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及大革命中的斗争

一、辛亥革命失败后的石泉政局

辛亥革命失败后，石泉亦为北洋军阀所控制，政治黑暗，大小军阀割据一方，沦为皖系与直系军阀之间“拉锯战”的战场，他们到处抢掠奸淫，无所不为，与土匪无异，加之流寇土匪混战，地方豪绅残酷盘剥，人民饱受战祸之苦，生活窘迫，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1917年，川军刘存厚率2.5万余人从四川败退陕南，陕西靖国军向云南求援。1918年8月，滇川黔靖国军第二路左翼总司令王安澜率部由川入陕。1919年，王安澜部由水陆两路进驻石泉，沿途奸淫掳掠，百姓纷纷逃走。后王安澜部在两河乡扇子坡与川军刘存厚部交战败走。

袁世凯死后，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反段倒陈”的护法运动随之兴起。其中，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为一支“反段倒陈”的重要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形成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1921年5月，直系北洋政府免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并派阎相文率陆军第二十师、七师和冯玉祥混成旅进军陕西，打败陈树藩的三个师，占领关中地区。陈树藩仅率百余骑逃汉中，依附其部下第三旅张宝麟部。

1921年11月，吴新田以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名义，率第七师7000多人，分兵两路向陕南进军。陈树藩在汉中重整残部，打出“西北自治后援军”旗号，以党自新为右翼司令，汉中镇守使张宝麟为左翼司令，其以总司令自兼中路，欲凭秦岭天险做最后挣扎。吴新田部第十四旅经宝鸡，于12月2日攻克凤县南天门；第十三旅经柞水、镇安，于12月4日占领安康；9日至13日，吴、陈两军在褒城鸡头关大战四昼夜，陈树藩败逃四川，投靠川军。从此，陕南落入吴新田统治之下。为防陈树藩反扑，吴派第十三旅之第二十五团及炮兵第七团驻防安康，第二十六团驻石泉，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驻西乡，第二十八团驻汉中，骑兵第七团驻城固。

吴新田取得陕南后，北洋政府加委其为陕西军备帮办，旅长刘宝善为陕南镇守使。1922年春，直、奉战起，陕西督军冯玉祥率部开往河南，陈树藩乘机率万余人，编六个支队，兵分三路反攻安康，先后攻占石泉、汉阴、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六县。陈部潘占魁旅与吴新田部在石泉激战五天，潘部溃败。吴军放假三天，任其部属大肆抢劫。此时，镇嵩军刘镇华率援军将至，陈部再次逃往川北。

1922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川匪孙杰率土匪武装100余人，窜入石泉迎丰街，烧杀掳掠。迎丰民团团总蔡季侠带着民团据守河口寨，孙杰派人送信，要求蔡季侠出粮出款，遭到拒绝，孙杰匪部便将山寨围住，昼夜攻打寨堡。双方对峙四昼夜，孙匪未能将寨堡攻下。一星期后，寨内断水，加之天气炎热，寨内死亡两人。寨内民团架起土炮，朝孙匪轰击，打死打伤土匪数人，土匪放弃攻寨，窜至梧桐寺抢劫。中途，孙匪派人返回迎丰街，放火烧毁民房200余间。六月初四，孙匪窜到铁炉坝。迎丰民团团总蔡季侠派人到县署，请求派军队歼灭土匪。县署派安康驻石泉新军两个连，赶往迎丰，与迎丰民团一起追剿土匪。新军和迎丰民团联合铁炉坝、龙王沟民团，堵截合围，在宁陕县七盘子，将孙匪歼灭。

在封建军阀混战、残酷统治及匪患滋扰下，石泉经济到了崩溃的境地，人民生活困苦日甚一日。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石泉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纷纷外出北京、西安等地求学、谋生，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二、五四运动对石泉的影响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从文化思想上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发动了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给腐朽的封建主义以有力的冲击，使人们从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认识到必须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问题。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中国爆发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从此，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即转变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由于石泉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困难，加之军阀混战割据，以及反动当局的严密封锁，五四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石泉。后来通过旅外学生的书信和假期回乡探亲才传到石泉。同时，在西安上学的石泉籍学生也将西安声援的情况传到石泉。然而，石泉文化教育落后，旅外学生不多，工商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几乎没有，因而响应的阶层不广泛。

三、早期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

1917年，石泉县中池乡茨坪村易厚庵（名秉坤）考入由陕西督军陈树藩开办的成德中学。四年的中学生活，他与同班同学屈武 ①、耿炳光 ②、黄平 ③等结为好友，和他们一道接受五四运动民主革命思想。1921年，易厚庵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当时，陕西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1922年10月，陕西旅京青年学生在受到五四运动锻炼和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影响的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等人倡导和组织下，创办《共进》杂志，成立“共进社”④，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声援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年冬，易厚庵经屈武、耿炳光介绍，加入共进社，直到1925年。这一时期，正值共进社发展、壮大阶段，屈武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介绍共产党员与易厚庵认识，建立联系，使易厚庵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

1925年秋，易厚庵休学离京回陕，后由屈武介绍，偕同燕京大学同学陈瑜廷到陕北延安省立第四中学任教。1925年冬，易厚庵经王超北 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石泉县在外地入党最早的党员。翌年春，延安党小组改为延安特别支部，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易厚庵担任中共延安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大革命中，为掩护中共地下党的身份，中共陕西省委动员易厚庵与同事陈瑜廷、刘尚达、呼延震东、王超北、田伯荫等加入国民党，并取得国民党肤施县（延安县）党部的领导权，其中易厚庵担任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组织部部长。同反动统治当局进行斗争的重大行动和斗争策略，都是由特支研究确定，以国民党延安县党部的名义出现，取得斗争的合法性。延安特支开展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理论。他们借用延安四中对面的小院落开设学习班，由易厚庵、陈瑜廷负责，每晚定时学习，遇到节日、纪念日，用县党部名义召开大会，张贴标语，对反动军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贪官劣绅出卖民族利益、欺压人民群众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延安地委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大会，易厚庵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讲，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窃取北伐革命成果、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反革命罪行。（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延安特支的领导下，从1926年春到1927年4月，延安地区发展中共党员120多人。（三）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遵照中共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一系列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文件精神，延安特支积极领导大革命时期延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作。据1927年1月31日《陕西国民日报》报道：“肤施（延安）农民近受知事刘培仁及其走狗种种压迫剥削敲刮，已忍无可忍。愿受该县县党部之指挥，立即组织起来，于本月十八日集合全县农民代表百余人，于上午十时在第四中学开会，其情形如下：一、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大意谓：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方能自救。二、演说。首由易厚庵先生详述农民之痛苦，全场大为感动……说毕，农民无不暗暗流泪。三、决议事项：甲，成立农民自救会。乙，去函总司令（即于右任，时任国民联合驻陕总司令），请求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丙，反抗白地款（对闲置或撂荒土地所征的税），预征钱粮，警察捐，兵站捐等。丁，去函省党部请派专人来组织农民协会。戊，定于二十日举行全县农民游行示威活动。四、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口号而散”。“本月二十日，按农民自救会议决案举行全县农民游行示威运动。是日上午九时，农民到者五千余人，于延安城外旧城隍庙集齐，推白润生、易厚庵为总、副指挥，全体农民各手执白旗一杆，上书‘取消白地捐’‘反对预征钱粮’‘全县农民组织起来’等，由城隍庙出发，沿清凉山麓北行折向西渡河，顺城墙根南行，经南门又渡河在大沙滩上集会，大行演讲，高呼口号，声闻数里，震动全城，日西方归”, “当出发时即派代表三位去要求刘知事罢免苛捐杂税，不料该知事已吓得屁滚尿流，早已溜之大吉矣。至晚，又派代表五人仍坚持原来要求。幸该知事很识时务，完满答复为：一、即日停止预征钱粮；二、呈请镇署（陕北镇守使工署）取消白地款；三、取消农民所出之警察捐；四、即日取消兵站；五、实行废除灯油捐；六、明令禁止拉差；七、即日惩办舞弊劣绅、警察、衙役”。这一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共延安地委以农民党员为骨干，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农民协会组织。1927年3月28日成立延安县农民协会，建立4个区农民协会， 94个乡成立乡农民协会，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1800多人。延安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四）开展“非基”运动。当时延安城内有基督教浸礼会，距延安城东十里的桥儿沟，又是天主教的大本营。神父和传教士们披着宗教外衣，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他们同中国反动军阀相勾结，左右县政、鱼肉乡里，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但无可奈何。1925年冬，延安党小组根据陕西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通知，以延安四中进步师生为中心，成立延安非基督教同盟，经常组织宣传小组到城乡讲演，宣传无神论，与神父公开进行辩论，揭露基督教的欺骗行径和侵略罪行。1926年2月初，延安四中非基督教同盟成员组织部分群众进入城内基督教浸礼会，烧毁圣经和图书，迫使牧师承认诬蔑新三民主义的罪行，使基督教徒不敢再在公众场合宣传迷信，打击了教会的反动气焰。

1927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延安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延安地委，易厚庵仍任组织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盘踞陕北的军阀井岳秀趁机疯狂反共，电令延安驻军高双成部解散延安第四中学，并限期将在延安的外籍共产党员驱逐出境。是年7月中旬，易厚庵、陈瑜廷等8名共产党员由高双成派兵押解出境，易厚庵于月底回到石泉。

1924年秋，石泉县陈雨皋（原名传霖，1901—1978）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加入进步社团“共进社”，接触《共产主义ABC》等许多进步书刊，曾将中共中央公开出版的《向导》周刊寄回家乡。在其1925年的日记中记载有“一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三……寄石泉励群社向导报一卷。”确凿证明五四运动以后，旅外进步知识分子已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传入了封闭的石泉山区。1926年秋，陈雨皋因贫辍学回家。

①屈武，字经文，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②耿炳光，陕西省澄城县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

③黄平，陕西安康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④共进社，1922年10月，由陕西旅京学生成立的进步社团组织。

⑤王超北，陕西澄城县人，中共早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