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问题缘起及意义

（一）问题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已经被纳入城镇化、市场化的现代化轨道，乡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很多乡村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文化“真空”，即缺少文化支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农民在城乡间的候鸟式流动，使得农民群体逐渐成为组织分散的群体，甚至失去了固定村落“家园式”的归属感。与此同时，农民群体又受到社会转型期所存在的精神文明滑坡、道德荒漠化等消极社会现象的影响，很容易出现价值观念、精神空间的迷失，乡村文化作为农民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的价值意蕴逐渐削弱。这种现实状况也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面临挑战。因此，如何推进乡村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包括新农村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国家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 党的十八大又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明确指出通过“建设精神家园”“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在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也是民族的精神寄托。因此，如何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重要现实课题。

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探索当时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路径，以期对当今的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续引领包括新农村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所启迪。

陕甘宁边区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以中共以及边区政府为对象的边区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以边区乡村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黄正林的专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其对边区乡村社会的经济、妇女、土地、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关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研究，多是以具体的乡村文艺组织或者文艺形式为研究对象，关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历程的系统性研究尚且需要深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农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乡村社会文化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变迁的？朝着何种方向变迁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中又呈现出什么特点？奠定其变迁的基础又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是否可以对今天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思考路径？这是本书所需要着力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有助于从社会层面理解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地位，从而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坚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根本性指导地位。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过程中开展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打破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革命理论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中共的文化建设在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引领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的边区文化建设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历史性的实践基础。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都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因此，总结、借鉴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经验，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深入发展。

第二，有助于丰富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问题的研究。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即使经历无数社会动荡与冲击，但其农耕文化始终没有动摇过。作为中国人独特生命体验的内在结构，乡村社会文化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社会封闭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欧风美雨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产生剧烈激荡，随新文化运动潮流同行的现代化历程推动着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转型。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历程，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具有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一般性。但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又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相应地，其乡村社会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引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试验田。因此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文化又具有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特殊性。然而，学界关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系统性研究还需要充实。因此，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除了可以丰富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还可以丰富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

第三，对推动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方向，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乡村文化建设是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促进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保证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途径。事实上，脱离农民社会生活、缺乏精神价值追求的乡村文化建设，是知识工具化的乡村建设。“三农”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以及文化意义。现代化背景下，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一外力作用下推动的。由中共带来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下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变革。战时背景下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促使边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逐渐增强。借鉴延安时期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经验，对社会转型期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对加强农民在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延安时期，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是农民大众，而非知识精英、政党精英或者传统的乡村精英。农民大众开始逐步实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翻身”。且农民大众与知识精英的互动成为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农民开始具备了主人翁意识、现代公民意识，认识到自身在推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新农村建设都离不开农民的主体性参与。通过呈现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中农民的主体作用，揭示当今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先进制度的保障、先进文化的引领，还需要引导农民重视自身在乡村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具有凝聚力与吸引力的，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集优秀传统文化与一切优秀的现代多元文化为一体的乡村文化。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人民日报》, 2015年9月1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