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的毕业实习

出发之前，我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那些敦煌的图片为我勾画了一个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结果没想到跑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其他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当地的生活条件，对来自北京、上海的青年而言，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窟内的壁画和彩塑。

我们一到敦煌就迫不及待地想进洞参观。洞中的温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有一种刺骨的寒气从地层蔓延上来。当时负责给宿白先生和我们几个担任讲解的是大名鼎鼎的史苇湘先生。史先生是四川人，说着一口四川话，我听不太懂。但是史先生讲起敦煌来，非常有激情，很吸引人。听着史先生的讲解，看着洞窟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我就忘记了寒冷。

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领我们四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攀缘着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

我们在莫高窟的实习，宿白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我们四名同学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讲座，这次讲座形成的《敦煌七讲》为后来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但是，那次实习没有结束，我就提前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的。为什么我会提前离开敦煌？原因是敦煌白天晚上温差大，气候干燥，我的体质本来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生活。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也跟不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上洞实习的时候，也经常走不动路。宿白先生担心我生病，让我提前离开敦煌。所以，还没到三个月，我就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了上海。但这次赴莫高窟的专题考古实习，我的收获特别大，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10月，北大实习同学在莫高窟合影

我想，如果1962年的毕业实习，宿白先生没有选我去敦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敦煌的命运。1963年国家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这一大规模加固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常书鸿先生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他意识到莫高窟窟外的地基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员的介入。因此，常书鸿就提出，希望北大能调刚到敦煌实习过的四名学生过来，在危崖加固前，参与莫高窟窟前的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