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优先
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47分，电话铃响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二楼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书房内，刚刚吃过午饭——汤和三明治。罗斯福毕生酷爱收集各国邮票，他和国务院有长期的协议，每一天所有海外邮件的邮票都得交给他。就在他拆开一封最近的邮件之时，电话铃响了。住在白宫的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这位公共事业振兴署前主管，作为罗斯福贴身个人顾问，当时也在场。不过，是罗斯福伸手到桌上拿起了电话。白宫接线员告诉他，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打来的，他执意要和总统通话。“接进来”罗斯福说。
诺克斯省去了客套，直奔主题。“总统先生，看样子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
罗斯福将左手掌重重地拍到桌面上，发出一声巨响，他大叫：“不！”
令罗斯福震惊的，不是日本人发动了袭击，而是他们袭击的地方。毕竟，国务院和日本外交官冗长的谈判，在最近几周陷入了僵局，他也知道，日本帝国海军的重头部队，近期已经离开本土岛屿港口，出海向南行进。这足以引起警惕，因此罗斯福早在11天之前，就向所有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达了正式的“战争警报”。如果日本袭击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或者荷属东印度群岛，甚至美国人占领的菲律宾，他都不会觉得惊讶。然而，曾经在海军服役的他，极为震惊且一开始难以相信的是，日本人居然能够令大批突击部队长驱两千多英里，横跨太平洋直指珍珠港美军海空军基地而未被发现。
不过，震惊和难以置信很快转变为愤怒和决心。当天下午受到紧急召见赶往总统办公室的顾问们，发现他板着面孔，镇静得异乎寻常，没有显露出恐慌，也没有困惑。好几位到场者甚至对总统表面的冷静议论纷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过去数月以来的模糊不定，这一消息反而让人如释重负。至少他不必再和显然靠不住的日本外交官们小心翼翼、礼数周全地进行程式化的对话，也不必再在公开声明中遣词造句，以避免激怒美国强大而多疑的孤立主义派政客，对于他公开支持与希特勒德国作战的英国，他们是竭力反对的。日本人的袭击，把这一切一扫而空。战争会带来它自身的困难、牺牲和苦痛，但至少它是孤注一掷的机会。
或许它看来如此。珍珠港事件无疑意味着与日本的战争，但在法律上和地理上，美国依然远离欧洲战事，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至少是个难题。罗斯福之所以竭力避免和日本闹僵，是因为他确信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才是更为严重的威胁。希特勒狂妄自大的意识形态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德国还因经济（4 120亿美元）两倍于日本（1 960亿美元）(1)，从而成为更为危险的敌人。在罗斯福看来，日本在远东的野心虽然令人担忧，但可以缓一步来对付它，希特勒才是急迫而现存的问题。德国军队已经征服了十多个欧洲国家，此时甚至已经长驱直入到苏联。英国之所以还未垮掉，全靠美国通过脆弱的跨大西洋补给线提供的支持。
为了保护这条补给线，罗斯福数月之前向在大西洋的美国海军下达了更为灵活的新指令。美国驱逐舰此时远至冰岛保护着英国的运输领域，甚至在此领域之外还与英国配合协作。在9月份，一艘德国U型潜艇的舰长，因美军驱逐舰干扰他的目标而不快，于是向美军“基尔”号（USS Greer）驱逐舰发射了一枚鱼雷。数周之后，10月17日，一枚德国鱼雷又击中了美军“吉尔尼”号（USS Kearny）驱逐舰，导致美军11名水兵牺牲，另有22名受伤。当然，“吉尔尼”号很难说是无辜的旁观者，因为她当时正在用深水炸弹袭击潜艇。不过，这一冲突导致了在不宣而战的海战中首次有美国人丧生。不到两周，一枚德国鱼雷又击沉了美军“鲁本·詹姆斯”号（USS Reuben James）驱逐舰，军舰沉入水底，160名美国水兵中115人丧生。这些事件或许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然而双方却都作出退让：希特勒是因为忙着对付苏联，而罗斯福是因为不确定美国公众是否会支持参战。在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有人就此向总统提问，他私底下回答说，“我们并不想向德国宣战，因为我们处于防守——自卫中，……而且要破坏外交关系，为什么呢，没有任何好处。”而后他便转移了话题。
从一开始，罗斯福就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清晰而审慎地着眼于宪法的认可和美国公众的容忍。他曾经以试图预先阻止英国失败的方式试探过这两方面的底线，第一次是在1940年9月，同意将50艘美军旧驱逐舰给予处于困境的皇家海军，以此为交换，获得位于加勒比海和纽芬兰的英国皇家海军基地的长久租赁权。第二次是在三个月后，提议并支持《租借法案》(2)的通过。那些组成了喧嚣而政治上强势的美国孤立主义的议员、报刊编辑和牧师们，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惊骇不已，对总统针对德国U型潜艇的海战当然也是极为愤怒。他们指控罗斯福为了英国的安全而蓄意惹起战事，即使不是公开战争，也是找借口扩大援运计划。他们也没有全错。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4月份在他的日记中就透露，“我们渴望着有一桩事件，能给我们正当的理由建立一个向英国派出运输船的系统”。另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都认为总统过于犹豫不决，他在日记中抱怨说，总统不是在引领公众的意见，而是在等待公众的意见赶上他，以便他来跟进。如果能读到他们的日记，罗斯福有可能会认为他的政策调整大致没错。
如今战争已经到来，虽然不是对德国而是对日本。诚然，日本通过所谓的《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已经和德国结盟，同时还包括意大利，但条约规定，只能在缔约各方中的一方遭受袭击时，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发动侵略战争，其他方才有义务提供支持。希特勒很高兴地看到纠缠他的美国人因日本的袭击而受到重挫，但他没有义务介入其发动的战争。不过话说回来，他却有可能会这样做。通过美军的密码破译，罗斯福截获了一条发自德国外交部的密电，承诺如果日本“同美国交战，德国一定会立即参战”。当然，希特勒政府如此的承诺在过去并不意味着什么，而这一次，至少他有可能会兑现他的许诺而向美国宣战。
罗斯福本可以领先于他，向国会要求同时向日本和德国宣战。那天夜里前往白宫参加紧急内阁会议的数位议员，也建议他这样做。罗斯福不能确定国会或民众是否支持他，因此选择了等待和观望希特勒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那天下午，温斯顿·丘吉尔从契克斯乡间别墅来电求证新闻报道，同时对美国在珍珠港的损失表示慰问，罗斯福向他保证，“我们如今是风雨同舟了”。但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完全正确。
如果希特勒没有宣战，那么对于美国，特别是对于罗斯福的政策，将会是异常尴尬之事。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对战争计划进行了大幅度重新定位，从聚焦于日本和太平洋，转向可能的，甚至是极大的可能的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两条战线作战。新计划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它的要素，就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有必要首先战胜德国。这样的估量标志着美国战略计划实质上的革命。在此之前，美国海军中的计划拟定者曾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了所谓的“橙色战争计划”（War Plan Orange）上。
橙色计划是所谓的“颜色计划”之一，颜色计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它们是针对有可能与各种潜在敌人作战的一系列应急计划，其中一些敌人的可能性较大。除了计划对日本作战的橙色，还有针对德国的（黑色）、英国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等多种。而在位于罗德岛纽波特的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军事模拟训练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橙色计划。在这里，在普林格尔大厅巨大的棋盘地板上，军官学员们操纵着木制的军舰模型，重现一战中的日德兰海战(3)，同时也想象着相似的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对抗。不过在最初，橙色计划虽不是极其简单，相对而言也不算复杂。它假定日本试图占领菲律宾，由此引起位于夏威夷水域美国太平洋战斗舰队的调遣，接着便是跨中太平洋的战役，最后与日本在菲律宾海域以日德兰海战类似的决战而告终。经过定期的审查和调整，这个计划日渐精密，它的中心元素保留在美国海军计划的核心当中，它也通报了预算要求，以及每年春季举行的、以检验舰队是否准备就绪的年度舰队演习。
美国的计划拟定者们早在1937年就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推断，并不是因为日本看似不够野心勃勃或者不够危险，——就在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发动了“七七事变”，实际上这是一场全面的侵略战争，——而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让美国觉得必须扩展安全视界才不失为明智之举。为了实现这一点，罗斯福派出海军上校、海军战争计划处处长诺伊尔·E.英格索尔（Royal E.Ingersoll）前往伦敦，与英国进行私下磋商，探讨两国军队在战争中如何在太平洋及其他区域展开协调配合。这是两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上迈出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种关系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两年后的1939年，橙色计划的关键设想遭到了公开的挑战。那一年，美国陆海军联合规划委员会提出，要在加勒比海和巴拿马运河成功抵御德国人，就需要“在大西洋采取进攻性措施”，如此一来，美国海军就应该“在东太平洋采取防御的态度”。同年秋天，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拟定了一整套新计划，在保留潜在敌人的颜色代号的同时，按照在同一时间与两种或多种“颜色”作战的可能性的设想而将它们分组。这套计划或许因此不可避免地被称为“彩虹”计划。除了这些迹象之外，大多数美国海军将领并不接受在太平洋之外进行重新定位的防御政策。海军将领们认为，日本依然是最主要、最可能的敌人，橙色计划的幽灵继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左右着他们的训练。
在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特别是在1940年春天，德军切入比利时和荷兰，驱逐英军从敦刻尔克海滩撤离，迫使法国求和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1940年6月22日，就在法国将军们签署了停战协议，承认他们失败的当天，罗斯福与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Harold R.Stark）会面，探讨法国的失败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
马歇尔和斯塔克，注定要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马歇尔是计划拟定和训练方面的专家，一战期间，他曾担任“黑桃杰克”约翰·潘兴(4)的参谋，协助其精心策划了默兹—阿戈讷战役。1936年，马歇尔晋升为准将，后来又被罗斯福任命为参谋长，领口别上了四星上将军衔。饶有意思的是，正是在他走马上任的这一天，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尽管马歇尔天生善于管理且智慧过人，但他最大的财富却是他的性格。他冷静、威严而不失耐心，极少提高自己的嗓音，也从不发脾气。他是其他人的出色裁判，总是带着一本小小的笔记本，记录着那些在将来的某些危机中可以担当指挥大任的军官的名字。
哈罗德·R.斯塔克在一个月之前，于1939年8月1日担当起第八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职责。他1903年毕业于海军学院，得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绰号。当他1899年还是海军学院一年级新生时，有一位高年级同学问他是否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约翰·斯塔克（John Stark）有亲戚关系。这位年轻的新生，无疑是为了符合自己的身份，采取了一个夸张的立正姿势，坦承说他从未听说过约翰·斯塔克将军。结果，那位学长，为了更有说服力但却有失准确地告诉这位年轻的新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佛蒙特本宁顿战役之时，约翰·斯塔克曾大声宣称：“今天我们必须取得胜利，否则贝蒂·斯塔克就会成为寡妇！”这位学长认为，每个新生都应该知道这则爱国故事，更何况这个新生名叫斯塔克。于是他命令这位倒霉的新生，从此之后，每当遇到高年级的学长，都必须大声背诵这句话。不久之后，学院里人人都知道斯塔克叫做“贝蒂”，他在余生里也保留了贝蒂·斯塔克这个名字。甚至在成为海军作战部部长之后，他在备忘录中，包括那些给总统的备忘录中，都简单地签上“贝蒂”二字。(5)
马歇尔和斯塔克告诉罗斯福，如果德国控制了法国海军，大西洋的海军力量将会被改变。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提议，原本由罗斯福派到珍珠港阻止日本侵略亚洲的美国舰队，应该转向大西洋。罗斯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选择了等待，直到法国海军的状况变得明了。一些情况在11天之后得到澄清，此时英国皇家海军掌控了事态，在阿尔及尔的米尔斯克比尔（Mers-el-Kebir）率先向法国舰队发动袭击，击沉一艘法国战舰，重创6艘，在战斗中击毙1 200多名法国人。结果，虽然在1941年6月罗斯福也向大西洋派出了一支战列舰分队，包括两艘最新型的战列舰，但仍有9艘美国战舰留在了太平洋，其中8艘留在了珍珠港，它们在5个月之后的12月7日，还依然停留在那里。
德国在法国的胜利，使得美国的计划拟定者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欧洲，包括英国，都已经失去，美国目前能够采取的最现实的措施，是削减甚至停止对英国的物资援助，把武器装备运回来，保卫自己的国土。罗斯福虽然听取了这样的建议并点头称是，但他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让它们成为实际上的不可能。他认为英国的存亡对于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不但没有削减援助，反而决定派出一名“特别观察员”前往英国，以便为战争消息提供独家来源。这个倡议来自以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之头衔闻名的英国大使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洛锡安勋爵让罗斯福回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最初几个月中，海军上将威廉·S.西姆斯（William S.Sims）(6)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当时他与英国合作，制定了大西洋协调战略。当然，西姆斯是在美国宣战之后才去到伦敦的，但罗斯福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他提名海军少将罗伯特·L.戈姆利（Robert L.Ghormley）担任该职。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戈姆利的任务只不过是去讨论武器的标准化，但他在战时伦敦的出现，却使得这两个说英语国家之间的纽带更为牢固，也许这正是洛锡安勋爵一直以来心中所期许的。
那年夏天，英国对德国的入侵做好了准备，不过，德国却在9月的第一周，针对英国的港口和城市，展开了持续的空中轰炸行动——即闪电战（the Blitz）。日本仿佛因此而受到震动，于1940年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正式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眼下看来，美国在将来对三个轴心国的战争不仅是有可能，而且是极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不过，日本的决定却促使美国不是把注意力聚焦在太平洋，而是越来越重视大西洋。马歇尔曾在6月提出，这种局面“迫使”美国“重新构建我们的海军政策”，在太平洋采取“单纯的防御”姿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西洋一侧”。不过，这能否让海军信服还是个未知数，而正是在此时此刻，斯塔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2月12日，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两个多月之后，正值德国闪电战轰炸伦敦的高峰之时，斯塔克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发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其中他对美国战略思想的重新定位表示了拥护。如遇战事，斯塔克写道，“削弱日本的防御力量”可以“主要通过经济封锁”来实现，而美国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欧洲）轴心力量的地面进攻上”。如此一来便需要“在大西洋的海军和军事上投入大量精力”，在这个时间“我们……在太平洋除了保持严防死守之外，也能做点其他的”。他承认这样的计划使得日本能够巩固其早期的占领地。然而，斯塔克相信，更大的危险是德国完全统治欧洲，包括征服英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将来击败德国的战役，将会变得异常艰难。它意味着将来进攻欧洲，必须从美国的东海岸港口出发。进攻的舰队不是穿过20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而是必须横渡大西洋。
斯塔克展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又提出了四条战略方案，将其编为A、B、C、D，最后一条是他优先考虑的选择，在海军术语中被称为“猎犬计划”（Plan Dog）。它主张如果美国发现自己面临着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作战，那么就在太平洋保持严防死守，把“全部国防力量”投入到打败纳粹德国当中去。“如果我们被迫和日本开战”，斯塔克写道，“我们应该……避免在远东或中太平洋地区作战，那样将会导致海军不能及时将兵力转移到大西洋上来，从而在英国一旦被击溃之后，无法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政策”。虽然自6月以来，也有其他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斯塔克的主张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将陆军和海军放入了战略辩论的同一阵营中。而且，斯塔克走得比马歇尔更远。他提出，由于未来对德作战极有可能，美国应该立即启动英国和美国高层军官的一系列参谋级对话，以制定联合计划。
对于斯塔克具有历史意义的备忘录中的观点和结论，诺克斯均表示赞同，并将其推荐给总统。罗斯福对此不置可否。他完全同意德国是主要的敌人这一点，但是，他却不愿意签署任何特别的计划，因为他的执政风格的中心要素，就是保持他所有的选择处于开放状态。他也担心斯塔克提出的启动与英国正式参谋级对话的建议，因为他害怕会对美国国内政策产生影响。虽然他刚刚再次当选，史无前例地蝉联第三届总统（实际上正好就在那一周），但他知道，与一个活跃的交战国开展正式的参谋级对话，会公然违反美国的中立立场。如果这样的新闻泄露给公众，将会引来愤怒的咆哮，且还不仅仅来自孤立主义者。最终，虽然他同意进行对话，但他要确保只是专业性的，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得介入或参与，他们之间的任何决定都与政府没有瓜葛。
随之而来的美英对话（American-British Conversation），即历史上所称的“ABC会议”，于1941年1月底至3月初在华盛顿举行。虽然不具备任何约束性，但它们终究得以召开的事实，标志着英美的伙伴关系正式形成。
罗斯福将自己置身事外。一开始，他本想安排他所信任的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参加，充当他的耳目，但经深一层考虑，他决定只有现役军官才能参加。对此敏感的陆海军联合规划委员会规定，“为了避免总统承担责任，他和任何内阁成员均不得接待英国军官”。即使是提出了开会这个想法的斯塔克，最多也就是和马歇尔一起为英国军官团举行了简短的正式欢迎仪式，然后便回避了。
不过，斯塔克和马歇尔倒是为与会者们拟定了一份目标列表，其中的中心目标是“在美国如果想要诉诸战争的情况下，为美国和英联邦的军队能够战胜德国及其同盟力量而确定最佳方法”。当他们将备忘录交给总统之后，罗斯福拿起钢笔，划掉了“想要”二字，以“被迫”二字取而代之。他改动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马歇尔-斯塔克计划书为代表团提供了六项指导方针，第一项是“击败德国及其同盟”。罗斯福对此完全赞同，但他读到下一项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美国应该“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大西洋或地中海地区”。提到地中海让他觉得不快，他不想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直布罗陀到苏伊士一线来保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他再次拿起笔，在“地中海”前面添上了“海军力量放在”几个字，这样至少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可能将要扮演的角色设置了一个理论上的界限。
所有与会的军官们都身着便装，这不仅符合华盛顿和平时期的规章制度，同时也有助于掩饰英美军官参与制定战争计划的事实。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是一次平等的会议，但英国显而易见是来求助的。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在1940年至1941年那个严酷的冬季，英国已经濒临饥荒和战败。英国迫切需要美国的物资援助，对英国而言，美国只将自己和这个饱受围困、重创、许多人认为连一年都难以为继的盟友拴在一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参会的英国代表都带着明确而具体的目的，而美国人只是想仔细考虑一下实施新修改的意外战争计划的可能性方法。
经过两个月的“对话”，14名代表深感欣慰的是，他们的意见大部分都是一致的。第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双方承诺“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政策和计划上继续保持合作”。仅这一条，就相当于英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因为它确保了伙伴关系的延续，将美国更紧密地同英国的命运相连。除此之外，英国人还欣喜若狂地得知，美国愿意将大西洋和欧洲作为主要战场。“由于德国是轴心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报告如是提出，“所以大西洋和欧洲地区应该被视为决定性的战区”。这虽然只是与马歇尔和斯塔克的结论相同，但这个消息却让英国人欢欣鼓舞。最终报告同样也引人注目，它于3月完成，其中不时点缀着这样的句子：“如果美国参战……”、“如果美国卷入……”等，仿佛这是预料之中必定发生的事情。它给英国人带来了希望——而希望很快变成了期待。
既然所有的代表都承认击败纳粹德国是主要目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报告提出了一项通盘战略，列出了七项适用于德国的“进攻性策略”。虽然它被称为“计划”还显得过于粗略，但它确实阐明了一个全面的战略理念。七项策略包括进行地面封锁、从空中对德国进行轰炸、在希特勒帝国的外围实施突袭，以及对被占国进行援助等。报告只是在末尾才提及了“为最终向德国发动进攻”而进行军队集结这一问题本身。
这一计划立即凸显出其被动性和周边性策略——和英国一个半世纪之前同拿破仑帝国作战时的“间接路线”如出一辙。当然，任何更大的野心，都需要远胜于英国在1941年初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且当时还未卷入战争的美国人，也无法更直接地作出任何推动。不过，这份战略蓝图有两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列表中的第三个目标，是“尽早消灭轴心国的活跃同伙意大利”。这一条似乎和德国是敌人“中坚力量”的指导原则相抵触。如果与日本的战争都可以推到晚些时候，为什么同样的假设不可以适用于意大利呢？可能的原因是，在1941年初，代表们认为意大利是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打败它理论上不会耗尽他们有限的力量，而打败德国却不行。不管怎样，把意大利作为通向德国的第一步的共识，由此便早早地植入了同盟国的战略思想和规划中。
在这份“进攻性策略”列表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夺取“向德国发动最终进攻的地点”这一目标。这暗示着同盟国尚还没有获得这样的地点，——换句话说，对德国的“最终”进攻，不会从英伦各岛发动，而是会从尚未确定、且眼下还未夺取的别的地点发动。联系到“尽早”打败意大利的意图，这两个目标预示着随后盟军会进入北非和地中海作战。尚不清楚这些战略目标的措辞，到底是英国故意回避从英格兰的基地直接袭击德国的义务，还是它们仅仅代表了因资源有限而产生的无明确重点的早期想法。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尽管罗斯福在最初的指导方针中添上了粉饰性的“海军力量放在”几个字，但英国人已经在琢磨要向丘吉尔后来所称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发起进攻了。
有迹象显示，代表们也注意到，当来自两个国家的四支部队实施协同军事行动时，不可避免地可能产生指挥上的问题。美国人一贯害怕将美国军队置于外国指挥官手下，他们要求添上一条注意事项：“作为一般规则，联盟各国的军队应由自己的指挥官指挥行动。”并且，某个战区的战略指挥官如果最终不得不指挥另一个国家的军队，那么他不能够将同一国家的军队拆分开来，只能将它们统一在一起，以便它们尽可能地处于自己军官的指挥下。
ABC会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达成了在各自的首都成立永久性正式军事代表团的协议。两国同意各自向对方的首都派出一名高级海军上将和一名高级陆军上将。罗斯福已经派戈姆利前往伦敦充当观察员，而今这样的代表可以做的事情就远不止是观察了，因为新的代表团团长，在“代表他们各自的军队”的同时，还将与东道国一起“协作制定军事政策和计划”。它还称不上是个正式的联盟，且美国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依然还是中立的，然而，唇齿相依的纽带已经开始形成并且日渐牢固。
这份日期为1941年3月27日的冗长报告（12页密密麻麻打印的内容另加54页附件），按惯例递交到两国首都。在华盛顿，海军部长诺克斯于5月23日签名批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于6月2日签名同意。但在下面还有第三排批注，也是手写字迹：“总统未批准”。罗斯福并不是不同意报告的结论或者建议。毕竟，对于如遇战争必须优先对付德国的策略，他已经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同时他相信，书架上有一份应急计划也大有好处。然而，他不愿意被一份和交战国有着危险合作倾向的文件束缚了手脚，也不愿意和它扯上任何正式的关系。至少到此刻为止，英美的伙伴关系，就像它之前一样，还仅局限于参谋级的对话，对公众也是保密的。
正当英美军官还在讨论将来一致对付希特勒德国的合作可能性时，美国海军已经在大西洋同德国U型潜艇打了起来。ABC会议结束后仅仅6天，罗斯福就开始讨论海军同U型潜艇作战承担新的更多的职责的问题。他考虑从太平洋派出更多的军舰到大西洋，命令斯塔克拟定一份扩充性的更积极的运输计划。这份新指令，被罗斯福赋予奥威尔式(7)的名称“半球防御计划第1号”（Hemispheric Defense Plan No.1），它授权美国海军战舰可不经任何警告，直接向任何在大西洋西面行动的德国U型潜艇发起进攻。然而，在这份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日本同苏联签订了一份中立条约，这样一来，对日本的掣肘又减少了一家。罗斯福由此确信他本考虑派往大西洋的战舰应该留在太平洋，因此，他以“半球防御计划第2号”取而代之，这份计划授权海军仅向船队和护航舰报告U型潜艇的位置。不管怎样，对于海洋表面的美国海军和海底下德国狩猎者之间的公开争斗，这无疑又试探性地迈进了一步。
6月10日，有消息传来，一艘德国U型潜艇（U-69）击沉了一艘美国商船“罗宾·摩尔”号（Robin Moor）。幸无人员伤亡，因为德国U型潜艇指挥官令“罗宾·摩尔”号停下来，要求出示单据，发现它装载有违禁货物（一些打靶步枪和弹药）后，便命令乘客和船员疏散到救生艇上，然后才将其击沉。事件发生几周之后，人们发现救生艇、救出乘客之后，被延误的消息才传了出来。虽然没有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8)沉没那样的后果和残杀，但是如果罗斯福想借此做文章，它也不失为一个战争借口。罗斯福本可以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就像他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期间威尔逊总统所做的那样。然而，他仅仅给国会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报，远远算不上是最后通牒。希特勒对此根本不加理会，发生此事之际，他正在专注于其他问题：两天之后，他的军队突然入侵苏联。
事后我们知道，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而把反抗的英国人留在他们的岛上，这无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德国将在两条前线作战，并且惊醒了沉睡的俄罗斯熊，使它最终成长为凶狠的军事巨人。希特勒以为，打败苏联只是比打败法国略具挑战性。为了确保取胜，他运用了绝对优势兵力。在第一天，就有上百个师穿越苏联边界。德国人完全让人猝不及防，并很快就攻入苏联内部。
此时罗斯福不得不决定苏联是否能像英国那样，符合获得《租借法案》物资和装备的条件。美国给英国“兄弟”提供战争物资是一码事，给斯大林和苏联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了。最后，实用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美国船队很快穿越大西洋，不仅仅驶往英国港口，同时也沿着狭长而险峻的挪威北角艰难行进，抵达在白海的苏联港口。这不但加重了美国海上补给的负担，而且使得美国对德国U型潜艇的不宣之战更加复杂化。
的确，到了盛夏，大西洋的局势变得岌岌可危。弗兰克·诺克斯坚持认为，派送珍贵的战争供给是愚蠢的，它们由美国工人制造，由美国人付钱，由美国船只运输，而结果只看到这些船只在通往英国的路上被击沉。斯塔克也表示同意，他提出，除非美国海军在保护运输船队方面更加积极，否则向英国供应物资的努力就会变得“徒劳无功”。但是，罗斯福如何把美国海军对船队的保护进行升级，而又使其不会变为敌对行动呢？他已经将中立的界限，推到了这个词汇公认的意义之外，他也意识到，有一道界限，一旦超越，就会造成主动的参战行为。他对这道界限的法律细节的担忧，远远比不上他对美国选民反应的担忧。尽管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但他的直觉却完全是政治性的。最终，他逐步采取行动，将美国对船队的保护职责一点一点地提高，仿佛是在试探这个国家能够容忍的限度。
7月中旬的一天，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坐在白宫内，总统把一张大西洋的地图从《国家地理》杂志中撕下来，铺在桌子上。他拿出一支铅笔，在地图上冰岛以东200英里的一个点上，由北向南画了一条线，一直画到亚速尔群岛，大致接近第26条纬线。他向霍普金斯提议，美国海军应该承担完全的责任来保护这条线以西的区域，由此可使疲于奔命的英国皇家海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更靠近欧洲的战争地带。这不仅仅是美国在大西洋对战争的主动介入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更是加深了英美海军之间的纽带关系。
此时，在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Ernest J.King）领导下的美国大西洋舰队，正处于全面战争条件的运转状态下。早在9月“基尔”号事件、10月“吉尔尼”号与“鲁本·詹姆斯”号被鱼雷击中之前，在大西洋的美国战舰就十分规律性地进行战斗部署，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规。到了夜晚所有的船只都将灯光熄灭。不管是白天或者黑夜，它们都采取之字形的航线，以摆脱有可能向它们瞄准准备攻击的敌方潜艇。在活跃的战争地带，这是合理的谨慎，也是应对战争到来的有效训练。
时不时地，罗斯福会设法逃离华盛顿，在海上消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驾驶帆船、钓鱼，这两样他都在行，而且也乐在其中。在岸上，即使是最日常的活动也充满困难，偶尔还会令他难堪，特别是别人把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然而，在海上，他却能够以简单的操控、用一只手把舵来驾驶帆船，也能够坐在钓鱼椅（fighting chair）(9)上，以自己数年来因双腿不便而练就的强有力的双臂和肩膀，将最大的鱼拽钓上来。由于从不晕船，当海船在波涛中上下颠簸，其他所有的人都挣扎着，想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往往徒劳无功时，他却保持着泰然自若，说不定他还从中获得满足感。他的有些顾问们，由于无法在变幻莫测的海洋当中像他那样从容不迫，都害怕受邀去陪伴他。
由于罗斯福频频出海度假，当1941年8月白宫宣布总统再次动身赴垂钓之旅时，媒体并未加以注意。8月3日，他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登上总统游艇“波多马克”号（Potomac），扬帆出海。然而，天黑之后，“波多马克”号却在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海面与美国海军的战舰汇合，总统及其随同转移到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Augusta）上，随后战舰驶往加拿大海域。第二天，当总统一行人急速朝北行驶时，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海面上坐在包船上的记者们，通过望远镜看到，“波多马克”号的船尾坐着一个人，身穿旧毛衣，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之间紧紧咬着一根烟斗，手里拿着一根鱼竿。记者们向岸上发回每日报道，称总统正在享受他的假期，就连特工处都被糊弄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伪装，是为了故意误导德国人和唱反调的媒体，罗斯福实际上是前往靠近阿真舍（Argentia）的纽芬兰（Newfoundland）南海岸边的普拉森夏湾（Placentia Bay），去会见英国首相。面谈是罗斯福的主意，这是对自3月份的ABC参谋级会谈以来，英美关系到底提升了多少的一种估量。虽然他没有参与那次会议，但现在却乐意，甚至急于私下里和丘吉尔见一面。丘吉尔是英国抵抗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力量体现，这一点无人能比。除此之外，罗斯福是那种喜欢面对面的政治家，他相信自己具备以人格的魅力影响事件走向的能力。他想估量一下丘吉尔，确保这位“前海军人员”（Former Naval Person）(10)能理解美国的政策，同时他也期盼着能够聆听丘吉尔到目前而止已经出了名的对战争进程的分析。
8月9日，“奥古斯塔”号和美国战舰分队中的其他战舰，包括一艘战列舰和不少于17艘驱逐舰，在浓雾的掩护下停靠在普拉森夏湾。大约在中午时分，薄雾中一个灰色的庞然大物逐渐显现，新乔治五世国王级皇家海军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缓缓靠向岸边。“威尔士亲王”号是最新型最大的皇家海军战列舰，它的排水量为44 000吨，配置有10门14英寸口径的大炮，此时身上还带着不久前打败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Bismarck）而留下的伤痕。丘吉尔选择乘坐这艘战舰来与罗斯福会面，足以说明他认为这次会面是多么的重要。
罗斯福派他的海军副官约翰·R.贝尔达尔（John R.Beardall）上校前去邀请丘吉尔和他的随从当晚到“奥古斯塔”号上来共进晚餐。总统告诉贝尔达尔，这不能算是正式的国宴，只是非正式的聚会，这样他和首相才能惬意地交谈。丘吉尔当然是接受了，那天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国首脑相处极其友好和睦，对于期盼听到详细而生动战争过程的人们，丘吉尔也没让他们失望。
第二天一早，作为回访，罗斯福参加了“威尔士亲王”号上的礼拜仪式。这象征着本次会晤达到至高点。两国海军的军官和水兵们在“威尔士亲王”号甲板上聚集在一起，以同样的语言吟唱着熟悉的赞美诗。罗斯福亲自要求加上海军赞美诗《永恒的天父》（Eternal Father），因为它提到“那些在大海中处于危亡的人们”。之后，罗斯福参观了这艘庞大的新型战列舰，——仅仅四个月之后，它就在中国南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在参观中二人都兴致盎然，丘吉尔充当导游，炫耀着皇家海军——他的皇家海军——这枚皇冠上的宝石，而罗斯福则是一位聪明而渴求一切海军知识的学生，不必假装饶有兴趣。有一位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总统和首相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正式的会谈本身却是相当的虎头蛇尾。丘吉尔要求罗斯福向日本发出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当然，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目的，但罗斯福提出了异议。罗斯福远远不是想寻找“不正当手段打仗”，而是想将日本保持在伸手可及之处，先对付希特勒。他告诉丘吉尔，与其将日本人逼入死胡同，不如让他们“保全面子退出”。最后，罗斯福给日本发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公文，仅仅声称如果“再进一步谋求……军事上的统治”将会迫使美国出手捍卫其“合法权益”。
在横跨大西洋前往纽芬兰的漫长旅途中，丘吉尔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探讨如果美国参战，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他的意见书设想了一个以封锁、轰炸、破坏活动和宣传为特色的战争。将德国与外界隔离，从空中持续对其进行轰炸，不断地鼓动被占国人民起来反抗，丘吉尔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希特勒的帝国就会衰弱，就会不堪自身的重负而崩溃。这份文件出于敷衍而提出要“派军队登陆欧洲大陆”，但只能是在德国奄奄一息之时。丘吉尔希望，甚至是盼望，封锁、轰炸和破坏活动能够“摧毁（德国）战争机器赖以生存的基础——支撑着它的经济、维持着它的士气、滋养着它的补给……以及激励着它的对于胜利的希望。”丘吉尔把这份文件分别抄送给了马歇尔、斯塔克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Arnold，绰号“快乐的阿诺德”）少将。
在第二天的高级军官会议上，美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对于丘吉尔的优先生产重型轰炸机的提议，斯塔克提出了反对，他认为在船运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时，这样的做法不太合适。斯塔克和马歇尔都很奇怪地发现，文件中对于如何援助苏联几乎只字不提。难道英国人不希望苏联人挺住吗？美国人还很担心的是，丘吉尔的提案中只是含糊地提到在欧洲大陆地面作战的可能性，而且还是在德国摇摇欲坠、即将战败之时。在美国人的答复中，有可能是马歇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不使用地面部队，战争不可能最终取胜。”
尽管英美战争计划有着明显的分歧，但阿真舍会谈的真正意义，在于两国首脑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而从中传出的唯一真实的新闻，就是《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宣布。就在8月10日周日那天激动人心的礼拜仪式之后，罗斯福向丘吉尔提议，“我们可以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制定一些概括性的原则，以指导我们的政策按同一条道路前进”。当天晚上，丘吉尔口述了这份声明的初稿，提出了战后处理问题的八项原则，包括“所有人民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虽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细节，但它勾勒了一幅战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愿景。
阿真舍会晤是英美伙伴关系新的里程碑。从1937年第一次向英国派出军方观察员，到1941年1月至3月的参谋级会谈，再到此时“奥古斯塔”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上愉快的交流，对于打败德国的战略蓝图，美国已经做出了一个中立国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承诺，不管这承诺有多含糊。首先是保卫大西洋补给线，然后再上升到大规模的轰炸作战，同时英美伙伴调集最终击败德国所需的人员和物资。不过，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正逢此时，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
在历史性的那一天，弗兰克·诺克斯打进电话的几分钟之内，白宫接线员就开始召集内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斯塔克致电总统确认发生了袭击，并补充说，迄今为止的报告显示，这是一场相当严重的袭击，美国的船只和人员都遭受了重创。罗斯福口述了一份给公众的新闻稿。3点，他会见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是很快广为人知的他的战时内阁：马歇尔、贝蒂·斯塔克，以及两名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此次还包括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一般说来，罗斯福做事倾向于避开赫尔，赫尔也从未进入过白宫的核心集团。赫尔在此刻出现，完全是因为他刚刚才在办公室会见了日本特使，接受了他们对于美国最新和平提议的正式答复。在他们到来之前，罗斯福打电话告知了他珍珠港的消息。总统告诉赫尔，接到日本的答复后不要做任何评论，不动声色地“恭恭敬敬将他们送走”。然而，赫尔却无法保持沉默。他当着两名站在他桌子前面的日本代表，读完了日本的公文，抬头说道：“我从未见到过哪份文件像它一样充斥着无耻的谎言和歪曲——无耻的谎言和歪曲的程度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我无法想象至今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政府能够说得出来。”
对于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眼下已不再是意外战争计划的问题，意外已经到来。罗斯福命令斯塔克进行回击，舰队第一天就接到了“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和空战”的命令。然而，此时尚还没有清晰的长远计划。过去两年来，战略计划太注重于德国，注重于与英国齐心协力打败希特勒。此刻坐在罗斯福椭圆形书房内的所有人，都曾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他们都依然相信希特勒是更危险的敌人，而且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同德国交战。不过，此时此刻，更详细的计划还必须等待事件的走向。
那天傍晚，在与内阁和国会领导人分别开过会之后，罗斯福把他的私人秘书格蕾丝·塔利（Grace Tully）叫到总统办公室来。“请坐，格蕾丝”，他说，“明天我要去国会。我想口述我的咨文，不会很长”。他字斟句酌地缓缓开口说了起来，还说出了标点符号：“昨天，逗号，12月7号，逗号……”说完之后，他吩咐塔利将它隔行打印出来，以便进行修改。塔利几分钟便返回，罗斯福手拿一支铅笔，俯身看着文件，他读出第一句话：“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世界历史中的日子……”作为一个曾经对世界历史严肃认真的学生，他感觉这句话缺乏他所寻求的冲击力。他划去“世界历史中”几个字，在上方添上了“耻辱”二字。
(1) 1941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 940亿美元，高于德国和日本GDP的总和。
(2) 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生效，为第1776号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租借法案对二次大战的反法西斯胜利有着直接影响。罗斯福总统（Roosevelt）在1941年10月即以此案向英国提供超过10亿美元援助，在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已在1940年通过与英国达成的基地租用协议，向英国及加拿大提供驱逐舰，以换取使用英国在西半球的基地。而在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继续为盟国提供物资，一直至1944年。接受《租借法案》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约占40%）、苏联（约占35%）、中华民国等，共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译注
(3) 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德国称为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Skagerrakschlacht）: 1916年5月31日—6月1日，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也是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唯一一次全面出动的舰队主力决战。最终，舍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德国公海舰队以相对较少吨位的舰只损失击沉了更多的英国舰只，从而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杰利科海军上将指挥的皇家海军本土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在了德国港口，使得后者在战争后期几乎毫无作为，从而取得了战略上的最终胜利。——译注
(4) 约翰·约瑟夫·潘兴（John J.Pershing，1860年9月13日—1948年6月15日），美国著名军事家，美军历史上军阶最高的人——合众国特级上将（General of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又称“铁锤将军”，还有个绰号叫“黑桃杰克”，一战时担任欧洲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译注
(5) 这个故事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斯塔克的妻子实际上名叫莫莉，他在贝宁顿战役时所说的实际上是：“我们必须在天黑前打败他们，否则莫莉·斯塔克会成为寡妇。”如果那位学长对他的历史神话稍稍了解多一些，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部长有可能一辈子用上“莫莉”·斯塔克的名字。
(6) 威廉·索登·西姆斯（William Sowden Sims，1858年10月15日—1936年9月25日），美国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海军大西洋—欧洲战区司令。大战期间，他指挥美国舰队与英国皇家舰队在欧洲水域共同作战。他尽力与其他协约国海军部队紧密协调，并在采取确保协约国商船不受德国潜艇攻击的船队护航体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译注
(7)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作品，在这两篇小说中，奥威尔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的人；而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也不断地被历史所印证，这两部作品堪称世界文坛政治讽喻小说的经典之作。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被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词汇甚至成为通用词汇而广泛应用。——译注
(8) 1915年5月7日，英国载重容量最大的“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德国布设的水雷炸沉，船上1 100余人丧生。“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极度的震惊。美国和英国纷纷指责这是一场残酷的谋杀，德国的报纸则声称“卢西塔尼亚”号是一艘军火船，否则不会这么快沉没（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德国人对躺在海底的卢西塔尼亚号残骸的勘测，证实了煤舱粉尘爆炸的观点）。美国国内“立刻对德国宣战”的呼声高涨。所以1917年威尔逊政府向德国宣战的决议，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说“卢西塔尼亚”号可以说是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邮船。——译注
(9) 装在船甲板上供海上垂钓人让上钩大鱼蹦跳至疲竭用，亦称斗鱼椅。——译注
(10) Former Naval Person（前海军人员），是丘吉尔致罗斯福电报的署名代称。丘吉尔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