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欧洲协调体系

第1节《第二次巴黎和约》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的七八年间，欧美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法兰西大革命点燃的烈火仍在燃烧。欧洲的政治家们时刻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以防他们维护的欧洲共同体系发生灾难。

这一时期，所谓的“神圣同盟”成为欧洲历史舞台的焦点，并引起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但欧洲协调体系的起源——四国同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几乎被历史遗忘。

四国同盟源于《第二次巴黎和约》。读者应该记得，1813年，拿破仑·波拿巴在对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中失败，1814年，同盟各国侵入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5月2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签订，波旁王朝复辟，法兰西王国不仅从同盟军手里收回1792年原有边境，还增加许多重要的边境，并且没有支付任何战争赔款。随后，维也纳会议召开，旨在解决法兰西王国以外的欧洲问题，但会议还没结束，就突然传来拿破仑·波拿巴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兰西并复辟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消息。因此，维也纳会议受到毁灭性干扰和威胁。紧接着，滑铁卢战役爆发，法兰西第一帝国战败，法兰西波旁王朝再次复辟。1815年11月20日，法兰西王国与同盟国间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

由于在“百日政变”时支持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王国失去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中获得的大部分利益。《第二次巴黎和约》以1790年法兰西王国的边境线为依据，向法兰西王国归还领土。因此，法兰西王国丧失了莫伯日和迪南间的菲利普维尔、萨尔路易和萨尔布吕克，同时还失去兰道要塞及日内瓦湖以南的阿纳西和尚贝里，但继续拥有阿维尼翁和维奈桑。此外，法兰西王国还需支付七亿法郎的战争赔款。部分赔款用来加强欧洲各大国在法兰西王国边境附近的要塞，其余赔款被同盟各国政府及遭受法兰西第一帝国破坏的国家瓜分，五年内，以发行公债的形式，法兰西王国政府分十五次还清这笔战争赔款。这笔战争赔款不计利息。赔款还清前，同盟国派遣十五万军队驻扎在法兰西王国东北部要塞，由法兰西王国供给驻扎费用。同时，法兰西王国必须交还拿破仑战争时期从战败国手中掠夺的艺术品。《第一次巴黎和约》中，同盟国没有要求法兰西王国归还这些艺术品，但《第二次巴黎和约》要求法兰西王国必须归还。法兰西王国觉得归还这些艺术品才是对自己最残酷的惩罚。

这就是《第二次巴黎和约》。整个和约包含的一系列条约，从讨论、起草到签署历时约八星期。法兰西人民一直认为《第二次巴黎和约》是一种报复，但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众所周知，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想炸毁耶拿大桥，桥下放置的两颗炸弹已经爆炸，但未造成严重破坏。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对普鲁士王国驻法兰西王国大使科尔马男爵冯·德·戈尔茨提出抗议，但无效。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呼吁却有了结果。但有一点，同盟国完全达成了一致，即不与拿破仑·波拿巴达成任何协议。1815年7月15日，作为战俘，拿破仑·波拿巴在罗什福尔投降。1815年8月2日，英国、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签署条约，大意是由英国办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监禁前的事务，四国同盟与法兰西王国必须在监禁地点各派驻一名专员。因此，拿破仑·波拿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在三大国及法兰西王国政府各自派驻的专员监视下度过余生。1821年5月5日，拿破仑·波拿巴去世，终年五十一岁零九个月。

必须承认《第二次巴黎和约》的解决方案令人满意。普鲁士王国的代表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和威廉·冯·洪堡对阿尔萨斯提出主权要求，但遭到拒绝。随后的历史证明，法兰西王国占有阿尔萨斯是欧洲政治均势的需要。拿破仑·波拿巴以为英国想从其手中攫取一两个岛屿，他说：“他们要把巴达维亚留给荷兰人，把波旁岛留给法兰西人，真是太荒唐。”在《第二次巴黎和约》达成前各同盟国坚持先解散法兰西王国军队。这一提议得到法兰西王国政府的同意，但法兰西王国政府遭遇重重困难，六星期后才完成解散军队的任务。1814年，路易十八承诺不再建立征兵制度。但1817年，古维翁·圣西尔元帅《陆军法》恢复征兵制度，并持续到1871年。

在《第二次巴黎和约》主条约签订不满一星期，即1815年11月26日，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离开巴黎，计划携家人前往意大利度假。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似乎非常满意在巴黎工作期间的短暂生活，当时他住在位于圣奥诺雷法堡的德尼·德克雷家楼上的公寓内，可俯瞰香榭丽舍大街。

从阳台上看这座巨大的城市，高入云间的塔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我对自己说：“当有关拿破仑·波拿巴、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及渺小的我的所有印记从地球上消失后，太阳每天仍会升起，与这些塔顶交相辉映。”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物质永恒，但我们这些自认为重要的可怜的人类，活着只是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最终像流星一样消失！但至少离开人世时，我们可以带着曾做过一些善事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不愿与拿破仑·波拿巴交换。

这是一个大外交家的反思！

第2节 神圣同盟与四国同盟

战争结束后，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欧洲问题得以解决，政治家们开始思考如何使这一方案能持久发生作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各国君主承诺以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彼此相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这一计划可以追溯到1804年。毫无疑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诚恳的。他是一位利己主义者，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极易冲动。神圣同盟正是他这种智慧和复杂的性情的产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得到俄罗斯外交家伯克哈特·克吕德纳男爵的遗孀芭芭拉·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热捧。芭芭拉·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是位小说家，中年后成为敬虔主义者。在提交给各同盟国前，芭芭拉·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在巴黎修订了将于1815年9月26日签署的《神圣同盟宣言》中的“神圣同盟”草稿。

《神圣同盟宣言》由序言和三项条文组成。序言指出，鉴于过去三年所发生的事件，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三国君主深感有必要根据基督教的神圣真理处理彼此关系。三国君主郑重声明，本条约的唯一目的就是向全世界表明这一决心。宣言第一条声称，三国君主承诺彼此以同胞相待，并在任何情况下相互援助；第二条劝诫各自国家的人民践行普世救主的教义；第三条邀请其他大国接受此宣言。法兰西王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同意加入神圣同盟。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礼貌地回应了这一邀请，但拒绝加入。乔治四世的理由是英国宪法不允许英国加入神圣同盟。这是事实，《神圣同盟宣言》是以三国君主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不是三国政府间的正式条约。如果宣言签字邀请直接提交英国政府，那么英国首相利物浦伯爵罗伯特·詹金森可能难以拒绝。但无论如何，英国是不会在《神圣同盟宣言》上签字的，因为英国需要的不是抽象原则，而是更具体的东西。

所谓具体的东西就是《同盟条约》。《同盟条约》是英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与普鲁士王国互相保障1815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这一著名条约源于一年前各国共同协商起草的文件。1814年春，拿破仑·波拿巴加强防御，抵抗同盟国入侵。1814年2月，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军队即将战败，被迫退回莱茵河对岸。由于军事的失败，同盟国在政治上也出现分歧。实际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已经向拿破仑·波拿巴单独提出和解。1814年2月28日，英国驻沙蒂永代表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正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外交阿尔芒·科兰古侯爵进行谈判。谈判期间，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曾致信正在同盟国军队总司令部所在地肖蒙的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

我不能时常向您说明那些软弱无能的欧洲统治者们的真实想法。朗格勒所谓的《四国议定书》充满怀疑和仇恨。一次微小的胜利就能使他们团结起来，但遇到失败的严峻考验时，他们必然土崩瓦解。您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毫不怀疑您将继续帮助他们。离开您，他们是不可能存在的。

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深知当时形势危急。各大国间没有签订共同的防卫盟约，只有几个国家分别签订双边互助协约，如1813年2月28日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签订的《卡利什条约》,1813年10月8日奥地利帝国与巴伐利亚王国签订的《里德条约》，以及英国与其他协同作战国家间签订的补贴协议。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希望通过不懈努力，各国能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一个共同条约。1814年3月1日，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成功推动了反法同盟四国签订《肖蒙条约》。《肖蒙条约》包括三个单独条约，即英国与奥地利帝国、英国与普鲁士王国、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的条约。每项单独条约的缔约国都同意以下几条规定：第一，尽一切可能反对拿破仑战争；第二，不单独与共同敌人谈判；第三，一旦法兰西王国重新挑起战争并攻击任何一个缔约国，其他缔约国就各派六万士兵，援助遭到攻击的缔约国。同时，《肖蒙条约》还保留“与法兰西王国和解后，各缔约国仍要协调一致，保障欧洲各国间和平”的权利。即在法兰西王国重新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派兵六万的协议并不妨碍在最后和平会议上建立更广泛的安全保障制度。

战争结束后，1815年11月20日，《第二次巴黎和约》签订。同日，英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签订《四国同盟》。《四国同盟》正式重申《肖蒙条约》中规定的原则。根据《四国同盟》，各缔约国承诺：第一，拥护与法兰西王国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第二，任何缔约国遭受法兰西王国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必须派兵六万进行支援；第三，恢复定期高层会晤。由各国君主或大使定期出席高层会晤，协商维护各国共同利益，促进各国和平与繁荣及维护整个欧洲和平的有效方案。

因此，与《神圣同盟宣言》相比，英国提出的《四国同盟》更加具体和实际。《神圣同盟宣言》是基督教情感的表达，三位君主空泛的“无论何时何地三国都要互相援助”的承诺对各缔约国而言毫无意义，因为《神圣同盟宣言》的第二条没有提出援助的具体条件。《神圣同盟宣言》不过是所谓的“协约”，是“谅解”而不是要求任何缔约国严格履行其承诺的契约。

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宣言》完全不同。首先，《四国同盟》是切实的契约，有实行共同防卫的具体条件。按照这些条件，一旦发生战争，任何缔约国就可要求其他缔约国派兵六万增援。第二，《四国同盟》保障的不是维也纳会议规定的所有条款，而是一项特殊且有范围的条约，即1815年11月20日同盟国在巴黎与法兰西王国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四国有必要保障执行维也纳会议条约，而维也纳会议的条约还需通过一系列条约完善，只能放弃这一计划。但与法兰西王国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是欧洲政治体系的基本规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因此，在有限和可行的范围内，《四国同盟》为1815年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提供了保障。第三，《四国同盟》承诺各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欧洲协调制度开始形成。

为结束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做出巨大努力，其意义在于：第一，确保执行战胜国对战败国施加的各项条约；第二，建立欧洲协调制度，为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危机提供和平解决方案，避免战争再次发生。从这两方面看，卡斯尔雷勋爵罗伯特·斯图尔特的解决方案与1914年到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采用的方案不相上下。譬如，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法英美防守同盟条约》从未生效。虽然为挽救战争危机，各国签订了《国际联盟盟约》，但不幸的是，1920年夏天，新的战争爆发，各国没有利用这一盟约化解危机。如果比较1815年的和解协议与1919年的协议对两次战争中战败国的影响，那么前者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大。1815年，法兰西王国严格履行和平条约，并且在三年内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