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蒙舆论

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的起居作息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制定好了。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最壮观的遗产，其影响超出了法国。在18世纪早期，其他王室也心怀崇拜，在欧洲各处仿建规模庞大的宫殿和装饰奢华的花园。从东边圣彼得堡外的皇村到西边马德里附近的阿兰胡埃斯，从北边瑞典王室的夏宫到那不勒斯以南的卡塞塔，统治者们在城镇外大兴土木，展示自己的权力，炫耀奢华安逸。在太阳王的余晖中，外国人对法国文化威望的敬意并不仅仅表现在建筑上。18世纪中叶以来，法式建筑、法式家具和法式时装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品位。随后流行起来的英国事物，也是根据法国的典范设计制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有教养的欧洲人都会说法语。除了英国和西班牙，所有宫廷都偏爱法语。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的一位密友回忆起特雷西亚时期舍恩布伦的宫廷生活时这样说道：“法语是当时的日常用语，维也纳上流社会中的高层精英们会说：‘我像狄德罗、德国人一样说法语，包括我家的奶妈也说法语。’”[1]无论是腓特烈二世的柏林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彼得堡，王室都在无止境地效仿巴黎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其他语言用得很少，他们的廷臣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即便在稍低的阶层中，人们也觉得如果不通晓法语，就不算有教养。但18世纪70年代出现了相反的浪潮，德国的赫尔德和意大利的阿尔菲耶里等作家怒斥自己同胞屈从于异邦文化。然而响应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够判断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大量引入法国文学，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来追踪、观察法国的事件。

自1754年起，欧洲各王室乐于订阅移居海外的德国人格林男爵在巴黎出版的《文学通信》，而他们的臣民则花更少的钱，买更多报刊来保持消息灵通。谨慎的人只订阅报道公共事件的老牌报纸《法国信使报》，稍有教养的会看《学者报》，但这两类期刊都是偏官方的，要接受政府的严格审查。自18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报刊，有的是专业的，有的不是。其中大多数存在时间很短，而且如果没有一两个人的不懈努力，这样的报刊很少能生存下来。无论如何，在1715—1785年的70年里，这类独立报刊的数量增加了大约3倍(从22到79种)，而政府凭一己之力很难监控所有报刊的内容。比如冉森派的《教会新闻》自1728年开始就对当时教会的管理和前景持批评态度，是当局最想监控的报纸，但是当局总找不到这份报纸的印刷厂。公开将自己定位于特定读者的报刊则更加脆弱，比如广受欢迎、立场保守的《费雷龙文学年鉴》(1754年创刊)以及由兰盖于1777年创办的、总出惊人之语的《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兰盖因为办报风格极端，于1780—1782年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即便如此，其监狱外的代理人还是继续出版他的双周评论。他在出狱时写就的系列回忆录最初也是在《年鉴》上发表的(后来被独立出版)，这些文章以极为恐怖的笔触描绘了被专制意志投入阴暗要塞的人们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出狱之后，兰盖变得慎重起来，在法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奥属尼德兰出版刊物。事实上，此类期刊中最激进大胆的法语言论都是在境外发表的。其中时间最久、声望最高的是《莱登报》，由胡格诺难民[2]于1677年在荷兰创办，至今还在新教徒的指导下发行。它为读者提供关于法国国内政治和危急事件详细、及时和广泛的报道，具有温和而坚定的反官方立场。另一份同样受到欢迎但名气稍小的刊物是双周刊《阿维尼翁信报》。它于1733年出版，出版地为法国南部的教皇飞地。相比之下《莱茵省信报》稍显保守，但消息更加灵通，它在普鲁士克利夫斯出版。而思想激进的《百科全书报》则在南比利时的独立小公国布永出版。

这些期刊往往在全欧洲发行。在新闻爆炸的18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报刊的需求大增，因为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普鲁士、波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更别提法国了，另外还有最重大的事件——美国独立战争。《莱登报》在18世纪50年代的印量只有几百份，但到1785年，印量已达4200份。报刊的一多半是在法国境外售出的，但法语报刊最大的单个市场仍是法国国内，同时在国内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也崭露头角。巴黎从18世纪早期就有刊登每周新闻和广告的小报，里昂则是从1748年开始有的。截至18世纪80年代，任何自诩为省区首府的地方都有了这样的小报。《巴黎报》从1777年开始成为日报。10年之后，各类报纸的年销售总量固定在了7万份左右，拥有大约50万读者。

与报纸同步发展的还有书籍出版，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证据来重现当时的情况。尽管书籍出版随着审查制度的变化而有些波动，但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稳步发展。这之后其数量剧增，一直加速发展，直到革命前夕。严格说来，一个名为书籍贸易总监的官员会领导大量审查员检查书报，而同样所有的书籍报刊只有在通过他们的审查——或者获得了准许印刷的“特批”之后——才能出版。要获得出版资格，这些书籍就不能包含任何与宗教、政府和道德相抵触的内容。从18世纪20年代到1789年，书报审查员的人数从41人变成了178人，这说明他们的工作量增大了，但现实中真正被禁的书少之又少。很多书籍无法获得完全合法的出版特批，却都得到了“默认”出版，而更加含混难以定性的书籍则“根据单纯的宽容”原则获许出版。它们至少能得到一个保证，那样政策就不会针对它们。不过，如果一本书没有得到特批，那么它将有可能被索邦神学院或者高等法院起诉。而当高级法庭判定一本书具有颠覆性内容并责令将其公开撕毁、焚烧时，政府往往会置身事外。(似乎)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一本书遭到查禁，这其实是最好的免费广告。但就像报刊一样，法国国内较大一部分书籍也是在国外出版的——比如荷兰、阿维尼翁、日内瓦或者纳沙泰尔。纳沙泰尔是一块普鲁士飞地，它出口给法国的主要商品就是书籍。大部分书籍都没有获得进口批准，贩运要走迂回小道，目的是避开路卡检查。而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获得批准的进口图书也变得很少，因为政府惩罚性地增加了进口税。1783年，政府下令所有进口图书都要经过位于巴黎的书商行会审查之后才能运往国内其他地方，于是整个图书贸易陷于混乱之中。此举的目的在于消除色情读物、煽动性作品和盗版书籍，结果却造成所有书籍的运输成本过高，即便是在已经成形的繁荣市场也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期刊、报纸和书籍到底被哪些人买走了？路易十六的臣民中有三分之一能够读写，而且像年历或传统童话故事之类的廉价大众图书有着相对固定的市场，这些书由流动小贩兜售，并因其封面得名“蓝色丛书”。但对于更加精致的报刊书籍，仅成本一项就对其销售造成了极大限制。订阅《莱登报》每年要支付36里弗，《文学年鉴》和《百科全书报》是24里弗，《阿维尼翁信报》需要18里弗。即便是技艺超群的工匠每周也挣不到30里弗，大多数人只能挣到15里弗，甚至更少，这意味着他们连偶尔买本书都很困难，境况稍佳的人会发现紧跟文学和时事所需的花费也很惊人。不过18世纪中叶出现了捐赠图书馆和阅览室，其会员费相当于订阅单本期刊的费用，这使之前阅读昂贵的情况得到缓解。据记载，此类设施于1759年在南特首次出现，30年后在同一座城市又增加了5家，藏书共计3000卷。在那段时间，各省都出现了类似的设施，1770年在巴约建成的图书馆就是例子，致力于“寻找文学和政治新闻领域最近引人注目的事情”[3]；有时还设有专门用于交流的单间。而在18世纪，另一种公共团体也得到蓬勃发展——交流谈话是其主要功能——这种团体就是文学社团。这种社团也有图书馆和订阅报刊。不过，成员们还是会定期展开公开讨论，其间常常会穿插音乐会。在讨论中，成员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辩论热门话题，有时也会组织公共讲座或文学比赛。这类社团向所有人开放，但收取的会费远高于普通阅览室。它们通常会给自己取一个听起来相当高雅的名称，比如菲拉雷蒂斯社、哲学与美文社、讲谈社、缪斯社、爱国社等。第戎一家报纸在1787年记载：“法国每个城镇都有这样的社团，它们为社会各阶层中上流人士提供了多么惬意的消遣啊。”[4]在所有社会团体中最上流的还是学院，其成员只能通过选举产生，名额有限，他们拥有王室特许证作为官方认证。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8世纪的产物。在1700年，除了大城市的学院——如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之外，只有几所外省学院。到了1789年，学院数量增加到35所。这些学院大多都有自己的学院用地和图书馆，而且往往是从较简陋的文学社团发展而来，但最终学院的排外主义也恰恰成全了急速增长的文学社团。在整个18世纪，有6000名法国人成为学院成员，其中贵族超乎寻常地占到了37%或更多。不过院士们显赫的文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为数不多的公开讨论会极大地吸引了公众关注，与他们交往和通信的外国人会获得极高的名望。他们主办的征文竞赛吸引了远在千里之外、怀有文学抱负的青年，后者往往希望通过竞赛飞黄腾达。最著名的例子要数让-雅克·卢梭了，他于1750年在第戎学院赢得了竞赛。

因此，能够接触到图书的不仅仅是购买书籍报刊的个人，自己买书的人群和依赖于图书馆的人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差异。法国的读书阶层完全是由贵族、教士和职业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里，而且多是非商业城市。商人和工厂主远不像法官、律师、行政官员和军官那样对思想观念感兴趣。巴勒迪克的一名书商在1780年写信给纳沙泰尔的出版商，对方正准备出版著名的《百科全书》的新增订版。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在这儿卖不出几套书，我们向这里的每个人都展示了这套书，但迄今为止一套也没卖出去。他们对生意比对读书更感兴趣，他们的教育存在很大缺陷……比起完善心智，商人们更喜欢教自己的孩子5加4等于9，9减2等于7。”[5]为了加入不断扩大的文雅精英的行列，人们不仅要把闲钱花在读书上，而且还得为此前必要的教育付账。

路易十六登基时，法国的教育系统一片混乱，这和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一样。因为他们驱逐了耶稣会士，而16世纪晚期之后，天主教精英的高等教育正是依靠这些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解散了耶稣教会，其会士在1764年就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的113所大学(当时法国共计有400所大学)也随之湮没无闻。这些大学有的消失了，有的转入其他修士等级之手，还有的由世俗神父[6]接管，受市政当局监控。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原本规范的学校课程被打乱。尽管公众曾讨论过“谁来补缺”的问题，但是政府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过实际行动。1789年，在8~18岁年龄段的男孩中，每52个孩子里会有1个进入大学。与父辈祖辈相比，他们得到的教育更为多样化。还有很多孩子是寄宿生，和家人长期没有联系。尽管如此，扎实的拉丁语经典基础仍被认为是接受卓越教育的前提。每天4小时的古代罗马语言和文化课占据了多数大学的6年课程。尽管在1760年之后，出现了一些地理课和法国历史课，但剩下的时间都被用于向学生灌输天主教正统思想。那些在基本人文学科之外学有余力的人——大多数期望并确实会走职业道路的人——会修读传统上被称作“哲学”的两年课程，他们在这里会接触到自然科学。表面上，传统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式场合中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不容置疑，但私下里，自17世纪90年代以来，16世纪科学革命的知识以及产生这些知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在大学中广为传播。在以理性、实验的方法探索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不论是古典罗马还是天主教信仰，都无足轻重，而且掩盖真相也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大学都在传授着新的法则，18世纪60年代，牛顿物理学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多数大学的标准课程。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开始向自然事物能否表现得有用或者能否达成有用的结果方向发展。尽管学生在早期教育中被灌输了顺从和正统，但对于学过这些新兴课程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事务。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宗旨，这一代人的读写能力远远超过了前人，而启蒙作家则为他们描绘了一幅思想路线图。启蒙运动是一场批判运动，启蒙的鼓吹者相信一切都处在理性进步的过程中，任何东西，只要无法证明它能被人类利用或增进人类的幸福，就是没有价值的。这些人将自己称为启蒙哲人，这表示他们把自己当成独立的思考者，致力于为他人带来实质性的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用诗意、简洁和流行的文学作品向有教养的大众进行宣传，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出的：他们和超凡脱俗的传统哲学家刚好相反。人们普遍认同启蒙哲人的最佳范例就是伏尔泰。伏尔泰生于17世纪末，接受的是耶稣会士的教育，30岁时凭借其诙谐风趣的反教会文章崭露头角。伏尔泰本来可以作为一名多产的诗人和剧作家终其一生，但1726年在英国的游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里，他看到了宗教多元与宽容带来的益处，发现了洛克的心理学、牛顿的物理学和培根的理论经验主义。他完全为之折服，于是，在8年之后写下了《哲学通信》，把自己的发现传播给了对英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法国同胞们。这本书被高等法院查禁并公开烧毁，但销量依旧火爆，供不应求。洛克和牛顿也成为法国有教养阶层中家喻户晓的名字。伏尔泰还撰写历史著作，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史学家，他于1746年入选法兰西学院，然而他和当局之间的摩擦就像他对教会的嘲讽一样从未间断。伏尔泰最终于1759年在费尔内定居，那里离瑞士边境很近，相对安全。在费尔内，他俨然是一方主人，接待从欧洲各地赶来的名流，处理大量来信，针对宗教毫不宽容的丑行与司法审判的残忍冤案发起严厉的批判运动。1778年，在离开28年之后，他顺利返回巴黎。待在首都的4个月中，他受到了作家极少能享受到的、众星捧月般的追捧，繁忙紧张的应酬也使他筋疲力尽。伏尔泰的成功鼓舞了18世纪后半期大批野心勃勃的三流作家，后来的革命者则把这个一直致力于抨击不宽容与不公正的批评家与活动家视为最重要的精神先驱。

革命者对孟德斯鸠的心态更为矛盾。孟德斯鸠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位住在有着护城河的城堡里的封建领主，同时也是一个为自己贵族身份而深感亏欠的人。不过，孟德斯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高于伏尔泰。他比伏尔泰年长4岁，于1755年去世，留下的著作没有伏尔泰多。同样是在路易十四死后摄政时期[7]的自由环境中，孟德斯鸠声名鹊起，他的成名作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波斯人信札》。该著作让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在入选法兰西学院一年之后(即1729年)，他走访了英国，这改变了他的思想。但在旅行结束之后，他长期保持沉默，直到1748年，才(在日内瓦)发表了内容广泛、庞杂散乱的反思性文集《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被证明是18世纪最具内涵、最具挑战性的政治思想著作。孟德斯鸠用分析而非叙述的方式，论证了不同政体皆是自然和历史的产物，因此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变。这一观点让所有现存政权颇为宽慰。但是他同时有力地谴责了专制主义，谴责不遵循法律只遵循个人意志的独裁政府，并且暗示即便是真正的君主制，也时刻面临着滑入专制的诱惑与危险。国家需要中间阶层，他们有在王权与臣民之间起到缓冲作用、遏制专制的倾向，孟德斯鸠认为贵族阶层和高等法院应该充当这样的缓冲器。果不其然，这些群体在后来与王权的对抗中急切地举起了支持孟德斯鸠的大旗。反对专制主义成了反抗任何权力时都能使用的战斗口号，不论权力是不是真的被滥用了。尽管孟德斯鸠反复宣扬，并不存在普世政体，但在解释英国的情况时，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最适合发展和维护自由的理想政体。他声称：只有在温和中庸的政府统治下，政治自由才能繁荣昌盛，而保持政府温和的手段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平衡，即“为了使权力不被滥用，我们要以权力监督权力”[8]。在很多方面，孟德斯鸠完全误解了英国的运作机制，但他自认为从中发现的原则后来照耀了大西洋两岸，影响远远超出革命时期的法国。

在孟德斯鸠去世时，启蒙运动的浪潮开始慢慢合流。教会或教士的迫害与骚扰赋予这个不断扩大的理论作家群体一种共同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的最佳体现就是1751年由狄德罗(也许是史上第一位全职作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发起的伟大计划。他们准备模仿成功的英文现代知识概览——《钱伯斯百科全书》，集中多位作者，用法文来编纂类似书籍。不过在一开始，《百科全书》仅被定位为一本普通的参考书，其目标是提升、总结知识，并鼓励人们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达朗贝尔在第三卷的前言中写道，《百科全书》的文章“常常会带有哲学反思，因为现在的公众品位之高超乎以往。只有赋予其哲学精神，才能使这套百科全书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求之若渴的认同”。当时皇家理事会已经下令，暂时搁置《百科全书》的出版，而随着后面的卷册相继问世(很快就使初定的两卷本显得过于短小)，该书被不断抨击为怀疑主义、无神论和煽动性言论的集大成者。1759年，当整套书出到第7卷时，当局收回了它的出版特批，整个计划几乎前功尽弃。转机出现在一个名为马尔泽尔布的人身上。他是一位自由派法官，于1750—1763年担任书籍贸易总监，是他默许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在剩下的书卷完成之后，整套书的规模达到了17卷之多，并于1765年出版。《百科全书》完成后不久，新的增订版又紧接着问世了，并采取更易携带的版式印制，取代了早期沉重且昂贵的开本。至1789年，这套知识纲目的多个版本一共卖出了2.5万册，其中一半在法国售出。尽管它确实是一本品质极高的参考书，但它的卖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名声太大——此书蔑视政治权威，通篇对教会和宗教出言不逊。而《百科全书》成为畅销书也带动批评变得更加公开和广泛。编写者原本运用了一些花招和模棱两可之处，试图掩饰自己的大胆思想，如今看来都过于小心翼翼了。狄德罗早在第一版完成之前就对这项事业心生厌倦，并在晚年从宗教和哲学激进主义转向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激进主义，虽然长期养成的习惯使他隐藏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直到1784年去世时，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仍是一个感性的剧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无论如何，在宣扬独立思考和漠视权威的价值方面，《百科全书》是他所设计编写的所有书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百科全书主义”成为拒绝不经批判就接受事物的态度的代名词。

然而，即使百科全书主义也有自己的正统思想。它敌视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和不宽容行为，因为这是蒙昧主义和迷信的残余。它认为启蒙哲人们正在参加一场注定胜利的人类进步之战。这个世界正在改变，而“哲学”是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这种改变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艺术和科学的有形进步(《百科全书》以“理性辞典”自居)正不可阻挡地推动着人类的完善。即便像1755年里斯本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动摇了他们对于仁慈自然的信念，这些自认为获得启蒙的人仍坚信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卢梭。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日内瓦人，18世纪40年代在巴黎以抄写乐谱为生，但向往文学圈子。卢梭与狄德罗交好，并参与过《百科全书》的早期编写工作。不过，真正让卢梭成名的是他对正统启蒙思想的质疑以及他在18世纪50年代与所有启蒙领军人物的争论。第一次把卢梭带入公众视野的是他提交给第戎学院征文竞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说，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不但没有完善人类，反而使人类败坏。在回忆自己第一次觉察到这个问题的情形时，他写道：“人性本善，只是因为社会的存在才变坏了。”[9]这样的信念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他用直率、煽情的笔法对此加以强调，这种笔法也打动了整个欧洲的阅读公众。他的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 1761)和《爱弥儿：论教育》(1762)都是畅销书，书中传达着这样的希望：对于现行社会的不公与诱惑，人们仍旧保持着完好的纯洁和美德。任何读者看到这里都感动得潸然泪下。不过，这样的胜利只属于个人，卢梭并未拿出改造整个社会并将全人类恢复到最初的美好状态的方案。即便是他最经久不衰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也绝不是社会变革的指南，而只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探讨——人如何在不丧失自由的情况下，合法地建立起政治权威。卢梭还强调，这只适用于小型城邦。然而，《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是一位控诉当下社会腐化堕落的作家，书中鼓吹“公意”的主权总是最好的，而且永远不会错。令人震撼的名言警句俯拾即是，例如文章开篇所言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这样的一本书很难不激起人们进行现实变革的念头。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强调“公意”并不一定就是多数人的意志，但这个概念还是很快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后一种意思。1778年卢梭去世，10年之后，法国现存的政府和社会崩溃了，而卢梭被迎接新时代的人们当成预见未来的先知来纪念。这个先知还留下了一本路线图，教人们如何构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新国家。

《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问世之初都遭到查禁，卢梭也离开了法国，在外游荡8年后才重回法国定居。但对于发出卢梭逮捕令的巴黎高等法院而言，这两部作品中的政治内容并没有冒犯它，冒犯它的是《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言论和《爱弥儿》中感人至深的“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公民宗教”宣称基督教是社会内乱的历史根源，并控诉了神职人员；而“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则说，真正能带来福音的信仰是对自然界仁慈的上帝的信仰，而不是折服于某个把持基督教教条的特定团体。卢梭的气质是感性和充满宗教情结的，但对于很多虔诚的教徒而言，他对神的亵渎不亚于嬉笑怒骂的伏尔泰。教会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不断升温的非宗教化浪潮。报纸上满篇都是驳斥渎神的哲学思想的文章，而世俗政府则竭力要压制不满。可是教会内部并不团结，它的分化招致了更多的嘲讽。1713年针对冉森派颁布的那份《克雷芒通谕》[10]引发了近半个世纪的激烈争执，直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渐平息。自从16世纪的特伦多大公会议[11]之后，教会必须接受很多信条和观点，而冉森派教士拒绝接受。他们是天主教会中的清教徒，反对松散的神学体系，抗议教皇和主教过大的权力，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满耶稣会士在教会与国家中的影响。尽管启蒙哲人们害怕冉森派会主导教会，急急忙忙地宣称耶稣会士的失败是启蒙运动的胜利，但耶稣会士垮台的幕后策划者正是高等法院中的冉森派。在对该通谕的争执中，持不同意见的教士遭到迫害，失败的反对者被排除在圣礼之外，并且还会偶尔出现歇斯底里症和做礼拜时乱喊乱动的情况(这种人被圣·梅达尔称为“宗教痉挛症患者”)，这些事情使争执中的任何一方都颜面尽失。因此，并不只是无神论者的嘲弄传播了法国宗教生活需要变革的观念，即便在正统宗教群体内部，人们对宗教的感觉也在发生改变，不那么夸张高调的渎神行为可能更有市场。在他们立下遗嘱的时候，见证人的纪念弥撒变得简短了，并用简洁的言辞来表达其临死的信仰。在世的时候，他们不再点燃那么多的虔敬蜡烛，对宗教团体或者修道院的苦修兴味索然。霍勒斯·沃波尔曾经非常珍视尚存于法国的、浪漫而虔诚的宗教装饰——在英国，这些已于宗教改革中失去。到了1771年，他却对巴黎修女院的氛围变化感到失望：

我走进教堂或者修女院，却不像以前那样心满意足，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人们的很多憧憬已荡然无存，缺乏本应显而易见的宗教热情，孤独隐居是因为遭到了世人轻视，而非出自沉思的需要，这都使此地看起来像一个废弃的剧院，注定要被拆毁。僧侣们不断说起他们在这里时日无多，曾经的神圣隐修之地，现在只剩下灰尘和黑暗了。[12]

当时，较小的修道院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完全兼并。由于耶稣会士的失败，关于《克雷芒通谕》的争执也平息下来。另外，天主教因为备受无信仰者的诟病，对法国新教徒变得更加宽容。自从1685年《南特赦令》被废除之后，新教徒就失去了合法地位，他们的洗礼、婚嫁和丧葬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新教牧师如果主持宗教仪式就会被判重罪。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对牧师的极端迫害停止了，朗格多克新教徒的传统公开宗教仪式也再未受到干扰。教区神父仍会怒斥宗教异端，但很多主教却偏爱诸如“宗教偏执所导致的野蛮行径”一类的题目，虽然政府仍会派遣军队驱散新教徒的仪式，但军队总被故意派往错误的方向。1762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似乎生动地展现了不宽容的恐怖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斯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改宗天主教而将其谋杀，管辖朗格多克的高等法院[13]以此判了他死刑，这后来被证实为该地区最后一次处决牧师。伏尔泰对这一新闻十分惊骇，认为这是一起由蒙昧偏执引发的司法谋杀案。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运动为让·卡拉斯平反，并于1765年取得了御前咨议会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胜利。1775年，在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斗争后，他又为西尔旺一家成功平反，后者因被指控谋杀叛教女儿在朗格多克被判刑，不过，他们逃到了瑞士，从而免于一死。这些案件激起了有教养的世俗人的道义感，等到18世纪8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对新教徒处以死刑了。更突出的例子是内克——路易十六在1777—1781年间任命了一位新教徒大臣。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对新教徒的限制形同虚设，迟早都会被废除。

让伏尔泰生气的不仅仅是图卢兹法官的偏执，还有他们所用法律的残忍和不公。卡拉斯死于车轮之刑，行刑程序非常可怕，犯人的四肢被铁棍砸碎，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放在马车车轮上示众。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刑罚。一个名为达米安的仆人在1757年用小刀行刺路易十五，被捕后受尽折磨，被要求供出同伙。烧红的烙铁撕开了他的皮肉，4匹马试图将其撕裂。[14]弑君是极度重罪，法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可怕事件，达米安的量刑是经过认真研究先例之后确定的。在日常公开行刑中，这算得上是极其罕见的场面了，当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挤在巴黎市政厅外的格雷夫广场上围观。伏尔泰曾插手过的另一个案件是拉巴儿案，犯人幼稚地犯下许多亵渎神明和圣物的小过错，结果惨遭折磨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伏尔泰本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扔进了火堆。这位哲人抗议道，惩罚这种行为的法律是恐怖的、非理性的以及极其荒谬的。法国在1765年译介了贝加利亚[15]的《论犯罪与刑罚》，该书呼吁建立更加克制的、人道的并免除折磨的刑事司法系统，伏尔泰对此书的译介大为赞赏。18世纪70年代早期，政府宣布了对法律条款的总体改革与修订计划，伏尔泰对此带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在伏尔泰一生及其死后10年的时间里，除了1780年废除严刑逼供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任何改变。不过，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富有才干的、年轻一代的辩论家们出版了成千上万份的法律简报，正是他们曝光了一系列司法误判事件，向公众宣传不要屈从于监察制度，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的残酷性、前后不一以及无力保护无辜者等缺点的关注。伏尔泰为卡拉斯平反的运动启发了他们，为了恢复蒙冤者的名誉，他们成功地动员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观点虽不新颖，但在18世纪中叶，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舆论(意见)”是指某种和“知识”或“真理”不同的东西，仅仅是人们偶尔相信的事情；而现在，它日益成为一种根据消息作出的评判，公众舆论则常被描述为某种“法庭”，有资格作出最终裁决，并且往往是正确的。卢梭在1776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出现了系统而持久地引导公众舆论的精神。而在此之前，伴随着人们的激情，这些舆论毫无目的地四处飘荡，不受任何管束，这些激情之间永不停歇的相互作用使公众游移不定，没有固定的方向。”[16]哲人试图提供这种方向，而在卡拉斯案之后，伏尔泰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写道：“舆论主宰世界，而最终哲学家将主宰舆论。”[17]事实上，哲人还算不上第一梯队。18世纪中叶宗教争执的双方都试图争取公众支持——冉森派凭借他们秘密发行的《教会新闻》，耶稣会士则靠他们的《特雷武日报》——双方都发行了大量小册子。在更早的时候，高等法院在摄政时期就公开印刷发行谏诤书，此乃蓄意安排，把有教养的读者裹挟进与政府的政治分歧中。到了18世纪50年代，在王室与高级法庭对宗教和财政问题的争执最为紧张之时，印发谏诤书已成为高等法院的惯用手段。1758—1764年间，传统审查机关作出了阻止人们公开讨论国事的最后努力，不允许讨论宗教、行政或财政问题。遏制《百科全书》、卢梭的著作以及其他理论书籍，也是当时审查制度的一部分。同样还有1764年的王室法令，它禁止公开出售任何与国家行政或财政事务相关的书籍。但审查阵线很难坚守，而政府大臣们也感到，与其把公众蒙在鼓里，不如让他们了解实情。他们转而想要获知人们对他们的意见。王室法令的前言越写越长。政府不仅销毁高等法院的谏诤书，还反驳其内容。当莫普[18]改革高等法院时，他雇了一批写手来歌颂和捍卫自己的政策。但就像一个焦虑而颇具洞察力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每一步都让事情更糟糕。有人写，有人回应……每个人都想要分析国家的构造，人们会失去冷静。以前无人敢想的问题现在都被摆上了台面……人们正在获取的知识将带来革命，这只是时间问题。”[19]

没有什么事情比“七年战争”更能刺激公众论争了。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有明确的目标，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奥地利结成联盟，在海陆两面都一败涂地，且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税收和债券的数量都在增长，政府多收了钱却不见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内出现了对全国社会和机构的全面质询，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763年，人们史无前例地要求高等法院提出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主张，但最后的结果却无裨益，反而不明智地助长了高等法院的自负心态。后者也黯然神伤，因为政府大臣们无视其建议，转而向另一种未经过实践的理论寻求帮助，发明这套理论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让人感到新奇又陌生的称号：经济学家。

这群人的奠基者是宫廷医师魁奈[20]， 1756年版的《百科全书》中曾多次出现他的名字。此人在后来的《经济表》一书中阐述了如下观点(与卢梭的观点惊人地相似)：存在着一个自然而仁慈的经济秩序，它被人为的武断干预搅乱了。实现经济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除所有人为负担，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因为农业是唯一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领域。18世纪60年代，这些思想在大批作者那里得到发展，其中包括米拉波、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和杜邦·德内穆尔。德内穆尔的著作《重农主义》为“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另一个称谓。与此矛盾的是，在重农主义者的理论中，他们所宣传的贸易自由恰恰需要政府扮演强有力的干预角色，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扫除附加在自然经济秩序上的一切人工障碍。勒梅西耶甚至鼓吹某种专制主义，他认为这是合法的，因为他设想的专制主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推行万世大法——自然法则。政府大臣可不愿意被视为专制的人，不过他们还是被重农学派所吸引，因为后者保证了财富。一个自然、自由并消除了一切人为限制的市场，将会使生产者变得更为富有，于是他们就能缴纳更多税款。就像魁奈在《百科全书》中所写的：农民穷，则国家穷。

自由生产所面对的限制数不胜数：各种习俗和集体手段、封建捐税、间接税、国内通行费、关税、生产垄断(如行会)、地方特权等不胜枚举，因此必须有专制君主才能扫除这一切。在众多限制中，有一项相对容易处理，即谷物贸易。长期以来，谷物贸易都在政府的密切调控之下，政府对谷物贸易、粮价管控、出口限制以及省区间贸易等各项事务设置了一整套复杂的调控机构。此时，对它进行理性化改造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由于确保面包供应被视为保障公共秩序的基础，因此谷物贸易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然而，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由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并使人们对饥荒的长期恐惧一去不返。于是，在1763年5月，政府宣布国内谷物市场自由化，一年之后，又宣布在谷物价格低于特定价格线时，可以自由出口。这一系列乐观政策的背后，是长达一代人的粮食丰收。但在18世纪60年代末，丰收的日子结束了，粮食歉收非常严重，甚至到了不管采取怎样的行政措施都无法保证充裕的程度。人们认为新的自由即便没有造成短缺，也刺激了这些年来的粮食短缺。当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共争论，支持传统调控的一方指责改革者们听信空想理论家的建议，放弃了王室多年来维持臣民生命的义务，使他们忍饥挨饿。有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缺乏调控所造成的高价格会刺激生产，最后粮食价格还是会随之下降。对于这种论调，直面粮食骚乱的法官们敦促持有此类论调者现实一些，1773年，在目睹了把城市推向混乱边缘的骚乱之后，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致信本省总督：“这些人有理由抱怨，他们现在买不起面包，常挂在嘴边的话简单说来就是：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被饿死……为什么要让面包价格居高不下？在我看来——我必须承认——在一个税负如此之高的国家，国王必须肩负起如下责任：保障臣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生命。”[21]面对种种问题，大臣们动摇了，但18世纪70年代早期施行的关税优惠政策未能重建市场信心。人们控诉他们和牟取暴利的个体垄断商签订了“饥荒条约”，把谷物贸易交给后者，有意让人民忍饥挨饿。

事实上，在1770年左右，人们对于法国总体统治模式的信心正急剧丧失。尽管洛林和科西嘉先后并入法国(1766年和1768年)，弥补了“七年战争”的一些损失，但在战争之后，法国与奥地利继续保持的同盟关系极不受欢迎。1770年，路易十五的孙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的婚姻加强了两国联盟。不幸的是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婚礼出了岔子，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136人死亡，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预兆，凡尔赛照常进行的庆典则留给首都人民悲痛的记忆。当时路易十五的淫荡好色可谓人尽皆知，尽管法国臣民对国王与新的宫廷情妇杜巴丽夫人的风月之事(同样好色的亨利四世就保持着受人爱戴的贤君形象)并无太多怨言，但在人们心里，杜巴丽夫人和巴黎大街上的妓女别无二致。她的位置使她和政治难免会有瓜葛，她与莫普和泰雷的升迁，以及受人欢迎的舒瓦瑟尔公爵的失败都有关系，这些事让她备受世人唾骂。泰雷除了被人们质疑发起“饥荒条约”之外，还宣布政府的部分破产，这激怒了所有政府股份持有人。后来，他又修改税额评估条款，提高征税效率，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勒索者”的骂名。与此同时，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攻击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伏尔泰相信强大而仁慈的王权才是改革的最佳人选，并认为愚昧的法官是卡拉斯案和拉巴儿案的凶手，因此他为惩治法官欢呼雀跃。除他之外，大多数启蒙哲人都加入了抗议阵营。狄德罗在莫普进行改革期间写道：“我们处在危机边缘，其结果要么是奴役，要么是自由，若是奴役，则会和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一样。如果所有高等法院都被解散了……那么对于能阻止王权滑向专制的正确信念，我们只能说再见了。”[22]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相信孟德斯鸠的理论。如果没有中间力量遏制王权，那它就是专制，是最糟糕的政体，国民也没有权利和安全保障。高等法院不论有什么缺点，都是法国人面对权威的一道保护屏障。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幻觉。在抗议莫普行为的过程中，不论是在被打击的法庭印发的谏诤书还是在个人的小册子上，都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三级会议。这是一个古老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起再也没有召开过，所有人对它的构成和权能都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每个人都相信三级会议的权威比高等法院更大。随着莫普改革措施的巩固，最初针对他的抗议偃旗息鼓，三级会议的呼声也逐渐消失。但这个念头已经出现了，并在接下来15年的政治讨论中被不断重新提起。

经历了这些创伤后，人们都认为路易十六的登基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机会。路易十五的棺材在夜间被快速运走之后，人们对这位没有任何污点的年轻国王寄予了无限厚望。然而，他的“纯洁”很快变成了公众笑柄。自1770年结婚后，他虽然没有刻意回避夫妻生活，却无法使王后怀孕。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直到1778年才出生，在接受了医疗照顾后才得以存活。与此同时，各种小册子里的下流谣言已经满天飞了，大部分都直指王后对夫妻生活的沮丧，虽然这种沮丧纯属推测。不过她的奢侈、轻佻和对政务的草率干预都很容易使她成为靶子，更何况她那变幻无常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在国际事务中犯了重大错误，法国随时面临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当1785年人们听到王后要买一条极为昂贵的钻石项链的流言时，没有人感到吃惊。掉以轻心的红衣主教罗昂想要讨好王后，把项链弄到了手，但最后发现自己也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的受害者。整件事与王后没有一点关系，但在1786年的公审中，罗昂在高等法院面前为自己洗脱了罪名。这场审判对王后的行为肯定是一种潜在的伤害，她认为罗昂被无罪释放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即便这场骗局的犯案人员已经受到惩罚。红衣主教被释放后，大批人群为之庆祝，显然是对王后遭到羞辱感到高兴。而王室很快将无罪的罗昂发配到外省流放，这种恣意妄为招来了谴责。此时国王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分别于1781年和1785年出生)，也许国王本人的公众声望比10年前更高，但丑闻使整个宫廷声名狼藉，就像路易十五晚年一样糟糕，特别是在后来——当人们在1787年第一次知道宫廷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钱的时候。

重建高等法院未能挽回被莫普破坏的政治信任。众多法官在一片欢呼声中官复原职，但莫普时期被流放的“归来”法官和与莫普合作的“留任”法官之间很快发生了争执，几名归来法官在争执中名誉扫地。巴黎高等法院在1775年和1776年象征性地反对了重农主义大臣杜尔哥的改革之后，再也没有坚持对抗权威的立场。一位心生厌恶的外省法官在1783年评论道：“曾经，法官们怀着为民谋福利之心……在威严的审判席上对大臣们的破坏性政策提出严正抗议……现在他们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失去了斗志，只顾追名逐利，对国王的意愿都盲目遵从。”[23]于是，人们继续寻找能使法国有效防范专制侵害的机构，这里的“专制”既指中央大臣，也指在地方代替国王行使权力的督办官。督办官绝不仅仅是听从上级差遣的代理人，他们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权能，而拥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主体职能总是很宽泛的。到了18世纪后期，督办官对外省生活的影响扩散到更多方面，动机是他们有改善其治下(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所有人生活的义务，不论被治者喜欢与否。不少督办官是重农主义的公开信徒，比如成为中央大臣之前的杜尔哥。这些人都认为要在力所能及之处进行理性化改革，把最新知识投入实际的公共应用。然而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比如强行要求街道整齐排列、推行天花疫苗、把不卫生的墓地从城镇中心迁走、禁止出售疫牛、制订强迫穷人参加劳动的方案等，都加深了人们的偏见，更何况他们天生就是不受欢迎的税务官，此时的境况就更加糟糕了。他们的行为也引发了自身与其他地方权威的冲突，比如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其实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反对的不是那些启蒙议程，而是他们的权威和纠缠不休。一名督办官在1787年9月指控贝桑松高等法院“完全不受任何监管……它荒唐的行为被荒唐地指挥执行，除了最盲目的专制主义，它不用接受任何管制……它和下属人员的绝对权力完全免于任何义务……它们制造最致命的麻烦却可以不受到任何惩罚”[24]。

人们越来越觉得，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某种形式的省级代议机构。有些省已经有了这样的代议机构，当然是以三级会议的形式存在。三级会议省区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督办官，但代议机构可以和督办官讨价还价，并分享后者的一些权力。18世纪80年代中叶，布列塔尼的历史充满了二者的对抗。尽管三级会议在明显挑战高等法院的权威，但自从18世纪50年代起，许多深思熟虑的高院法官还是开始支持在各自地区建立三级会议，或者恢复废弃已久的会议。18世纪70年代，不少高级法庭，如巴黎独立税务法庭和格勒诺布尔、波尔多高等法院时不时地提出召开三级会议。重农主义者也非常提倡组建由大地产主构成的议会，尽管他们越来越怀疑能否将三级会议作为议会模板，毕竟它成分太复杂，并受缚于传统。杜尔哥和他的顾问杜邦·德内穆尔在任职期间，一直梦想建构一套从村庄(或市镇)到省区整齐划一的地主代表大会层级体系。不过，在1787年之前，他们唯一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就是内克在1778年提出建立所谓“省区行政院”。这个地主团体的提名在初审法院中进行，其中(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一样)贵族和教士各占四分之一，第三等级占一半。后者并不是传统省区中的所谓议员，而是督办官在该财政区的副官。贝里和吉耶纳北部最先实行该政策，而当内克1781年辞职时，当局正准备在布洛涅周围建立第三个行政院，但第三个从未建成。另外两个行政院，包括休会期间的委员会，在革命之前一直运转良好。虽然它们备受争议，不过从如何使国家管理方式具有更多代议成分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范例。

内克的所有政策都饱受争议。事实上，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观点都是对现行政策的直接挑战。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瑞士新教银行家，夫人常常举办沙龙，于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内克成了巴黎知识界的名流。在沙龙里，他往往沉默寡言，一脸深沉，而内克夫人则精心地为丈夫营造了一种具备超凡理财能力和过人智慧的精英形象。1775年春，正值“面粉战争”高潮时，内克出版了一本书，支持对谷物贸易进行调控，让杜尔哥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大为恼火。这本书为内克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内克狂迷”由此开始，几经起伏，一直持续到1790年。因此尽管内克是外国人，而且是异教徒，却能总揽政府财政的总监大权。掌权者们没有选择一个更正统的候选人，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除了以独特的方式管理财政之外，内克还着手重组中央审计程序与税收结构，授意对官职买卖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以限制过度买官。同时，他建立了省议会，部分抵消高等法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努力让公共舆论站在自己这边。对于这股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新兴力量的政治重要性，内克看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他也发现了公共舆论的限度：1781年，当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声望在高层政策制定中赢得更多发言权时，遭到了国王的回绝。内克辞职以示抗议，但丝毫没有威胁到路易十六，因为后者曾经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在改革之路上，内克只能走得更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没有重拾银行业，而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本辩护书——《财政管理》，以极为丰富的细节揭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该书在1785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畅销国内外。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份声明：他应该被视为国家大臣的天然人选，如果国王还希望让自己的政府获得公众信任，那么他迟早要召回内克。

然而这些只是内克的拥趸们的看法，在职大臣觉得他们完全有权掌控公众信任。毕竟，国王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取得了不小的胜利。1783年英国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时，法国的“七年战争”之耻终得昭雪。法国的陆海援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海外斗争如火如荼之时，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样极为不易，难怪这一系列成就的总设计师韦尔热讷会对内克哗众取宠的把戏嗤之以鼻。而继莫普之后，韦尔热讷成为国家首相。但撇开战争开销不谈，干涉美国独立战争的行为本身又在法国引发了新一轮不满。

保守派从一开始就警告国王：支持共和主义反叛者抗击另一位君主是不明智的。但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法国国内的公众注意力就已被当时的争端所吸引。1772年由雷纳尔神父署名出版(事实上是一本合著作品，作者中还包括狄德罗)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史》使读者们对美国独立做好了心理准备。书中对欧洲海外扩张的批判引起了轰动，同时还预测了殖民聚居点将会独立。在预言成真之后的18世纪末，这本书的再版达到50次之多。在与英国政府的争执中，美国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和代议制的说法，这使笼罩在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立刻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当约翰·亚当斯1778年造访波尔多时，当地高等法院院长以如下宣言欢迎他：“它[25]不能不同情世界上每一位自由的挚友……它同情自由事业中的受难者，因为它自己就在这项事业中受难多年。它曾在路易十五时期被废除，因为它撰写谏诤书，控诉专断的行为和致命的朝廷法令。”[26]英国于1783年宣布停战，8000名援美战士凯旋，这使法国第一次对美国产生了直接了解。雷纳尔在1780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尽管他本人从未去过美国。作家们为了满足大众热情，写了大量关于新世界生活的书，他们同样都没去过美国。很快，译著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关键文献，例如潘恩的小册子《常识》、美国《独立宣言》和几个新州的宪法。在1777—1783年间，新共和国大使富兰克林的高超宣传手段完全征服了巴黎上层社会。他作为避雷针的发明人已经名扬天下，而其通俗的哲学思想与简朴的风格更使宫廷和知识分子沙龙为之倾倒。他似乎是卢梭式简朴美德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自森林般的世外桃源，远离欧洲令人厌倦的俗世。尽管富兰克林在大都会的流光溢彩中如鱼得水，并公开宣称自己认为这一切无须改变，但他还是引发了对贵族原则的第一次进攻。叛逆的贵族米拉波伯爵出版《思考辛辛纳图斯的等级》(Considerationa on the order of Cincinnatus)[27]一书，谴责了独立战争中法国军官为纪念自己参战而设立的一种世袭骑士等级制。让米拉波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正是富兰克林，当时像虚荣的拉法耶特一样的回国军官正在整个巴黎炫耀他们在新社会获得的勋章。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批判性地反衬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共和国与政体充满了浓厚兴趣，即使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仍未消退，而随着退役士兵们陆续回国，人们有了更好的消息来源。

至于美国的新闻来源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有可能的。现存的政权可以被推翻，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向着更理性、更自由的方向建立新社会。人类法律和社会组织的改善、再生都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善于从每次风潮中渔利的临时记者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最会审时度势，当他读到时下美国最流行的读物——克雷弗克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时，他写道：

在欧洲人麻木的灵魂中，这些信也许能重新激起或唤醒对美德与简朴生活的向往……充满活力的灵魂能得到更多的启示。欧洲人会发现一个他们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国家和政府，那是一片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对话的土地。还有让他们为之嗟叹但终归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28]

事实上，用1789年的革命领导人让-约瑟夫·穆尼耶的话说，美国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变革的蠢蠢欲动与热烈渴望”[29]。在人们追求各种奇观的潮流中，不论是富兰克林的避雷针以及1783年和1784年法国多个城市中出现的人工驾驶热气球飞行，还是催眠术的流行和通过叩击可能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动物磁力”达到神奇的治疗效果，这种渴望都表露无遗。现存的宗教也许会失去其神秘的吸引力，但科学正在创造其他奇迹。这种更新奇、更真实的智慧的追寻者们相信，他们最有可能在共济会的“御艺”中找到此类智慧。在1732—1793年之间，法国先后建立了800~900个共济会分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1760年后建立的。在1773—1779年间，共济会总计招收了2万名新成员。到18世纪80年代，任何略微重要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分会。尽管罗马教皇将其指责为某种起源于英格兰新教的自然神崇拜，法国社会的精英还是对此津津乐道。伏尔泰就在最后一次走访巴黎时被拉入了共济会，并且与富兰克林在“九姐妹分会”的会友集会上象征性地进行了拥抱。进入共济会要经过层层筛选。女性不得入会(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个大胆的全部成员为女性的分会)，男人入会则是因为在那里能碰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济会设置了无数的筛选梯级，只有能人好手才能通过。在各分会内部，人们称兄道弟，互为平等之人，根据才能而非名衔选择领导。就像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一样，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事实上，两个团体往往由同一群人组成，在共济会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平等得到了全面认可。共济会集会主要由各项仪式组成，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很多会友希望能让这个组织发挥更实际的作用，他们组织了慈善募捐，“九姐妹分会”则投身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为冤案平反的司法运动中。多数组织会避开政治，不过在1787年，一个自称“光照派”的群体想利用共济会组织颠覆巴伐利亚政府，其密谋被曝光后引起了轰动，自身诉求秘而不宣的共济会运动也引起了普遍怀疑。当时人们容易上当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们相信阴谋论，而同样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追求用简单、普世的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本身多么复杂。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这种心智的限度将暴露无遗。

[1]　L. Réau, L’ 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1938, p. 47.

[2]　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他们反对国王专制。——译者注

[3]　D.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aris, 1933, p. 311.

[4]　Ibid., p. 307.

[5]　R.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1979, pp. 295-296.

[6]　世俗神父是入世教士的一种，他们生活在修道院之外，住在俗界，与修道院教士不同。——译者注

[7]　路易十五登基时只有5岁，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在1715—1723年任摄政王。——译者注

[8]　De l’ esprit des lois (Geneva, 1748), bk, xi, ch, vi.

[9]　M. Cranston, Jean 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 London, 1983, p. 228.

[10]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在1713年颁布《天主独子》通谕谴责冉森教徒著作《道德思索》，法国国王和主教都接受了这一通谕。——译者注

[11]　这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会议，重申了天主教的绝对权威。——译者注

[12]　J. Lough, Franc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British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1763-1788, London, 1987, pp. 160-161.

[13]　朗格多克没有高等法院，管辖该地区的应为图卢兹高等法院。——译者注

[14]　这道刑罚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所以一直没有成功将人撕裂，后来换成6匹马并施以鞭打才完成行刑。——译者注

[15]　贝加利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贵族，被誉为古典犯罪学创始人、废除死刑之父、现代刑法学之父。——译者注

[16]　M. Ozouf in K. M.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Oxford, 1987, p. 422.

[17]　T. Besterman, Voltaire, London, 1969, p. 427.

[18]　莫普(Maupoeu， 1714—1792)，法国当时的掌玺大臣、大法官，在1770—1774年间进行了一场司法改革，被称为“莫普改革”。——译者注

[19]　Mme d’Epinay to Galiani, in L’ Abbé E.Galiani: Correspondance, ed. L. Perey and G. Maugras Volume 2, Paris, 1890, i. 375.

[20]　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重农学派创始人。——译者注

[21]　W.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London, 1974, p. 205.

[22]　J.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 p. 192.

[23]　Correspondance de Félix Faulcon, ed. G. Debien (2 vols, Foitiers, 1939), i, 180.

[24]　B. S. Stone, The French Parlement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Regime, Chapel Hill, 1986,pp. 147-148.

[25]　指高等法院。——译者注

[26]　The Adams Papers: Series I, ed. L. H. Butterfield (4 vols, Cambridge, Mass, 1961), iv, 35.

[27]　据历史传说，辛辛纳图斯在公元前458年被推举为独裁官，率军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击败敌军之后即解甲归田。——译者注

[28]　D. Echeverria, Mirage in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 Princeton, 1957, pp. 152-153.

[29]　Adolphe, ou 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olitique, London, 1795, p.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