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京杭运河的形成及其发展历程
摘要
京杭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战国，成于元朝，明清为其改善提高，工程先后进行了2000年，在这漫长艰苦的探索建设过程中，我国历代各族劳动人民团结奋进，互继相承，以高度的科学智慧，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克服我国天然河流分布之不足，开挖南北运河，发展国家经济。
概述
本章从历史和经济地理着手，阐明运河的渊源、发展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读者对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京杭运河建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隋朝在秦汉江南运河、魏晋邗沟、北宋汴河和白沟的基础上，整理疏通，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唐、宋利用隋朝运河，发展航运，振兴经济，创建了克服河道流速过大、水深不足、壅水通航的单闸、复闸和多级船闸。元朝利用唐、宋运河，建闸壅水、平水的通航科学技术措施及其运行实践经验。对隋、唐、宋运河从今淮阴径直向北至临清，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裁弯取直，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开挖越岭运河，节节建闸，调节水位，南北纵跨泗、卫流域分水岭，南旺高脊，从而建成全长1700余km的京杭运河。明清在运河航道断面通航闸坝梯级布局、引水济运工程等科技措施方面，予以改善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硬是用铁锹木耙为我们绘制、创建了这部世界名著——京杭运河这一宝贵遗产。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迄杭州，流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两直辖市，对我国历代政治、经济、交通运输、文化交流和沿岸区域城镇的兴起与繁荣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运河的起始渊源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便于渔猎，曾以石斧“刳木为舟”［1］，到了西周，周武王伐纣时，曾率兵五万，三百乘战车，在孟津横渡黄河［2］。公元前647年，在黄渭间发生的“泛舟之役”，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水上运输［3］。公元前540—前529年，楚灵王在江汉间开凿的扬水运河，就是《史记·河渠志》所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
一、吴越古有三江五湖
其时位于湖泊罗列、河流纵横、太湖平原地区的吴国，建都于吴（苏州）。吴国之南是越国，都城在会稽（绍兴）。吴、越之地本为一片水乡泽国，古有三江五湖，正如《史记·河渠志》所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其余则用灌浸。在春秋战国时期，太湖流域可供舟楫通航的河湖水网，已纵横贯穿三江五湖，今浙东的萧绍曹地区和淮河下游的苏北和鲁西的泗水流经地区，也是一片湖泊相连的水乡泽国。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吴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4］的国家。位于吴国之南的越国，则常常组成“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5］的强大水军。这些已有可供通航的河湖，为运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百尺渎，由太湖通钱江
据《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是太湖流域通钱塘江的渎浦。鲁定公十五年（前496年），越伐吴，吴败于携李（在嘉兴县运河畔）。次年吴越交战，吴败于夫椒（在太湖洞庭西山）。当时，越伐吴的军运路线，“当由百尺渎北上至今崇德县”［6］，循运河至太湖。从当时的河湖情况看，吴越之间的钱塘江两岸，潮沟纵横，可供舟楫南北通航，水师往返的水道，当不止百尺渎一条。
三、胥溪是运河之始
周定王六年（前601年），吴王阖闾伐楚前，用伍胥之谋，沿荆溪上游开凿胥溪运河，以沟通太湖流域荆溪与水阳江流域之间的水运，军事舰船可出水阳江至长江，长450里，过长江北上，由南淝河过位于江淮分水岭将军岭的江淮运河，由东淝河通淮河。《史记》所载，“于楚，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就是指的这条江淮运河。胥溪运河自胥口承太湖水，经木渎至胥门，称胥江。今苏州西门仍有胥江之称，其间胥门至横塘一段河道，是江南运河的前身。
图3-1 胥溪、古故水道、邗沟位置示意图
四、古故水道，先于邗沟
据《越绝书·吴地记》载，今苏州以北有古故水道通长江。“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鱼浦，入大江，奏广陵”。古故水道的行经路线，是在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吴王夫差，欲北于齐、鲁争霸，开河通运。从苏州北门护城河西北行。由太白渎通今江南运河。经望亭、过无锡至奔牛，北达于孟河，入长江，见图3-1。据《雍正江南志》称，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吴王夫差开河通运，运河由府（常州）南，自望亭入无锡县界，经郡治西北，抵奔牛达于孟河，由小河口入长江，行百七十余里。为吴王夫差北霸中原，开辟运道。
第二节 邗沟、鸿沟与白沟
一、沟通江淮的邗沟
鲁哀公元年（前494年），吴王夫差攻打越国大胜后，一心要北上称霸，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准备进攻齐国，与晋国争夺霸权。于广陵开邗沟，以通粮道。晋杜预对邗沟解释说：“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入射阳湖，西北至末河口入淮，通粮道也”［7］。北魏郦道元对邗沟的行经路线有以下描述：“中渎水自广陵（今扬州），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距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湖、射阳湖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关”［8］。见图3-2，在邗沟未开凿之前，《越绝书·吴地记》所载古故水道，与《雍正江南通志》称吴王夫差开河通运，抵奔牛达于孟河，出长江的运道已开通。自苏州起始的胥江和古故水道，当是京杭运河渊源河段。
图3-2 邗沟路线示意图
邗沟建成后，吴军水师即可从苏州等地过长江，由邗沟进入淮河，再由淮河支流泗水北上到达齐国境地。在邗沟建成的当年冬天，吴即兴师伐齐，于公元前484年，吴国终于打败齐国后，又循此继进，与晋国争雄。当时，晋国在黄河以北，淮河支流泗水与紧靠黄河的济水相距不远。济水与泗水之间，也是一片湖河沼泽地区。于公元前482年，吴国就利用今山东鱼台和定陶之间河湖沼泽，开挖一条沟通泗水与济水的运河，这就是“通于商鲁之间”的荷水运道。夫差当年循泗水入荷水运道，由荷入济，达到济水岸边的黄池（在今封丘县南）与晋定公会盟。荷水的开浚，首次将长江、淮河流域与中原水路连通，见图3-3。
图3-3 邗沟、泗水、桓公沟、鸿沟位置图
二、鸿沟与汴渠通黄淮
魏惠王九年（前362年），迁都大梁（开封）后，为称霸中原，加强国都战略地位，于魏惠王三十年（前341年）开凿鸿沟，“引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甫者下”［9］，再由圃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开封）。到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40年）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甫田之水”。鸿沟的行经路线，大体是从北面的黄河引水至甫田泽，然后由甫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折南流，于今沈丘会颍水入淮河，抵寿春。
“自是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唐、卫与洛、汝、泗会”［10］。
西汉时期，鸿沟与汴河同在荥阳县北汴口引黄，东流至大梁，大梁以西鸿沟与汴河为同一河流，以东鸿沟折南注颍入淮。汴渠东流至彭城（徐州）合泗水入淮，或因汴河自然和运输条件较为优越，鸿沟逐渐被汴河所代替，东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年），在洛阳建春门石柱上的诏文记载，“成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11］。说明江淮一带贡赋，是通过汴渠入河，经洛水到达京都洛阳的。
三、白沟沟通黄河与海河
东汉曹操当政，为消灭袁绍统一北方，修建以白沟为骨干的运河，沟通了黄河与海河水运。
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率军北渡黄河，进攻袁绍，在淇水入黄处，修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12］。白沟原为古黄河故道，据《水经注》载，白沟运渠工程，首先是在淇水入黄处筑堰，以阻淇水南流入黄，并自淇水口开渠，引淇水东北流，会菀水而入白沟。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挥师远征乌桓，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平虏渠大致位于今卫运河青县至静海、独流一线。不仅使南街白沟的青河得以北流天津，而且与沽水相会，循之可达今北京西南的蓟城，见图3-4。
图3-4 三国时期白沟示意图
白沟与平虏渠的修建，在海河流域构成以白沟为主体的水运体系，自是南来漕船，可由黄河入白沟，溯清河北上，过平虏渠，到天津达蓟城。
可知，东汉在沟通黄河与海河，至北京蓟城间的水运已做了成功的尝试，为隋唐南北大运河提示了路线，积累了经验。
第三节 秦汉魏晋的运河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的邗沟与魏国开挖的鸿沟，把长江、淮河和黄河连通，秦汉在此基础上，使运河工程与水运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江南运河路线，已初步形成
秦统一六国后，六国贵族不少逃居吴中，进行反秦活动。对此，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13］。为此，在江南修了不少运河工程。据《吴录》载，秦始皇帝二十七年（前220年），在云阳（今丹阳）凿北岗，截直道使曲，故名曲阿。唐李吉甫说，“初秦以其有天子气，始皇遣赭衣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又丹阳县”，“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名曲阿”［14］。南朝宋刘桢《京口记》载，秦王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岗使断，因改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15］。据武同举称“秦始皇凿京岘南坑，即镇江东南新丰镇上下之运河，南接丹阳界，即大小夹岗，今丹阳尚有小辛之名，其东南为练湖”［16］。今镇江东京岘山前，古有龙目湖，也为运河所经，秦始皇凿丹徒曲阿，开山辟岭，功力艰辛，为镇江至丹徒，到奔牛段运河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在嘉兴以南至钱塘江段，也进行了运河整修工程，从“由拳……治陵水道，到钱塘江越地，通浙江……县相属”。治陵水道是开凿运河，挖河取土，筑堤修路。汉建元元年至后元二年（前140—前87年），为便于转运福建、浙江一带物资，开河通闽越贡赋，修苏州以南运河，“首尾亘震泽（太湖）东瓀百余里，以便通舟”［17］。可知秦汉时期，舟楫可由长江南岸、镇江京口入阿曲，继经奔牛入古故水道至苏州，再由震泽东，经平望、嘉兴、崇德至钱塘（杭州），见图3-5，应当认为京杭运河江南运河段的运河路线，至此，已初步形成。
图3-5 隋朝南北大运河图
二、汉晋邗沟，已形成里运河路线雏形
邗沟的开凿，是利用长江与淮河之间，湖泊罗列，河港纵横的自然条件，加以串通。南引江水，过高邮后，折向东北，绕道渡过周长300里的射阳湖，再折向西北，经淮安至末口入淮。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邗沟在射阳湖以南的博芝湖与樊良湖之间，运道淤塞不通。广陵太守陈登乃穿沟、更凿百潄，百里渡湖。将邗沟北段，樊良湖至末口，裁弯取直，开西道捷径，从樊良湖开渠，改道北行至津湖（今界首湖），在津湖北端，开百潄新渠，下注白马湖，出白马湖，北行末口入淮，见图3-2。
这是历史上对邗沟进行的首次改道工程，改道后的路线因在邗沟之西，故称邗沟西线，西线的开凿，奠定了现今里运河路线雏形。由于西线顺直，便于南北运输，历代不断进行疏浚维修，以适应运输发展的需求。
西晋永兴年间（304—306年），陈敏任度陵度支，为解决湖泊行船风浪之险，于樊良湖东侧开渠，下通津湖，形成一条人工运渠。60年后，又在津湖东岸挖渠，培岸二十里，经过两次在湖东岸的挖渠培堤，邗沟西线北段已基本形成一条人工运河。“行者不复由湖”，是邗沟有堤防之始。
三、开桓公沟，由淮溯泗至黄
淮河以北的泗水，在彭城（徐州）以北与汶、济相接，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羡溯泗水攻燕，将慕容兰开渠自洸水引汶通泗，至于东阿。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燕，六月率水军溯泗至金乡（今金乡县），大旱，水道不通，令毛穆之自金乡向北过济宁至巨野泽开桓公沟三百里，沟通泗水、济水，由济水入黄河，由黄河以达坊头。
在彭城（徐州）南2里和50里处，泗水河道有徐州洪和吕梁洪碍航险滩，东晋太和九年（374年），左将军谢玄于吕梁，“拥水立七埭，以利漕运者”。开桓公沟后40余年，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姚秦，率水军走此水路，行程缓慢。南宋元嘉七年（430年），宋将刘房之率水军攻魏，自淮入泗，每天行程十里，四月起程，七月到达须昌（今黄河南岸东平县东50里）。
上述可知，汉晋时，水军可由邗沟过淮入泗，溯泗水至金乡，由金乡入桓公沟，过济宁入巨野泽。这条路线就是后来元朝修建京杭运河，在长江、黄河间的遵循路线。
第四节 隋朝南北大运河的修建
581年，隋王朝建立，结束了两晋、南北朝200多年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隋炀帝为巩固统一江山，漕东南江淮之栗，于隋开皇七年（587年）即着手进行通往东南江淮、江南经济区的运河和通往北方边境的北部运河，对我国水利水运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朝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科技成果、沟通江河水运的基础上，对南北向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改善，带来了江南、江淮和北方农业的发展和沿岸城镇的繁荣。
一、浚邗沟为山阳渎
隋开皇七年（587年），为统一江南，即着手开挖整修大运河的江淮段。“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18］，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北至山阳（今淮安），长约三百里，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山阳渎即邗沟。隋时，邗沟有淤积，但行水路线清楚，河型尚在，隋炀帝修复了这条运河，称山阳渎。
二、修整汴渠为通济渠
战国时期，淮河与黄河间水运，已为鸿沟所沟通。西汉之后，鸿沟逐渐被汴渠所代替，隋炀帝在三国、两晋整修汴河的基础上，于隋大业元年（605年）二月，“发河南、淮北诸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19］。自今洛阳县西，引谷、洛二水达于河，自河南板渚（今荥阳）引黄河至开封，继经今商丘、永城、宿县、虹县，在盱眙北入淮。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见图3-5。
这条从洛阳，东下黄河，南渡淮河，最后由江都入江的新运河，全长2400余里，“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全部工程动用劳力百万，历时五个月整修建成。
三、整修白沟为永济渠
隋炀帝为加强北部边防，以涿郡为军事重镇，派重兵把守。于隋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9］。工程首先从今武陟、修武之间，引沁水南通黄河，然后北分沁水，与白沟、清河相通。经新乡、馆陶、临清、长河（今德州）、清池（今沧县东南）至泉州（今天津），再西北行，经路水（今北运河），沿漯水（今永定河），到达涿郡所在地蓟城，见图3-5。全长约二千里。隋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并发运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二百里。通航能力，委实可观。
四、拓疏江南运河
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继整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广十余丈”［20］，中经丹徒、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嘉兴、崇德等地［21］，到杭州，与钱塘江相通，见图3-5。
江南运河，在丹阳以东，穿越河荡密布的太湖平原，疏浚工程，对窄浅、浮涨的碍航河段，从水中挖泥，其土运往运河两岸，这是江南运河具有堤岸之始。虽挖河堆土为岸断续不连，但已初步具有原始塘道（堤岸）雏形，为尔后开河结合修堤，积累了以堤代路的经验。
丹阳以西至镇江段运河，地势高仰，据《漕渠志》载，西北有“大小夹岗，皆凿山通”“丹阳、丹徒县境，隋炀帝凿夹岗通之”。尽管江南运河非隋所创，但在这样高峻夹岗地带，将运河拓宽到“广十余丈”，使之成为能通龙舟的运道，工程之浩大可知。
五、隋朝南北大运河的历史地位
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战乱，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利用先前历代开发的运河，予以系统改建整修，建成为隋朝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诸如在汴河基础上，改建为通济渠，利用白沟拓浚的永济渠，源于战国邗沟而改称的山阳渎，以及经其续建的江南运河，从而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长达4000余里（图3-5），无不包含有前人科学技术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的南北大运河。隋朝大运河正是继承发扬、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运工程技术和施工实践，已进入一个跨流域、长距离大规模建设运河的新阶段。
第五节 唐代对大运河的维护
唐建都长安（西安），为满足京师之需，在唐武德二年至唐开元二十二年（619—734年），每年自江南、江淮一带，年漕运量20万～200万石。唐天宝元年（742年），年漕运量达400万石。唐朝充分利用隋朝运河，开创了全国漕运兴盛的新局面。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中心逐渐移到南方，“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22］。保证大运河畅通，至关重要。
一、永济渠的维护扩建
唐朝的永济渠，是京师长安与河北联系的交通要道。海河流域既是唐朝粮仓，又是北部战略要地。为扩大永济渠运输腹地，在永济河两侧，开凿运河支线。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在河间与平舒间，修建沟通永济渠与滹沱河的长丰渠，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从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大名城西，以通江淮之货。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开平虏渠，沟通海河与蓟运河。此外，还有利用漳水通航的张甲河，由德州伸向东部的无棣河，都是唐朝开发的永济渠支线，以扩大运输腹地，促进漕运事业的发展。
二、广济渠与山阳渎的维护
唐朝称通济渠为广济渠，俗称汴渠，是京都长安赖以转运江南、江淮财富的漕运要道。汴河路线一如通济渠，唐朝汴渠引黄口多变，唐开元二年（714年），汴口淤塞，“调发汴、郑丁夫以疏之”［23］。开元十五年（727年）以梁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发河南府等地，三万人疏决旧板渚口，以通漕运［24］。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为改善汴河通航条件，采访史齐翰开广济新渠，自虹县下，开河三十里，入清河，百余里出清河，又开河自淮阴北岸入淮，从而避免了淮流湍急之险［25］。
唐朝对从淮河至长江的山阳渎，除续加疏浚外，在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扬子桥到瓜洲舟楫不通，漕船由三仪河西行，绕道至仪征出江。再顺长江到镇江入江南运河，鉴于南北运口相距60里，江中航行，舟多败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采访使齐瀚开伊娄河，自扬子桥直通瓜洲运口，长25里。并建斗门，调节水位，以利航行。从此，瓜洲运口便成为南北漕运咽喉要津。
三、续建江南运河
唐朝在前人兴建江南运河的基础上，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26］，修建今湖州至吴江县境荻塘（堤岸）90里，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修建由今平望至南寻之运河堤岸53里，到了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杭州已成为江南大都，为防止运河水流走泄，防止钱塘江江潮倒灌，在运河上兴建长安闸，以维持运河畅通。时运河在杭州城（北）外，走上塘河，由杭州城内中河通钱塘江。
唐朝初期，吴江到苏州无陆路，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修吴江堤筑路，建成今太湖以东运河西堤雏形。并修吴江至平望，平望到修水县（今嘉兴）官塘（堤岸）以利漕运纤挽。据《苏州府志》载，就在“唐宪宗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路，又建宝带桥”。
江南运河堤岸及其漕运纤道，唐朝已基本全线贯通，太湖南、北、东三面的湖泊岸界已初步形成。从此，太湖周边水乡，已有运河和沿运河塘岸纤道相隔，改变了一片白水汪洋的原有面貌。
早在东晋元帝时（317—322年），运粮出京口，为水涸，立丁卯埭［27］，用以蓄水通航，是镇江京口建埭之始。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再置京口埭，并在唐至德中期（756—757年），在奔牛、吕城分别建堰，以控制运河水位。为解决运河用水，唐永泰元年（765年），再次修治练湖，蓄水济运。到唐元和八年（813年），又修孟渎，引江水济运，自是河漕不涸，航运畅通。
第六节 宋朝的运河建设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以东京（今开封）为都的北宋王朝，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随着对唐代运河的大力整修和水工技术的创新，运河的漕运量与年俱增，据《宋史·食货志》载，北宋至道元年（995年），汴河运米至京师580万石，到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运米高达700万石，汴河年运量创历史纪录，堪称运河鼎盛时期。
正如北宋张洎所言，“唯汴水《汴道》横亘中国，首受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28］。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张方平曾对汴渠（汴道）的作用作了简要概括，“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天，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29］。这些论述都明显反映出，汴河及其汴河运道，对北宋王朝的重要性。
一、隋唐永济渠，宋称御河
御河是北宋由汴京通往河北的主要通道，南端由原沁水通黄河，经五代战乱破坏，由沁水通黄河水口淤积不通，时御河流出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界河位置，大致在大清河、海河一线。界河以北为辽王朝与金政权，与界河以南的北宋政权相对峙，战争不断。
图3-6 北宋御河与黄河形势图
北宋的御河，不是漕运粮到京师，而是自京师向北转运军饷到河北边站各地，年运量数十石至数万石不等，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改道北流，从内黄至大明东穿过运河，至乾宁军（青县）合御河，到天津会界河入海，见图3-6。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北流黄河又在大明东南，分出一支东流，形成夹御河而行的复杂局面，御河在黄河商胡改道以来的近80年间，北流与东流互为交替，反复决溢，御河航运日见衰危。
二、引洛水济汴，整治汴河航道
汴河首受水于黄河，起自孟州河阴县，引水东南流，经宋都汴梁（今开封），继经商邱、泗县，于古泗州城与盱眙间流入淮河。长约1000里。汴河运道是由汴河、淮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组成，全长约2200里，见图3-7。
图3-7 北宋汴河运道图
由于汴河水源来自黄河，水的含沙量大，给汴河的航道维护带来一系列技术问题。宋熙宁五年（1072年），议疏洛水入汴，沈括奉命对汴河进行测量，按分层筑堰法［30］，自京师上善门测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高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京师以上至汴口引河处，长一百六十里，为汴河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减轻汴河航道淤积，节省开闭汴口功费，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供奉官张从惠，都水监丞范子渊建议，“于汜水镇北门，导洛水入于汴，为清汴通漕”［31］。十二日，范子渊奉诏进行实地勘测，自汉阴县西十里测至洛口，认为西高东低可以引水。范子渊［32］与宋用臣［33］提出引洛济汴工程总体规划，规划以引尹、洛河为主要水源，引水路线西起巩县，东至土家堤，开挖引水渠长五十二里……。在汜水下游，开河五十步，置上下闸，使引水渠漕船出入黄河，通行汴河，见图3-8。工程规划得到宋神宗的批准，于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动工，六月十七日竣工，历时57天。七月二日闭塞原黄河引水汴口，七月五日正式引水通航。
引洛河清水入汴河后，有利于汴河河床冲刷深槽，稳定航道。但仍需采取疏导措施。“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健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一丈以通漕”［34］。对“岸阔浅浸，宜限于六十步阔，于此则以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28］，所狭河道，欲留水面宽八十尺，束水水面宽四十五尺。诏：“狭河处留水面百尺”［35］。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
图3-8 引洛水东调济汴工程示意图
作为汴河整治工程规划，要求在每长20里的汴河上，做以节点控制，在岸阔河段的堤岸内散流滩地，做木岸以狭河，这段顺岸做的木岸，就是现今所说的顺坝，其浅处为锯牙，即以河岸或顺坝为基线，大致垂直于水流方向做丁坝群挑流。可知，在1000年前，在汴河上所做以木或木梢为主要材料的轻型导流工程，在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三、从山阳末口至盱眙，沿淮开运河
北宋时期，从楚州运河北上的漕船，由运河进入淮河后，需绕道水流湍急的山阳湾，重船由山阳湾逆流北上到汴河，十分困难。
宋太宗雍熙元年至四年（984—987年）间，鉴于淮安以北山阳湾水流湍急，“遂开故沙河，自楚州末河口至淮阴县磨盘口入淮，凡四十里”［36］。这条运河，就是现今里运河的前身。
故沙河开挖通航后，漕船仍需由淮阴过堰入淮，北上入汴河，由于黄河在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之后的30多年间，多次决溢入淮，淮河河道淤积，逐扩展为洪泽甫，风浪险恶。为避其风险，于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从淮阴磨盘口至古洪泽镇，开洪泽渠60里［28］。
宋元丰三年（1080年），自龟山蛇浦至洪泽镇，凿龟山运河57里［40］，与洪泽渠相接。
到此，从楚州山阳末口至盱眙，流急浪大的淮河航道，全程被在淮河旁人工开挖的故沙河、洪泽渠和龟山运河所代替，形成一条全长157里、航道条件良好的运河航道。
四、扩山阳渎为淮扬运河
淮扬运河，北宋称楚州运河，南起瓜州，北至楚州末口，其前身是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邗沟。
宋朝淮阳运河，水枯河浅，除进行局部疏浚外，还在运河上修建堰坝与船闸，以增加水深。宋初淮扬运河有“建安北至淮噬总五堰”，重船在此需5次盘驳，于是，在宋雍熙年间（984—987年），建复闸于西河第五堰［38］，以利通航。宋天禧二年（1018年），因过堰，舟船易损，发运使贾宗上奏，“议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逐毁龙舟……等三堰，以平水势，漕船无阻”［39］。宋乾兴元年（1022年），在邵伯改建复闸，以通运舟，后来又推广到淮安［39］。
时高邮军城北三里的樊良湖，湖面开阔，风大浪高，屡生沉船之患。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发运使李溥下令，凡漕船东下经泗州，必须搭载石料，运此湖中抛积成长堤，以挡风浪，船行逐较安全［39］。宋天禧三年（1019年）发运副使张伦，在高邮北筑漕河堤二百里［40］，并旁個巨石为石达（减水闸），以泄横流。
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淮河容纳不下，高邮楚州之间，逐潴为洪泽湖和高邮、宝应湖。于是，大筑堤堰，“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41］”，并建石达十三座，斗门七座。自是里运河全线始有单堤，今日里运河西堤，大致在此基础上筑成，并为明代建复堤、清代重修里运河大堤打下基础。
五、将江南运河以土为岸，始建以垒石为岸
唐代运河堤岸已基本形成，但堆土为岸难以承受风浪之冲刷。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两浙转运使徐夹置开江兵营，专修吴江至嘉兴长100余里的运河堤岸［42］，宋天圣元年（1023年），洪水冲坏太湖东面的运河西堤，于是令开江兵营兵1200人，修筑运河赤门（今苏州赤门）至市泾（今王江泾）垒石堤岸90里［43］，这是在江南运河工程史上，由堆土为岸，到大规模改建垒石为岸的开始。
宋庆历元年（1041年），自吴江至平望修筑石堤50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吴江县孙党摄县，将平望至湖州堆土为塘的堤岸，改建为垒石为岸的纤道［44］，在纤道跨越沿线港汊荡泊处，小者则建窦（涵洞），大者则建桥，以贯通纤道，利水通流，便于行舟。
宋庆历八年（1048年），在吴江县东门兴建的一座纤道木桥，共99孔，长约500多m，用木万计［45］。这是继宝带桥之后，又一座纤道桥梁，此桥明、清曾加修建，后因该处已淤积为田，现存残已无可寻。
运河镇江至常州段，全赖江湖灌注，每患潮落水涸，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建丹徒、谏壁通江口石达，以扩大调蓄能力。同期，先后在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至六年（1179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疏浚［16］。到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置堤岸淮、浙、澳闸司官于苏州［46］，凡润州、常州、秀州、浙州等地沿运河的新旧桥涵及闸坝等工程，皆属其管辖治理，以保证漕运的畅通。
杭州市内运河，长十四五里，是运河沟通钱塘江的要道，但因日纳江潮，泥沙浑浊，一汛一淤，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知杭州苏轼，遂组织“捍江兵士与诸色厢军，得一千人”，于宋元祐四年（1089年），开疏茆山、监桥二河各十余里，分受江潮与西湖水，自是公私舟船通利［47］。为了防止“潮水日至，淤塞犹昔”，又在铃辖司前置一牐，每迂潮上则暂闭此牐，候潮平水清复开，新浚市河，“永无潮水淤塞，开掏骚扰之患。”
市内运河，自采取御潮防污措施后，又出现缺水断航。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守臣吴芾，作坝并引西湖水入市河，但事后不到10年，漕河浅涩。除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外，又在“通江桥置牐版，迂城中运河浅涸，继即下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牐板，听舟楫往返为便［48］。可知宋时，湖水供运不足，必须纳潮水济运，潮水多沙，带来市河淤积，需经常疏浚，维持运河水深。
六、宋朝船闸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在人工运河上设闸，至迟在唐朝已开始，宋时由运河和航运事业的大发展，复闸、多级闸与澳闸相继出现，对改善运河通航条件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对提高人工运河建设技术是一项重大创举。宋雍熙元年（984年），转运使张维岳在开凿淮安至淮阴的故沙河后，乃命则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逾五十步，设悬门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49］。这座史称西河闸的船闸，有上、下两个闸门，闸室长50步，闸门为可升降的平板门。当闸室水位与上、下游水平时，分别开启上闸门与下闸门，其设计运行原理与现代船闸类同。这一单级复式船闸的出现，实是继承唐代单闸不断改革的结果。此后，于宋天圣四年（1026年），修建了运河入长江口的真州（今仪征）船闸和运河入淮河口的北神船闸（在今淮安北五里），宋天圣七年（1029年），又建邵伯船闸［50］，这3座船闸都是在埭堰旁侧另开引河建闸，与现代航运梯级闸坝布局相似。
宋朝在运河坡度较大河段，选用和建设多级船闸已相当普遍，长安闸、邵伯闸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二级船闸，据《咸淳临安志》载，长安闸自下闸九十余步至中闸，又八十余步至上闸，两闸室长度约130～140m。
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为解决水源短缺河段的船闸用水问题，创建了具有船闸供水系统的澳闸。宋元符元年至元符二年（1098—1099年），先后将吕城、奔牛及京口三闸，改建为澳闸，长安闸也改建为澳闸，澳闸的兴建，集中反映出宋朝水工技术的优秀成就。
所谓澳闸，就是在闸旁建一蓄水池（称船闸的澳），使用时，将船闸闸室放出之水蓄于澳，当运河来水不足时，将水澳之水放回（或用水车抽回）闸室使用，正如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车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运”。
船闸的问世，开拓了水工技术的新领域，扩大了运河通航能力，促进水利水运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为尔后元朝建成京杭运河积累了经验。
第七节 元朝建成京杭运河
宋、金以来，南方经济发展迅速，黄河流域战争连年，水患灾害严重，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到元朝时，“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50］。
元朝建都北京后，我国历史上从东南向西北的运输方向，一改而为由南向北，而解决南粮北运，曾想方设法沟通南北水运路线。一是海运，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丞相伯颜建议行海运，将江南的粮食，由沿海海运北送；二是河海联运，由淮扬运河，溯泗水至济宁，由济州及至东平转大清河，到利津，出海北运；三是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试行水陆联运，自江北淮扬运河，溯黄河至中滦（在今开封、封丘间），然后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门（今淇县东南），从淇门入御河（今卫河），水运至通州，再陆运五十里至大都北京［51］。就在这条运输路线试运的前一年，即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大将伯颜率兵继伐南宋时，“访问自江淮达大都河道”，命郭守敬前往查勘［52］。
一、郭守敬查找径直至京的运河路线
郭守敬的查勘，北部以陵州为起点，西南至御河上游卫辉汲县。南至徐州吕、梁、二洪，东至汶水堽成。在这一边长为400～500里的三角形范围内，他实地查勘了御河以及徐州东南黄河上的碍航险滩吕、梁二洪，徐州到济宁的泗水运道，安山至临清的未来会通河沿岸地形和水系分布，还从东平路须城，沿汶河到堽城，调查引汶水济运的可行性，对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反复调查研究，并绘制详图上奏朝廷。从查勘路线及其内容不难看出，其目的是要规划优选南粮北运的运河径直北上的路线与可靠的供水水源。在郭守敬图奏后的第二年，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伐宋回京后，再上奏“都邑乃四海会同之地，贡献无入，非漕运不可，若由陆运，民办惫矣。”又说“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今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至达，诚国家永久之利［53］”。这一建议深受忽必烈赞赏，并开始查勘直达京都运河。郭守敬的查勘规划，为尔后运河路线的选定，促进汶、泗、御水沟通，建设水运直接北上运河，提供了蓝图，奠定了基础。
大将伯颜的建议，受到忽必烈的重视，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开凿济州河，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丞相桑哥才奏准安山到临清运河（即会通河）的开工建设计划。
二、开凿济州河
济州河，起自济州（今山东济宁市），止于安山，长150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开始对济州河进行实地踏勘、规划设计，并安排工役调配。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正式兴工建设，浚济州河，第二年八月工完。据《元史·河渠志》载，工程系利用泗水南流会黄入淮，汶水北流汇大清河入海的自然条件，“于兖州充立牐堰，遏泗水西流，堽城立牐堰，分汶水入河，南汇于济州”，以供航运用水。同时“以六牐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济州河开通后，南来漕船，可溯泗水，过济宁，直到安山，由安山下济水（今太清河），顺流至大清河入海北运。继因海口泥沙淤阻，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即由东阿陆运250里至临清，入御河北上。但在途中经过北宋黄河东流所经地区，地势复杂，牛车跋涉、运输困难。到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逐罢东阿运粮，打通和开挖由安山至临清北上的运河规划，应时而生。济州河作为京杭运河的一段，在尔后数百年的南北运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会通河的开挖
在郭守敬对其进行查勘、调查研究和实地测量成果后的第十三年，会通河经过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工作之后，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终于正式动工。在动工之前，大史院令史边源和都漕运副史马元贞等又到现场，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划和施工布置，“循行地形，高度动用，参之众议，图上可开状”［56］。于是朝廷下令开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启闭通放舟楫。这项工程，朝廷漕付马之贞与史边源制定的施工计划，由兵部尚书李处巽主其事，征旁郡丁夫三万，用钞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55］。从正月三十日起，至六月十八日工毕，共用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工期历时四个月。主持施工的礼部尚书张孔孙等人，正式中奏安山渠，即会通河凿成。并称“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在所未有”［56］。元世祖视自命名为“会通河”，见图3-9。
元朝的会通河工程，除开挖运河河道外，还建有一系列闸坝。初时，建了一些木闸，用以节制运河水量，会通河因工期短，工程质量差，运道开得窄浅，木闸也不牢固，第二年，雨霖岸崩，河道淤塞，闸身毁坏，需要修复。经由马云贞奏请，将专门拉纤的三千户站夫，全部投入疏浚运河河道，并移闸以石，而视所损缓急为先后［55］。
图3-9 元朝会通河示意图
四、开京都通惠河
会通河开凿建成后，南来漕船可北达通州，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上奏，开通州至大都运河具体计划，“于归闸河踪迹导清水，上从昌平县白浮山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自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入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总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宜”［55］。
这一规划，经元世祖允准，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开工，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建成全部工程。凡役军工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人，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禇币百五十二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还有木、铜、铁、白灰等不计其数［55］，兴役之日，令丞相以下皆视操畚牐为之倡。
通惠河开通后，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方秋霖雨，骑马踣毙，不计其数。至此，皆罢之［55］，从此南来漕船可直达积水潭，北京港。
通惠河工程，按郭守敬的规划，其作用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引白浮山水济运工程，主要是在大都城西北，修建了一条北起白浮村，南至瓮山泊，长50多里的白浮堰，拦截昌平以南的西山各路泉水，由白浮瓮山河，引水南至青龙桥，汇入瓮山泊；第二段是瓮山泊（又称西湖景），它是白浮瓮山河与惠通河通航河段之间的调节水库；第三段是通航河段，自瓮山泊引水都城积水潭，舟从积水潭东岸引出，经南水门（今崇文门北1里）起，每10里设闸一处，每处设相距1里的上、下闸，直至通州高丽庄，共7处。加上文明闸以上所设3处，共10处，计闸20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地形条件和行船需求，增建了“海子闸和郊亭闸，再加开河前建成的广渠闸，实际置闸二十有四［57］”。复闸上、下闸的间距，魏村上下间为一里，朝宗闸上、下闸为一百步［58］，广源闸和藉东闸，上、下闸间距分别为二里和五里。当时，因通惠河施工时间短促，皆以木建牐，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用砖石修治。
五、元朝京杭运河的组成
元朝的京杭运河，在充分利用隋、唐、宋原有南北运河的基础上，由淮阴溯泗水，纵穿泗水、汶水和御河分水岭，进行大规模裁弯取直，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径直北上通州，继开通惠河，直通元大都积水潭。
但元朝自己开凿的新运河通道，也只有自任城（今山东济宁市）至安山（今山东梁山北）的济州河，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和北京至积水潭的通惠河，合计运河长度约540余里。
利用天然河流通航的河段，有淮阴至徐州的“河漕”（黄河）运道，徐州至任城的泗水运道，以及直沽（今天津）至通州的白河运道，合计运道长1200余里。
利用前人兴建的原有运河通道，包括临清至直沽的御河运道、淮安至扬州的淮扬运河以及自杭州至镇江的江南运河，合计运道长约2000余里。
由上可知，元朝的京杭运河，大部为继承前人所建原有运河和利用天然河流通航河段组成，元朝开挖的运河长度还不及全程运河长度的1/10。但所开挖的运河河段工程十分艰巨，技术条件甚为复杂。它的开凿和跨流域引水工程的实施，为明、清开创了由南至北、由杭州至北京、径直水运直达运输线路的基本格局，为我国水利水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六、元朝京杭运河的工程技术
我国的船闸，创建于唐宋，这无疑是人工运河建设技术上的重大创举。但从创造直到元朝开会通河和通惠河的200年间，才把它推广应用至黄河以北的运河建设上，运用它来解决地形复杂的跨流域运河建设和引水接济运河水源的解决。
（1）渠化运河的船闸布设，元朝自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到至治元年（1321年），在会通河上兴建船闸18座，其中有单闸、复闸和二级闸。由于运河所处地段地形坡度不一，船闸的布置及其分布也不同，如临清至聊城河段长158里，仅建有一座戴家湾闸；戴家湾至聊南114里，建有一座李海务闸；在聊城南至荆山南闸56里河段，建有船闸7座，其中七级、聊城、荆门为复闸；荆门南闸至济宁南闸275里，建有船闸7座。其中荆门南闸至寿间63里，安山间至开河闸85里，在不同地段的船闸布设，却有其不同河段的特殊功能。如临清三闸（北闸、中闸和南闸）还具有对卫河（御河）与运河洪、枯水位的调节作用，建溢闸闸门宽9尺（合2.76m）以限制200m以上进入运河的功能。而七级、阿城、荆山三闸，均具有三闸门组成，组合闸距2～3里，利用闸与闸间自然河段作为闸室，以容纳较多船只同时过闸。因三闸地处大清河支流沙河以北，河段地势较陡，复闸则以上启下闭、下启上闭的运行方式，来节水保运。济宁三闸除壅高水位，还有南北分流功能。会通河上的船闸，在反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建设、运行经验，在船闸总体布置和建筑技术方面渐趋完善，为运河航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跨流域引水济运工程。水源问题，是京杭运河通航的根本问题，会通河水源的解决尤为突出。
元初，为了饷宿薪戍边之众，灌溉济兖之田，曾堨汶水入洸，溢泗漕［59］。会通河建成后，在宁阳县城北30里，距济宁64里的大汶河上筑堽城坝，引汶水顺洸河西南流于济宁会河闸，分水南北［55］。引汶济运于会源闸，是时可能因运河地势起伏高低，测量有欠准确，济宁会源闸南北两侧，北高南低，济宁置闸分流，向南供水有余，向北供水不足。从会通河全程平均纵比降看，闸座布设欠合理，虽济宁至临清设置船闸18座，但在其中开河闸至济宁北闸相距百里，其间造成南旺河段，每有浅阻。济宁以南，虽供水有余，但在辛店船闸与师家店船闸之间，长24里河段，地势悬差，比降陡峻，水源不足，航道浅阻，“每漕船至此，上下毕力，……必资（水位）平于陆而始达”［60］。由于运河在建设技术处理上，还存在有渠化工程总体布局不够完善，引水济运济宁分流不妥等问题，每逢冬春枯水，运河河道“岸狭水浅，不任重载”。运河通过能力受到限制，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运输作用。
元代会通河、通惠河的开挖和渠化建设的成功，京杭运河的建成，实现了从杭州至北京的南北直达航运，尽管元朝的京杭运河在工程技术和运输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却为尔后我国政治、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对沟通我国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国家统一方面，不失为一项永垂后世的伟大创举。
第八节 明清对京杭运河的续建改建工程
自1403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一直十分重视对京杭运河的整治和利用，漕运在明、清政治、经济活动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保持京杭运河南北漕运畅通，明、清两代在元朝创建的京杭运河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续建、扩建和改建工程。
一、修复续建通惠河
明初，通惠河引水河段的白浮瓮山河，因30多年无人问津，而被淹废。为恢复通惠河水源，曾修复白浮瓮山河，因在距白浮20余里处修建皇陵，认为白浮引水破坏陵寝风水，修复工程作罢。通惠河航运用水只能靠玉泉水，而玉泉水必须保证宫廷园林用水，能用于通惠河航运用水的水量，仅为玉泉水的一半。为维持通惠河漕运，明、清多次进行治理。
（1）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治西湖景（瓮山泊）一带水闸，次年疏浚西湖景至通州河道。永乐十年（1412年）继疏积水潭至张家湾河道［61］。明宣德七年（1432年），皇城东移，将通惠河部分河段圈入皇城［62］，漕运船艘因皇城所阻，已不能上行至积水潭港。
明宣德九年（1434年），洪水冲坏了位于今天安门稍南的文明闸，和位于文明门东南的惠和闸，明正统三年（1438年）建成大通桥闸，城内通惠河道逐渐淹废。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命平江伯陈锐，督漕卒疏通惠河，将河道狭窄河段挑宽到五丈至六丈。同年九月，再次加宽浚深，“宽以十丈为止，……方可行船无阻”［63］。翌年二月，又继续施工，“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63］。明嘉靖六年（1527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请开通惠河，世宗批准了吴仲的水陆并进方案。在通州城北新建石坝一座，从石坝至大通桥，共倒载驳运5处，每处用驳船50只，每只载米150石，日运1万石至大通桥码头［64］。
至万历年间，“露雨一月，平址水涌，通惠河闸坝莫辨”［65］。通惠河枯水浅涩，洪水泛滥，漕运问题渐多。
（2）清初，修建石坝及通惠上5闸，恢复通惠河漕运。疏导通惠河河道，重建大通桥，加筑堤岸，整修滚水坝，以泄洪水［66］。疏朝阳门至大通桥护城河等，清代虽对通惠河修治不断，只能是沿袭明代旧制。南来漕船至通州，过堤剥运上岸，通惠河漕船，翻坝倒载60里至大通桥码头。
到清同治、光绪年间，虽仍有岁修制度，而通惠河河况日下，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京都漕运服务近700年的通惠河，全部停航。但通惠河为京都建设和服务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京杭运河光辉史册。
二、重建会通河
为南粮北运，以济京师之需，于明永乐四年至六年（140—1408年），曾试行海运［67］与陆（河）运［68］，终因海运多险，陆运也艰。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议重开会通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认为“会通河道长四百五十余里，其淤滞者三分之一”，疏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运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朝廷采纳了潘叔正的意见，并令工部尚书宋礼查勘会通河，宋礼查勘之后，极力主张恢复会通河，于是以工部尚书宋礼等，发动军民30万人，重开会通河，至八月完工，施工200天而功成。重建的会通河，深一丈三尺，底宽三丈二尺，“八百斛之舟迅流不滞”［70］，效益显著。
明清在元朝开河建闸的基础上，疏航道，修闸坝，更好地控制和调动运河水资源，调节水位，保持运河水深。从临清至济宁，南北建闸26座。其中在戴家湾至聊城南114里，增建土桥闸、梁乡闸、永通闸和通济桥闸；安山至济宁南闸，增建斩口闸、袁口闸、十里闸，柳林闸、通济闸和寺前闸。另在临清废除了限制200料大船入运河的隘闸，济宁废除了起南北分流作用的会源闸。明、清两代对运河船闸布置和闸工建设技术有所进展，而且在运河的供水、排水、水柜调节和引水济运的建设系列上更趋完善。详见图3-10。
三、明建戴村坝，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济运
前已述及，会通河是一条跨流域运河，处于泗、汶、御河分水岭。元代在宁阳县城北30里的大汶河上建堽城坝，引汶水入洸河西南流128里，至济宁会源闸，分流南北济运。因分流位置偏低［71］，向北分水不畅。明在东平县南城子村北，大汶河堽城坝下游52里处，建戴村坝，在坝的上游南端［71］，引汶水入小汶河，流程140里，至南旺分水闸，南北分水，畅流济运。
南旺是会通河上的至高处，南北分水之脊。会通河从南至北纵穿南旺湖，分湖为东南旺湖与西南旺湖。戴村坝小汶河引水渠，横穿南旺东湖，分湖北为马踏湖，南为蜀山湖。东西向的小汶河引水渠与南北向的会通河，交汇分水口，正居三湖之中。南旺湖作为南北分水枢纽后，各湖逐建堤防，加大蓄水量，并在堤防上建有闸坝、斗门与引水渠和会通河相通，以控制水流。这些湖泊对运河起着涝时蓄多余之水，旱时供运河用水的作用。
图3-10 会通河与南旺分水
南旺分水工程，是由湖泊水库、引水渠和分水口组成。戴村坝初建时，南旺分水口南北无闸控制，直到70年后的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始建南旺分水口南北分流闸，南闸呌柳林闸，在分水口南五里；北闸呌十里闸，在分水口北五里，以控制南北分流时间和分水量。在南闸与北闸建成运行22年后的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戴村坝引水代替了堽城坝引水，南旺分水代替了位置偏南、地势偏低、向北输水不畅的济宁会源闸分水。南旺分水口地处会通河南北之脊，使水分流南北，妥善解决了向运河南北的输水济运问题。
堽城坝与戴村坝，引汶水济运工程，跨越元、明、清三代，历经600年，其中由戴村坝引汶水济运近400年，为我国跨流域引水济运积累了丰富经验。纵观历史上的跨流域引水济运工程，它是继北宋引洛济汴，明初通惠河白浮村引水工程之后，引水维持京杭运河会通河河段分水脊，南北漕运的又一伟大创举，是我国京杭运河水利水运史上谱写的又一光辉篇章。
四、整治徐州、吕梁二洪
宋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滔滔洪水由徐州夺泗水入淮，淮河容纳不下，遂潴为洪泽、高邮、宝应储湖，严重威胁着淮扬运河的畅通。
黄河由徐州夺泗后，泗水运道由徐州北入黄河，经徐州洪、吕梁洪东南行。徐州洪位于徐州东南二里。“巨石盘踞，汴泗流其上，冲缴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难。”吕梁洪位于徐州东南五十里，分上、下二洪，绵亘七里，洪中诸石林立如齿，水浪沸腾，实为泗险。
北宋时，曾对徐州、吕梁二洪河段险滩进行治理，“开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启闭，通放舟船”［72］。度地势开凿，设闸以控制吕梁之险。
明朝，运河运输任务繁重，为改善徐州、吕梁二洪通航条件，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瑄治河，组织凿礁治渠，“凿吕梁、百步二洪，以平水势。”于洪口建闸，以保漕运。明宣德初年（1426年），又议于“吕梁洪归河西岸凿渠，深二尺，阔五丈，春秋有水可以行舟”［72］。明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又在渠上置石闸二座，按时启闭节水，使航行条件得到改善，明正统六年至八年（1441—1443年），于徐州洪南口，吕梁洪上、下两口，各建闸积水行舟［73］。明成化四年（1468年），以大石筑两堤，固以铁锭，凿外洪败船恶石三百，平筑里洪堤岸，又瓮石岸东西四百余丈。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曾甃吕梁洪石堤石坝，三百余丈，以资牵挽。及是建闸，行者便之［74］。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通加河后，运河由夏镇改道，由直河口入黄。避开黄河徐州至直河口长300里河道与徐州、吕梁二洪险滩河段。从而，徐州、吕梁二洪作为多年来运河必经之道的状况宣告结束。
五、明里运河，始有双堤
黄河夺泗入淮，淮河容纳不下，夺运河南下入长江，由于运河宣泄不畅，沿岸湖面扩大，风浪覆舟损粮严重，挖河筑堤保漕，成为明朝治理运河的重点。
明太祖洪武九年 （1376年），在宝应老人栢丛桂的建议下，修宝应湖堤六十里，以捍风流[75]。明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从宝应县城南槐楼至界首，在湖东岸开直河四十里，引水入渠，作为运道。明宣德七年（1432年），陈瑄大筑高邮、宝应、光、白马诸湖长堤堤上修筑纤道，以利牵挽，并在高邮湖内开渠四十里，明英宗正统三年 （1438年），修高邮湖堤四百二十五丈，做砖石护坡。明天顺六年至八年 （1462—1464年），浚淮安以南运河，修高邮湖堤三十余里，明成化十四年 （1478年），太监汪真鉴于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每迂西北作风，则粮运船只，多被堤石、椿木冲破漂没，提出宜筑重堤于堤之东，挖河积水行舟[76]。这是里运河有东堤之始，从此运河始有左、右两堤。
六、逐段开挖越河，河湖分置
明弘治三年（1490年），工部侍郎白昂，以高邮新开湖，行舟多险，遂以原湖堤之东开越河，起城北杨家嘴至张家沟长镜湖三十里，广十丈，深一丈有奇。砖石为岸，首尾有闸与湖相通［76］。这条河是在湖东岸开挖，形如月，又称越河，自是舟行高邮者，人获康济，名康济河。
明嘉靖五年 （1526年），筑 光湖东旁旧堤，开新河长三十里，嘉靖十年 （1531年），光湖东筑越堤二十三里。明万历四年 （1576年），自称沟湾至宋家尖，筑宝应湖堤长一千九百八十三丈五尺，石工长一千六百三十六丈五尺，计石十层[77]。
光湖虽在万历四年 （1576年）建了石堤，七年（1579年）又加修宝应石堤，但在万历十年 （1582年）、十二年 （1584年）狂风大作，覆舟无数，漂没漕粮八千石。时漕总李世达主张于石堤之东开越河，以避风险。工程由王延瞻主其事，在原西堤之东，筑新东堤一道，自宝应南门外至新镇之三官殿，计河长三十六里[78]，筑其新东堤，培其归西土堤，原为谭者四，皆瓮以石，南北建石闸二，以通舟楫。此河当是宝应至界首间运河，时名宏济河[76]。明万历十六年 （1588年），总河潘季驯，又自宏济河，开河二十里，北至黄浦。12年后，总理河漕刘东星主持，在界首湖东，自宏济河北端开漕渠十余里，又自邵伯湖东、桃邵伯越河十八里，又开界首越河，长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以避风险[79]，清康熙十八年 （1679年），在清水潭至高邮湖，就湖离决口五六丈为堰月形，扼两端筑成西堤，挑越河长八百四十丈，起土增筑两岸大堤，漕运大通。
至此，经过上述一系列开渠筑堤，淮安至扬州，已是越河与堤防相连，在湖泊东侧，基本实现了运河与湖泊分离，河湖分置。从此，结束了“湖泊激荡，风波覆舟”［80］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江淮间水运交通的发展。
第九节 续建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堤岸及沿河漕运纤道，在唐时已基本全线连通，宋朝开始将堆土为岸，大规模改为垒石为岸，疏浚运河河道，大建沿运河纤道桥涵等，元、明、清在唐宋建设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扩建续建。
一、修建石纤道驳岸
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平望至湖州壅土为塘的堤岸改为垒石为岸后，元代在天历二年（1329年）、至正六年（1346年），大修运河石塘四十里，以巨石重筑［81］。
明洪武九年（1376年），修长州至嘉兴石土堤塘、桥道七十里，明弘治七年（1494年），修嘉兴旧堤三十里，将土改建为石岸。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82］，改建嘉兴至王江泾归堤，尽甃以石。
二、修建纤道桥涵
宋末元初，时局混乱，开江营兵制度，运河及其沿岸工程管理松弛，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曾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重建的99孔木结构吴江长桥塌塞50余丈，沿运河36座桥涵，钉断脱塌，堵塞损坏。元泰定二年（1325年）［99］，重建长桥，将99孔木桥纤道，改建为62孔石桥纤道。元天历二年（1329年），吴江县知州孙伯恭大修石塘，以巨石重筑，并修建水窦（水门、涵洞）133处，窦之上以巨石为梁，同时，将纤道木桥皆改为石梁。
明洪武九年（1376年），修运河沿岸泄水洞131处，明宣德五年（1430年）［84］，尚出周忱巡抚江南檄筑塘道通漕，自南津至塘西达杭州，凡桥梁道路未接通者，筑路建桥。
清嘉庆二年（1797年）［85］，重修运河塘道，北界无锡，南至吴江，长90里，共修建归塘4000余丈，新建塘50丈，里塘300余丈，同时建桥28座，修桥15座。
上述说明，运河纤道桥梁的建设维修相当繁重，各朝代屡有修建，苏州以南的宝带桥现仍为重点保护文物，位于吴江县城南的62孔长桥［86］，因该处湖、河、港、汊，已淤积为田，桥已不复存在。在运河穿过湖泊，湖中纤道均用巨型条石，立石为柱，横石为梁，构成为跨湖条石纤道，以利纤挽。
三、疏浚运河航道
运河无锡至杭州段，流经湖泊河网地区，运河水源多经太湖及其湖泊荡漾调蓄后注入，尽管如此，为维护运河畅通，仍需进行维护疏通工程，随着运河航运的发展，宋元丰三年（1080年），曾对苏州至杭州段运河浅段进行疏浚。明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392—1396年）［87］，杭州、嘉兴、苏州、常州、镇江七府疏浚运河，明景泰八年（1457年）［88］，浚浙西崇德县运河40余里，清雍正六年（1728年）［86］，疏浚吴江、震泽县运河，长5579丈，河面宽10丈，底宽5丈。
江南运河淤积最甚，疏浚最频繁的河段，是常州至镇江段，该段运河用水，是以引江水和太湖水为源，江潮自澄锡运河、利港、孟河及丹徒、镇江诸口，日夜往返吞吐，江潮携带大量泥沙，在沿江各运口和运河汊道中淤积，为维持运河畅通，历代对该段运河挑挖疏浚不止。元泰定元年（1324年）［86］，明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正统八年（1443年），明景泰二年（1451年），明天顺六年（1462年），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万历六年（1578年）、明万历十六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588—1644年）等，都曾对常州至镇江段运河进行疏浚。
清朝时期，在顺治九年（1652年），康熙元年至十年（1662—1671年），雍正元年至十一年（1723—1733年）连年进行疏浚。尽管连年疏挑不止，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89］，太湖流域大旱，为满足漕船载重吃水3尺余寸要求，使运河水深维持在4尺，不得不以禁止灌溉用水的代价，以换取载重漕船的畅通。
四、运河南北通江运口的维护
元朝初年，龙山闸（在今杭州闸口附近）淤塞。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钱塘江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城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返，募夫搬运十六里［90］。元延祐三年（1316年），进行钱运沟通工程，疏龙山河九里三百六十步。元至正六年（1346年），再次进行疏浚，“舟楫虽通，尚未达江”。
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江潮高河水低，为防止江潮灌溉，潮沙淤积，将通江闸（今闸口附近）改建为坝，进出船只需翻坝通江。明朝末期，运河已不通钱塘江。
清朝初期，钱塘江江道冲淤演变，龙山闸所在地运河淤积，“悉涨成沙地”边滩。
运河通长江运口。元朝初期，京口闸久废，江皋一带，皆成淤塞［91］，元天历二年（1329年）［89］，疏京口至吕城段运河六十五里。元末明初，京口闸外淤涨，“沙堵延褒二十丈”［92］，百露港“夹岸洲四十里”。蒜山漕河“平夷为陆［92］”。明洪武十年（1377年）后，漕船由甘露港与京口之间新河出江。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京口至丹阳段运河，时疏时淤。漕船取道孟河、德胜河“东浮大江”。明万历四年（1576年）修孟渎以旁通舟楫，分流漕运［89］。清朝时期，京口常州段运河“皆赖江湖为源”［93］。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京口闸倾废，吕城闸仅存旧址，对其进行重修，并对京口至吕城运河浅段，进行挑浚，一律深广。到清同治八年（1869年），长江主流继续北移，位于京口西北的金山岛，“洲沙直连南岸”。到清朝末年，金山岛沙涂迅速向东北伸延扩张，与征润州连成一片［93］，京口江滩淤积严重。
第十节 明清对京杭运河进行的避黄改道工程
1368年，明王朝建立，重整京杭运河，为避开黄河及黄河反复决口泛滥对运河的冲淤影响，对运河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改建工程。
一、开安山湖东运河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原武，侵安山湖而东，会通河淤断。到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在重修会通河的同时，为防止黄河泛决再次冲淤运河，自汶上县袁家口向北至寿张县沙湾东移50里，绕安山湖东开新运河，南北以接旧运河［94］。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闸坝工程竣工，漕船起走改道新线，这是明朝避黄改道之始。
二、开昭阳湖东、南阳运河
嘉靖以后，黄河河患南移至济宁与徐州之间，由于黄河不断决口泛滥，形成南阳湖和昭阳湖，为避开黄河的频繁侵袭，当时李永勋、胡世宁主张将运河由昭阳湖西移到昭阳湖东，以昭阳湖作为黄河泛滥的屏障。明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在单、曹、城武等县决口，运河淤积，航运受阻。第二年嘉靖皇帝即令盛应期开挖北起南阳镇，经夏镇，至沛县、留城，接归泗水运道，长约141里，工程未果。直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沛县、留城以南至茶城，运河淤塞，粮艘200余阻于邳州。第二年尚书朱衡又循盛应期所开新河旧迹重新施工。明隆庆元年（1567年），北起南阳镇，东移30里，绕昭阳湖东而至留城的南阳新河建成，南粮北运漕船得以沿新河顺利北上，从而揭开了“避黄行运”和“黄运分置”的序幕。见图3-11。
图3-11 明清安山湖东、昭阳湖东、微山湖东、泇河、中运河改道路线图
三、继开泇河，运河由南四湖西改道到湖东
南阳新河建成后，使南阳经夏镇至留城之间，航道条件得到改善，而留城以下运道仍黄运合一，经常受到黄河泛滥和泥沙淤积的威胁，明隆庆三年（1569年），黄河又在沛县决口，茶城运道淤塞，于是，在茶城之东另开泇河之议渐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济宁、徐州一带大水泛滥，运河堤岸溃决200里，航道淤塞，舟楫不通。总河尚书舒应龙，在微山湖、韩庄湖和彭水之间开河45里，导湖水由彭水入泇河，这是泇河工程之始。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之后，总河刘东星继续整治泇河，开凿良城、侯迁、台庄及万庄河道。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继开泇河，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全长260余里的泇河工程基本完成。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总河曹时聘进行整修。到此，京杭运河避黄改道东移的泇河工程，由现今的南四湖西，改道到南四湖东，从而，使京杭运河既避开了徐州徐吕二洪之险，又避开了由徐州至直河口，长约330里的“河漕”运道。它是明代“避黄行运”和“黄运分置”的关键工程，为尔后开挖中河奠定了基础。
四、清开中河，避黄行运
据《清史·河渠志·运河》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河督靳辅“创开皂河四十里，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便之”。翌年七月，黄水大涨，皂河淤积，不能通舟。靳辅又自皂河东开支渠至张庄，长三千丈。使泇河水至张庄入黄河，是为张庄运口［95］。这条由皂河拖东20里至张家庄的运道，改变了20里黄河逆水行舟之苦，进一步缩短了黄运合一的长度。
张庄运口建成通船后，还有180里运道要经黄河行运。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在加高北堤后，提出开中河方案。次年靳辅于黄河遥、缕二堤之间，开挖中河一道，广七丈至八丈不等，深丈余。其上接张庄运口，并骆马湖之清水，下历桃源（泗阳）、清河（淮阳）、山阳（淮安）。而于清口对岸清河县西仲家庄，建大石闸一座，以泄山左之水。而运道由此通行，避黄河之险溜，行有纤之稳途。清康熙二十七年［96］（1688年）竣工，漕运船只始走中河，避黄河180里之险，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因仲家庄紧对清口，有碍运道，改由下游杨庄出口。从此，黄河与运河除有交叉之外，运河与黄河完全分离，“黄运分置”。
运河与黄河完全脱离了关系，从根本上摆脱了运道之阻塞，盖有黄河河道之变迁的被动局面。当时，由里运河南来漕船，过三座船闸，五道束水坝，到码头镇，出运河入淮运口，回转西北入顺清河，开临黄坝，出船渡黄河，由杨庄运口北上中运河、泇河而至济宁。
正如靳辅在谈到中河未开前的情况说［97］，“自清口至张家运口，重船逆黄而上，催觅牵夫，艘不下二三十辈，蚁行蚁负，日不过数里，每艘费至四五金，……漂浮沉溺往往不免，盖风浪激驶固非人力所能胜也。”在谈到中河建成时说，“连年重运，运道一出清口，即截黄而北，由仲庄闸，进中河，入皂河，风浪无阻，牵挽有路，又避黄河之险二百里，抵达之期，较历年先一月不止，回空船只又无守冻之虑，在国家岁免漂失漕米之患，在则无沉溺之危，小则省牵夫之费。……运道之利黄河仅七里矣”［98］，这充分说明运河改道避黄工程效益十分显著。
五、京杭运河是祖辈留下的光辉遗产
元朝的京杭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约3700余里，其中大清河寿张沙湾至淮河淮安段，长约1100里，运河走天然河流泗水或以河漕代运，运河河道的淤塞，盖有黄河河道变迁和决溢冲淤所致。明、清为避开黄河河道和决口冲淤对运河的影响，自1415—1703年的288年间，对运河进行避黄改道工程710余里，避开黄河和黄河冲淤影响里程1060余里，到1703年，中河建成与黄河分置后，除通州至天津的240里是利用天然河道外，可以说京杭运河全线占94%的运道里程，都已成为人工运河航道。
前已述及，京杭运河始建于春秋战国，历经千年，到隋朝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700年后，元朝初步沟通和建成，江南漕粮可藉此，径直运往北京的京杭运河。但运河河狭、水浅，不负重任。明清又用了400年的时间，继续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完善提高。工程进行了近2000年，在这漫长艰难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历代各族劳动人民，相继相承，以高度的科学智慧，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克服我国天然河流分布不足，开挖南北向运河，发展南北水运，为我们绘制和创建了京杭运河这部世界名著，京杭运河是我们祖辈历经千辛万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和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应该爱护、继承和发扬。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之后的百余年间，运河路线与通航建筑物布设无大变化。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由山东省张秋镇，拦腰冲断京杭运河，航道淤积，航运受阻，南北漕运中断。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京都漕运近700年的通惠河全线停航。运河由国家南北漕运航道，降为分省管理的地方河道。运河航道段继续淤积，失去了南北全线运输能力。但运河的航运，却以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记我国运河航运史册，世界文化光辉遗产。
1949年，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即着手对京杭运河进行复兴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现已将黄河以南至杭州千余公里运河建成为能通航1000t、2000t级驳船队的现代化运河（详见本书第八章）。
参考资料
［1］ 易·系辞下
［2］ 史记·周本纪
［3］ 左传·僖公十三年
［4］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二
［5］ 越约书·越绝外传纪地传
［6］ 越绝书·吴地传
［7］ 玉海漕运·卷一八二
［8］ 水经注·卷三十·淮水
［9］ 《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
［10］ 史记·河渠志
［11］ 水经·谷水注
［1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3］ 史记·高祖本纪
［14］ 元和郡县·二十五·润州·丹徒县
［15］ 《太平御览》六十六《地部》引
［16］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
［17］ 乾隆吴江县志
［18］ 隋书·记祖纪·卷一
［19］ 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
［20］ 隋书·炀帝纪
［21］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
［22］ 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23］ 归唐书·李杰传
［24］ 归唐书·食货志
［25］ 归唐书·齐浣传
［26］ 太湖史考
［27］ 兴地纪胜·卷七·镇江府·风景
［28］ 宋史·河渠志·卷九三
［29］ 宋史·食货志·卷一十五
［30］ 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31］ 长编·卷二九〇
［32］ 宋史·河渠志·卷九四
［33］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
［34］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
［35］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
［36］ 宋史·河渠志·卷三〇七
［37］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
［38］ 宋史·乔维岳传·卷三〇七
［39］ 宋史·河渠志·卷九六
［40］ 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41］ 宋史·河渠志·卷九十七
［42］ 《江苏全书》引《天下郡国利病书》
［43］ 清同治《苏州府志》
［44］ 清乾隆《吴江县志》
［45］ 清乾隆《吴江县志》
［46］ 清同治《苏州府志》
［47］ 宋史·临安运河
［48］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
［49］ 资治通鉴·长编·卷〇〇四，卷一〇七
［50］ 元史·食货志·卷九三
［51］ 大元海运记
［52］ 蔡蕃.郭守敬对京杭运河的贡献//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文艺类，卷五十
［53］ 蔡蕃.郭守敬对京杭运河的贡献//苏天爵.元朝明臣事略
［54］ 山东运河备览·卷四载，杨文郁《开会通河功成碑》
［55］ 元史·河渠志·卷六四
［56］ 元世祖本纪·卷一五
［57］ 元史·郭守敬传
［58］ 全斋集·中书右丞相领通惠河都水监事绩碑·卷九
［59］ 山东运河备改·改作东大闸记·卷四
［60］ 《中国水利史稿（中）》引
［61］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
［62］ 日下旧闻改·卷三十三
［63］ 漕运通志·卷八
［64］ 行水金鉴·卷一二四
［65］ 光绪通州志
［66］ 日下旧闻改·卷八九
［67］ 明史·食货志
［68］ 明史·河渠志
［69］ 《行水金鉴》引《明太宗实录》
［70］ 明史·陈瑄传
［71］ 勉惠东.济运工程的沿革：京杭运河论文集.北京：中国书店，1993.
［72］ 读史方撰纪要·卷二九
［73］ 问水集·运河·卷二
［74］ 明史·河渠志·卷八五·运河
［75］ 《江苏水利全书》引《天下郡国利病书》
［76］ 乾隆淮安府志·卷六·运河
［77］ 续行水金鉴·卷一三二
［78］ 明史·王延瞻传
［79］ 清史稿·河渠志
［80］ 治河方略
［8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〇一·运河
［82］ 明史·河渠志·卷八十
［83］ 《同治苏州府志》引《宋钱公捕记略》
［84］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五
［85］ 崇德新志
［86］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一·太湖流域
［87］ 同治苏州府志·卷九·水利
［88］ 嘉兴府志
［89］ 光绪丹阳县志·卷三·水利
［90］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三
［91］ 乾隆镇江府志·卷十八《津梁》《丹阳县》引
［92］ 明史·河渠志·卷八十六·运河·下
［93］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水利
［94］ 光绪丹徒县志·卷一十三·川
［95］ 明史·河渠志·卷八三·运河
［96］ 清史稿·河渠志·卷一二七·运河
［97］ 靳辅·治河方略·卷二·中河
［98］ 清史·河渠志·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