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化的意义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
我们怎能期待管理者和监护人，
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
他们必须是爱好音乐的人，
易于激动，又十分敏感。
陆地的景色和美丽的蓝天，
还有人们的交往。
但，对于他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而言，
将把过去熔铸进未来，
而今后他自身的命运将彻底改变。
“雄心”这个词在今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当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疯狂追权逐利时，文化修正了成功理论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成为权力的囚徒。一个博闻强识的记忆就可以使人成为活历书；一种击败对手获取胜利的论辩天才，就足以造就一个雄辩家；而获得金钱的雕虫小技，又将使人成为守财奴，即成为金钱的奴隶。文化往往借助于对抗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或是借助于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来削弱人们对权力的这种狂热。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权力是成功的见证人。
人们奋斗的任何业绩都不能只归功于大自然的慈悲和恩赐，而是奋斗者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换来的；这些业绩也就成为奋斗者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的聊以自慰的补偿，或是成功后的自豪。然而，这种牺牲和代价是巨大的。打个比方，假如他想要获得一只小拇指，他就要使自己付出胳膊和大腿作为代价。而任何在某个领域过度集中的权力通常都要以在毗邻领域内的缺陷作为补偿。
我们做事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事时的专注程度。一个知名人士降临我们这个世界后，在他存在的场合下，大自然通常带着偏见赋予他过重的负担，旨在“劳”成大业者的“筋骨”，这就意味着要牺牲他工作能力的另一半。
据说一个人同时能写不止一本书；而每个人都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总要乞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名垂青史。内科医生圣克多鲁斯花费他毕生的精力在一架天平上，这架天平的功能就是为他称量食物。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认为英语国家的首要祸害源自对音乐会的嗜好。不久前，一个共济会员开始致力于解释这个国家，解释华盛顿将军的成功，他认为，华盛顿将军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他得到共济会的帮助。
但是，比在只有一根弦的竖琴上弹奏乐曲还要糟糕的是，大自然通过在自身的有机系统中给予个人自身价值高度的自负来庇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社会的瘟疫。有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隐晦的利己主义和明朗的利己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和滥用的利己主义，粗糙的利己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它们就如同降临到所有体质健康者身上的疾患，必将损害这些健康的有机体。
就被内科医生称之为“舞蹈病”的瘟热而言，其患者时常会出现在一个地方转圈或持续不断地慢慢旋转自己身体的症状。难道这就是利己主义这种痼疾的形而上学的变种？这种病人沿着一个圆形转身靠的是他自身的天赋。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对转身行为的欣赏，以至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所有人头脑中共有的一种倾向。它的一种否定形式是渴望得到人们的同情。
这些患者们习惯于让他们的痛苦招摇过市，他们经常从自己的伤口上撕下包扎的药布，以暴露他们可以示人的痛苦和罪过，于是，便唤起了你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他们喜欢这种病态，因为，肉体上的痛苦将使他们从旁观者那里获得可观的利益，正如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时，一旦有大人走过来，他们就咳嗽个不停，直到哽咽，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得帮助。
这种温热病是对哲学家、艺术家和发明家等所谓天才的一种鞭笞。同样，再著名的巫师也将无力使自己的言行超然世外，而只能直面现实，无论它多么复杂棘手。请注意这种人，他们通常说：“我是处于生病的前夜。”
鉴于这种习惯经常诱发人们对它的幽默感，而且，通过对病人实施审慎的治疗，使他停止在更狭窄的自我主义的小天地里自言自语，并将他们从上帝那充满欢乐但又易出错的男女信徒的世界里排除出去，这是一种快速的惩罚。
在这方面，宗教文学有许多著名事例，而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我们自己手中的诗人、批评家、慈善家和哲学家的名录，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染有这种水肿和橡皮病。这是我们应该提出、讨论的问题。
这种利己主义如此普遍地存在于许多知名人士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必须推测大自然中可能存在某种强大的必要性，那就是不能让尘世间任何凡人的人生完满无缺，这是一种有益的推测和尝试；正如同我们在性吸引中所看到的场景那样。物种的保护就是一种这样的必要性，无论是当它面临私欲极度膨胀的贪婪的危害，还是当它冒长久犯罪的危险和失去正常秩序的威胁，大自然都会慷慨地为其提供保护。所以，利己主义就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种基本的必要性的，也正是凭着这种必要性，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种个性不仅不与文化相悖，而且是文化的基础。每一种自然价值都是它自身权利的存在形式，而我们面授的学生一定会从他自身的文化修养中获得无往不胜的天资，凭借这种天资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去从事艺术活动，去掌握各种技能技巧，优雅地参与社交活动，但又不慑服和迷失其中。他无非是个修养好、追求目标高的人。而文化终归不但不会伤害这样的人，连上帝也不允许伤害这样的人！相反，倒可以通过训练消除人生成长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及其混合体，最终，除了纯粹的权力，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的学生必须有一种气派和目标，那就是努力争取成为他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但是，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他就应该把它置之一边，继续前进，争取实现更高的追求。他必须有一种宽容精神，有一种自由地思考问题和不受约束地考察每个事物的权力。
然而，这种私人爱好和个性往往被夸大，以至于如果人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而这个伙伴研究考察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同，而是出于他人的缘故，你就会发现真正能令他们满意的人是极其罕见的；而绝大部分人饱受冷淡乏味和毫无兴趣的折磨，只要他们的目标与他们个人的爱好不相关联，矛盾就将爆发。虽然他们在这些人面前经常谈论自己的目标，但在私下里，他们时刻反思自我。他们的虚荣为这些令你钦佩的人设下了一些陷阱。
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的经历中所具有的对人类生活情趣的局限性之后，他就会保持与他的家人交流情感，或者与一些伙伴交往。这些伙伴或许以丰富的个性特征驰名乡里，但正是这些多样化个性帮助他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在波士顿，人生问题被称作是幼稚的小儿科式的问题。你亲眼见过阿尔斯顿先生、坎宁博士、亚当姆斯先生、维伯斯特先生和格林纳弗先生的尊容吗？你亲耳聆听过埃活瑞特、加里森、泰勒神父和西奥多·帕克的演说吗？你与马修斯·特宾维尔、萨米特赖维尔以及拉克夫鲁皮斯亲口交谈过吗？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在纽约，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转换为另外一种稍微成熟一些的问题：你亲眼目睹过一些律师、商人和经纪人吗？或者两三位学者，两三位资本家，两三位报社编辑吗？纽约宛如一个被人们吸食过的大橙子，当我们已经充分展示自己那一打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时，所有的交流和效率都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正是这些本土的或外来的个性标识了我们美国人的存在。我们从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成为另一国人，也不期望任何一个美国人缺乏生气和热情地模仿那些英雄的形象。
生活之路并不总是那么平坦宽阔。作为十年后再次在一家俱乐部或公司共事的文化精英，如果某种洞察力和沉稳品质能够使他们易于做到心胸坦荡，于是那种精神错乱般的忏悔便出现了！
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事业，从关税法到民主制，从辉格党党章到废奴运动，从节欲主义到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将表明，它们本身就似痛苦之根和暴怒之源；而我们的智慧作为一出顽皮的恶作剧，就像那些作为猎物被追捕的鸟儿一样，从机遇、真理和诗歌中表现的可爱的社会中被轻轻地抹去，永远地消失；而只有当他现在成为令人厌烦的人和神经麻木的人，捕猎者才会放松它的魔爪，人类冷静的洞察力才会苏醒。
文化来自某种大智慧的建议，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亲近关系领域，通过这个领域，他就能够调节来自任何专家声音的粗暴干预——这种声音以他的标准来衡量，虽单调乏味却居于强势话语的地位，并帮助他人与他自己对抗。文化恰好可以补救这种粗暴干预的副作用，推动社会关系的平衡，使智者与普通人平等地和谐相处，在全社会重塑人的同情心，并警告那些离群索居者和厌恶现实生活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危险的。
正当一个人骑马、乘船、看剧、吃饭、看书时，你向他请教问题，或无论他何时出现，你总是关切地将谈话转向他以受溺爱而著称的小孩，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他的恭维，不如说是对他的诋毁。
在我们祖先的古斯堪的那维亚的天国里，雷神托尔的房子有五百四十层，而将来人类的房子可能真有五百四十层。这种设想的最杰出之处是便于调整，易于转换，通过社会的许多连接点，拓宽对比度和各极的端点。文化扼杀他的夸张言词，以及关于他的村庄和城市的幻想。当我们上街，在一个富有良好意境和氛围的宽阔广场上与人们相会，必须把我们的宠物放在家里。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没有一种行为值得以放弃或丧失诚实守信作为代价。这是我们为那些被称作高雅艺术和哲学的富于想象力的商品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价。
在古斯堪的那维亚传说中，所有法第尔人在发誓之前都不喝密尔泉（又称智慧泉）的水。然而，有一种空谈家，假如他们的谈话不符合他的傲慢态度，他便无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更不善于隐瞒由高高在上的人的冒犯所引发的愤怒，在这里，他正是以自己的个性影响着我们。
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幻想，在他的共同体中他是十分善良的。将他烦躁的心态从束缚中解救出来，用有益于健康的甘露清洗他的皮肤，这就意味着你将他在密尔泉边发誓时丢弃的东西归还给他。如果你是自己行为的牺牲品，谁还会关心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帮你从歌剧、地理指南、化学分析、历史和诡辩中解脱出来。
天才的男人更倾向于投身事业和追求荣誉。他的头脑可以抵达人类智慧的顶点，并成为健康的人，欢乐而充满智慧。大自然并不顾及人的个性。当她已经指出要负载什么的时候，她就肩负起这些责任。
跋涉于沼泽和海边是某些鸟类的生活习性，那里是它们的目的地，它们如此精确地完全适应这种环境，以至于它们仿佛被监禁在这些地方，从不越雷池半步。每一种动物离开它的栖息地就将陷入饥饿状态。对于生理学家而言，每个男人和女人，无非是一个放大的器官。士兵、锁匠、银行职员和舞蹈家不能互换其职能。所以，我们都是适应性的牺牲品。
适应性是生物利己主义的解毒剂，作为已经获得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对社会各阶级的了解，对行家、名人的看法以及对高度机智的哲学智慧、艺术天赋和宗教虔诚的认同，对每个人均有诱惑力；甚至包括书本，旅游，偏僻之地，人们也非常感兴趣。
即使是最顽固不化的怀疑论者，在亲眼目睹马匹被驯服，猎犬被训练，或者是他亲自参观了动物园或“忙碌的跳蚤们”展览后，也将不再否认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说：“男孩是所有野兽当中最凶残的一种。”以同样的精神，古老的英国诗人盖斯科因说：“男孩不出生比不受教育更好。”城市滋养着一种演说和行为方式，穷乡僻壤造就一种另类生活时尚，大海培养渔民们另一种生活方式，军营是造就另类生活的第四个领域。
我们知道，值得人们信赖的军队可能就是由严格的纪律造就的；通过这种系统化的纪律，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培养成为英雄。兰尼斯元帅曾经对一个法国军官说：“知道吗？上校，除了胆小鬼，没有人会吹嘘他从不曾害怕过。”一个巨大的鼓励是以前我已经做过这件事。而在人类所有行为当中，这些能力将是强大而普遍的。罗伯特·欧文说：“给我一只虎，我也能将它教育好。”既然改良是自然的法则，我们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面，胆小是对无法治愈的自卑感的承认。
缺乏改良的能力正是道德失调的表现。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能理解比喻的修辞手法或任何引申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任何幽默的价值；但是，仍然有那么一些文学家，即使过了七八十年后，当初聆听的智慧的声音仍然响在耳畔。
让我们使教育工作变得更加英勇无畏，更富于超前预防性。政治是一种善后工作，是一种消极的路径。我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罪恶已经发生，法律已被通过，而我们才开始高瞻远瞩地阻止立法的动议。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用教育取代政治。被我们称为我们社会之根的改革，诸如对奴隶制、战争、赌博和酗洒等等的改革，是唯一的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在更高的起点上起步，这就是从教育起步。
我们教给初学者的那些方法和工具，他们能够利用它们使自身受益，仿佛你使他们的生命延长了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而我想，在三四十年后，这种文化提供给每个健康灵魂的那部分良好观念本身得说：“我们能做到的是，通过我们所欲求的武器消除人们的绝望情绪。”
但是，我们所受的许多训练很可能无果而终，这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毕竟所有的成功都只是众多探索和尝试中偶然而又稀少的部分；我们所付出的辛劳和痛苦的很大部分将付诸东流。大自然常常坐收渔翁之利，而我们虽然不能忽略我们理论体系的任何微小的细节，仍难于确定它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而与它同样好的理论绝不会从一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自然形成。
书籍作为人类智慧最好的记录载体，必须进入我们这个关于文化的概念。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智慧的头脑，诸如伯里克利、柏拉图、尤利乌斯·凯撒、莎士比亚、歌德和弥尔顿，都是善于阅读的，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都智慧过人，从不轻视任何书籍。他们的观点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有办法知道相反的观点。
伟人必须是一个好的读者。好的批评是很少的，通常也是很珍贵的。值得庆幸的是，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过所有其他作家的杰出的超级作家。我喜欢那些喜爱柏拉图作品的人，因为，这种爱与自我夸耀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只有当一个人对它们有所准备的时候，书本才是有益的。而实际上，他经常是迟迟没有做好准备的。你把你的孩子送给男教师，但教育他的这位男教师不过是个男学生。你送他去拉丁语班，但要付出许多学费，包括他在通往学校路边的商店橱窗中花的钱。你喜欢学校那严格的纪律和悠长的假期；而他却从他所学的次要学科中得到最好的启示，那就是拒绝任何伙伴，除非是他自己选择的。
然而，这个男孩是对的，你的理论忽视了他的体育和技巧训练，除非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憎恨语法和诗韵，却喜欢枪支、钓鱼竿、马匹和小船。然而，这个男孩是对的，你的理论忽视了他的成长。射箭、板球、射击、垂钓、骑马和划船等等，都是很好的教育内容，是他自由发展的天地；诸如此类的还有跳舞、服装、街头闲谈等；给他提供唯独男孩才拥有的资源，使他具有高尚而富有独创性的品质（素质）。
所有这些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书本的作用。他学习对弈、摔跤、跳舞和戏剧演出。他的爸爸观察到其他男孩在同一时间里学代数和几何，这个男孩已经从代数和几何中学到比这种可怜的游戏更多的东西。最初几周他的确是对摔跤和下棋着迷；但正如你曾经历过的，当他伴随着多年游戏生活长大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是多么地空虚、孤苦伶仃和沮丧。从那时候，其他的事情发生了，他拥有了自己人生经历中预期的地位。这些次要能力和技艺，如跳舞，不过是跻身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他们作为专家使这些年轻人能明智地评价在这方面的许多事情，否则，他将表现出学究式倾向。
兰多说过：“我从我蹩脚的跳舞中所遭遇的不幸，要超过我一生中所有不幸和痛苦的总和。”考虑到通常情况下男孩子是可教的（因为我们并不打算把他塑造成为小流氓），足球、板球、射箭、游泳、滑冰、登山、击剑和骑马等都是力量方面的课程，也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骑术，对此，参议员赫特·切尔伯里说：“一个身骑良驹的好骑手，世界所能成就他的比他自身的能力多得多。”此外，枪支、垂钓、小船和马匹，所有使用它们的人构成秘密的共济会成员。他们仿佛集中于一个俱乐部。
这些艺术也有负面价值。青年人利用它们主要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让社会知道他们这一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后悔的机会。我们头脑中充满着迷信观念。每个阶级都把它的目光盯在它没有得到的利益上，有教养的人就关注粗暴野蛮的社会力量的教化问题，民主主义者就关注民主制度的诞生和成长。
大学教育的益处之一是向人们显示了教化效用。我曾经结识一位生活在一个很前卫化城市里的先锋派人士，他曾一度把精力全部放在接受大学教育上，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因此，他时刻都能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兄弟们的不平等，而这兄弟已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开拓自己的事业了。与许多专业人士相比，他的那点优势根本无法抵消他想象中的这种缺点。棒球、骑术、酒会和台球带给一个穷男孩一些美好和浪漫，这些是他们所不曾享受过的；如果可能的话，哪怕是花十倍的钱能允许他自由进入一两次而不犯错误，那也是值得的。
我不是旅行提倡者，但我观察到，许多男人跑到别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得不好，而一些人又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因为这些新的地方被他们看得一钱不值。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消遣性的旅行。你是那种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任务将自己关闭在家里的人吗？我说过的一些异常糊涂人的关于旅行方面的话已经在被引用，但我的意思是公正做事。我认为在我们的人民中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他们没有认识到做人要有一种骨气（品德）。
所有受教育的美国人，迟早要去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欧洲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作为这个国家的习惯，它可能是催人思考的。一位著名的年轻女教师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教育观念是，无论什么文凭一定要去欧洲拿。”
我们能从国民的大脑中拔出欧洲这条绦虫吗？一个人很关注他未来的命运如何。他不能在国内完成自己的事业，到国外去也无济于事。他到那里去的唯一目的是在更大人潮中隐藏自己。你难道认为你在国内没有发现的东西在那儿就能发现吗？其实，所有国家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能想象出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们不用奶锅加热牛奶，不包扎婴儿，不烧柴禾，不烤鱼吃吗？在任何一个地方是真实的东西，在所有的地方也就都是真实的。让他去愿意去的地方吧，他只会发现应作为他的美丽和财富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负担。当然，对一些人而言，旅行可能是有用的。博物学家、发现家和航海家就是诞生于旅行。一些人倾向于做导游服务员、交流人员（互派人员）、航海家、传教士和信使，就如同其他人倾向于做农民和工人一样。假如人类具有娱乐性和社会性特征，而大自然旨在生产有腿脚和翅膀的创造物，作为旅行的必备器官，我们就必须追随她的踪迹，完成她经营的事业，这将带来大量的财富，且是一股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但我们不要过于学究化，要允许旅行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影响。
有个男孩在农庄长大，此间他从未离开过农村。据说在农村没有这种机会，在那种环境中的男人把铁路上的工作或城市里的苦活看作是机遇。从前，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等穷乡僻壤的男孩们总是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归功于他们到各地做各种小生意的旅行。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太平洋沿岸是这个阶级的大学校园，就如同古代的弗吉尼亚一样。
“去得到某种机会”是他们的口头禅。而“去认识世界”这个短语和“去旅行”，在许多人的利益观念和权益观念中，是同义词。毫无疑问，对于人的感觉而言，旅行提供利益。他有机会接触尽可能多的语言，结交大量的朋友，创造许多艺术作品，完成许多笔外贸交易，他是一个有机会多次做许多事情的人。外国是他借以评价自己的参照物。
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总是推荐自己国家的书和名著——我们是带着某个公司的特点到欧洲去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有六七个老师，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碰巧经常是生活在世界另一面的人。
而且，既然我们内心的苍穹依然繁星密布，既然需要一种动力、转向和良药去阻止停滞，推动发展，因此，大自然的每一种构造物都有它的至点和极限。如同药物疗法一样，旅行也是最好的疗法之一。一个人亲眼目睹了减缓病痛对其他人将会产生的影响，并沉思碰伤、癌症和破伤风等意外事件，他会因杰克逊博士的善良表现而喜悦，所以，一个人望着巴黎、那不勒斯或伦敦，说：“如果我必须驾车去找自己的家，那么，在人类的旅程中这是极其丰富的娱乐和消遣，是精心筹划和积极争取的结果。”
与国内旅行的益处相似，铁路的价值在于将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利益连在一起，使我们可以享受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一个人应该生活在大城镇中，或是其附近，以使他的天才得到应有的发展和发挥，因为，乡村将强烈拒斥城镇所带来的一切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智慧。在城市里，对所有公民的吸引力全部在于坚信迟早要征服所有的反感情绪，并在一年中的某天，将最荒唐可笑的隐士从他隐藏的高墙中拖入尘世。在城镇，他会看到或享受游泳学校、体育馆、舞蹈家、射击场、戏剧、影剧院和全景画，还有药店、自然博物馆、精品艺术长廊、巡回的国际演讲家、外国旅行者、图书馆及其附属俱乐部。
在乡村，他能发现离群索居潜心读书的人、强壮的劳动力、廉价的生活成本以及古老的鞋子、可供游戏的沼泽、具有地质学意义的山丘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果园。奥布里写道：“我听托马斯·霍布斯说，在德比郡厄尔地区的房屋，是很好的图书馆，有足够的藏书供他使用，他的庄园里的这个图书馆收藏了他认为适合购买的全部书籍。但对有效的对话是一个极大的不便，而且，虽然他设想他能像支配自己的思想一样支配别人的思想，但他最终还是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长期以来，在这个国家里，为了进行有效的对话，一个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可使苔藓缩小，就如同果园中陈旧的栅栏一样。
城市给我们带来冲突。据说，伦敦和纽约惩罚说废话的人。我们教育的绝大部分是富于同情心和社会化的。那些由见多识广、社会地位高的人培养大的男孩和女孩们，在他们的举止行为中表现出相当好的风度。富勒说过：“纳赛公国的威廉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学得一门课程，每次上课，他都摘下帽子。”你不能让一个有教养的人脱离这样的社会。他们在道德上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妇女，社会要求大量有教养的妇女——读书的女人，习惯于悠闲而精致的生活，习惯于戴着眼镜，欣赏图画、雕塑和诗歌，习惯于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商业机构的老板、著名律师或政治家被带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组成的军队的联系中，而那些人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社会的极大可能性。伦敦提供给今天人们想象力的最佳诱饵是，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人口和环境方面，人们相信对于一个具有罗曼蒂克的人来说，内心存在着一种和谐，而那些诗人、神秘主义者和英雄则希望直接面对他们的对手。
我希望城市能教给他们更好的课程——一种沉默的方法。虚荣是英国年轻人突出的弱点，他们的话语间带有较低的商业腔调，不能尽量避免使用自我夸耀之词，但那些穿着朴素的人们从不做任何承诺，只管踏踏实实做事，使用单音词讲话（这样讲起话来言简意赅），言之有物。他们用最低的名份称呼他们的雇员，并且从最令人讨厌的语言中获得他们最锐利的武器。他们的谈话往往与天气和新闻密切相关，当然，他们也允许自己进入令人惊叹的思想宫殿，并不封闭自己，能够持久地学习和进行哲学思考。
试想，那些隐姓埋名的伟大人物被忽视的秘闻轶事是如何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就如同人们聆听一位国王微服私访的演义故事一般。在世界历史上，这类轶事很多。如拿破仑就喜欢穿着朴素地出席金碧辉煌的招待会；还有像伯恩斯、斯伯特、贝多芬、威灵顿、高斯或任何具有先验力量和智慧的人，他们没有被任何人所忽视；再如伊巴浓美，他曾说过“谁能不说话呢？但我永远倾听别人讲话”；最后说高斯，他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更喜欢谈论轻松的微不足道的话题，使用通俗语言，宁可穿破衣服也不穿好衣服，这使他显得比他本人的真实状况更不相符，更富有城府。
由此看来，旧帽子和旧式厚大衣更富有魅力。我曾听说，整个国家的许多资金都投在优质绒面呢的生产上，服装的生产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人们却不去批评自己。旧式厚大衣像美酒，它并不束缚你的嘴，而人们只是赶时髦。有一首诗写道：
走得远远的但要谨慎，
因为你，发现那将确定不变，
你表现得越贫穷，越低贱，
你就越容易穿出格调。
与此相似，米尔尼斯在他的《卑微的行业》中以另一种方式写道：“依我之见，人们总是追求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我面前，他们从不带任何面具掩饰自己。”
很奇怪，我们的人民总是表现出精神亢奋的样子。大概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位机灵的外国人谈到美国人时认为：“无论他们说什么，总是带有一些演讲的味道。”然而，在书本记载中，杰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点之一是习惯于自我贬低。
请相信，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上百万衣着华丽的人们中间，精致的衣服会变得没有差别，而你却发现一些幽默和诙谐的人。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晚会上，一个举止和形象毫无特点、长着一张红面团似的脸的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关于个人才智、学识和个人家庭等各方面的信息——直到你认为他已经置身于大人物中间。
我记得一个阴雨天的早晨，在巴勒的摩城，街道被鲜红的雨水遮蔽了，其实这是人们穿的鲜艳的衣服被雨水淋过之后也“装饰”了地面。英国人喜欢不加装饰的感觉。在那里，大人物的车马及随从均十分朴素。而华丽的装束意味着新的和危险的财富。像约翰·皮姆赞颂“先生”的称呼一样，威廉·皮特先生认为在欧洲，“先生”这个头衔是与国王相对称的好称呼。在反法战争爆发前，那些坐在破旧、简陋、阴暗会议室里的国会下院议员们，激发了自己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
当我们想把城市作为一切最好事情的中心时，城市通过放大微不足道的小事降低我们的身份。乡下人发现城镇里有餐馆和理发店，但他已经看不见壮丽的地平线、山川和平原，而这些东西使他保持了冷静或高昂的情绪。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易变的和肤浅的群体之中，这伙人的生活就是为了表现和屈从公众的观点。可鄙的骚乱事件和各种灾害使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你说上帝必须尊重那些明确拥有自己生活目标的生命，但在城市，他们会因为这一无关紧要的烦恼（骚乱）背叛你。
我们必须在所有特性和行动方面具备较高的素质，否则，将一钱不值。我必须有孩子，我必须做几件大事，我一定要经历某种社会形势和历史，因为，我的思想和言论要有主体和基础。但是，为了赋予这些附属物以价值，我必须把它们理解为自己的部分，或者宁可将其理解为引人注目的财富，这对人民比对我个人更有益。我们在学者们身上看到这个抽象过程，并视其为当然的过程；当我们评价有见识的人时，正是因为这些素质增加了其魅力。
同恺撒一样，拿破仑是睿智的人，他能不带主观感情地考察每一个对象。他虽然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能够在可行的标准上评价游戏、建筑物和事物的特色，并给予公正的结论。
即使我们发现某人在悟性和技巧方面的才能，这个人仅被我们看作是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名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主观看法；诸如此类的还有，庄园主费尔法克斯被看作是对古文物研究充满热情的人，法国君主卡谨在数学方面超群的天才，一个在世的银行家在财富方面的成功，一个新闻记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鸟类学研究上。所以，如果在阿肯色或得克萨斯枯燥无味的旷野上旅行，我们应评价旁边座位上那个正在读贺拉斯、马担雅尔、卡尔德隆作品的人，我们希望与他接近。
当我们说文化开启审美意识，让我们的审美意识觉醒时，我们所能修改的只有个别字眼，而信条是不可能更改的。仅仅为蝇头小利而活着的人与乞丐无异，虽然他可以是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螺钉，但绝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自我。我每天都得容忍人们对于美丽概念的追问。他们不懂得魅力意味着每个主体在每时每刻都是能美化的，更不懂得产生魅力的行为方式——自我克制精神和善意的举动。宁静和欢乐是绅士的标志——宁静就是能量。希腊的战事平静了那些无论如何都沉迷于暴力行动的英雄们依然保持宁静的冲态，正如我们说尼亚加拉瀑布的下落是看不出速度的一样，其中都暗藏着杀机。欢乐智慧的结果是文化的进步，也是成功的满足，因为，它显示自然和智慧的目标已经达到。
当我们把更高的天赋应用于日常的活动，沮丧和不愉快就让位于轻松自如的和惬意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超长时间和超大空间会导致高尚的精神和对死亡的冷漠态度。美丽景色的感染，高大山峦的威仪可以抚慰我们恼怒的心绪，提升我们的友谊。而圆顶高耸，内部装饰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无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类似的影响。我听说在一个宽敞大厅的高悬的天花板下，仓促的人经常由于自己的粗心而遗失东西。欣赏雕塑和绘画会让我们形成沉稳行事的性格，消除我们紧张的心态。
但是，文化总的说来必须从雄辩、政治、贸易和实用艺术等经验性技艺的更高程度的融会贯通中得到加强和提高。一种高尚的思想和权力经过特殊的排列和调整，其影响和效力就可以从他们内部的总体意义中迸发出来。在一个天赐的机缘中，亲眼目睹了某件重大事件的史家，决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而是将高瞻远瞩地参与这些事务，虽然他讲不出什么富有哲理的话，但他却拥有使人倾倒和畏惧的力量，他有足够的能力区分法律代理人和财务代理人处理事务方式的差别。一个居于华盛顿政党首领的人，读了报纸上的一个谣言，并猜测到地方上的政治家们都有深悉每次报告的正误之道，因此，所有这类活动的结局看起来都足以令人满意。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一眼就可以看穿康涅狄格机器的工作原理，并对其性能作出评价。而另一个更聪明而智慧的人——他不仅了解柏拉图，而且了解圣约翰——可以向他表明，他完全有能力处理那些交由最高权威来处理的事务。柏拉图说伯里克利有能力总结和吸取阿那克哥拉的教训。伯克出身于一个更高阶层的家庭，他会影响全人类处理事务的方式。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们都是强调保障人权的，在美国独立之前，他们就经常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争论现代立法问题。
但是，文化有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对识字不多的人是如此，就是对专家而言也是如此。对勇敢者来说，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那些带着丑陋面具的朋友。人一生中的最大不幸往往就源自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希望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方式来学习哲学，但这种方法无异于嘲弄英雄。先哲曾说，我们应该秉持羞耻心、贫穷和作为惩罚的孤寂。这是至理箴言。我们应该像平静的流水一样去努力征服汹涌咆哮的急流，因为急流能教给我们更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当一个国家陷入动荡时，个人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没有保障了。革命并不可怕，一场革命至多束缚你五年。在面对自己的敌手时任何时候都不要太软弱。但可以尝试面对那些平民百姓对你的那种冷漠的蔑视。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必须得品尝百味人生，他必须容得下内心的仇恨——从不记恨任何人，他既无朋友，亦无敌人，仅仅根据能力来评价人。
瞄准高目标的他必须梦想一个易于抵达的家园和掌握正确处事的方法。上天有时庇护外表难看，名声狼藉的人，就如同芒刺保护果实一样。假如存在任何为你准备的伟大事业，它绝不会在你的呼唤中到来，当然也不会以简单、时髦的形式到来，你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
流行和时髦是属于花花公子和玩偶家族的。波莫里说过：“陡峭山崖和崎岖小路是为上帝准备的。”按照前人的观点，他是一个鄙视阳光的伟大人物，他总是对社会抱着指责的态度。他们宁可让船为躲避潮汐和风浪尽可能晚些启航，但在这船尚未揭开覆盖物和解开缆绳之时，他的伙伴就伴随着飞舞的彩带和齐鸣的礼炮驶入了港湾。世界上任何商品都需要出价购买，而只有友善不必带着目的和妄自尊大去获得什么名份。
高斯的妈妈指责贝蒂不注意着装，衣着过于随便，贝蒂回答道：“在我们贫穷的法兰克福，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作为一种在通常人们看来是轻率的地方观念，信守这个观念的年轻人竟能率真地评价自己，是如此地实事求是，真不可思议。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的时间越长，就必须要学会容忍更多司空见惯的事情；每一个勇敢的心灵必须带着宝贵的贞洁来对待我们的社会，绝不允许老成世故，让庸俗实用的社会风气来支配我们。
伯克说过：“所有那些关于严肃和节制的教育几乎都将过分提高人类社会的成本。”谁希望严肃呢？谁希望拒绝名望和礼貌而成为贫穷、低贱和不礼貌的代表呢？而那些敢于这么做的人，又有谁能保持脾气的温和以及精神的欢乐呢？高尚的道德并非带来愉快，但最终人们会看到它卓越的社会调节功能。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文化的起源不可能太早。在与学者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大自然的童年岁月，他们就陷入了迷茫，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虚构各种宗教文学和世界的无限性。我还发现，作为被研究和评价对象的子孙后代，他们研究鉴别祖先们活动的机会与日俱增，而现在成长起来的人们，由于有年龄的优势和出生时代的优势，更有条件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好学者。
我认为，对一个学者而言，经过他们的深入研究，他们将知道，一个体贴的男人将确定一个世俗的改良目标，通过这种改良，人类将变得温柔，得到矫正，实现升华；而这个人将回避在娱乐方面的每一笔支出，这将危及这个社会和世俗的财富积聚。
迄今发现的化石标本向我们表明，大自然中的生命经历了由初始的简单形式到越来越复杂的形式的发展历程，而且，地球对它们的栖息生存适应到什么程度，生命就将进化到什么程度——当高级生命出现，低级生命就将逐渐消亡。
当今世界极少有哪个人种可以被称作是已完成进化的人。我们的身上依然残留着先前的低等四足哺乳动物所特有的某些组织器官。我们称这众多的生灵为人，但他们事实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其中的一半仍匍匐于大地之上，不断攫取各种生存条件以获得自由。人类需要各种能将其带入忘我境界的音乐。假如爱，投入地爱，就带着泪水和欢笑去爱；假如求索，就带着苦难和执着去求索；假如发生战争，就带着大炮去作战；假如信仰宗教，就带着慈悲仁爱之心面对生活；假如从事贸易，就得有足够交易的金钱；假如搞艺术，就要创作出代表作；假如致力于科学研究活动，就带着激情穿越广阔的时空，这能使他麻木的神经再度跳动。让虫茧穿破茧壁，让新生命降临，并获得自由——我们开辟生活之路，高唱胜利的赞歌。
四足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经逝去，大脑和心脏时代到来了。当我们已知的有害形式不再被组织起来，这个理性的时代就将到来。人类的文化不花费任何东西，但源于所有的事物，改变所有的事物。它能够化障碍为手段和工具，化全部敌人为我们的力量。
假如某个人想要通过考察人体组织器官特性的变化和功能改善所暗示的东西，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未来，而这种变化和改善也推动整个人类的优化，那么，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变化和改善都发生在经历了洪荒时期的混沌未分和痛苦的炼狱之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复仇女神才能化为智慧女神，邪恶力量才能化为正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