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亮彩票案”的偶然与必然——关于文化性格的理性阐释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老陕高唱秦腔，

吃一老碗 面喜气洋洋，

油泼辣子少了嘟嘟囔囔。

——关中民谣

我们大家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同样，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个性。举目寰宇，民族性格犹如七彩花海，异彩纷呈。远的不说，就说在亚洲国家里，韩国人、越南人、泰国人、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差别不大，但是民族特性却迥然有别。至于欧美人，如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和我们亚洲人的长相差别更为明显，而且，在语言、风俗、服饰、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别更大。现在我们提起不同的民族，脑子里就会映现出不同的文化性格和形象：英国人深沉、优雅；法国人浪漫、敏感；德国人严谨、强悍；俄罗斯人忧郁、霸道；日本人精致、野蛮；美国人坦率、傲慢……

【案例】德国人轶事

◆在德国，一个官员在街上被一个人用柿子打了，于是这个人被抓了起来。法律规定，用青柿子打人罚得重些，用红柿子打人罚得轻些，因为红柿子比较软。但是调查发现，那个人用的既不是红柿子也不是青柿子，而是黄柿子，而德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用黄柿子打人该接受处罚，最后那个人只有被释放。

◆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了一元钱，英国人决不会惊慌，至多耸一下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美国人则很可能唤来警察，报案之后留下电话，然后嚼着口香糖扬长而去。日本人一定很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回到家中反复检讨，决不让自己再遗失第二次。唯独德国人与众不同，会立即在遗失地点的100平方米之内，画上坐标和方格，一格一格地用放大镜去寻找。

◆如果啤酒里有一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不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则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郑重其事地化验啤酒里是否已经有了细菌。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上面的案例生动地体现了德国人的文化性格。那么，什么是文化性格呢？

一、《捡钱包》：文化性格的经典阐释

文化性格，也叫作社会性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其“后现代文化与社会性格”的理论研究中这样表述“文化性格”的概念，他说：

所谓性格，即是指不是由遗传，而是由经验所形成的那部分个性（或人格），即或多或少由社会和历史条件塑造的满足个人内驱力的心理定式；因而，所谓社会性格，即是指重要社会群体共享的那部分性格，即群体经验的产物，如阶级、群体、民族的性格。（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在大卫·理斯曼的定义中，群体经验即是该群体的文化在最深层次上也是最终意义上的外显形式，人类正是依靠群体经验来培育文化，塑造自身的，所以，文化性格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体现为一种群体人格。

其实，按照大卫·理斯曼的理论，文化性格实质上就是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所具有的这一地域的文化特质，也就是说，文化性格就是某一个地域人所共有、所共享的文化特质，和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对人们的性格特征从文化的地域空间分布的角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生活在不同文化区域中的人们，在性格特征上总是存在差异的。对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关中丰镐一带的民众有“先王之遗风”, “重为邪”；中山一带的男子“悲歌慷慨”，女子“游媚贵富”；燕赵之民多“雕悍少虑”；齐人“宽缓阔达”, “足智，好议论”；邹鲁人“好儒”“俭啬”；西楚之民剽轻易怒，南楚之民好辞、巧说、少信。唐代的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对各地民众的文化性格进行过分析和概括：“秦人劲，晋人刚，……蜀人儒，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作风轻浮），海岱（东海与泰山之间地区）之人壮，崆峒（今甘肃东部一带）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今甘肃西南一带）之人勇，韩魏（今河南一带）之人厚。”

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很容易看到，一个地域的文化对生活在这个地域的民众有着很强的影响作用。长期生活在某个地域的人，不可避免地在气质、禀赋、语言、思维、习惯、个体行为、价值指向，甚至长相上，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比如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南方人，骨耜农耕，饭稻羹鱼，精明灵活，一般而言，身材中等偏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北方人，力作垄亩，衣麻食粟，纯朴厚重，一般而言，身材中等偏上。再比如，陕南人、陕北人、关中人，或者河南人、浙江人、上海人、北京人等，我们有时候甚至只需要看一眼他们的体貌特征，听听他们说话的发音特点，或者是看看他做事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判别出他的生活地域和文化归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过“认错人”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在街头听到某人的声音，或者是看到某个人的背影，或者是走路的样子，就会认为某人是自己的某个亲人或者熟人，性急一点的，就会走上前去相认。当然，结果可能是“认错了”。这是为什么呢，通俗地讲，就是这个人和我们所熟悉的某个人在某个方面“太像了”，这个“像”的地方，就是他们共有“共享”的文化性格。从理论上讲，某一地域民众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就是某一地域民众所共同遵守的文化习俗及共同具有的文化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性格。

【案例】小品《捡钱包》中体现的文化性格

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李琦与李丁、何冰表演的小品《捡钱包》，分别反映了北京人、上海人、西安人捡到钱包后在还给失主时的具体做法，其语言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京人、上海人、西安人的文化性格。

在故事中，北京人捡到钱包后非常热情，不但主动寻找失主，在对照查验之后，把钱包还给失主，而且还不失时机地给失主讲了很多道理，上了一堂爱国主义课。这反映出北京人热情大气、政治觉悟高的文化特质。上海人则非常仔细，警惕性很高，先是把钱包里的钱数清楚，然后等失主来找时，不但要询问失主叫什么名字，钱包里有什么，有多少钱、面额大小，而且还要查对失主身份证的号码是什么，几月几日生日，对照失主的相貌，看身份证上的照片。这反映了上海人连一点点小事都要问个清楚明白的精细性格。西安人呢，捡到钱包后大喊大叫，寻找失主，失主来找，只问了钱包的颜色，就还给了失主，而当失主要给谢礼的时候，西安人不但拒绝了，而且认为失主给钱感谢，是对他的不尊重。但是，过分的谦让和豪爽，反而把本来已经送出去的钱包又留在了手中，发现后还得搭着出租车去追赶丢钱包的人。这既反映了西安人做好事不要回报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反映了西安人豪爽大气、质朴单纯的性格特征。

从《捡钱包》这个小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文化表象，那就是北京人、上海人、西安人在处理同一件事的方式上，都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它们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无一不是受其地域文化性格，或者说群体经验的影响的。他们的文化性格不同，处理这一事件的行为方式也就不同，文化性格的差异，就导致了事件处理结果的差异。

某一文化性格一旦形成，就会变成文化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人们不是清晰地、有意识地去选择处理事情的方式，而是无意识地、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习以为常地选择了这个地域所有的人都会选择的处理方式。比如，在上述案例中的北京人、上海人、西安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在对待和处理钱包问题上的心理、方法、语言都差不多，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都大同小异。因为人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的，人的心灵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反应是极为敏感和迅速的。人对文化的感知和体认总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的，这便是一种文化的心理积淀过程，文化无意识就是这种心理积淀的产物。文化无意识最终决定某一地域民众的文化心理模式，成为其文化性格的基础。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就是人的文明化。从这个观点来讲，人就是文化的动物。既然人是文化的动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研究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就是研究生活在这一区域里的人的文化性格。作为具有文明素养的人，他的观念、思维、语言、行为，都不是盲目的，都是受他的文化性格制约和支配的。所以，就有了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即命运。推而广之，一个个体的性格决定一个个体的生存发展状态，一个地域的群体性格决定这个地域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

【案例】 宝马彩票案中的刘亮

2004年3月23日，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现场，西安市灞桥区青年刘亮抽得特等奖草花K，在随后进行的二次抽奖中，抽中特等A奖：一辆价值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元现金。

随后主办方组织刘亮坐上宝马车，进行全市巡游宣传。但是，当第二天刘亮去提车时，却被告知他昨天交的彩票是假的，西安市体彩中心已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在得知自己的大奖彩票被指为假彩票后，无法承受结果的刘亮爬上抽奖现场的一个大幅体彩广告牌，以死相威胁，要求还自己一个公道。在此后的几天里，刘亮一家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层层上告，穷追不已。

5月初，案件取得重大进展，体彩承包商，即此次彩票销售的委托发行人杨永明，“托儿”刘小莉和岳斌被拘留。原来是杨永明等安排了整个抽彩的骗局，而刘亮系被诬告，他抽中的真彩票后来被调包成假的了。国家体育总局紧急通知，暂停在陕西境内销售即开型体育彩票。随后，即开型体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叫停。6月1日，杨永明、孙承贵（社会闲散人员，杨永明聘请的此次彩票的兑奖员和保管员）、岳斌、王长利、刘晓莉等人涉嫌诈骗被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杨永明等在陕北造假案被警方查出，涉案人员陆续归案。

6月3日，制作假彩票、冒领大奖的犯罪嫌疑人刘先奎和黄四清被警方刑事拘留。杨永明等人诬陷刘亮所持的假彩票实为刘、黄二人利用胶水和刀片所造。11月3日，这起“彩票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伪造特等奖和持假票竞奖的刘、黄二人被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案件最终以相关涉案人员被依法处理和宝马车归属刘亮而结束。

二、“红缨枪戳人”事件：文化性格惹的祸

为啥要研究区域文化性格？生活在某一个文化区域的领导干部或者是普通的民众，要想发展区域经济，或者是实现自我发展，都需要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区域的文化性格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首要的就是认识自我，认识我们生活的“文化土壤”，弄清楚我们生活工作的人文环境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点；其二，认识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了解与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文化性格。不过，认知和体认地域文化性格，特别是认识自我，认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最难的事。往大了说，认识自己是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往小了说，人是很难做到“自我批判”的，正如俗话所说，人是拔不下来自己的牙的。因为“诿过于外”是人自我保护的本能。

【案例】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了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猜不出，就被害死。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人，斯芬克斯羞惭地跳崖而死。斯芬克斯后来被比喻作谜一样的人和谜语。

也许，有人会说，我怎么不认识自己？其实，认识自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后悔莫及，想不通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说、那么做。或者是我们想不通，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熟悉的人，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会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举动。如果从文化性格角度来分析，都是文化性格惹的祸。

首先，因为文化性格具有非理智、无意识、不自觉、自发自动的性质，它表现为人们对待某种特定事物的不假思索的、无缘无故的、习惯性的喜好或厌恶，崇尚或排斥，追求或反对。它是一种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本能，不需要理智而又控制着人的言行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它从人们内部无形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往往在没有经过外部提示或引导的情况下，就自发自动地产生某种趋向的态度和行为。比如“红缨枪戳人”事件（是指2002年西安古城一披盔戴甲的“武士”，见游客不听管理人员劝阻，冲动之下，把“红缨枪”道具当成了兵器，伤了游客）中的那个“武士”，我们相信，他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游客不听劝阻，就用红缨枪戳他”的想法，而且也不是这样“想好了”之后才去上班的；如果你问他为什么想起用红缨枪戳人，他十有八九会回答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做。所以，研究文化性格，对于解读我们自己的文化密码、认识我们自己意义重大。

其次，区域文化性格具有众趋定向的功能。区域文化性格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现象，既反映着个人主体的从众趋同心理，又体现着集体的心理定式。作为一种从众趋同心理，区域文化性格产生着“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的社会约束效应，它以其巨大的同化力促使文化区域内每个主体按照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所内含的价值指向行事。个人主体这样做了，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在集体心理的“同频共振”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心理定式，它通过人们的心理控制把特定区域中的大多数人的能量引向同一方向，使之表现出某种趋向上的一致性，从而造成定向的社会运动。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中农村，人们普遍认为外出打工、做小买卖是“不务正业”，是那些无正当职业的“盲流”们的无奈之举，在街头叫卖、擦皮鞋、揽工等都被视为“低人一等”。但是，当这些外出打工者把钱挣回来，盖起小洋楼或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生存状况后，大家都开始谋着外出，并且很快付诸行动，成为“外出打工一族”，当年“孔雀东南飞”“百万民工潮”就是文化性格所内含的价值指向驱动的结果。

再次，区域文化性格具有一种中介传导功能。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联系的桥梁，区域文化性格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沟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中介。区域文化性格从属于社会心理，一方面，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的原始反映，它虽然处于自发的、朦胧无序的状态，但一经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加工提炼，就会形成某种观念并上升为自觉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那些间接反映社会存在的、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即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而在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区域文化性格，又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由此看来，区域文化性格既决定于社会存在，又决定于社会意识形态；既作用于社会存在，又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在二者之间居于中介地位并起传导作用。区域文化性格的这种中介传导作用，是区域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加以研究和重视的。从以往的思想教育工作看，往往偏重思想因素，忽略文化性格因素；偏重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忽略非理论形态的然而却是更为广泛的、更为内在的社会心理。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缺失。区域文化性格的培养和优化，理应成为区域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应该重申的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和地域文化学视域的普泛性研究，我们不可能对生活在某一个地域的人，进行过于微观的个体实证分析，只能宏观地分析一个族群、一个文化群，或者一个组织里的人群所共享的文化心理、文化形态、文化习性。因此，本书只能就生活在关中地域的人的群体文化性格，进行普泛性的文化分析，并且适时地举引一些古今案例并做适当分析，以期引起读者诸君的阅读兴味。

三、关中秦人：文化性格的典范个案

本书将关中人性格（主要是以西安人为代表的关中人的文化性格）定义为关中秦人文化性格，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基于对关中地域社会群体特殊性的考察。本文所提及的关中，指的是陕西省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渭河流域一带），因为其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地处四关之中，所以称为关中。关中北部有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盆地、秦巴山脉，为陕西的工农业发达、人口密集地区，富庶之地，号称“八百里秦川”。所谓关中秦人，是指生活在八百里秦川地域内的关中人。关中为周秦故地，如果从秦襄公将兵救周，被封为诸侯之时算起，秦人在此立国500余年。如果就曾经生活在这块热土沃壤的族群而言，既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周族子民，又有盘桓数百年的西戎部族和甘肃黄土高原的秦人，还有来自长江流域、代秦而起的楚人，来自关陇地区的鲜卑族后裔、长期生活在关中的回族人，特别是近代以来大量涌入关中的河南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工业布局西迁而至的上海人，等等。这些族群和社群的文化习俗及文化品格对关中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都起到过塑形铸魂、补精添髓的特殊作用。但是，由于长期的秦文化传统和关中民风民俗的浸淫，关中秦人文化性格的主要内涵并未有多少改变，关中人的文化性格仍然是西安乃至陕西人的文化性格的“主核心”。

二是因为关中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农耕文明时代，西安城，包括秦之咸阳，汉唐之长安城，都不是以市而形成的城，即不是因为经济活动的繁荣而兴起的城市，而是以军事需要和政治统治需要而兴建起的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而不是先有市，后有城。所以西安城最初的城市居民都不是具有商品贸易意识，以商品流通为兴聚基础的“具有市场经济品格”的人。最初涌入西安（长安城）的城市居民，非贵即富，非吏即兵，他们不是因为贸易之需要而入西安（长安），加上为了维持政权机器正常运行而吸纳的城市居民，使得包括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的文化形成一种超稳定的内循环和自我复制机制，形成既受周秦汉唐等原典性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又受现代都市文明长期熏陶和浸染的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结合体。因而，解剖和解读关中秦人文化性格，对于认识中国城市人的文化性格及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个案”作用。

三是因为关中秦人为八百里秦川的“土著”居民，受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夏播冬藏的农业社会生活以及超稳定的系于天、囿于时、成于地、安于命的农耕文明心理结构，还有以仁爱孝慈为特征的周人氏族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周文化、以强悍征服作风为主要特征的秦文化、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汉文化、以恢宏大气为特征的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而且，这种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互为表里。

·关中百怪·锅盔像锅盖

歌谣为：饼大直径二尺外，又圆又厚像锅盖。陕西关中地区把饼叫锅盔，里酥外脆好捎带。

要说起这第二怪，那历史可悠久了。传说秦军一统六国、四处征战之际，由于军中士兵所携带的干粮容易发霉变质，军中的伙夫就发明了锅盔。

锅盔到底是什么模样呢？锅盔的大可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到的。其整体呈圆形，直径尺许，厚一寸，重五斤。用料取麦面精粉，压杆和面，浅锅慢火烘烤。锅盔外表斑黄，切口砂白，酥活适口，能久放，便携带。在陕西关中地区，烙制锅盔用的锅可不是一般的小锅，而是用来做十几人饭菜的大锅。这样的锅直径约在七八十厘米，而且这样的锅上面用的锅盖也是隆起的，所以说烙好的锅盔就像锅盖一般大小、一般模样。由于锅盔太厚，咬起来要瞪起眼睛张大嘴，所以锅盔又叫“瞪眼锅盔”。

锅盔制作工艺精细，素以“干、酥、白、香”著称。做锅盔用的锅一定得用生铁铸成的大锅，做锅盔用的面必须是当年收割的上好的麦子磨成的面粉，经过发酵后，让面醒过劲儿。然后经过师傅揉、摔、捏、拍、捻、压、擀等多道手法，将面揉得十分均匀，然后，师傅操起一根鸭蛋粗细的擀面杖，慢慢地把面团擀成一张大饼的模样。烙馍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因为火候的大小决定着锅盔的颜色和质地，一般人烙制锅盔时如果没有掌握好火候，不是没有熟透，就是烙糊了。烧火用的材料一般也很讲究，正宗的材料是当年收割的上好麦尖（麦秸）。而如今，人们做饭大多用煤炭、液化气，甚至电磁炉了，所以锅盔就很难再有以前那种纯正的麦香味道。

锅盔还被当作外婆给外孙贺满月时的礼品。关中地区小孩子满月时，外婆都会精心给外孙子烙制小锅盔，然后用白线扎上守岁的钱，穿过中间的孔，挂在外孙的脖子上。这里面有着对外孙子的最真诚的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