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光荣——朱德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四川省仪陇县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执行党的决定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1935年9月6日，朱德在四川阿坝地区率领中央红军左路军北上抗日的途中，被张国焘武力挟持。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
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桌子上的茶杯应声摔碎在地上：“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为了迫使朱德等人就范，张国焘把彭绍辉、郭天民等高级干部抓起来欲杀之而后快，幸亏朱德及时干预，才使彭绍辉、郭天民等幸免于难。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攻击中央路线，宣布另立“中共中央”，自封为“主席”。
会上，张国焘逼迫朱德表态支持自己另立的“中央”，要求朱德必须与毛泽东“划清界限”。
朱德旗帜鲜明地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 ‘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尽管朱德极力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径，但张国焘肆意妄为，狂妄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党籍并通令缉捕。为达到拉拢目的，他还宣布任命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对此，朱德义正词严地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什么的。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又多次逼迫朱德声明断绝与党中央、毛泽东的关系，朱德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对张国焘的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的制约。此后，为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朱德多次向张国焘苦劝，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油画，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提供）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9年的秋天，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山的王家峪。
一天中午，总部右面邻居张丙午大爷家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八路。他握住张大爷的手兴冲冲地说：“听说你是王家峪的 ‘棋迷’，来，咱们 ‘杀’一盘。”
张大爷连忙起身热情欢迎，并立即摆开棋盘“迎战”。不料，号称“张高棋”的张大爷，这天却一连输掉三局。更有趣的是，局局都输在了卒子上。这位老八路善使卒子全部杀过楚河汉界的绝招，使张大爷大为惊异、甘拜下风。
当张大爷大为惊异、唏嘘不已时，只听老八路笑呵呵地说：“这也和打鬼子一样，只靠我们八路军还不够，还要靠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只有军民并肩战斗，才能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听了这番话，张大爷心悦诚服。于是，他满怀尊敬地紧握住老八路的手，连连称赞：“好棋手，好棋手！”
第二天，当张大爷得知那位同他下棋的老八路就是威名远扬的朱德总司令时，他高兴得逢人就夸朱德棋艺高超，逢人便宣传朱德给他讲过的抗日救国全靠军民团结的道理。不久，张丙午和儿子一道参加了村里的抗日人民自卫队。
一天下午，“张高棋”叫上几个喜好下棋的老汉，在总部门前的石桌上和朱德摆开了棋局，他们四五个人共同“对付”朱德一个人。然而，一局又一局，朱德总是“将”得他们顾此失彼，进退两难。有时，从车、马、炮到将、相、士，竟然一个也动弹不得，一动就被吃掉，导致全盘皆输。观阵的人越来越多，啧啧称奇。
朱德在抗日前线（1940年）
朱德见天色渐黑，便推开棋盘，从下棋谈起，对乡亲们做起宣传工作来。他说：“下棋与作战完全一样，必须纵横机动，进退得当。有时，步步逼近，猛吃一口，打开缺口，连续进攻；有时，灵活撤退，避敌精锐，摆好围阵，待机歼敌。每一着棋，都不能四平八稳地沿着老套子走。就说我们今天抗日，只要广泛动员民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就会使日本鬼子像陷进泥坑里的野牛，一点儿也动弹不得，越动就陷得越深。当前，日寇在华北战场上虽有三十万兵力，但由于我们八路军的车、马、炮和将、相、士同心协力，英勇作战，就拖得鬼子欲南侵而不得，想定居而受扰，只好在我们掌握着战争主动权的 ‘棋局’里损兵折将，四处挨揍。”
老乡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朱德继续深入浅出地打比方说：“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 ‘棋谱’，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摆开了人民游击战争这局棋，使长驱直入的日本侵略军几经周折，屡遭重创，狼狈不堪。仅1938年一年中，战局迫使日寇曾两易统帅，先以寺内寿一代替香月清司，紧接着，又以杉山元取代寺内寿一，但谁来指挥下这盘棋，也同样挽救不了败局。他们的三十万大军，只能困守在华北几个大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上，在这些点线之外，就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了。甚至形成 ‘棋着’插花、犬牙交错的棋局，在敌人占领的地域内，也有我们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
最后，朱德大声强调说：“我们要下赢抗日战争这盘棋，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 ‘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道理，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充分发挥一兵一卒的战斗作用。否则，是难以取胜的。”
朱德把作战和下棋联系起来，巧妙地融入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之中，通俗易懂，极有哲理。大伙儿听了个个斗志倍增，群情振奋，纷纷投身于抗战的热潮之中。
精打细算处处节约
抗战时期，朱德主要在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日。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半坡的土窑洞里，穿了几年的衣服，肩头、两肘和膝盖都打了补丁，几个警卫战士曾多次提出给他去换新的，都被他制止了。
一天，有位后勤部门的领导人前来向朱德汇报工作，看到他穿的那身到处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临走时，专门把警卫员拉到一边说：“小鬼，怎么能让总司令穿这么破旧的衣服呢？跟我去换套新的吧！”
朱德在延安（抗日战争时期）
警卫员悄悄从总司令的箱子里挑了一套最破的衣服，去换了套新军装。朱德看到警卫员换回来的新军装，问明原因后，立即让他退回去，说：“大家都很艰苦，不要给我领新衣服，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
警卫员只得将新军装退回去，把那套破衣服拿回来，又找来针线，在旧的补丁破洞上再补一层新补丁。
朱德看到警卫员在旧补丁上补新补丁，就走过来亲切地对他说：“补衣服也是有讲究的。要先把旧补丁拆下来，再缝新补丁，这样的补丁才好看牢靠。拆下来的旧补丁，还可以打袼褙、纳鞋底呢！为了革命和抗战，我们要事事精打细算，处处节约。”
1942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朱德睡的土炕上铺的灰布棉褥子已经缝补过多次了，一张狗皮褥子上面的毛也快磨光了。于是，警卫员等到部队换发被服的时间，向朱总司令建议换条新的褥子。
可是，朱德却说：“现在我们的条件差，棉花很缺，我的褥子还可以用。咱们把褥子里的棉花取出来，找些麦秸装进去。这样，不就又松软又暖和了吗？”
警卫员只好照朱总司令想的办法做，用他的津贴买了些麦秸装进去，重新缝补好。朱总司令就睡在麦秸褥子上过冬。春节刚过不久，警卫员烧炕时，由于放的柴火多了点儿，就把麦秸褥子烤着了，烧开几个大洞，连狗皮褥子也烤焦了。
借此机会，警卫员再次请求朱总司令换条新的。但朱德还是不肯答应。他说：“现在，顽固派封锁我们，用一尺布也要花很大的代价，我们能节省就节省，我的褥子还能将就用。度过这段困难就好了。”就这样，朱总司令一直睡在麦秸褥子上直到1943年底，大生产运动后期，边区经济条件好转，才将那条麦秸褥子更换了。
建立革命家务
1943年2月，陕甘宁边区掀起新的大生产运动高潮时，朱德向军队发出要“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提倡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动员和组织边区军民进行经济建设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两个最响亮、最有力的口号。
在倡导军队建立革命家务中，朱德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种上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种蔬菜，建立自己的革命家务。几个勤务员年纪轻，没种过菜，而朱德却是个种菜能手。就像指挥作战一样，他种菜也很有一套。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掏地、点籽、浇水，每道程序都有条不紊。为了积肥，他还带头大清早出去拾粪。
因为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所以，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他的菜园成了边区的样板，经常有人参观。
朱德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家认为，他领导全军进行作战、生产与训练，工作十分繁忙，每天还要批阅文件、考虑问题、参加会议、接待来访者等等，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另外，他已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老百姓中，集体、个人纷纷来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保重身体，在工作之余稍稍休息一下。但是，总司令总是婉言谢绝。他说，他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但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他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他的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有保证的。
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有些不积极生产、游手好闲的后进战士，也被朱德的精神所感动而有了转变。
1943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举办边区生产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朱德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称赞不已。有一位干部当场写了一首诗：
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延安县劳动英雄杨步浩在会上听说朱总司令工作这么繁忙，还要每年生产三石细粮交给公家，表示愿为朱总司令代耕一石，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大事。1944年6月，杨步浩给朱德送来了为他代耕的一石新麦。朱德热情地留杨步浩吃饭，并亲自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第二天，杨步浩回去时，朱德又送给他一口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朱德和母亲
每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有一个抚育他的伟大母亲。
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今丁家）一户佃农家里，孕育他的是一位平凡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农家妇女——钟氏。
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在朱德眼里，母亲却是举世无双的完人。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
朱德在七大会议上
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一个劳累了一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平凡的农村妇女钟氏仙逝，享年八十六岁。老家给朱德来信说，钟老太太病逝，死得突然，十分安详，没有痛苦。为防止顽固派挖坟，遵照钟老太太的遗嘱，埋葬于屋后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不修坟头，不立墓碑。
朱德得到母亲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悲痛之中，朱德写下了《母亲的回忆》一文，发表在1944年4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1983年收入《朱德选集》时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悲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民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年（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朱德母亲（绘画）
自古忠孝难两全。朱德的这篇散文，以母亲的勤劳为线索，以母亲对“我”的哺育和影响为铺垫，以“我爱母亲”为感情基调，在对母亲的“孝”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上，阐述了自己尽“忠”难尽“孝”的淡淡忧伤，更表达了自己对千百万热爱劳动的人民群众的热爱，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执着的追求。
朱德母亲逝世的消息在延安传开后，4月10日，中央机关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写道：“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兴。”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的挽联是：“教人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负责妇女工作的蔡畅同志在追悼会上讲话，号召解放区的妇女向钟太夫人学习，学习她终身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高尚美德，学习她教导朱德总司令为党为国为民奉献才智的爱国情怀。
一条毛毯
1931年宁都起义以后，起义领导人之一、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为了朱老总的健康考虑，他将一条普通的红底白花毛毯送给朱德。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后，朱德总司令就带着这条毛毯上路了。长征途中，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还是在激烈战役后休息时，朱德一直随身带着这条毛毯。这条毛毯伴随着朱德总司令走过了漫漫长征路。
朱德的毛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因为谈判工作，经常往返于延安与西安。当时正值寒冬，西北地区寒风凛冽，为了让周恩来免受寒冻，朱德便把跟随自己多年的毛毯送给了他。
周恩来同样十分珍惜这条毛毯，常将其随身带着。
1937年4月下旬，周恩来去西安跟国民党谈判，由于是乘坐吉普车，便随身带上了这条毛毯。当时，随行的有一个警卫班、副参谋长张云逸，还有身边的工作人员。
当汽车开到陕西甘泉县的劳山时，周恩来一行突然遭到了一股政治土匪的袭击。张云逸马上说：“保卫周副主席！”警卫班就地还击。周恩来从吉普车上跳下去，在战士们的掩护下，到山边躲避了起来。
同行的一位参谋叫陈友才，从延安出发的时候，他装扮成了周恩来——戴着礼帽、穿着大褂。土匪看见陈友才这身装扮，就把他当作了周恩来，集中火力向他射击。陈友才牺牲了。这场战斗，警卫班的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当时留在车上的这条毛毯，也被敌人砍了一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到太行山的抗日前线去作战。临行前，周恩来担心太行山风大，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朱德便带着它到了华北。出发前，朱德夫人康克清请延安毛毯厂补好了毛毯上那处被刀砍破的地方。
当时的华北地区，人们都睡土炕。
1938年冬，朱德住在山西襄垣县一个老乡家里，因为火炕烧得太热，不小心把毛毯和垫单烤了一个大洞。当时，康克清请房东大娘补，因为缺布料，虽补上了，但并不太好，将就着使用。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迁至山西武乡的王家峪。朱德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将毛毯送到后勤部被服厂修补。两天后，毛毯修补好了。从此，这条毛毯就一直被朱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