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以及罪犯分级制

当时我并没意识到，日后我的工作将会让我接触到上百个杀人犯，其中不少还是连环杀人犯。他们有些会让我惊讶，有些会让我抑郁，而极少的一些人会成为我的朋友。

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想着，我最好还是赶紧学学做主管的基本核心知识，而且——就像刚刚我和尼尔森的见面一样——我很肯定，我在虫木林监狱的经历和收获的知识将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连我第一次任职的监狱的名字都和我日后工作的监狱名字相似。

我工作过的监狱的名字都给人一种乡村的感觉。它们听起来都很宜人，很田园，很与世隔绝。也许在历史上某个时间段里，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但现在它们跟这些地名代表的含义毫无关联。

虫木林监狱建在西伦敦一处20英亩[1]的灌木丛上，在1875—1891年由囚犯劳工建成。尽管地如其名，其地理位置十分偏远，但监狱的建造还是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

当我在1983年来到虫木林时，这里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对监狱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同时，一个历史性事件的发生为英国刑罚制度最重要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因此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历史性事件就是间谍乔治·布莱克的越狱。

1961年，布莱克对五项违反《官方保密法》的指控表示认罪，因此被判处了42年监禁，在当时是除了终身监禁外被判监禁时间最长的犯人。

布莱克在“二战”期间为特别行动执行处[2]和军情六处[3]工作，并在战争结束后被派去朝鲜半岛，负责在那里建立一个特工关系网。后来他在北朝鲜被捕，被关了三年。在监禁期间，他被策反，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而负责管理他的英国官员对此毫不知情。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开始向克格勃[4]泄露英国和美国的行动机密。后来，一名来自波兰的投诚者揭发了他，然而据估计，布莱克已经出卖了至少40名特工——其中不少人都死了。

布莱克一开始在布利克斯顿监狱取保候审，然后就被关进了虫木林。但他没在这里待多久。1966年10月，布莱克从虫木林越狱了。他用一根生锈的铁棍撬开了牢房二楼尽头的窗户，爬到了牢房入口处门廊的顶上，然后跳到了地上。那里距离监狱围墙只有20码[5]。

按照之前的计划，布莱克把自己做的绳梯扔过墙去。当他在另一侧落地时，左手手腕被摔断了，不得不由他的同伙们搀扶着上了车。这些同伙都曾是布莱克在虫木林里的狱友。布莱克在伦敦及周边的安全屋藏了一阵子，最后，在1966年圣诞节前夕被偷运出英格兰，去往苏联。直到2017年，他还生活在莫斯科，拿着克格勃的退休金。

布莱克的越狱立即带来了政治影响，内政部几乎因此陷入恐慌，尤其是过去这几年间，邮政列车大劫案[6]的其中两名劫匪——查理·威尔逊和罗纳德·比格斯也先后越狱。当时的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为了平息这场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暴，任命蒙巴顿伯爵对监狱的安保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报告提出，应该对每个犯人进行评估，划定要关押他们所需的最低安保等级。该报告还把犯人越狱后对社会造成的安全威胁分为了四个等级，并提出每个犯人（女性犯人和少年犯除外）都应该被归入这四个等级之一。

尽管自1966年以来，监狱里里外外的安保措施已经得到了大大加强，但这个安全等级的分类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管理犯人的基本措施之一。时至今日，以下的等级划分仍然适用：

A级罪犯是安保等级最高的罪犯，比如尼尔森。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出狱，要么是因为他们会危及国家安全，比如涉及间谍活动，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会把公众或者警察置于危险之中”。

B级罪犯是那些“没有必要斥巨资对其使用最现代的防越狱设备，但仍应被牢牢看管”的罪犯。

C级罪犯是那些“没有越狱的条件或意愿，但状态又没有稳定到可以完全取消防越狱设备”的罪犯。

D级罪犯是安保等级最低的罪犯。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信任，可以在开放的条件下服刑”。

这四种分类存在个人主观判断的空间，也就是说有些决定可能会受到与安保问题无关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工作人员可能会通过更改犯人的安保等级，来获得对他更多的控制权；又比如可以通过更改安保等级来缓解监狱人数过多的问题。

不过，监狱服务系统内部对此最旷日持久的讨论是，安保等级最高的罪犯是应该被关在一起还是分散开来。是把这些A级罪犯都关在一起（像一座超级监狱那样）更加有效呢，还是把犯人分散到全国各地的监狱去更好呢？目前我们采取的是分散的方法，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分散关押是否真的带来了更好的秩序和安保，是否真的确保了囚犯们不会越狱。

自1966年起，分散关押的系统渐渐被引入，但在70年代，这些分散关押的监狱里发生了四起暴乱。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8月，发生在虫木林监狱的D区，四年之后，我走马上任时，这件事还余波未尽。关于这场暴乱的报告直到1982年才发布，其中解释了暴乱是如何开始的，工作人员又是如何重新控制住了局面。当我来到监狱时，大家还在热议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

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重新控制了D区，并最终在最少武力战术干预小队（简称“干预小队”）的帮助下才恢复其秩序。这支小队受过特殊训练，是之前为了应对暴乱而组建的。初始报告中说，在干预小队重获监狱控制权的过程中，没有囚犯受伤，一个月后，主管才终于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53名囚犯受伤的事实这才大白于天下。对这次暴乱的官方调查报告里说：

有证据显示，监协过多地参与了行动的决策，而部分管理层人员，如副主管、副医务官、负责D区的代理主管等人，要么完全没有参与到决策之中，要么没有被及时告知以给出相关意见。

到我上任之时，这次暴乱的影响仍未完全消失：许多和我共事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记得事情的经过。尤其是埃里克，他经常对此事发表看法，他认为D区那些分散关押着的囚犯被给予了太多特权。监狱的管理太“疲沓”，所以，就像他说的，就算干预小队的人“锤破了几个人的脑袋”又怎样呢，“正好让他们明白这里到底谁说了算”。实话实说，我刚来到这里时，这样的监狱文化还占据着主流。虽说我会对埃里克的支持永远心存感激，但我明白，如果我想继续在虫木林监狱工作，如果我想对这里做一些改变，就像我一开始选择这份工作时设想的那样，那我必须寻找别的盟友。

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常识告诉我，我应该好好巴结这所监狱办事精明又平易近人的主管，伊恩·邓巴。然而，常识有时会让人忘记日常管理这个“刑罚制度的垃圾桶”有多辛苦。

邓巴要处理监狱的行政管理和官僚政治，忙得不可开交。几年前约翰辞职，他接任后不仅要试着重新恢复监狱的秩序，还要应对一项潜在且持久的挑战——一群明显怀有敌意的工作人员。

我能看出来，他有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与尼尔森见面之后，我也开始仔细思考自己在监狱里的处境。我意识到，面对这些由我负责的人，仅仅做他们的监狱看守是不够的。我真心相信这些囚犯是可以被改造的，我至今都相信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试着去了解那些我试图改造的人。在几周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去找了邓巴，问他在这件事上谁能做我的导师。他建议我去跟监狱的精神科主治医生罗宾·斯沃尔谈谈，并说，基于我的学术背景，我还应该去“了解了解医院配楼和老麦克斯·格拉特的事”。

格拉特是监狱的客座心理治疗师，也是治疗酗酒和吸毒的业界先锋。1952年，他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建立了第一个帮助酗酒者的机构。他不把这些瘾君子当成讨厌鬼，反而意识到他们需要帮助，并付诸行动。他的机构是一个“治疗性的社区”，这个词指的是医院的一种管理制度，它代替了原本的等级制度，让参与者们能在一个充满支持的环境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日后的工作中，我对这个概念越来越熟悉。制度化的体制自上而下充斥着无力感，这个概念就是要对这种无力感进行抗争。还有什么体制比监狱的更加制度化呢？

监狱的心理部门位于监狱主体之外的一个可移动小屋里。心理医生们在监狱里没有办公室，这一方面反映出监狱里有多人满为患，空间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另一方面则又体现了监协的权力有多大，只有他们能决定监狱里发生的事，也只有他们能决定谁能到心理医生这里来。心理医生和主管一样，都被监协的许多成员看成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人。

和邓巴聊过以后，我直接去了心理部门，满心激动地准备开始深入了解虫木林里的囚犯们。我推开破旧的门，问道：“罗宾在吗？”

一个女人回答道：“你好！”

我不得不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惊讶之情——鉴于监狱的这种氛围，我还以为罗宾是个男人。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不久后，心理部门就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常来这里聊些关于监狱的闲话，讲讲当天发生的事情。埃里克就这样被明目张胆地取代了。

以罗宾的年纪，她差不多可以做我的母亲了。她能像母亲一样教诲我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我觉得她自己也乐在其中。也许她也曾指点过邓巴，但不论如何，她对当我导师这件事充满了热情。她还很喜欢说我是她的“宝贝小螺丝”，对此我决定不去深究，只当是她不合时宜的玩笑话。关于为什么监狱里工作的人会被叫作“螺丝”，有好几种说法。最可信的一种是说“钥匙”过去俗称“螺丝”，而在监狱工作的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拧上螺丝”——把囚犯们关起来。

但罗宾和医院的心理医生查尔斯·克拉克所做的事，却不是要把人关起来，而是寻找一种革命性的新方式来处理监狱里这些暴力的罪犯。

医院的配楼就是一个治疗社区，就像之前格拉特建立的机构一样。最开始，我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疑问：对囚犯们来说，这个配楼是不是一种变相逃离拥挤监狱的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真的得到了改变吗？这个社区有效果吗？

查尔斯解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但他说如果我想真正理解配楼的运作方式，我应该亲自去看看，亲自参与一些小组活动。

这个建议对我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我对暴力罪犯的理解，包括如何管理在押囚犯，也包括如何帮助他们改过自新。配楼里的一切都和监狱里大不一样：首先，这里阳光充足，通风良好，而不是阴沉沉的；其次，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囚犯会彼此交流，而不是一方大喊着下达命令，另一方爱听不听；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能感觉到希望和乐观，而不是永远充斥着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暴力行为。

很快，每个工作日里，我都能找到一些时间去参与配楼的工作，有时候在休息日我也会到监狱里来，专为参加配楼的小组活动。

配楼里的这些活动，本质上就是小组谈话治疗。以我的理解，谈话疗法一直以来都是精神分析学的一部分，而精神分析学又直接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心智几乎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一边是我们的良知，也就是“超我”；另一边是遵循享乐原则、满足本能冲动的“本我”；剩下可怜的“自我”夹在中间，试图调停双方。

要批评弗洛伊德并不是难事。他的分析方法建立在对一小群有钱客户的研究之上，他的推论则是通过自身经验和这群有钱人的经验得出的，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还搞砸了很多案例，尤其是女性客户的案例，而且他的结论往往更像是推测，而非严谨的科学。尽管这些批评都没错，但不可否认的是，弗洛伊德的确正确地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只是头脑的冰山一角。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感情和思想，尤其是做出某种行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不自知的，而这些动机一般来说都不是单纯或善良的。

和心理治疗师聊一聊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减轻一个人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如果这个人是罪犯的话，还可以预防日后他们为别人带来痛苦和折磨。

配楼社区将所有参与的犯人分了组，8~10人一组。每个组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开会时间，用来讨论他们犯下的罪行，过去的生活，以及在社区里可能发生的变化。具体探讨些什么内容由小组内部决定，有时候也会讨论一些当天发生的看起来琐碎的小事。为什么有人吃饭或者开会时迟到了？为什么小组里有些人经常发言，有些人却一直沉默？为什么一名小组成员要去轻视侮辱另一名成员？为什么谁谁谁总是看起来很愤怒？

所有这些会议都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参与，这让我意识到，在监狱里还有其他人像我一样，希望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把人囚禁起来。每周我们还会举行一次大型的配楼社区会议，所有小组都要在会议上进行反馈，把各个小组讨论的内容大纲分享给其他组和当班的工作人员。因此，正如查尔斯所说，“配楼社区里没有秘密”。

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不是绝对准确，但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对彼此开诚布公，对自己的事和犯罪的原因都不加隐瞒。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治疗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价值观、潜藏的道德观；看到他们是否有良知；最重要的是，看到他们有没有改过自新的能力。

我参加的第一个小组有八名囚犯，他们自我介绍时不仅要说出自己的姓名，还要坦白自己被定了什么罪。很快我就发现，这组人主要都是性犯罪者。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投身于监狱改造的决心将受到挑战。

[1]20英亩约合121亩。

[2]特别行动执行处：英国“二战”时的组织，主要设在欧洲和东南亚被占领的地区，针对轴心国进行间谍、破坏和侦察行动，并协助当地的抵抗运动。

[3]军情六处：英国的对外情报机构。

[4]克格勃：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

[5]20码约合18米。

[6]邮政列车大劫案：1963年8月8日，一辆皇家邮政的列车沿着西岸主线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途中被15名劫匪抢走了260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