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武则天与她的丈夫
一、武则天与唐太宗
武则天在她的一生中，曾嫁过两个男人。一个是唐太宗，另一个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她所嫁的人是两个皇帝。由于这两个皇帝是父子关系，因此她的婚姻往往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关于武则天与唐太宗的婚姻，一些文学作品大肆渲染，说武则天受到唐太宗的宠爱，他们的关系如胶似漆。事实上，武则天只不过是唐太宗的才人而已。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太宗的才人，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武则天美在哪里？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文水则天庙原有她的塑像，今已不存。唐代的许多寺观里也有她的石像“真容”，但开元以后逐渐损坏，到清朝末期，只剩下广元皇泽寺中的一尊，今也面目全非 [1]。唐宋时代的画家，曾给她画过几幅图像，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唐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和明刻本《历代古人像赞》《君臣图鉴》《三才图绘》《历代帝后像》等作品中的画面。多凭想象构图，且都描绘的是武则天中年时期的形象，很难从中了解她年轻时的相貌。
不过，据史书记载，武则天认为太平公主像她。太平公主“方额广颐”[2]，武则天肯定也是如此。方额广颐，说明五官端正丰满。五官端正丰满，一般身段协调健美。这是唐代美人的基本模样。若仅仅如此，武则天也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人而已。事实上，武则天有她特殊的地方。唐人崔融说武则天“奇相月偃”[1]，可见她生得眉清目秀。袁天纲相面的故事中也说武则天“日角龙颜”, “龙睛凤颈”，是“伏羲之相”。虽然这个故事是编造的，但当时社会上一些寺庵里还有则天“真容”，恐怕长相问题上不至妄诬。由此看来，武则天还有一双迷人的眼睛。
贞观十一年（637），武则天14岁。唐太宗听说她花枝招展，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披史阅图，知书达礼，便下了一道诏书，要武则天进宫去给他当才人。“才人”是内官名称之一，属妃嫔中的一个等级。唐沿隋制，除皇后外，宫中还置有众多的妃嫔。其中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1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1人，正二品；婕妤9人，正三品；美人9人，正四品；才人9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1]才人的地位在妃嫔中算中等偏下，其职责是记录妃嫔们的饮宴睡寝和蚕桑之事，向皇帝叙述她们一年中的收获情况。[2]相对而言，这种内职是比较重要的。唐太宗直接封武则天为五品才人，是挺看重她的。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61页。
[2]《旧唐书》卷44《职官三》，第1867页。
《步辇图》中的唐太宗
据说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得知武则天要入宫，悲喜交集，哭得很伤心。武则天却泰然自若，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3]杨氏觉得言之有理，就不再哭泣，亲自将她送出了家门。
武则天入宫后见到了唐太宗。太宗看她如花似玉，妩媚可爱，特意赐给一个称号，叫作“武媚”，人称“武媚娘”。从此，武则天带着“武媚娘”的美誉，开始了她的宫廷生涯。
由于职责的关系，武则天常常可以见到唐太宗。与当时的其他妃嫔一样，武则天很想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据说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女们的簇拥下去看驯马。那马是西域的贡品，名叫“狮子骢”，性情刚烈，高大肥逸，谁也不能调教驾驭。武则天看到这种情况，便对太宗说道：“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 
，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 
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4]太宗闻言，对她的气魄表示称赞。
但是武则天却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幸。因为十多个春秋过去了，不少妃嫔都有所晋升，而她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才人。这对她来说，当然是很失意的事。不过，在此时间，她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唐制：妃嫔不仅要跟皇后等学妇礼、四德、祭祀、宾容，而且还要跟宫教博士学书算众艺 [5]。由于长孙皇后病故，太宗没有再立皇后，所以，武则天进宫后没有受到皇后的约束，除尽到自己的职责外，就同众妃嫔一起学习礼乐，特别是诗歌和书法。在这一过程中，她进一步熟悉了上流社会，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她自然也受到唐太宗的影响。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是封建帝王的楷模。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作为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虽然没有干预政事的权力，但对此一定是很清楚的。很难想象，一个多年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妃嫔对皇帝一无所知。可以推断，在唐太宗的熏陶下，武则天的阅历逐渐增加。此外，她基本上弄清了宫廷生活的内幕。这里有承欢粉黛的笑颜，也有皓首宫娥的辛酸。妃嫔之间争风邀宠，尔虞我诈。从这里，她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太白星多次白天出现，太史对此进行占卜，得出了“女主昌”的结论。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着一种《秘记》，上面也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非常烦恼，但他不相信有哪位女子会成为取代李氏天下的一国之君。不久，太宗在宫中与武将们宴饮。行酒令时，让各自说出自己的小名。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县人李君羡，说他的小名叫五娘。太宗不由一愣，佯装笑脸，说道：哪来的女子，这般勇健！罢宴之后，太宗想，李君羡的官称和封邑上都有“武”字，小名又叫五娘，说不定就是那位要夺大唐江山的“女子”。于是，下令把他贬出京城去当华州刺史。几天以后，便把他杀掉了。
李君羡死后，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淳风答道：“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即成矣。”太宗又问：“疑似者尽杀之，何如？”答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这才罢手。[1]由此看来，似乎武则天在贞观末年还有过一次没有降临的灭顶之灾。
其实，这只不过是稍后史家捏造的故事，根本不可相信。其一，这一记载本身有许多漏洞。如太白昼见则“女主昌”，这是谶书早已讲过的 [2]，此处却说“占云”；又，当时思想统治甚严，民间怎么会流传此类《秘记》？其二，唐太宗如果真的知道武氏会夺取他的江山社稷，难道会因李淳风一言而听天由命？他在与李治的交谈和遗诏中怎么不提此事？其三，如果确有其事，后来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时，长孙无忌等用尽各种办法加以反对，又为什么不拿出那个《秘记》？显然，这一记载是封建史家无法解释武则天紫宸易主的原因而归之于天命的产物。李君羡的确死了，只是他的死因被当时史家所掩盖，而被巧妙地用在这里罢了。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十六日，唐太宗死于终南山之含风殿。这样，武则天与唐太宗之间的所谓婚姻也就自然结束了。太宗死后，太子李治即位于柩前，是为高宗。唐高宗为了给太宗追福，决定将太宗的妃嫔加以剃度，让她们从佛念经。就这样，武则天随众妃到感业寺当了比丘尼。[1]
唐太宗昭陵
二、武则天与唐高宗
武则天与唐高宗相识是她在给唐太宗当才人的时候。贞观末年，唐太宗身体欠佳，病情日甚一日。[2]武则天与其他妃嫔轮番入侍。日子久了，同经常前来看望太宗的皇太子李治渐渐混熟。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在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贞观二年（628）六月生于东宫之丽正殿，比武则天小四岁。
武则天与太子治在名义上是母子关系。按照封建伦理道德，他们之间绝对不能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但事实上，唐初皇族的伦理观念比较淡薄，男女之间的禁忌也比较松弛。出于独特的审美观念，李治被武媚娘的美丽吸引住了。而武则天在遭受多年冷落之后，也从李治这位未来的皇帝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爱情。后来李治在一个诏书中写道：“朕昔在储贰……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1]意思是说，他在当太子的时候，深得太宗喜爱，常常待在太宗身边。妃嫔往来，他连看也不看。太宗对此十分赞赏，就把武媚娘赐给了他。这件事就同汉宣帝给皇太子选王政君一样。[2]实际上，“常得侍从”，确系事实；“未尝迕目”，则系文饰之词。至于说唐太宗把武则天赐给了他，恐怕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话。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唐太宗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唐高宗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并来感业寺行香。礼毕之后，与武则天相见。武则天望着唐高宗，似乎满肚子委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便一个劲地抽泣起来。唐高宗见她这副模样，想起贞观末年的往事，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3]此后，高宗常来感业寺与武则天相会。武则天在名义上是比丘尼，实际上已成了唐高宗的妃嫔。唐高宗十分喜爱武则天，但武则天毕竟已成为尼姑。他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借口将她接回宫去，只好让她继续在感业寺里居住。他没有想到的是，武则天在感业寺为他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非常思念唐高宗。如果唐高宗较长时间不到感业寺去，武则天就相思不已。她曾经给唐高宗写下这样的诗句：“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1]意思是说：我等你、盼你，以至于看朱成碧，形容憔悴。无限的思念使我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如果不相信，请你打开箱子看看我的石榴裙，那上面还有我流下的眼泪。
当时，唐高宗的王皇后与萧淑妃争风吃醋，矛盾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王皇后想起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以为武则天有子，可以夺萧淑妃之宠，若使她二人相争，则自己必能收渔翁之利，就在同年五月建议高宗把武则天从感业寺接回宫中。而这正是高宗求之不得的好事，当然一拍即合。于是，武则天奉唐高宗之诏，告别了生活四年之久的感业寺，再一次踏进了皇宫的大门。第二次入宫以后，她被高宗册封为“昭仪”。昭仪，正二品，是妃嫔中较高的一等。当时，武则天已经29岁。
武则天第二次入宫后不久，其子李弘也被册封为代王 [2]。这样，她就在妃嫔中有了较高的地位。但她并不自尊自大，相反，总是彬彬有礼，显得和蔼可亲。对王皇后更是“卑辞屈体”[3]，伺候得十分殷勤。王皇后大喜，以为自己选对了人，便在高宗面前不止一次地说武昭仪的好话。唐高宗本来就喜欢武则天，武则天立为昭仪后的表现又十分得体，经王皇后这么一说，越发觉得武则天可爱。这样，萧淑妃就逐渐被冷落了。
王皇后见萧氏终于败下阵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她哪里知道，她的“计划”正潜伏着破灭的危机。萧淑妃是被冷落了，但唐高宗专宠武则天，这是王氏始料所不及的。王皇后看到萧氏失宠之后得宠的不是自己，而是武昭仪时，发疯般地妒恨武则天，决心拔掉这颗眼中钉。在这种情况下，王皇后和萧淑妃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他们不再彼此攻击，而都将矛头对准了武昭仪。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合作，只是各自为战，捏造事实，给武昭仪脸上抹黑。而武昭仪则不然。她一方面无微不至地体贴唐高宗，另一方面，在后宫中拉拢势力，特别是拉拢被王皇后排斥的那些人，“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1]，通过他们掌握王皇后、萧淑妃的一言一行，“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然后调盐加醋，告诉高宗。这样，高宗便不信王皇后和萧淑妃而独信武昭仪。史书说：“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2]
永徽六年（655），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围绕着皇后废立问题的争论形成两大派别。争论的一方是贞观老臣，以宰相为主，其代表人物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柳奭、韩瑗和来济。这些人几乎都是士族的后裔，身为宰相，权倾内外，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拥有雄厚的资本。争论的另一方是所谓庶族官僚，寒门士子。其代表是李勣、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人。这些人的出身比较复杂。有的是士族，但更多的是庶族。当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地位较低，受到宰相集团的排挤。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派，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原因是：其一，如果立武则天，势必要废王皇后。王皇后是唐太宗托付给他们的。若同意废掉，别人会说有负遗旨。其二，武则天曾当过太宗的才人。若拥立武氏，会有损于他们的体面，违背传统观念，给他人留下离经叛道的口实。其三，王皇后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皇后的地位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废王立武，势必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以李勣为首的一派，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主要原因是：他们对长孙无忌等人独掌相权、把持仕途的局面深恶痛绝。他们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状，企图通过废立皇后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士庶之争，因为一派全是士族，一派以庶族为主；但从斗争的具体内容上看，并不是纯粹的士庶之争，而主要是维护或夺取相权的权力之争。
永徽六年（655）初，唐高宗开始谋划皇后废立之事。袁公瑜、许敬宗承风希旨，暗中表示支持。[1]唐高宗和武则天认为，要实现皇后废立，长孙无忌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既是国舅，又是顾命大臣。如果他同意了，就会减少许多阻力。因此，他们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给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长孙无忌心里明白，但就是不顺从高宗的旨意。王皇后看到武昭仪宠遇日隆，心急如焚，妒火中烧，想出一条奇策，与其母柳氏找来巫师，施“厌胜”之术 [2]。但她不曾料到，她身边就有武则天的心腹，把这一情况传送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向高宗做了汇报，说王皇后诅咒圣上，罪不容诛。高宗闻言大怒，下令把柳氏赶出宫门，不许再进，并免去柳奭的宰相职务，贬为遂州刺史。这件事更坚定了高宗废王立武的决心。
武则天当时的职位是昭仪，在她上面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她直接立为皇后，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有鉴于此，高宗下诏特封武则天为“宸妃”，以提高她的地位。但宰相韩瑗和来济拼命反对，说后宫内职古有定制，从来没有什么宸妃；以武昭仪为宸妃，会破坏大唐帝国的礼仪。高宗不想因此招来更多的麻烦，就取消了宸妃之号，武则天仍当她的昭仪。反对派又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3]
长孙无忌乘胜进攻，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削弱武则天的支持者，便利用手中的大权，草拟敕书，准备贬李义府为壁州（今四川通江）司马，把他赶往剑南。可是，敕书还没有传到门下省，就走漏了风声。李义府得知后，忙找好友中书舍人王德俭商量对策。王见李处境危险，便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早就想把她立为皇后，之所以到现在还不下诏书，是害怕宰相们反对。你如果能挺身而出，公开主张立武昭仪为皇后，就可以转祸为福，坐取富贵。李义府听了频频点头。次日，他代王德俭值班，即叩阁上表，请立武昭仪，废王皇后。高宗大喜，立即召见，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武则天又派人前去慰劳。不久，李义府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崔义玄等见李升迁，也前来“申劝”，与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等互为表里，逐渐成为武昭仪的心腹。
唐高宗见武昭仪有了一些支持者，便重新提起了废立之事。九月某日，高宗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他们都知道，肯定是为皇后的事，各自盘算着如何表态。李勣担心与长孙无忌发生正面冲突，心生一计，说他病了，不能去。所以来到内殿的只有三人。高宗对长孙无忌说：莫大之罪，无过于绝嗣。王皇后无子，而武昭仪有之。我想废王立武，你认为如何？无忌十分狡猾，首先推出褚遂良，说：先帝以遂良为顾命大臣，请陛下问他。不等高宗开口，褚遂良就说：皇后出自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媳妇。先帝临终时，曾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言犹在耳，陛下还记得吧。这些年来没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轻易废掉！我不敢屈从陛下而违背先帝的遗命。高宗很不高兴，挥手让他们退下，回去再认真考虑一番。
第二天，唐高宗询问考虑结果。于志宁既怕违旨得罪，又不肯赞同，看看高宗，再看看长孙无忌，不作一声。褚遂良只好再次出阵。他的态度很坚决，声色俱厉地说：陛下假如一定要换易皇后，天下名门闺秀哪里没有，何必非要武氏！武氏曾经当过先帝的才人，这是人所共知的。若立她为皇后，世人将谓陛下为何如！愿陛下三思！臣违背陛下旨意，罪该万死。但只要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完，把笏朝殿阶上一放，又说：还陛下此笏。接着解下头巾，叩头流血。用辞职和生命威胁高宗。高宗见褚遂良态度如此顽固，勃然大怒，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坐在帘后的武昭仪喊道：“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立即站出来为褚遂良辩护：“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这样，才算稳住了阵脚。褚遂良被赶下宫殿之后，长孙无忌又推出了韩瑗和来济。韩瑗对高宗说：王皇后是陛下为太子时先帝亲自选定的，直到现在并没有过错，而陛下却要加以废黜。这件事要是让后人知道，谁能不感到困惑不解。愿陛下以社稷为重，不要轻举妄动。说罢呜咽流涕。高宗强按怒火，一言不发。
翌日，韩瑗又谏，内容与昨日略同，但感情更加悲切，几乎控制不住自己。高宗让人把他送回家去。可韩瑗还不甘心，又上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这样的话语：匹夫匹妇，犹相选择，何况天子！皇后是用来母仪万国的，天下的善恶都由她来决定。嫫母虽丑，但能辅佐黄帝；妲己虽美，终于倾覆殷商。《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见女在德而不在色。我以前看到古代这类事情，常常废书兴叹，没想到会发生于今日。愿陛下悬崖勒马。不要给后人留下笑柄。过去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结果麋鹿游于姑苏之台。如果陛下不听我的话，恐怕海内失望，宗社为虚的日子就不远了。其中把武昭仪比作妲己、褒姒，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高宗的恫吓。来济也上表谏阻，他说：王者立后，只有选择名家闺秀，才能副四海之望。高宗认为这些都是陈词滥调，皆不予采纳。
但皇后废立之事已牵动这么多宰相，他们的态度如此顽固，高宗感到阻力太大了。他在烦闷之际想到了李勣，就秘密地来到李勣的住宅，用试探性的口气征求他的意见：朕欲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褚遂良等人都表示反对。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你看这事是不是就算了？李勣与长孙无忌等有着较深的矛盾。他从心底里是支持高宗此举的。但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又不愿十分露骨地说出自己的立场，便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1]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意思十分清楚：不要理睬褚遂良等人，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此，高宗听后觉得很痛快，精神为之一振，从而更加坚定了废立之志。此时，许敬宗也在朝中大发议论，说什么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换掉旧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此事和我们这些人有何相干而竟妄生异议！武则天知后十分得意，让人把这件事又向高宗做了汇报。
于是，高宗决心排除一切干扰，立武则天为皇后。七月，唐高宗开始行动，任命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九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这样，拥立者日益得势，反对者节节败退。永徽六年（655）十月，皇后废立之争到了尾声，谁废谁立，大局已定。因此，唐高宗决定用诏书的形式，将结果公之于众。
十月十三日，是王皇后和萧淑妃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唐高宗下了道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2]其实，王皇后和萧淑妃并无毒害高宗之举。所谓“谋行鸩毒”，完全是欲加之罪。王皇后和萧淑妃接到诏书，相对而泣，随即被置于别院。其亲属原来跟着沾了光，如今也跟着倒了霉。王皇后被废后，文武百官，尤其是皇后废立的支持者，纷纷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1]
十月十九日，唐高宗又下了一道诏书，云：“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2]武则天出自新贵家庭，与太子治私下结合已如前述。唐高宗在这里有意抬高武氏门第，并把他们的结合堂而皇之地说成太宗恩赐，显然是为了说明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合理性。[3]武则天接到诏书，忘记了争宠以来的疲惫。她所感受到的，是由衷的欣慰。《立武昭仪为皇后诏》颁布之后，太极宫和武氏宅院张灯结彩。唐高宗按照传统习惯，举行隆重的“纳后”仪式。于是，武则天便成为唐高宗的皇后。
乾陵述圣纪碑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固然是因为有失意官僚、寒门仕子的支持。如果没有这部分人，长孙无忌等人一手遮天，那么，即使高宗宠爱她，恐怕她也是很难当上皇后的。但更重要的是，她与唐高宗有深厚情爱。如果高宗不爱她，或者说爱得不是那样深，而宠信王皇后，那么，即使李勣等人有通天的本领，也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这与她的美貌和才智也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相貌出众，富有魅力，高宗怎会被她吸引？如果不是聪明智慧，通文史、晓音律、懂书法，与高宗有共同语言，高宗怎能对她有如此深厚的情爱？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初，皇太子仍然是燕王李忠。燕王忠是在柳奭、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等人的提携下当上皇太子的。永徽六年（655）二月，又加了“元服”[1]。他是站在长孙无忌一边的，一旦当了皇帝，必然对武则天不利。另一方面，武则天并不是没有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后有子，则不以他人为储。武则天已当上皇后，以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保持皇后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
永徽六年（655）十一月三日，礼部尚书、高阳县男许敬宗见武则天已当上皇后，揣测太子问题必将提出，乃谒阙上奏，请高宗换易太子，略曰：“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2]高宗召见敬宗，问“立嫡若何”[3]，意思是想立武则天长子李弘为太子。许敬宗深表赞同，并进一步强调说：“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4]在他看来，不换太子已经不行了。而高宗也认为如此，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易储之事便很快确定下来。对于这一决定，拥立太子忠的柳奭、韩瑗、长孙无忌等人已一蹶不振，也不敢出来反对。于是，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太子忠被降为梁王、梁州刺史；武则天的亲生子，年方四岁的代王弘，当上了皇太子。
换易太子事件发生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处于更加不利的窘境。但是，他们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史载，当时褚遂良被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都督，此外，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支持者却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地位。对此，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清楚。显庆元年（656）正月，唐高宗任命于志宁兼太子太傅，特设太子宾客，由韩瑗、来济、许敬宗兼任，让他们共同辅佐。按照常规，武则天这一下应当效法“先贤”，老老实实地去当“理阴道”的皇后。但事实上，她却在“母仪万方”的同时，离经叛道，揭开掖庭宫门上的帷幕，走上了政治舞台。
武则天为什么能够走上政治舞台，长期参与朝政？有人认为，武则天的参与朝政，是由于唐高宗“昏庸”“昏懦”。但这种观点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首先，“昏庸”说缺乏根据。查“昏庸”之说，本出于《新唐书》。《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云：“（武后）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懦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同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云：“帝暗于听受。”同卷《褚遂良传》云：“帝昏懦，牵于武后。”卷末赞语亦云：“（高宗）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咮鸣辰，胙移后家。”由此可见，昏庸说的主要论据是：唐高宗为武则天所控制，按其旨意贬杀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如果真像《新唐书》所说，那唐高宗可以算是有些昏庸了。但事实上，《新唐书》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如前所述，褚遂良的被贬是在武则天当皇后之前，长孙无忌的被杀，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的事情。试想，此时武则天还没有把皇后的位子暖热，怎么就能够“盗威福”？再说，此时她所进行的解除威胁、扶植新贵的斗争正需要唐高宗的帮助，怎么敢去“盗威福”？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则天立为皇后的过程中是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唐高宗则是武则天最得力的支持者。很显然，长孙无忌等人和唐高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不仅如此，长孙无忌以国舅之亲，专横跋扈；褚遂良以顾托之重，“悖戾犯上”。二人相互勾结，拉帮结派，以元老重臣自居，权大震主，以保护既得利益；而唐高宗血气方刚，不甘心为别人所挟制，对他们的表现早已怀恨在心。这种君臣之间的矛盾，迟早要以权臣的被诛而告结束。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又面临着长孙无忌等人的威胁。当这种威胁波及保护武氏的唐高宗时，必然引起唐高宗对长孙无忌等人的更加不满。所以当许敬宗等人迎合武则天解除威胁的需要，诬陷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时，唐高宗就趁机将长孙无忌等人贬逐，随后又置于死地。
由此可见，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之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也是唐高宗的旨意。其间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庸”。
其次，唐高宗并无昏庸之举。众所周知，他是唐太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以太宗之明，岂能将帝位传于昏庸之辈！史载，高宗在即位之前，曾参决朝政，颇得太宗称赞 [1]。即位之初，亦勤于国政，每日临朝，孜孜不倦。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始改为两日赴殿。[2]在此期间，他不仅能够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针，而且也表现得颇为能干。如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永徽初，即令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修成《永徽律》。不久，又令长孙无忌等人逐条对《永徽律》进行注释，写成《唐律疏议》30卷，颁行天下。
又如，他在即位之初，便鼓励臣下进谏。他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3]乾封二年（667），高宗“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李安期回答说：“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李安期的言辞十分尖刻，若是某些皇帝，早已勃然大怒；而高宗却“深以为然”，并不文过饰非 [4]。
再如，他对贪赃违法者，坚决打击，不留情面。永徽初年，唐高祖的小儿子滕王元婴和唐太宗第七子蒋王恽搜刮民财，“皆好聚敛”。唐高宗屡次降书责问。在赏赐诸王时，独不赏滕王和蒋王，并半挖苦半讽刺地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二车，以为钱贯。”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时褚遂良恃拥立之功，顾托之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用低价强买中书省翻译人员土地。高宗知道后，立即“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1]。对政绩卓著者，则不吝赏赐，大力褒奖。
大量事实表明，唐高宗并非昏庸懦弱。[2]因此，用唐高宗“昏懦”来解释武则天参与朝政的原因，显然是不妥当的。
同“昏庸”说差不多，近来又有人说：武则天之参与朝政，是由于唐高宗“惧内”。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惧内”，就是说唐高宗怕老婆。在唐代，惧内者确实不乏其人。《朝野佥载》卷4云：“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隋唐嘉话》卷中云：“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即兵部侍郎），高宗谓之：‘某人何因辄受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人见嘱。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因此说高宗因怕老婆而让武则天参与朝政，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主张高宗“惧内”说的人，并没有拿出唐高宗“惧内”的根据。在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前，唐高宗就已经拥有许多妃嫔，其中王皇后和萧淑妃刚悍猜妒，绝非温顺善良的女性。如果说唐高宗怕老婆，怎么还敢把他们废为庶人，送进地狱？当武则天没有涉及朝政、仅为昭仪时，高宗力排众议，将她立为皇后，更谈不上是由于怕她。唐高宗既然无“惧内”事实，那么“惧内”解释武则天参与朝政的原因，当然是不恰当的。
述圣纪碑上残存的文字
事实上，武则天之参与朝政，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上，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得了重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1]。“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是什么病，尚不能确切判定。有人认为是高血压、近视眼、精神衰弱。但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史书上有许多高宗骑马射箭，围场打猎的记载。若是高血压、近视眼，这些记载便无法解释。据一位老中医分析，这是一种由“阴虚阳亢”引起的慢性疾病，难以根治，易于复发，重在调养。无论如何，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是非常痛苦的事。唐高宗最初染上此疾，旬月不得康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帮他临朝，处理国家事务。由谁出面好呢？当然是皇太子。可是，当时太子李弘年方八岁，且“多疾病”[2]，根本不可能断决庶政。宰相许敬宗等人能够处理朝政，但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否则，便有大权旁落的可能。这样，武则天就显得异常重要起来，成了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人选。他们既是生活中的情侣，又是政治上的伙伴。此时高宗让她帮助处理朝政，是顺理成章的事。
主观上，武则天也有参与朝政的本领。如前所述，武则天自幼聪明好学，权变多智。不平凡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锻炼了她的意志，丰富了她的知识，增长了她的才干。她深知前朝古代的治乱得失，又有同反对派做斗争的实际经验，政治头脑灵活，能够排忧解难，把握风云变幻；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精力充沛，作风顽强，能够吟诗作文，批阅奏章，日理万机。[3]
武则天又与唐高宗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种密切关系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主客观因素的结合。关于这一点，史书上说得非常清楚。《资治通鉴》卷200载：显庆五年（660）十月，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唐会要》卷3亦载：“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4]
显庆五年十月之参与朝政，对武则天来说本来是临时性的。太子长大成人，她便可以告别政坛，深居后宫。可是，显庆五年以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常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疟疾。[1]每次患病，一月左右。由于有病，需要休息，所以当病情缓和时，高宗总是花许多时间去打猎、游幸。因此，从显庆五年（660）到弘道元年（683），武则天一直辅佐唐高宗，处理朝政。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中外谓之二圣”[2]。
[1]广元皇泽寺今有则天石像头部。然是否旧物，目前尚难断定。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授元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6页。
[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37, 《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17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页。
[4]《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久视元年正月条，第6544页。
[5]《旧唐书》卷44《职官三》，第1867页。
[1]《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第6259—6260页。
[2]〔唐〕睢昙悉达：《开元占经》卷46《太白占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01页。
[1]有人认为武则天绝无削发为尼之事（李树桐《唐史考辨》）。但从大量材料分析，武则天当尼姑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2]《资治通鉴》卷198，第199页。
[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月条，第6293页。
[2]《资治通鉴》卷27汉宣帝甘露三年条载：“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壹幸，有身。”由此可见，王政君之得幸于太子与武则天的情况并不相同。
[3]《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五月条，第6284页。关于唐高宗在感业寺初次见到武则天的时间，《资治通鉴》只说“太宗忌日”，未载年代。他书略同。感业寺是专为太宗追福的，其旁又有太宗别庙，依常理，永徽元年太宗忌日，高宗要来此地行香。
[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如意娘》，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页。
[2]〔清〕王昶：《金石萃编》卷58《孝敬皇帝睿德纪》。
[3]《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1]《资治通鉴》卷199，第6286页。
[2]《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第2170页。
[1]《资治通鉴》卷199。
[2]《资治通鉴》卷199据《实录》载：此系昭仪诬告。但以情理分析，恐也未必。今从《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
[3]《通鉴·考异》驳《唐历》而从《会要》，云未为宸妃。但《旧唐书·则天纪》云“进号宸妃”, 《新唐书·则天纪》略同。故恐有进号之争。至于后来立武氏为皇后诏仍称昭仪者，疑先进号，后去之。
[1]《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六年九月条，第6291页。
[2]《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月条，第6293页。
[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月条，第6294页。
[2]〔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1《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3]详参黄约瑟《武则天如何登后座——论立武后诏》，见《武则天与洛阳》，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1]《旧唐书》卷3《高宗纪》，第56页。
[2]《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第2824页。
[3]《新唐书》卷81《燕王忠传》，第3586页。
[4]《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条，第6295页。
[1]《旧唐书》卷4《高宗纪》，第65页。
[2]《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二年五月条，第6303页。
[3]《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正月条，第7270页。
[4]《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元年三月条，第6351—6352页。
[1]《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十月条，第6273页。
[2]赵文润《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十月条，第6322页。
[2]《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第2829页。
[3]《全唐诗》卷5、《全唐文》卷95皆有武则天诗文。
[4]武则天最初参与朝政的时间，尚有永徽六年、显庆四年二说。案，武则天自争夺皇后地位起，便卷入政治旋涡，对朝政有一定影响，但皆通过高宗，范围极其有限。故说业已参政，为时尚早。至于说长孙无忌被诛之日，即武则天参政之时，似近情理，其实不通。自古女子不得干政。吕后、贾后、冯太后皆辅昏、幼之主；时高宗稳坐朝堂，武则天何以遂能参政？故弃而不取。
[1]《旧唐书》卷5《高宗纪》、《资治通鉴》卷202。
[2]《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第6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