题目的不二人选。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也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了多年的经济学，曾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正教授，他学术功底深厚，经济、金融和政治融会贯通，观察细致，观点犀利。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就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问题有过多次探讨，此后我们经常在多种场合见面，也相互参加对方的活动。在他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之际，我也请他来清华大学演讲，讲讲中美关系的未来。他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演讲那天，礼堂早早就被挤得满满当当的。
劳伦斯·萨默斯首先指出，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不仅关系到两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他作为中国的朋友，祝贺并钦佩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希望中美两国能共同找到明智的解决争端的方式，为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和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他指出，基于中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今天，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这很正常，需要及时沟通和调整。展望未来，双方有竞争的领域，也有合作的领域。在竞争的领域要明确规则，增加透明度，进行公平、开放的竞争。在国际事务方面，世界需要中美双方合作，双方也有合作的空间，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健康、贸易、网络空间安全等。双方的合作也需要构建新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中美双方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避免破坏性影响，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他的发言非常到位，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观察细致入微，他看到了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是最早从正面提出积极建议的人。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的经典作品《决策的核心要素》是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必读之作，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上学时，就细读了全书，赞叹不已。之后我去哈佛大学找过他，也和他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争辩。他也是研究“修昔底德陷阱”的权威。“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跟踪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得出的结论，即“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原有统治大国的地位时，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会导致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总结了历史上16个“崛起大国挑战原有统治大国地位”的案例，发现其中12个以战争收尾。
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指出，在进一步细致分析后，他发现历史同样表明，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动态中，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实际情况是，历史上鲜有哪个崛起大国或原有的统治大国希望发生战争，战争往往是由一些第三方因素诱发的。因此，管理和控制第三方因素引发的冲突就变得特别重要。
他认为中美两国正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动态中，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原有的统治大国，但是中美之间并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多次强调并采取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开明且积极的倡议。因此，需要探讨建立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安全的世界秩序”。要积极探索限制恶性竞争的方法，双方在必须合作的领域制定共同的目标，让大家都生存下去。他对此持积极态度。
金融界的来访者也很多，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称我为下棋的伙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他若来华盛顿，总会到我的办公室坐坐，谈谈世界的大棋盘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若去纽约，也常去他家吃早餐，在他的中国式小院里慢慢地喝龙井茶聊天。他访问中国时找我喝茶，我当然要请他做讲座。达利欧的《原则》中文版问世后，影响很大。他的讲座海报刊出后，报名的听众不断增加，我们数度更换演讲场地，最后搬到了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达利欧虽然是亿万富翁和名人，但他丝毫没有架子，他的开场演讲结束后，进入我和他的对话阶段时，要临时在台上加两把椅子，舞台太大，我们的工作人员稍稍慢了一点，他看到舞台边角的沙发，便自己走过去，把笨重的沙发高高抱起，搬到舞台中央，引来全场的掌声和笑声。
达利欧的演讲从他坚信的经济运行基本原则开始，他认为经济是由四股基本力量的变动主导的，即生产力变动、短期债务周期变动、长期债务周期变动以及政治变动。他认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维持三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第一，债务的增长必须要和收入的增长相匹配；第二，股票的预期收益需高于债券的预期收益；第三，债券的预期收益需高于现金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风险溢价计算）。
他认为当前我们经济所处的状态其实跟1937年非常像，货币宽松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环节。债务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有大量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并对外国资本高度依赖，在货币方面通常都存在显著的弱点，容易受到冲击。央行印了很多钱，股市的价格不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富人持有资产，所以他们会进一步推高资产的价格，而这会进一步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民粹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会从经济问题演进成政治问题。今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紧张的局面，其实就是中美竞争力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一种结果，也是不同的历史长周期随着时间演进的运作方式。目前，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周期都差不多在顶点。往后走就会有很多风险。现在民粹主义高涨，地缘政治环境恶化，资产价格在高点，经济也在高点，那么经济恶化的情况很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包括不断改革、经济有序发展，以及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中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五重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的机遇：第一，债务重组的挑战；第二，资本市场重组的挑战；第三，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第四，保持收支平衡以及货币稳定性的挑战；第五，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的挑战。达利欧有着非常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经济和金融的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不断往复发展的。但另一方面，他同时注重短期的扰动和震荡。而人类的智慧就是，在适当的时点和市场理解两者的交融，因此他也是乐观主义者。今天看来，他在讲座中提出的状况都在发生，而他看似矛盾的两面，在他的乐观主义下，恰恰是最迷人的地方。
雅各布·弗兰克尔是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也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和研究主任。他在国际金融方面集理论、政策和市场实践于一身，他从市场看政策的角度，以及从政策看市场的思维框架，既独特又丰富。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总是对我爱护有加，每有见解，他总愿意先和我分享。他听说了我们的讲座，不请自来，自告奋勇要来做报告。
他敏锐地指出，短期看，通货膨胀是影响未来全球经济金融走势的最主要且最不确定的变量。因为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市场低迷，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而全球央行都设置了2%的通货膨胀目标，例如美联储就希望能够实现2%的通胀目标，只要没达到，美国就会继续印钞。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是如此，这些央行一致同意将2%作为通胀目标，达不到就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论怎样印钞通胀率都达不到2%，金融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长期来看，他特别提到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他提出，到2050年，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拉丁美洲都会步入老龄化社会。非洲的人口将增长强劲，会比现在新增13亿人口，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世界需要考虑全球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即有就业机会的地方缺劳动力，有劳动力的地方就业岗位不足。移民政策将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政策。老龄化将改变需求结构，也将连带改变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这也就代表着巨大的机会。雅各布·弗兰克尔多年前就一直呼吁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和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接受，同时也可以把它看成机遇，在新的人口格局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哈维·施瓦茨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公司高盛集团证券部门的全球销售主管。回顾历史，他认为金融危机带来了两个教训：一是人们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二是国际政策协调合作的重要性。2008年由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年危机累积的结果：不断下调的利率，日益放松的金融监管，全球化趋势，依赖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居高不下的杠杆率，以及全球去杠杆进程中面临的经济放缓困扰和挑战，一起催生了10年前席卷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危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重视全球合作。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各国央行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危机后稳定金融体系、建立新秩序意义非常重大。
利率环境的变化以及量化宽松政策是金融领域需要密切关注的两个要点。展望未来，市场利率从零利率环境中恢复，以及逆量化宽松政策都将对全球金融布局带来系统性重大影响，需要密切关注。中美未来的金融合作对全球金融稳定意义重大。作为当时高盛集团证券部门的全球销售主管，哈维·施瓦茨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最宏观的问题，他提出的理解与把握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全球金融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金融最为重大的命题，振聋发聩。
苏马·查克拉巴蒂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第六任行长，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除了负责对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进行督导和制定全球政策外，也负责与所有多边组织合作的工作，因此和他有工作上的交往。他思维缜密，改革大胆，我们每年都有多次见面的机会，我总能从和他的交谈中了解欧洲和中亚的经济金融情况，并学到在国际组织中推进改革的经验。
那几年，多边开发银行的工作整体上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时，融资成为挑战。基础设施、能源、气候变化等都需要大规模和多来源的投资，仅靠国内资源、捐赠资金和公共部门投资是不够的。2018年我参加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工作时，我们的报告强调了需要“实现系统内整体商业模式的重要转型，以有效推动私营部门投资”。但引入私人投资介入公共部门项目是一个让国际多边组织和金融市场困惑多年的老问题。当时我就和苏马·查克拉巴蒂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闯出一条路。这次他来到清华大学，带来了他的实践成果，他提出了解决之道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定价。演讲一如他既往的发言，严谨且有原则，有创新，有市场运营的实践，非常精彩！
未来总是由创新者书写的。我也请了一些在科技界和企业界大胆创新的朋友。我一直对科学发展有兴趣，当年差点考了复旦大学的物理系。注意到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再度崛起，我也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深圳市政府之邀我们做了《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调研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我自知存在不足，每遇科技界人士，总黏着讨教学习，由此结识了不少科技界的朋友。洪小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下辖1 500名科学家。他是人工智能专家，毕业于有金字招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是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克阿瑟的直系弟子，他本人有多项人工智能专利。我多次向他请教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与他有过激烈争辩。他的演讲有着科学家的底蕴，逻辑清晰，大量举证，我们和他一起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遨游了一番，真是快意！
大科学家总从简单的东西开始，他首先构建了一个智能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金字塔，从简单到复杂，把智能分为计算和记忆力、感知、认知、创造力与智慧五个阶段。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越过“感知”阶段，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技术已经成熟。目前已经进入“认知”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具有理解、洞察、推理、计划和决策等能力。因为认知的进化主要来自反馈闭环，而人工智能在闭环中扮演重要的分析与决策角色，所以自然语言的突破是一个飞跃。
他强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仍然有边界，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是黑盒模式，它是基于大数据模式识别推理的，可以解决“是什么”，但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而人类认知更多是白盒推理，能够进行因果分析，还可以举一反三，在不同白盒系统间实现认知和推理。已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应用，将促进人类生活的彻底数字化，从文字、数据库、交易、信息知识再到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应对未来，企业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其基础是以人工智能的强大算法、海量数据以及大规模的计算三个要素组成的人工智能平台。洪小文在科学家严谨态度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乐观想法，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所有听众。
正如他的名字，陆奇在业界有奇才之称。他是科学家，对计算有极高的悟性，但同时他对科学创新的商业运作也有敏锐的眼光，对科技的社会冲击和影响也有独特的见解。巧的是，陆奇还是我在复旦大学的校友，我请他专注讲讲数字化的未来，他发给我的题目是“数字化的长潮与巨浪”，我不禁拍案叫绝。
虽然陆奇的语言平实质朴，但一开场他就语惊四座，把我和听众都镇住了。他说人类永远在追求获得更多的能源，用更多的信息来减熵，这是人类技术手段的最终核心的核心。数字化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工具，数字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数字化的驱动力永无止境，不可阻挡，因为它是基于大历史，基于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生物世界运转的现实，基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智能体系的存在的根本。
他几乎预言性地指出，任何一代技术一旦有交互上的突破，就必将引爆大规模的商业价值产生。新的交互的出现，意味着数字化的广度和深度的提高。通过把握数字化演进中的“不变要素”以洞悉未来，“交互”永远是需要首要关注的，因为交互定义了数字化的行为。AI（人工智能）和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把整个物理世界、人类活动数字化，打通所有的交互通道。在AI/5G的计算平台时代，定义性的能力是深度学习带来的，它是一种新的计算基础，用重叠向量来代表信息，信息则可以被高速表达成一种简单的形式。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会逐步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在本质上与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的机会。
面向未来，陆奇提出，中国的数字化一定要注重建立一个健康的、大家共赢的商业生态，避免恶性竞争。一定要有好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让生态中的每一员都可以获得盈利。历史上一再被印证的一条规律就是：健康的商业生态是让科技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环境。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多元，对这些角色的准确定义有待摸索，但又颇为紧迫。当前，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需要在政策上、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创新举措。他特别强调，今天的企业特别是高科技的企业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很多未知的领域，企业不能等政府来规范，而应该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本心来判断、取舍与付诸行动。他也由衷地希望更多的年轻一代可以从事科研、从事创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拥抱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机会，不惧数字化大浪带来的挑战。陆奇的演讲是震撼的。他从人工智能进入最为深刻的科学基础，从而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浪的趋势。他又从科技创新衍生到商业模式，并从商业模式谈到生态和治理机制。如此复杂的课题和深奥的基础理论，他都信手拈来、游刃有余。陆奇确实揭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数字化的长潮与巨浪。
苏世民是黑石集团的董事长，他不仅是华尔街的传奇，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传奇。我认识苏世民多年，我们在各种会议上相遇，喝茶聊天。我若去纽约，也常去他的办公室吃早餐。他工作勤奋，每天都早起锻炼，我们的早餐通常从早上7：30开始，当纽约的第一抹阳光射进他小小的办公室时，他已经精神抖擞地进入工作状态。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曾反复向我强调，每个人在生活中拥有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只能把自己的努力放在一两件真正伟大的事情上，然后全力投入。
他的商业自传《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中文版在2020年疫情期间上市，但甫一上市就登顶畅销书榜。我约他在网上聊聊他的书，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对疫情后经济金融走势的判断。这是一次跨洋线上对话，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滩边的家中，同样是早上7：30，身后有一抹阳光斜射在墙上。我多次提出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冲击和对以后的展望。苏世民则强调，无论是疫情之前还是疫情之后，变化是必然的，我们也必须根据相应的变化来应对，但原则上，做人做事，全凭综观大势，全局在胸，志向远大，目标坚定，专注刻苦，过程灵活，这是不变的。真是精彩！
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的气场很强，各界人士都来聆听他的演讲，会场座无虚席，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热烈的气氛。雷军特别强调企业的文化和原则，他强调小米的初心和理念是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即产品品质达到顶级的同时，用户还能享受国货的实惠价格。他承诺：小米每年整体硬件业务的综合净利率永远不超过5%，如果超过都将回馈给用户。我是小米的忠实用户，喜欢它简洁的设计和良好的适用性。回国后，我的空气净化器等家用电器都是小米的产品，当雷军讲到小米的第一台空气净化器预计成本为899元，他要求一定要把销售价压到699元时，我在台下脱口而出：“是呀，我就在这个价格上买了两台，不贵又好使。”台上台下顿时笑翻了。雷军随即补上一句：“性价比不是战术，而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商业模式，一种核心能力，背后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和死磕自己的决心。”掌声又一次响起。
如何做到既高质量又有厚道价格呢？靠严格的管理。雷军把理念具体化成一整套管理措施，从减少市场推广及广告费用、销售及渠道费用来削减成本，到将绝大部分资金投入产品研发设计，不断提高品质。雷军说：“创新决定我们能飞多高，品质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全场掌声雷动。展望小米未来，雷军的口号是“未来十年，增长十倍”。到底怎么增长？创新驱动。“手机+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就是增长计划背后的重要逻辑。小米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这就是创办小米的目标，就是一群互联网行业的人，喜欢消费电子产品，喜欢做硬件，希望用自己掌握的科技、经验和方法来提升中国制造业，造福全球每一个人。讲到这里，雷军开心地笑了，全场又一次响起掌声。
鱼谷雅彦是日本著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的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在日本的商界、学界和政界都以国际化和改革创新闻名。我和他相识多年，深感他身上日本文化和哈佛教育的融合之自然。他为人谦逊，做事果断。
他的演讲从他个人在资生堂的经历开始。他接任资生堂的董事会主席时，资生堂的利润和股价都在下跌。市场把资生堂比作一个睡美人：资生堂是一家很好的公司，拥有高品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口碑，然而是一个睡美人，不够活跃，创新和改革不够大胆。如何唤醒资生堂这个睡美人？他理念先行，先用了半年的时间，在公司内部，从高层到员工，层层研究产品，分析市场，研判国际发展局势，最后统一思想：改革、创新和国际化是资生堂的唯一选择。战略明确并统一后，他随即分三个阶段缜密而严格地推进改革。第一阶段，2015—2017年，重建企业基础，尽快清理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强化企业基础。在这个阶段，并不期待利润的增长，重要的是整顿和改革，这是公司接受“手术”的阶段。第二阶段，2018—2020年，是加速增长阶段，重点关注产品创新、市场营销、人才和组织建设。第三阶段是国际化，从2019年开始。随着改革措施落地，资生堂的利润和股价也大幅攀升。
话锋一转，他提到办企业的三项原则。第一，让产品说话。这意味着你需要有高质量的产品和创新。第二，让产品带有个人体验。化妆品的精髓就在于要让消费者产生情感，这要求公司有创造力和设计能力。第三，企业必须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是品牌、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要有国际化的思维和视野，这是今天办企业特别重要的原则。由此，企业家要有快速的反应，多样化的产品和市场也是关键。真是至理名言。
演讲嘉宾都是各自领域的改革者、推动者、创造者、思想者和实践者，演讲场场精彩无比，嘉宾个个经历丰富。他们站在世界的制高点观看全球，又从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引出细节。演讲视野开阔，观察细致，角度独特，格局宏大，案例生动，娓娓道来，妙语连珠，深入浅出。每场演讲都是一场精神的盛宴，时时有满场笑声和掌声，旋即又极其安静。我作为主持人，面对全世界的大师，他们的演讲题材广阔，细节林立，思考深邃，不免紧张。每次我都认真准备，大量阅读。而每次，我也都从演讲者身上学到大量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角度，学习他们对历史的钩沉和对细节的把握，亲和的语言和犀利的思想。
在2020年新年的曙光中，我拟订了新一年“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演讲的安排，动身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2020年达沃斯一周无雪，凌晨结束最后的晚餐辩论后我走在结满冰凌的大街上，天空一片黝黑，群星闪烁，雪山一派青黛，逶迤沉寂。如此静谧，也涌动着隐隐的不安。2019年世界经历了整整一年的焦虑，先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贸易摩擦谈判反复，后是美联储降息推动股市债市双牛市，年终中美贸易谈判总算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英国“脱欧”靴子落地。虽然美伊冲突和世界各地的民粹和示威暴力活动交织，把世界拖入对地缘政治的恐忧，但人们普遍认为2020年将是经济金融的“平庸”之年，唯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站在2020年的时点展望未来，达沃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和不确定性的涌动。我主持了闭幕大会“全球经济展望”论坛，参与讨论的嘉宾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美国财长姆努钦、德国副总理兼财长舒尔茨、日本央行行长黑田晴彦。出乎意料的是，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和地缘政治成为热点，拉加德和姆努钦在台上公开辩论，整节讨论高潮迭起。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开始痛苦地和死亡竞赛。隔离、封城，全球生活停摆；停工，关店，全球经济断崖式下跌；暴跌、暴涨，全球股市经历近百年来未有的大幅震荡。原先安排的“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不断延期，最后都取消了。封城在家，思想奔腾，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已有的演讲整理成文，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这些信息呢？我们的团队很快行动起来，给各位演讲嘉宾发函请求发表，在疫情的危机下，没有什么比传播正能量信息更重要的了。大家都很支持，很快，同意的信函从世界各地飞来，我们的团队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开始了一场“‘未来已来’的抗疫行动”。
又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巨大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未来就在眼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我们能做的唯有谦卑，唯有拥抱未来。
谨此，再次衷心地感谢演讲嘉宾和所有与会者，是你们成就了本书。
朱民
202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