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尔王》政治哲学式解读的再思考[1]

西安工业大学 徐 振

摘 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探讨是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们所开创的一股思潮，他们解读莎士比亚的一贯倾向是论证其中古老的道德和自然权利的概念。对于李尔三分国土的行为，诸多评论家忽视了这一行为背后的基本前提条件：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尚未成型或者深入人心。在这一前提下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李尔分割国土与否与有无男性继承人或长子继承制原则无必然联系。评论家们注意到李尔父女之间的道德伦理被破坏的现象，但是没能抓住问题的本质，道德伦理之破坏是权力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关键词：李尔王 政治哲学 权力异化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素来就被认为莎剧中最好的戏剧[2]，但是其妙处究竟表现在何处，评论家们对此却是众说纷纭。西方当代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的弟子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将政治哲学与诗进行了有效的联系，他认为现代大学中任何一个学科不可能独自享有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大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而他（莎士比亚）预先设想人们拥有的知识，也逾越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偶然形成的界限，他向我们全面地展示出人类的状况”[3]，故此，现代大学中的文学系并不享有理解莎士比亚作品的“某种特权”。阿兰·布鲁姆借莎士比亚的戏剧，探讨其中的政治哲学问题，意在诠释莎士比亚的政治理念，使得莎剧成为研讨政治哲学问题的公共资源。这一观点其实也得到文学评论家的某种程度的回应[4]，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人的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宇宙，尽管我们实际上对莎士比亚的内在精神思考几乎一无所知[5]，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世界经典雏形阶段的中心，而不仅仅属于西方或者东方，更加不关欧洲中心主义的事情”[6]。

一、分割国土的前提条件：近代民族国家尚未形成

对于李尔的评论，有一个焦点性质的问题无法避开，那就是李尔三分国土的行为与思量。李尔将国家分为三份，通过“爱的测试”这样一种看起来异常简单的行为将国土分赐给三个女儿，恐怕让后人跌破了眼镜。一个国王何以会如此愚蠢？柯勒律治就认为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是幼稚园的故事，布莱德利同样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幼稚的计划。大多数的评论家都认为，李尔不过是一个自负、昏聩的国王，失去了王位之后的他才明白世俗名利的虚无，唯独小女儿考狄利娅对于老父亲的爱才是他生命中“最真的价值”[7]，故此，这一出戏剧记录的是李尔从痛苦中“获得智慧的过程”。与大多数的评论家观点不同的是，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哈瑞·雅法（Harry V. Jaffa）别出心裁地提出李尔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伟大的君王”[8]，而李尔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使得不列颠成为了太平盛世。哈瑞·雅法的分析被认为是“《李尔王》批评史上的转折点”[9]，但是哈瑞·雅法的论证中却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根据《李尔王》的第一幕来判断：彼时的时代是一个承平盛世，国家内部没有派系争斗，国家外部也不存在忧患，这充分说明李尔治国有方。另一方面，哈瑞·雅法又写到李尔在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划分国土的行为是一种实现权力均衡的考虑，且这一方式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的方法。这些判断显得悖谬重重，如果李尔真是伟大的君王，何以如此缺乏政治智慧地要将国家“分裂”为三块，因为君主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安定统一，李尔的所作所为可以被视为是追求安定但是不统一，与安定且统一的目标不能一致。退一步讲，就算李尔是最伟大的君王，并且我们承认“维持这种统治确实比建立它更加伟大”[10]，但李尔的划分国土是否就是“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呢？很显然不是，李尔的行为是破坏了统一。他仅仅是试图求取稳定。

李尔的智慧为什么会衰退？布莱德利认为是李尔因为被谄媚所蒙蔽，他渴望更多的奉承。这一解释只是关注到了问题的表层。哈瑞·雅法对此提出质疑，如果李尔渴望被谄媚所围绕，那么李尔为什么更加喜欢不善于谄媚的肯特和考狄利娅？这种喜欢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情感认同，因为肯特的忠诚是从始至终的忠诚，而考狄利娅则等同于真诚的化身。哈瑞·雅法从李尔对考狄利娅和肯特的偏爱推断出李尔的天性“不是谄媚者的天性”[11]，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是：如果李尔喜爱谄媚之徒，缺乏直谏之士，那李尔的政治成功是难以保障的。然则，问题在于，李尔的政治成功和智慧究竟表现在何处？无论是哈瑞·雅法对于李尔青年时代的“有为”幻想，还是李尔划分国土后的遭遇，我们都看不到李尔的政治成功和智慧，前者不在文本之中，后者显现的是李尔的悲惨命运。

哈瑞·雅法在解释李尔将国土分为三块时的理由时仅凭想象，他认为分为“三个不同的力量，其中没有一个能压到另外两个，这构成权力的均衡，比只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力量更容易持存”[12]，这无异于是说，李尔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让三个女儿的政治力量互相制衡，以便于形成均衡稳定的局势。如此一来，其实就暗中肯定了一个前提：争斗必然产生。所谓的数字“2”代表争斗，数字“3”意味团结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作为父亲和国王，李尔难道不知道高纳里尔和里根素来是沆瀣一气，而考狄利娅则是特立独行的吗？如果从哈瑞·雅法的角度考虑问题，权力均衡根本无法持久，我们在这一假设下很容易想到高纳里尔和里根联合起来将考狄利娅的国土进行瓜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形势也是如此。

其实，李尔分割国土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满足：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尚未成型或者深入人心。这一点几乎被所有人忽视了。在这一大背景下考虑问题，李尔分割国土与否与有无男性继承人无必然联系，即便有男性子嗣，加上三个女儿，他也会按照王朝国家的惯例将国土分成四份[13]，而不会保持国土完整将王位传给男性继承人。假如将国家交托给儿子，而不顾及女儿，那么代表不列颠北部的康华尔势力与代表不列颠群岛北部与苏格兰的奥本尼势力岂非是重大威胁？因为“国家统一部分地建立在皇室和这些地区的联姻之上，以便确保地主们的支持”[14]。当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王朝国家的分封制度已经被超越，哪怕是这个国家没有男性继承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位时处心积虑要生育出一个男丁，甚至为此不惜与罗马教廷翻脸，间接导致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他和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终究夭折，而他的女儿玛丽则开启了英国历史上女性临朝的先例，至于玛丽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女王更是英国史上的伟大君主。彼时的民族国家观念已经成型，英国作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不会有君主愚蠢到分割国土的程度。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将这部戏剧纳入政治哲学的领域进行解释读出了新意，但是这种解读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他们没有将它放在准确的历史阶段。哈瑞·雅法用美国联邦制的政治思维去解读封建时代的君主制，难免出现问题。

民族国家和王朝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尤为重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亨利八世时代，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思想较之欧洲大陆远显成熟，当亨利八世因为婚姻问题与罗马教廷翻脸，确立自己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时，除了像托马斯·莫尔这样的极少数人反对，多数英格兰人都认可或者默认国王的做法。托马斯·莫尔认为基督教国家才是真正的统一体，而某一具体的王国不过是次要的组成部分，国王必然在教皇的权威之下。托马斯·莫尔的观点算是一种“前民族主义时代”[15]的观点，与此相区别的则是另一批英格兰人已经具有“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念[16]，这两种观念针锋相对，“两种世界观界定了人们的认同，所以二者之间没有回旋的余地”[17]，这是认识上的“鸿沟”和“断裂”，日益众多的英格兰基督徒接纳崭新的民族信念，托马斯·莫尔则坚持己见成为孤家寡人，最后被投入伦敦塔乃至被斩首。玛丽继承亨利八世的王位之后，当她试图嫁给西班牙国王腓力时，曾经引发怀亚特（Wyatt）领导的叛乱，因为按照王朝国家的惯例，一旦玛丽和腓力联姻，英格兰极有可能成为西班牙国王的领地。受命前去镇压怀亚特的军队临阵倒戈，因为“我们都是英格兰人”，这即是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直接表现。玛丽女王自身缺乏民族主义思想，但她不方便承认这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因此只能将民族主义引发的叛乱诬陷为是异教徒的宗教叛乱[18]。

而在《李尔王》中，李尔是“前基督教时代的英国国王”，他划分国土的意愿和行动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剧中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意见，例如说他的大臣葛罗斯特和肯特伯爵在谈到划分国土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分配是否均匀、有无偏心的问题[19]。即便是如哈瑞·雅法所分析的那样，肯特伯爵详细知道李尔的“原计划”[20]，但是这个“原计划”不过是把最富饶的土地分给考狄利娅，然后老国王就在考狄利娅处颐养天年，这一谋划仍旧是在三分国土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此时戏剧中的不列颠的整体民族国家观念尚未成熟以及深入人心，这一点也是我们考虑李尔划分国土乃至这部戏剧的一个基本前提[21]，如果将这个基本前提抛掷一旁，那么我们在看待李尔的行为时，必然会得出他愚蠢或者有智慧这样彼此对立不容的结论，君主究竟应当愚蠢还是智慧，这是柏拉图所关注的问题，它并未构成《李尔王》的重心，这部戏剧的重心是关乎权力异化的问题。

二、权力的异化问题

在西方思想史中，对异化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已经成为共识的是，异化这一术语进入哲学领域是经由黑格尔之手而成。有些研究者认为，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和救赎就可以视为是黑格尔的异化和异化分离（de-alienation）学说之母版。另有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圣经·旧约》中的偶像崇拜即是异化概念的首次表现。没有疑义的是，异化的哲学化经由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精心阐述而成，这三位思想家的阐释也是当代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商讨异化问题的起点[22]。在被马克思认定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用异化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分裂与对立，“异化”也称“否定性辩证法”，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关键和合理内核”[23]，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异化来创造世界，而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对象，是因为精神的运动就是“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24]。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理论进行了发展并运用到对基督教的批判中，基督教认为是第一性的上帝在费尔巴哈那里属于第二性，而基督教认为是第二性的人在费尔巴哈处回复到了第一性，费尔巴哈论证了“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25]这一命题的正确性。

马克思对于异化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推演逻辑，工人创造出的劳动产品不过是使得工人能够消费得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贱、身体越来越畸形[26]，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成为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的异己力量，这是因为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已经成为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概言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就是指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产品本来是人所创造之物，但是这些创造物反过来又桎梏了人本身。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提出了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7]此处所言第二个阶段“物的依赖性”就是近代以来直到当今所处的异化阶段，这一阶段为第三阶段的全面自由“创造条件”，故此有学者认为我们在看待异化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依据《巴黎手稿》而采取“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我们应该采用“历史评价优先”[28]的视角看待异化的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为西方思想界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他们将这一理论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心理、艺术的领域，形成蔚为大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看来，异化成为一种全面而普遍的状态，它已经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在《李尔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是权力异化，这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在长时间内亦无法超越，异化致使处于权力中心的老国王和她的女儿全都死于非命。关于《李尔王》中权力异化的问题，像坎托这样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但他仅仅是关注到了现象），他认为“正是作为国王所拥有的那份权力，使李尔无力看清他自己和自己的王国”[29]，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国王的权力使得国王看不清楚自己和自己的王国？坎托认为这是因为王权具有一种职业性的危险，但为什么王权具有职业性的危险？这种职业性的危险究竟来自何处，它又是从何处产生？为什么“李尔在智慧方面的收获是以他最初的伟大和之后的统治能力的丧失为代价的”[30]？为什么必须是统治能力的丧失也即是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才能够收获智慧？其实，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正是因为权力的异化。权力的运行必然是在政治的场域中进行，而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异化的领域。

在被权力所腐蚀的老国王眼中，考狄利娅的真诚和固执不亚于是一种“骄横”，当李尔要求考狄利娅说出爱父王有多深的时候，考狄利娅回答的是“没有”，这让李尔很惊讶，但是他后面给了考狄利娅至少三次机会来弥补，首先是让考狄利娅“重新说过”，第二次是让他“修正”，第三次是质疑：这些话是心里话吗？三次机会的给予，伴随的是李尔越来越没有耐心，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尔不禁怒斥考狄利娅如此年轻却又如此无情。考狄利娅面对三次改变的机会，都毅然决然地放弃，这既是对国王权威的严重挑战，也破坏了爱的测试的目的，同时毁掉了李尔的“原计划”。如果考狄利娅成熟一些，顺了父亲的意思，那肯定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但考狄利娅偏偏就是固执地真诚，并且她的真诚映衬出了高纳里尔和里根的虚伪。因为对父亲的爱和对丈夫的爱使得父亲不可能占有女儿全部的爱[31]，而高纳里尔和里根均是有夫之妇，但她们声称把全部的爱给了父亲，这无疑是谎言，更可怕的是李尔居然相信了这种“鬼话”，并赠送了国土，如此一来，岂非坐实了李尔的愚蠢？[32]莎士比亚似乎是要告诉我们需圆滑时且圆滑。问题出在哪里？论者认为李尔的言行是在政治场域中考虑问题，被权力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考狄利娅则太过单纯，她是在家庭场域中考虑问题，她自身没有被权力异化，但是她没有看到父亲被权力异化的事实（高纳里尔和里根倒是看得非常清楚），于是她用真诚击破了虚伪，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李尔长年身居王位，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权本来是他行使国王职责的工具，但现在这一工具反过来控制了李尔自身，这种控制即表现在他的独断和喜怒无常。当考狄利娅直陈自己的心意时，引发了他的勃然大怒，并进行恶毒的诅咒，前一刻还是最喜爱的幼女，下一秒就变得比食人生番更加令人憎恨。这种喜爱与憎恨的极端性格之所以形成，就在于李尔多年的掌控王权，已经变成了王权掌控李尔，李尔将自身等同于绝对权威，实际上此时的李尔不过是绝对权威即王权的工具，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李尔的理智被权力逐年腐蚀，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乃至于考狄利娅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李尔明确表示：“像你这样不能在我面前曲意承欢，还不如当初没有生下你来的好”[33]，这充分说明彼时彼刻的李尔心甘情愿被阿谀奉承所蒙蔽，也不愿面对事实。因为阿谀奉承才能凸显权威的绝对性（尽管这有可能是虚假的），而直言相告则构成对绝对权威的挑战，李尔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绝对权威，因此他不过是维护绝对权威的工具，他已经成为绝对权威的奴隶。李尔因为考狄利娅的真诚而大发雷霆，剥夺了她的一切财富，连带放逐了忠诚的肯特伯爵，这一系列行为引发的是高纳里尔和里根的惶恐不安，她们对李尔那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乖僻性格甚为忧虑，就像里根所担忧的那样，“谁知道他心里一不高兴起来，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们？”[34]高纳里尔对此深表认可，她本人同样害怕国王的滥施威权。而一旦李尔从国王的位置退下之后，王权自然就消退了，李尔从王权的奴隶成为了想做王权的奴隶而不得的人（客观上如此），高纳里尔和里根的打击报复自此开始，深究前因后果，李尔对此后形势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三、李尔的悲剧：不得不分割国土但分割后必定被遗弃

李尔的分割国土实在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年纪老迈，决心摆脱俗务，安享晚年，为避免死后女儿女婿的争执，故三分国土。李尔的原计划是把最好的一块国土送给考狄利娅，在幼女的看护下终老。这一点被哈瑞·雅法单独拈出，似乎是“新的发现”，然而这不过是剧中李尔亲口说过的话。李尔何以要用“爱的测试”这样一种看似极其幼稚的方式进行分封呢？这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爱的测试”其实最具深意，这是本剧之悲剧性形成的基础。在爱的测试之前，李尔心中已经将国土分好，只待女儿们以爱的名义在朝臣的面前“宣誓效忠”：他希望用父女之亲情维系权力的均衡。这属于典型的“以言行事”，这一仪式固然幼稚，但实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历代以来的权力交接之际都是非常危险的时刻，轻则同室操戈，重则王朝颠覆。李尔必然知道这种危险，但此时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爱的测试”尽管非常的脆弱无力，但是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条能约束众女（主要是高纳里尔和里根）的纽带。

此外，李尔的退位并不是彻底的从王位上退下来，他保留了国王的名义和尊号，他给予两位女婿的只是一顶“宝冠”，而不是“王冠”，另外随身带100名骑士，这是典型的“退而不休”的心态，之所以会有这种心态，这也是因为久在权力的巅峰位置，虽然到了风烛残年的年纪，但仍旧不愿从权力的高位下来，这种贪念的心态即是权力的异化所致：哪怕从王位退下来了，但仍旧是国王的心态。一如坎托所言：“拥有权力时，李尔看不见自己的弱势，这不仅仅是因为愚蠢、年迈和小小的过失，还因为王权本质中所固有的某种东西会蒙蔽国王的眼睛，甚至可能使成功的统治者也看不见自己最真实的处境。当最终抵达那些真实的时候，李尔关于总体的政治幻想也彻底破灭，使他成为权威者的那种精神也彻底破碎”[35]。所谓的“王权本质中所固有的某种东西”即是权力对人的诱惑与控制，工具层面之物上升为主体，人在其中逐渐失去理智。这也是李尔高度自负的原因所在，他根本就不能走入其他人的心灵世界，因为他完全成为了权力的奴役，哪怕他将行政大权、国库收入和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女儿女婿之后，仍旧没能走出权力的影子。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李尔在荒野暴风雨中的自白是其顿悟的表现，即所谓认识到人民的苦难：“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36]，这看起来似乎是李尔的智慧再度回归。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李尔是“最富有情感的人物”[37]，然则这种最富有情感实则是李尔的“自我戏剧化”的表现，李尔自始至终都是没有走出自我的国王。他那些矫揉造作的话语，其意图不过是让天地万物都来见证作为国王的悲惨遭遇，甚至于当考狄利娅死去时，李尔说的是：“哀号吧，哀号吧，哀号吧，哀号吧！啊！你们都是些石头一样的人”[38], “哀号”都俨然成为李尔的显耀，凡此种种都只不过证明了李尔的自负和自我，他沉溺在痛苦之中，在暴风雨中自虐以求获得道德的崇高感：李尔的处境越是悲惨，就越是能突出高纳里尔和里根的道德败坏，从而引发观众对于李尔强烈的同情心和对于高纳里尔与里根的憎恨。但是须知，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39]竟是谁人所造就？

高纳里尔和里根固然是“忘恩负义”的女儿，但这两人的忘恩就和李尔没有一点关系吗？考狄利娅是真正爱着父亲而又不肯讲假话顺从父亲的人，但是落得什么样的结局？高纳里尔和里根不可能不对这一事件仔细衡量，再加之已经从王位上退下来的李尔还要行使国王的威严和权力，他似乎觉得君权仍旧还在自己手中[40]，试问刚刚摆脱了政治迫害恐惧的高纳里尔和里根还能长久忍受吗？这不是家庭生活，这是残酷的政治领域，动辄有性命之虞。诚所谓“人性一方面表现为人类肉体最低贱的堕落，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灵魂最高尚的发展。李尔痛苦地摇摆于人性的两端”[41]，然则在肉体堕落与灵魂高尚之间的区域才是政治发生效用的区域，但是李尔看不到，因为权力的异化已经造就了他极端的性格，他对世道人心缺乏弹性的认识。这样的情况确实类同于《雅典的泰门》中哲学家艾帕曼特斯（Apemantus）对泰门的批评：你只知道人性的两个极端，不曾有过中庸的生活。然而泰门和李尔的差别实在太过巨大。泰门是完全缺少智慧，而李尔则是因权力的异化蒙蔽了双眼。高纳里尔和里根固然虚伪无情，但这种虚伪无情何尝不是在李尔刚愎自用的专制之下所培育的产物？当初百依百顺的女儿何以会一下子成为“畜生”和“吸血的魔鬼”，这便是权力异化的可怕之处[42]。“当一个人面对人的实存（existence）的诸多缺陷、开始懂得受苦与死亡的本质时，他便可以领悟到那最深切的真理；而一旦开始不仅为自己更为他人考虑事情的后果时，一个人便会开始明白到这些关于存在的真理关乎伦理与政治”[43]，普兰宁科确实从《李尔王》中得到了许多的政治教诲，如王国不应分裂、避免继承权纷争、避免混淆不同类型权威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权力对于道德伦理的异化却没有提到。李尔最大的失误在于当他失去君主之位时，仍旧贪念君主尊严，他不明白在权力异化的世界中，君主的尊严和君主的权力是并存的，当失去权力的时候，尊严也相应消退了，因为这里不是普通的家庭，而是王室，李尔从国王的位置上下来之后，还幻想着国王的尊严还能继续，到最后发现这份尊严已然丧失，又幻想靠着父女的亲情伦理关系维系，但实际上，权力已经将父女亲情伦理异化成了主奴关系，父女的亲情在权力的异化中被消磨殆尽。至于考狄利娅，她带领法国军队侵入英国，尽管“并非怀着非分的野心”[44]，而是要替父亲主持正义，但她的失败是必须的[45]，李尔的被遗弃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1].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号：2019J013）的阶段性成果。

[2].如赫斯列特认为《李尔王》是莎剧中最好的作品，雪莱认为《李尔王》是存世戏剧艺术作品中的完美典范。转引自 Kiernan Ryan, “King Lear”, in Richard Dutton and Jean E. Howard, ed,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 Works, Volume I: The Traged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p.375.

[3].[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

[4].基尔南·瑞安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已经被众多的现代批评给“殖民”了，沦为诸如后结构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心理分析批评的殖民地，见Kiernan Ryan, “King Lear”, in Richard Dutton and Jean E. Howard, ed,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 Volume I: The Traged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p.376.

[5].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Company,1994, p.51.

[6].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Company,1994, pp.62-63.

[7].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M]．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16-217.

[8].[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3.

[9].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M]．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19.

[10].[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4.

[11].[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9.

[12].[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10.

[13].有论者据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认为李尔三分国土是继承了不列颠史上的传统：不列颠人先祖布鲁特制作不列颠地图，大致涵盖今日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大区。须知这其中的逻辑完全相反：布鲁特是为不列颠整体制作地图，具有统一的政治内涵，而李尔则是将不列颠进行分割。至于将李尔和三个女儿认定为是诺亚和三个儿子的翻版显然不合时宜，李尔心中的神是朱庇特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见郭方云《三分天下的地图舞台和国家身份的空间推演—— 〈李尔王〉 和 〈亨利四世〉》，外国文学评论，2013: （2）.

[14].[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11.

[15].[美] 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M]．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3.

[16].有极少部分研究者认为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意识出现于17世纪或者更晚的18世纪，但至少在莎士比亚时代，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意识是非常的鲜明。

[17].[美] 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M]．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3.

[18].见 [美] 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M]．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45-46.

[19].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3. [1. 1: 1-6]

[20].[美]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 [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9.

[21].众多研究者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前提，误将李尔的政治体制解读为近代君主制，如有论者认为李尔分割国土“完全违背长子继承权的法律原则”从而“酿成英国的国家悲剧”（见冯伟《〈李尔王〉 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 《外国文学评论》, 2013年第1期），但须知李尔将分割的国土视为女儿的陪嫁之物，完全不涉及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民族国家观念已经成熟的状态。李尔分割国土的行动没有遭到任何人反对，尤其是当李尔决定剥夺考狄利娅的那一份国土交由高纳里尔和里根处理时，肯特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并遭到流放，这本身就能说明肯特从始至终都是拥护三分国土的决定。

[22].See G. Petrovit, “Alienation”, in Donald M. Borchert, ed. ,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1, Detroit: Thomson Gale,2006, pp.120-127.

[23].[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7.

[24].[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3.

[25].[德]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49.

[26].[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58.

[27].[德]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M]．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

[28].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13.

[29].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M]. [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20.

[30].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M]. [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21.

[31].我们可以对比《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对勃拉班修说过类似的话，勃拉班修的反应是“我没有话说了”，而李尔却是勃然大怒，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就在于前者属于家庭领域，后者既是家庭领域更是权力领域。

[32].哈瑞·雅法也认为考狄利娅的这种做法使得李尔意识到她正在撕破众人关系的面纱，而面纱描绘的幻象让李尔所依恋（见《政治的局限：〈李尔王〉 第一幕第一场》尾注9, [美]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尔的悲剧性无疑加强：他明知道自己生活在虚假的父女亲情中，但一直不愿意直面这种虚伪，就像高老头早就知道两个女儿不过是因为贪图钱财才和他来往，但是无法直面这沉重的现实活在自我欺骗的幻想中一般。

[33].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 [1.1: 233-234].

[34].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 [1.1: 297-298].

[35].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M]. [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30.

[36].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4. [3.4: 28-32].

[37].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Company,1994, p.68.

[38].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9. [5.3: 257].

[39].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9. [3.2: 8-9].

[40].见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 [1. 4: 232-234].

[41].坎托．《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M]. [美] 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赵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21.

[42].对比巴尔扎克《高老头》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幼小时候和嫁人后对于父亲的态度，内在逻辑和《李尔王》相似：金钱异化的可怕。

[43].普兰宁科．《这分崩离析的王国》——解读《李尔王》[M]．刘小枫，陈少明主编．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6.

[44].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89. [4. 4: 27].

[45].按照哈瑞·雅法的解释，爱德蒙故意拖延了挽救考狄利娅的时间，是出于深刻理解了正义的需求：李尔和考狄利娅的存活必然会使英国陷入混乱，而奥本尼击败法国军队则实现了李尔原计划中的政治目标。哈罗德·布鲁姆则认为爱德蒙的邪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是莎士比亚为世人提供的第一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迄今无人可比。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极度邪恶的人物能够深刻理解正义的需求。哈瑞·雅法没有注意到击败法国军队的不全是奥本尼的部队，还包括里根所仰仗的爱德蒙领导的军队，并且需要重视的是在法国战败后，奥本尼曾经向爱德蒙索要李尔和考狄利娅，但被后者拒绝，并引发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