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尺牍》看周作人与青木正儿的交往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字君雅,自号迷阳道人。1887年生于日本本州西南部山口县一个书香气息浓郁的医生之家,自幼在家庭的熏陶下迷上中国古典文化。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师从汉学家狩野直喜攻读近世中国戏曲文学。1911年大学毕业后辗转在同志社大学、东北大学和京都大学任教,积极从事中国戏曲文学研究。在日本,青木属于顶级的汉学家,是汉学重镇“京都学派”领军人物之一,不仅在传统的中国近世戏剧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而且在风俗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名物学研究领域也是硕果累累。青木还是个与时俱进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五四”时期中国兴起的现代新文学革命给予高度关注,由此与不少中国文化名人如胡适、周氏兄弟建立起相得益彰的友谊与学术交流。其中,周作人与青木正儿的书简交流值得一书。
有关周氏与青木之间的交往,因相关文字资料的匮乏,在“周作人与日本作家”这一叙述语境中鲜有触及。1964年青木辞世,遗族将他部分藏书、书信等资料捐赠给名古屋大学辟为“青木文库”,其中收藏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尺牍”是一大亮色。曾在日本从事文学教研的张小钢教授经过努力,拍摄、整理了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近代文化名人的书简,题为《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一书出版。七十六通尺牍中,周氏有八通,有两封第一次面世。书简时间跨度从1920年12月到1962年8月,前后40多年。数量虽然不多,但这些长短不一的书信好像一些零碎的镜片,从某一侧面折射出两人交往的种种,对理解周氏的生涯和治学或可提供参照补充。
两人间的文字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原本素昧平生,促成两人文字之缘的是胡适之。
青木正儿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后,到仙台的东北大学执教,进行有关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的研究,与此同时,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新文学发展抱以极大关注。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成了青木正儿了解中国文学现状的窗口,他时常阅读,对《新青年》几个主将,如胡适、周氏兄弟颇为熟悉。青木大学毕业后,与几个校友组建了研究中国学的“丽泽社”,1919年9月创刊《支那学》杂志。在创刊号上,青木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连载论文,从9月至11月分三期登完),向日本介绍中国新近发生的文学状况,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成绩给予很高评价。青木将杂志寄赠胡适并开始文字上的交往,与此同时,胡适也将《支那学》给《新青年》同人传阅,正是通过胡适这一中介,周氏兄弟与青木正儿之间开始文字往来。
1920年11月20日青木致信胡适,并寄赠《支那学》一到三期转给周作人。周因病入院,到12月15日才回信,这是他第一次给青木写信。从原件照片看,书信用的是极为纯熟地道的日语,感谢寄赠杂志,称赞“在中国学方面,贵国的学者比中国的学者做出更学术性的研究,还发表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和书籍”,对于青木热心研究中国文学,“不仅是局限于过去的文化”,而且对“现在中国人虽然微弱的,但是朝向光明的潜在的努力”的一面给予积极的肯定并介绍到日本,表示由衷感谢。文通之初,周对青木颇有一种“文学知己”的亲近与好感。
第二封信写于1924年1月16日,周作人已经获悉青木正儿将于4月份来京,欣悦不已。并期待北京之行对于喜欢“中国趣味”的青木来说,“会发现一些特别趣味和美”,顺便告知胡适之与沈尹默的近况。青木正儿收藏的周作人来函中,早期的书简也就以上两封。不知是中断还是信件失落,再开通信,中间隔了近20年。
与以往公开刊出的周作人《致青木正儿信》相比,张小钢编的《尺牍》一书中收了1941年4月间周作人致青木正儿的两封短简,这是在以往任何周作人作品集中所未见的。这两封信写于周作人一生中“有失大节”的附逆时期,涉及他生涯中最为不堪的经历和最复杂的心路历程,窃以为这两通私人尺牍对研究周作人附逆时期的对外交游活动提供了某种补充,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1937年夏天爆发的“七七事变”,成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北平的各大院校和著名文化团体纷纷南迁,投奔抗日洪流。但周氏不为所动,以各种理由继续留在北平。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力,为日伪政权所利用是迟早的事,面对子弹和聘书的抉择,最终接下汪伪政权的任命书。1941年4月间,在就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不久,周受命率东亚文化协会成员赴日,经京都往东京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在京都,周作人与青木等日本文化名流会面,久别重逢,两人相谈甚欢。此后周氏前往东京参会,月底回国。旅日期间,从入境一直到离开日本整个过程都得到了青木无微不至的斡旋照拂,令他心生感激,回国后一连给青木写了两封信。其一云:“关垂感激之余,莫可言喻,敝同人奉命离别之后,先后首途一路托庇,安抵故都诸事如恒,差别堪告慰。”另一封写道:“款待洽谈之多殷,凭尺鳞而寄意,专泐驰谢静候。”这次访问,看来取得了令日方满意的效果,半年后,周作人就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一职就是明证。因此,这次访日对周作人的人生履历和历史对他的审判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可看过”之事。
据我粗浅的了解,这两封信,在以往公开的周作人书信中还是首次。周作人写给青木正儿的信,最早由梁国豪翻译整理,题为《周作人给青木正儿的信》于1976年5月在香港《明报月刊》刊登,合计六封,上述两封不在其内。其后大陆刊行的各种周作人书信文字中,包括《周作人散文全集》这样几乎将周氏所有面世文字一网打尽的皇皇巨卷,也只收梁国豪整理的六通尺牍。
青木藏周作人尺牍第五封写于1958年2月14日。从信中得知,青木托王古鲁给周作人寄赠了著作和近照。王古鲁是日本文学研究专家,翻译过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剧史》等著作,与周和青木都相当熟稔,《尺牍》中以王古鲁最多,有三十六通。信中还追忆了1941年4月在京都的欢会,“京都一见,倏忽十余年,人事变幻,如何可言。”语气中似有诸多欲说还休的今昔之叹。自京都别后至今,周作人经历了人生最为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变化:抗战结束后,周作人在北平以汉奸罪被蒋介石国民政府逮捕起诉,最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释放后返回解放军管制下的北平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回到八道湾自宅定居,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文化部门的默许和照拂下,让他发挥所长专心从事翻译和著述,进入了自出狱以来最为稳定的翻译稳产、高产期。在信中,周还告知青木近期从事译著方面的工作情况,古典希腊悲剧集《欧里庇得斯》已经翻译完毕(全书18篇,周翻译13篇,余下五篇出自罗念生译笔)云云,语气又颇有宽慰之意。
1961年11月26日,周作人给青木写信,感谢青木赠送《元人杂剧》,告知王古鲁已经于两年前亡故,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翻译的古希腊悲喜剧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事记》《枕之草子》《增订狂言选》《浮世床》的翻译虽已竣工,因纸张缺乏,未能付印。信中还交流了读青木《中华名物考》(1947年版)一书的感想,说“专阐心为名物学之研究,仆略有同好,阅之至为欣快”,并表示青木出版于1958年的《华国风味》一书,因书售罄不能拜读而引为遗憾。这是第六封信。
从青木正儿存留的周作人来信看,最后的七八两封均写于1962年。4月20日,信中告知近日友人从旧书店为他搜得《华国风味》一书,并就其中的《花雕酒》一文读后心得进行交流;第八封也就是最后一封,写于同年的8月8日,谈他近读青木写于1962年的《酒中趣》一文的感受,并寄赠绍兴文人平蝶园所著的关于绍兴酒的酒话(手抄本)。两信都很简短,用的古雅的尺牍体,写在一色的私家定制的信笺上,别具雅趣。
这两封信的交流对周作人而言都有相应的写作成果作为呼应。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周作人对青木的研究趣味和文风是颇为心仪的。《华国风味》这样的文章尤其合他口味,展读不已。1963年,周作人全文翻译了其中的《中华腌菜谱》;同一年又从《华国风味》中节译《酒中趣》一文,题为《日本人谈中华酒肴》。周作人兴味津津地翻译了青木正儿谈论中华腌渍文化和酒文化的文章,这在他的日本文学翻译著作中显得颇为“另类”,但并不唐突,其中款曲值得一书。
周氏翻译的日本文学在其写作生涯中是一个巨大存在,所占翻译数量比重据说超过3/5,更是晚年一大“文笔业”。在译介日本文化方面,内容不超出近现代日本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两大类。与他的读书写作等治学活动一样,周作人从事翻译也有自己的一套取舍标准:与其说追求一种高大上的事功诉求,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趣味或兴味,一种兴之所至的“游于艺”心态。由此,或许可以理解周作人为何对青木的学术会有颇多的会心与共鸣了。
在日本学者中,青木为人为学也是一个“异数”,他自称“性孤峭而幽独”,个性放达。这样的个性反映在治学上,就是生动活泼,不拘一格,排斥正儿八经学术路数。作为对京都学派倡导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的践行,他曾三次游历中国,陶醉于中华风物之美,他意趣通达,喜欢美酒、美食、民间风情,以搜寻散落在历代典籍和民间市井聚落的一饮一馔来构筑自己的“名物学”,走出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读其学术文章,丝毫不见迂腐的学究气,生动有趣有情怀又接地气,更接近个性张扬的散文随笔,在神韵上与周作人小品颇有近似之处。例如,在《华国风味》序言中青木这样写道:“近年饮食生活的单调穷乏,这方面的神经更加敏感,就是读书也容易注意那些吃的东西,正业的文学却被抛到脑后。”不难想见,这样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治学态度与门径,与推崇“知识、趣味、情怀”为学问旨趣的周作人十分“对味”,于心有戚戚焉,感叹“仆略有同好,阅之至为欣快”,欣快之余,郑重其事翻译出来。
周作人与青木正儿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周出生于1885年,比青木正儿大两岁,1964年青木病故,周作人也于两年后去世。他们结缘于风华正茂的青壮年时代,由于志趣个性相类,惺惺相惜,交谊交流一直持续到人生暮年,40多年不曾中断,其间的经纬与深层原因,研究下来或许是个“好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