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内战前夕（1629—1640）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查理一世摆脱了议会，独自统治着国家。1626年，查理一世警告下议院：“你们记住，议会的召集、开会和解散完全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要根据你们结出果子的好坏来决定你们的去留。”现在，查理一世宣布议会结出了坏果子。因此重新召集议会将变得遥遥无期。从今以后，查理一世将以上帝赐予他的权柄治理国家。这样，国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基督教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臣民。

此后，未经议会授权的征税司空见惯。商人们要交吨税和磅税，却似乎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旧的贸易税尚未废止，新的税费又叠加上来。遭到废除的法律被重新启用并严格执行。1630年，法律要求拥有年收入超过四十英镑地产的个人必须接受骑士封号，拒不接受者将被罚款，而罚款总额高达十七万英镑。1634年，古老的森林法死灰复燃。三百年来一直处在皇家森林边界之外的土地现在突然被宣布成为皇家森林的一部分，而这些土地所有者因侵占皇家土地被处以重罚。

骑士门槛极低，导致针对骑士的罚款涵盖所有乡绅，甚至所有人。皇家森林的扩张主要威胁到贵族和上层阶级，而垄断让所有阶级都深受其害。据估算，酒的垄断使查理一世每年获利三万八千英镑。专利权持有人从葡萄酒商手中获得九万英镑。葡萄酒商只好提高售价。这样一来，国民为此每年多付了三十六万英镑。除了酒的垄断，还有肥皂、铁、烟草、盐、火药等许多其他商品的垄断。

一方面，查理一世的敛财措施让整个国家怨声载道；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不足以满足政府需求。1635年，查理一世的正常收入是六十万英镑，而查理一世的债务高达一百二十万英镑。一旦遇到海上安全问题或紧急外事需要舰队出征时，直接征税就势在必行。于是，造船税应运而生。1634年，造船税仅适用于沿海郡县，给查理一世带来十万英镑的收入。到了1635年，造船税扩展到内陆，查理一世的收入翻了一番。

即使向法院上诉寻求保护或赔偿也无济于事。由于查理一世可以随意撤换法官，法官认为自己是查理一世的仆人，拒绝在查理一世和人民之间进行仲裁。在裁定造船税的合法性时，法官们公布的决定居然是出于政治而非法律考量。一位法官宣布，法律是国王忠实的奴仆。通常情况下，国王即法律，而非法律即国王。另一位法官声称，议会的任何决议都不能剥夺国王的权力。只要国王认为有必要，他就有权支配臣民的人身和财产。法官们的态度相当于表明法律已然无效。这套逻辑的实质是，人们可称为私有的东西已不复存在。除普通法庭外，还有都铎王朝创立的特殊法庭执行国王意志。国王可以随时任意扩大特殊法庭的管辖范围。1632年，北方议会的权力增加。枢密院宣告拥有立法权，“命令不听法律命令的人，约束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星室法庭通过罚款和监禁强制执行命令，并对反对者及批评者施以羞辱性的惩罚。威廉·普林、亨利·伯顿和约翰·巴茨威克的命运表明，野蛮可耻的惩罚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不管这个人拥有什么职业。约翰·艾略特爵士及同僚的遭遇表明，议会特权也不能免遭查理一世的报复。有些枢密院成员“听到‘自由’这个词时，发出一声冷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权利的根基已濒临毁灭。

如果英格兰人想知道国王的最终目的，越过圣乔治海峡就可以明白了。1638年，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写信回来说：“在这里，国王和普天下的君王一样，拥有绝对权力。”议会完全由托马斯·温特沃斯控制，已经形同虚设。正如约翰·皮姆所说，没有自由的议会不过是将奴役合法化而已。虽然名义上保留陪审团，但当陪审团成员做出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时，会因为抗命而面临罚款。高级官员和富裕贵族深切感受到托马斯·温特沃斯话语的分量，纷纷俯首听命。贸易量增加了。查理一世的命令深入全国各地。穷人不再受贵族的压迫，过上了爱尔兰的穷人做梦都想要的“自由生活”。除了一些偶然个例，政府自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政府成了查理一世手中的棋子，所有的行动和权力都来自查理一世。人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查理一世。托马斯·温特沃斯说，“让他们服从国王的意志，相信国王的公正和智慧，相信国王爱他们如父母”，而不是被别人用“子虚乌有的自由”弄得昏头昏脑。

然而，查理一世对绝对权力的运用并没有培养出英格兰人对他卓越智慧的盲目信仰。

本来，如果查理一世能拿出一套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振兴国家，或许会缓和部分臣民对他以个人统治取代自治政府的反感。然而，查理一世没有固定的对欧洲的政策。当查理一世解散第三届议会时，他正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交战。由于缺乏资金，查理一世不得不尽快结束战争。在欧洲政治中，查理一世唯一关注的事情是能否让姐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及其子女重新统治普法尔茨。为此，查理一世同时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提出结盟。查理一世还同时与法兰西和西班牙谈判，一如几年后他同时与长老派和独立派谈判一样。查理一世的政策充满阴谋诡计，但无一有效。查理一世的谈判是廉价的讨价还价，要得多，给得少，必然一无所获。查理一世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随时变化，毫无立场，也从未成功。这导致他在欧洲没有任何盟友。

不过，查理一世的政策也有好的地方。英格兰从未卷入战争。阿谀奉承者将此奉为治国智慧，而朝臣们认为这是对失去自由的补偿。爱德华·海德说：“英格兰目前享有的安宁和幸福，是长久以来所有人曾经享有的总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称羡不已。”三十年战争将富饶的德意志变成了荒原，也将城市变成了废墟。战争将其他国家拖得一贫如洗、满目疮痍，只有英格兰仍然是“基督教的花园”和“欧洲的交易中心”。一位诗人赞颂道：“纯净的和平、美好的事物，都已找到永恒的家园。”英格兰宫廷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喧嚣、歌舞升平。在德意志新教危机期间，英格兰宫廷的假面舞会和宴会更是频繁举行。

一位宫廷诗人这样写道：“就让德意志的鼓声为自由呐喊吧。这噪音扰乱不了我们的心绪，也带不走我们的欣喜。”

然而，在清教徒看来，德意志的战鼓是在号召英格兰觉醒。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生死之战中，清教徒们随着斗争局势的变化时而焦灼不安，时而欢欣鼓舞。约翰·艾略特爵士虽然身在伦敦塔，但心系“国外”战争动向。一有进展，他就欢呼雀跃。就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即将兵临布赖滕费尔德时，蒂莉伯爵约翰·瑟克莱斯弃城而逃。约翰·艾略特爵士高呼：“命运女神终于与希望女神相遇了！”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倒下时，每一个清教徒都十分揪心。西蒙兹·德威尔斯写道：“从没有一个人的死能像现在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那样，让所有真正的新教教徒如此悲伤。我们神圣的爱德华六世没有，我们英勇的亨利王子也没有。”

欧洲大陆上这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战争让英格兰的清教徒感同身受。清教徒认为：查理一世的外交政策是对新教的背弃，是一种懦夫行为；他的教会政策是对新教的阴险攻击；而他的欧洲政策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在威廉·劳德的影响下，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重回统一教会的老路。威廉·劳德自认为是非常保守的改革家，只是在执行教会戒律和国家法律。威廉·劳德的目标是将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沾染的加尔文主义污点一一去除，使英格兰教会重新回归天主教。威廉·劳德允许学者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但压制与国家教会精神不同的布道，不允许出现其他形式的宗教仪式。威廉·劳德认为信仰的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教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一致的途径在于统一教会，“因为当教会内部不一致时，教会的团结是不会长久的”。威廉·劳德将奋斗目标定为“维持教会尊严，制定有序的礼拜仪式”。

在清教徒看来，威廉·劳德是一个创新者和革命者。在全国超过一半的地区，他试图恢复执行的宗教仪式早已被废弃多年。每一次官方形式的恢复，每一种老式用法的复兴，都使英格兰教会向罗马仪式靠近。在清教徒看来，旧式宗教仪式的复兴还意味着国教更偏向天主教教义。鞠躬不再是表示尊敬，而是偶像崇拜的象征。一件白袍不再是几码白布，而是一件罗马牧师的法衣。清教徒们怀疑威廉·劳德的动机，认为他是隐藏的教皇主义者。随着威廉·劳德试图禁止传教士布道，这种怀疑和猜想似乎都得到了证实。

因改革手段，威廉·劳德树敌很多。国王作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可为国家所用，实现宗教改革家的主张。威廉·劳德毫不顾忌地利用了这一点。威廉·劳德在教会事务上依赖独权政府的支持，在世俗事务上必然要与支持者结盟。对托马斯·温特沃斯来说，专制主义是他的政治信条。而对威廉·劳德来说，这不过是出于教会的需要。他们都需要专制主义这个工具：一个是为了实现英格兰长治久安的梦想，另一个是为了将已经半加尔文化的教会塑造成符合英格兰圣公教理想的统一教会。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同样狂热。詹姆斯一世说：“威廉·劳德有一种不安分的精神。威廉·劳德对已经发展良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只热衷于改革，按照自己臆想的变革行事。”托马斯·温特沃斯则这样描述自己：“永远追求极致，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而是渴望更好。”

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对反对意见缺乏耐心，无论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懒政还是良心未泯，也不管反对意见有无违法或违宪。虽然查理一世的政府已经转变成独裁政府，但这两位狂热的改革者仍不满足。托马斯·温特沃斯的政治影响力范围有限，只在爱尔兰，而威廉·劳德的改革狂热也只局限在教会领域内。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间的通信充满了对其他大臣渎职的不满及对一揽子计划的叹息。

对造船税的反抗者和所有清教徒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托马斯·温特沃斯写道：“无论是在世俗事务上还是在宗教事务上，反抗者和清教徒的聪明才智都被用来反对一切当局的命令。但实际上，对待他们的正确方式，就该是用鞭子抽他们一顿，让他们将才智用在正道上。”威廉·劳德附和说：“确实如此。只有用于正道的智慧才能为国建树，但他们明显所用非途。”就这样，托马斯·温特沃斯和威廉·劳德一拍即合，从未想过“门边的双手引擎”有朝一日会反过来毁灭自己。

在1629年到1640年的专制统治下，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生活风平浪静。这期间发生的事无意中为他未来的行动埋下了种子，并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1628年，“伟大、热烈、嘈杂的议会”解散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亨廷顿的小庄园，忙于农事。1631年5月，奥利弗·克伦威尔以一千八百英镑的价格卖掉亨廷顿的地产，在圣艾夫斯租了一片牧场。牧场位于圣艾夫斯东面五英里外的乌斯河下游。1636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舅舅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去世。奥利弗·克伦威尔继承了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的遗产，接替他成为大教堂什一税田的农场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搬到伊利，住在大圣马利亚堂附近的“牧师公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妻子伊丽莎白·布尔奇尔和孩子一直在这里住到1647年。在亨廷顿时，克伦威尔夫妇育有四子二女。男孩们分别是罗伯特·克伦威尔、奥利弗·克伦威尔、理查德·克伦威尔和亨利·克伦威尔，女孩们则分别叫布丽奇特·克伦威尔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1637年，三女儿玛丽·克伦威尔出生，1638年，四女儿弗朗西丝·克伦威出生。这座房子保存至今，曾经在1845年被用作酒店。

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这座房子算不上奢华。但在那个崇尚简朴的时代，对一个年入三四百英镑的家庭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从残垣断壁中，访客仍然可以感受到古朴典雅的气息。这座房子有两层，更确切地说是一层半。房子屋顶是三角形的，有许多窗户和形状各异的烟囱。”

一些作家，尤其是诗人，曾经写到家庭事务和农业生产完全占据了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些年的生活。安德鲁·马维尔极口称赞奥利弗·克伦威尔及时从公务中抽身，虽然并非出自本意：

您还未曾将清醒的灵魂

投入崇高的领域，

只在您的领地里长期蛰伏

锤炼心智，强壮身躯。

在另一首诗中，安德鲁·马维尔描绘了这位未来共和国将军崛起的图景：

在他的秘密花园，在那里

他避世而居，随遇而安，

仿佛他的最高目标

仅在于种植香柑。

然而，即使在隐秘的花园里或在僻静的田野上，德意志战鼓的回声一定也曾穿越而来。三十年战争扰乱了西蒙兹·德威尔斯和约翰·艾略特爵士的一生，也一定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平静的田园生活激起了涟漪。奥利弗·克伦威尔晚年的生活足以证明这一点。1647年，当英格兰内战似乎要结束时，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考虑去德意志参战。成为护国主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欧洲政策深受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对三十年战争的记忆支配着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奥地利和瑞典的态度。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利奥波德一世会是第二个斐迪南二世，并希望在卡尔十世·古斯塔夫身上发现一个新的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然而，清教徒农场主们对未来斗争的认识十分清楚。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幅壮观的场景，也是一次军事教育。英格兰出版的图书精彩地描述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几场战斗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战法。1630年到1640年，《瑞典情报员》和《瑞典士兵》是最畅销的图书。毫无疑问，奥利弗·克伦威尔读过这些故事并从中汲取了有关军事原理和军事战术的知识。此举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日后的实际作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一位军事作家说：

我发现，在第一次接触战争前，奥利弗·克伦威尔曾总结前人经验，按原则行事。奥利弗·克伦威尔向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学习，几乎达到那个时代最高的战术水平。奥利弗·克伦威尔借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屡试不爽的激励制度，在一次战斗中使用了一模一样的口号。各种迹象表明，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从未参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操练，但他曾经仔细研究过战争史。

奥利弗·克伦威尔更关心英格兰专制政府的发展。1630年，因为缺席骑士册封典礼，许多乡绅被起诉。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被起诉者中的一个，并交了十英镑罚金。奥利弗·克伦威尔很有可能还交了造船税，因为在官方文件上没有提到他的反对意见。反之，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拒绝付款，郡治安官肯定会扣押他的财产以抵偿相应税款。在一个问题上，奥利弗·克伦威尔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接着与查理一世的委员会发生更大冲突。在1630年以前，亨廷顿一直是一个按古老的传统惯例由市议会治理的自治市。市议会的成员包括两个法警和二十四个平民，每年选举一次。1630年7月15日，查理一世向亨廷顿下发了新宪章。“为了防止民众骚乱”，原有的市议会宣布解散。市政府由十二个选举出来的终身市政官共同管理，每年从十二个市政官中推选一个市长，同时配备一个特委法官。寡头政治取代了民主制。这次管理变动的主使者显然是住在亨廷顿的律师罗伯特·巴纳德先生。在布兰普顿附近买了一处地产后不久，罗伯特·巴纳德就成了市里的特委法官。原来的市议会批准了亨廷顿政府的管理变动，但新宪章的条款在审查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不满。有人抱怨说，新宪章赋予市长和市政官剥夺自由民使用公地的权利，并对拒绝担任市政职务的自由民处以高额罚款。奥利弗·克伦威尔接受了这一变动。在新宪章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出任所在选区的三个治安法官之一。但他认为民众的抱怨不无道理，主动为公众的不满发声。可能是因为觉得罗伯特·巴纳德欺人太甚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奥利弗·克伦威尔警告市政机关要提防罗伯特·巴纳德。奥利弗·克伦威尔怒火中烧，向新市长和罗伯特·巴纳德发表了“可耻的、不得体的言论”。新的市政机关将此事报告给枢密院。1630年11月2日，市议会拘留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他的一个同伙。此案于1630年12月1日开庭审理，并交由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仲裁。在仲裁报告中，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指责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过激行为。为了顺应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责难，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命令市议会修改了新宪章中的三条。其中一条修改命令保障了较穷的自由民的权利。这条命令称：“按照此条命令和以往惯例，人们在公地上饲养的所有牲畜的数量，不得加以削减或改变。”关于个人恩怨，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报告说：

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发出的关于市长先生和罗伯特·巴纳德先生的不当言论，我们应当认为是他在一时头脑发热、过度激动的情况下说出的。希望大家就此捐弃前嫌。我发现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非常愿意和罗伯特·巴纳德先生保持友谊。出于良好愿望，罗伯特·巴纳德先生也愿意抛弃所有不愉快的过往，既往不咎。所以，我让他们私下和解。

毫无疑问，这场与地方当局的争论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离开亨廷顿的原因之一。在圣艾夫斯和伊利，奥利弗·克伦威尔仍然积极捍卫贫穷邻里的权利。1634年，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开始在伊利的沼泽地建设排水工程，即著名的大平面工程。这项工程能够通过从沼泽中排除渍水获得大量土地。作为回报，这群由贝德福德伯爵威廉·罗素领导的“冒险家们”可以获得部分土地。1637年，大平面工程宣告完工，“冒险家们”拿到了土地。这项排水工程让平民失去了以往在沼泽地放牧、打渔的权利。为维护平民的利益，奥利弗·克伦威尔带头反对这群“冒险家”。一个“冒险家”抱怨道：

在伊利沼泽地及毗邻沼泽地的平民中有传言称，伊利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已经做出承诺。他表示只要平民将在公用地上饲养的牛按每头四便士的酬劳付给他，他就会将排水公司的人告进监狱连关五年，由此平民们就可以享有公用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1638年，查理一世介入此事，宣布排水工程尚未完工，并承诺由他亲自监督建设完成。同时查理一世也宣布该地区的居民将继续拥有自由土地和公地，直至工程真正完工。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这场与地方当局的争论中的作用，除了菲利普·华威克爵士在回忆录中对故事有些粗略记录，人们别无所知。这个故事只提到，“那帮粗人”对排水计划的反对情绪高涨，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应群众呼声成为抗议民众的带头人。在这个事件过后很久，菲利普·华威克爵士才开始写回忆录，他想当然地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查理一世，而这个误解很容易让后人相信。

几年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同样的方式站出来捍卫以前在圣艾夫斯时的邻居们的权利。圣艾夫斯附近萨默舍姆的荒地未经平民同意就被圈起来卖给了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长期议会召开期间，愤愤不平的平民请求下议院纠正这一行为。上议院进而干涉，下了袒护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命令。平民们拆掉了篱笆，夺回了荒地，以“暴乱好战的方式”回应了上议院的命令。上议院派一支民兵队帮助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收复财产。随后，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向平民们发出了六十张传票。奥利弗·克伦威尔并没有试图为平民的暴力辩护，而只是让下议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仲裁此案中双方的权利。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海德对奥利弗·克伦威尔倡导平民权利时的激烈言辞十分反感。爱德华·海德报告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证人和请愿者按照他的说法作证，并对证词进行大肆渲染”。奥利弗·克伦威尔指责爱德华·海德偏袒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并用难听的话辱骂占用圈地的主使人—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儿子。爱德华·海德威胁说要向下议院举报奥利弗·克伦威尔，称“他的整个言行举止十分粗暴无礼”。

对农民和耕种自有土地的小农场主权利的一贯支持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东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打下了基础。奥利弗·克伦威尔吸引了许多非清教徒的支持。因为对他们而言，平民权益是具体可见的东西，而议会权利过于抽象，不可企及。村庄的普通村民都将奥利弗·克伦威尔视为领袖，愿意追随他。1643年，一份保王派报纸给奥利弗·克伦威尔起了个外号—“沼泽地勋爵”。虽然这个外号来自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事功绩，但早在这之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已经在沼泽地区深孚众望了。

在小范围内，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名热心的清教徒。他反对威廉·劳德的教会政策，但并未因此名声受损。约翰·威廉姆斯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时任林肯主教，这几年住在亨廷顿附近的巴克登。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常说，在那段时间，约翰·威廉姆斯是“非教会派新教教徒的共同发言人，坚决捍卫他们的立场”。威廉·劳德的教会政策中有一条是压制自由布道的，对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极其反对。城镇的清教徒们，有的对教会人士的玩忽职守十分不满，有的对教义充满反感。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以布道为职业的讲师。大多数城镇自治机构都设有讲师岗位。1625年，一个小社团成立，专门收购私人托管的什一税田，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支付讲师费用。威廉·劳德试图压制这些布道活动。1633年，星室法庭废除了公共不动产私人托管制，交由国王托管。

在圣艾夫斯和亨廷顿郡的一些地区，奥利弗·克伦威尔密切关注着一个讲师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讲师的薪资一直是由一些伦敦市民捐助的。1636年，由于捐助的中断，这个讲师职位将被取消。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第一封信以十分谨慎老道的措辞呼吁一个中断资助的捐助者。他在信的开头写道：

你做的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善行，相反，你提供的是精神食粮。建造医院保障了人们的身体的健康，而建造礼拜堂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庇护。但那些保障精神食粮、建造精神礼拜堂的人，才是真正仁慈、真正虔诚的人。你资助宣讲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伟大的事。

奥利弗·克伦威尔接着说在这个职位上的讲师是一个好人，能力很强，之前工作表现卓越，所以请他继续资助下去。

确实，看到众多有能力、有信仰的人支持这个讲师职位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我深信资助这个讲师职位的诸位正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反对上帝真理的人压制有能力和信仰的人……收回捐助无异于撤销宣讲。我们不能指望士兵自带粮饷与敌人作战。因此我恳求您……继续资助下去吧！上帝的孩子会为您祈祷。我也会。

威廉·劳德在礼拜仪式上的变革和对清教徒布道的压制，都让奥利弗·克伦威尔深感厌恶。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回顾威廉·劳德的政策时说：

威廉·劳德在蓄意变革我们的宗教。这些变革正在吞噬我们宗教的核心、削弱我们的力量、带走我们的灵魂、夺走我们的生命力。威廉·劳德引入了一系列有害的天主教仪式，并强加给这个国家的清教徒和宗教人士，迫使他们在寒风呼啸的荒野中求生存。现在，我们的朋友为寻找良心的自由安放之地而被迫逃到荷兰、新英格兰，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有说法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曾经考虑过移居新英格兰。有很多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那大概是1631年到1636年。1631年5月，离开亨廷顿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变卖了所有地产。对于计划移民的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奥利弗·克伦威尔买的牛和租用的土地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变现。这个行为发生的时间更是值得一提。1630年和1631年，清教徒出走运动达到高潮，大部分抵达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来自东英吉利地区。1632年3月，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将原来的康涅狄格的殖民特权授予了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及包括约翰·汉普登在内的同事。约翰·汉普登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表兄，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极有可能曾经考虑过到表兄约翰·汉普登治下的殖民地定居。

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考虑移民，是什么原因让其未能成行呢？18世纪时有传言称，1638年5月，地方议会命令一艘船停航，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就在那艘船上。这显然是谣传，因为在船上乘客请愿之后，船恢复了航行。同时代的说法显然更可信。据称是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人们认为这个亲戚是死于1636年1月的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如果传说与事实高度吻合，那可信度应该更高。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考虑移民期间，他写过一封信。信中透露出的另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记录过自己的早年生活，那么对我们来说，他内心发生的变化比他与地方当局的冲突或世俗命运的改变更有意义。在1628年之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宣称信教。各种迹象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163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正式信奉加尔文主义。这是一种消除一切恐惧和怀疑的完美信仰。信奉加尔文主义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有些矛盾。很多清教徒都经历过同样的挣扎。约翰·班扬曾讲述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如何“在生活中开始了某种外在的宗教改革”。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邻里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一个新的宗教人士。看到如此巨大而显著的改变，他们感到很惊奇”。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奥利弗·克伦威尔“处于一种绝望悲伤的状态”，疑虑不安，饱受折磨。他拷问自己：“你如何得知你心怀信仰？你如何得知你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慈悲不再，又该如何？”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的思想像无主的地狱猎犬，我的灵魂像残破的海上孤舟，随风摇曳，有时会一头栽进绝望之中。”

“执拗的问题”困扰、折磨着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亨廷顿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结识了一个不留情面的医生。这个医生说奥利弗·克伦威尔脾气暴躁，充满幻想，而他在伦敦咨询过的另一个医生将他诊断成“忧郁症患者”。他们对病入膏肓的心灵和自我交战的灵魂无能为力。1628年到1636年，这场内心冲突达到顶峰。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的一位朋友在多年后写道：

这位伟人从一个极其消沉痛苦的状况走到今天的位置。他的灵魂曾经遭受巨大的痛苦。他曾经长期被恐惧与诱惑困扰，以寒微之躯应对外物。在苦难的深渊中，他学会服从主的旨意。宗教就这样“用锤子和火铸进他的灵魂”，而不只是“像光一样刺入他的心灵”。

1638年，应其堂妹圣约翰夫人伊丽莎白·克伦威尔之请，奥利弗·克伦威尔吐露了这段人生危机。他说：

你知道我过着怎样的生活吗？啊！我生活在黑暗之中，热爱黑暗，憎恨光明，我是罪人的领袖。我憎恶虔敬，而神却怜悯我。直到如今，斗争还没有结束。我身处米谢克，他们说这意味着深渊。我身居基达，他们说这里代表黑暗。幸而主没有放弃我。虽然主姗姗来迟，但我相信他会带我到他的帐幕，他的安息之所。我的灵魂与圣子的随从同在，我的躯体在希望中安歇……他的光芒让我得见光明。

这些不过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自我批评，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保王派作家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早期生活的指责是有根据的。这些自我批评是精神上的弱点而非道德上的堕落，是对尘世虚荣的追求。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经常告诫孩子们远离虚荣。这些自我反省是感情变化而非行动上的变化，是从冷漠到热忱、从沮丧到欣喜的变化。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上帝于他的救赎满怀感激，并渴望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信仰。“如果需要我以行动或苦难的形式崇敬上帝，我将非常乐意去做。真的，这世上没有哪个可怜人比我更有理由为上帝献身。我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此后绝不多赚一分。”采取行动的机会马上就要到来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苏格兰的反抗已经开始。之前引述过的那位朋友指出，奥利弗·克伦威尔精神生活的转折与他事业上历史性的转折竟然同时发生，“他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宗教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当事业走向成功时，“他走了出来，精神平静，地位攀升”。因此，“他为事业而受苦，为事业而奋起，仿佛他的生命只为此而来”。

1638年是英格兰清教主义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起初，查理一世的统治似乎如他渴望的那样稳固。法官们裁定造船税合法。这一裁定为君主专制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查理一世将来提出更多要求提供了有利依据。只要查理一世希望如此，那些用来证明国王有权为了维持海军而随意征税的论据，同样可以拿来证明他有权为维持军队筹集资金。因此，用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话说，王权“永远免受臣民的限制和约束”。一位清教徒律师写道：“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在一瞬间被彻底摧毁了。”

1637年，有传言说苏格兰发生了骚乱。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密探给他写信说：“主教们将我们的《祈祷书》引入苏格兰时，遇到了大麻烦。”但两人都没有重视这一消息。1638年3月月末，苏格兰人签订了《盟约》，北方的小片阴云演变成一触即发的风暴。如果约翰·汉普登及其同仁能读到威廉·劳德写给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信，定会放声大笑。1638年5月，约翰·汉普登为“苏格兰事务”感到极其不安，“如果上帝保佑此事平安结束，那再好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约翰·汉普登的不利判决刚过十天，威廉·劳德被彻底吓坏了。威廉·劳德表示：“我指望的不只是苏格兰的事务，而是国内外所有的事务。我们花费巨大，但收获甚微。我现在内心极度忧虑，只怕有不小的灾祸发生……我看除非奇迹发生，不然无药可救了。”

查理一世决定用武力镇压苏格兰人的反抗。查理一世说：“只要这个《盟约》生效，我在苏格兰的权力就不会比威尼斯公爵大多少。我宁死也不接受。”查理一世派汉密尔顿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和苏格兰人谈判：“给我争取时间。在我做好镇压准备之前，别让他们公开做蠢事。”谈判和阴谋都没有破坏苏格兰人的团结。1639年5月，查理一世召集了两万人向边境进军，开始进行镇压。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曾经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手下的士兵，他集结了同等数量的苏格兰兵力在边境堵截。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的军队纪律严明、酬劳丰厚、军粮充足。他的手下“精力充沛、骁勇善战、斗志昂扬”。相反，查理一世的军队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士气低迷。英格兰的贵族们和军队各怀鬼胎。为了此次战役，查理一世掏空了国库来组建军队。

镇压事件的结果是，查理一世除了讲和别无选择。1639年6月24日，双方签署了《伯威克条约》。如果战争是一出闹剧，那么条约就是一出喜剧。查理一世原谅了苏格兰战前的一切行为，满足了其战后的所有要求。在与苏格兰人的谈判中，查理一世占据主导地位。苏格兰人认为查理一世是“他们见过的最公正可亲、通情达理的人之一”。一个苏格兰人写道：“陛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戴。同样，他也更喜爱我们。”

苏格兰人满怀忠诚地返回家乡。《伯威克条约》允许苏格兰人在自己的宗教大会上解决教会事务，在自己的议会里解决世俗事务。查理一世返回伦敦，策划让条约作废。查理一世拒绝废除建立圣公会的法案，也拒绝批准苏格兰议会的法案，并从爱尔兰召回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来鞭策苏格兰人进行正常思维。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行动计划和作战策略已准备就绪。按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计划，英格兰海军负责封锁苏格兰港口，摧毁苏格兰贸易。爱尔兰军队则在西苏格兰登陆造成威胁，或登陆坎伯兰郡；英格兰陆军部队将入侵苏格兰，在利斯的防御营地驻扎以威慑爱丁堡和苏格兰低地，直到英格兰的《祈祷书》在苏格兰启用，主教们恢复教会权威。“不，也许直到让苏格兰王国的所有事务—无论是世俗事务还是教会事务都完全符合英格兰政府和法律的规定为止，直到苏格兰由英格兰国王和议会统治的那一天。”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到达英格兰的第一步是召集议会。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想，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应该主动给查理一世送钱，支持查理一世镇压如此邪恶的叛乱。如果有人拒绝送钱，就应该“将他打倒在地，直到他学会服从，不再违抗”。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不愿意承认查理一世已经失去民心。1640年4月，议会再次召开。据描述，议员们清醒、冷静，很少有人带着不良目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议员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冒险家”开采沼泽地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剑桥选区的席位。所有这些清醒冷静的人都团结起来要求恢复议会在宪法中应有的地位。约翰·皮姆详细列举了教会和政府造成的苦难，声称这些苦难的根源是议会的休会，因为议会是国家政体的灵魂。对查理一世的金钱需求，下议院回应说：“在议会和王国的自由明晰之前，他们不知道能给予什么，或不给予什么。”查理一世试图讨价还价，提出只要议会同意给自己筹款八十四万英镑就取消造船税。然而，议会要求的不只是废除造船税，还要求废除查理一世为支持民兵而对各郡新征的军事费用。1640年5月5日，查理一世听说下议院打算联合上议院抵制对苏格兰发动战争。为了阻止这个计划，查理一世突然解散了议会。这个变故让议会温和派忧心忡忡，但反对派领导人的脸上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奥利弗·圣约翰阴郁的脸上闪耀着一道不同寻常的光芒。奥利弗·圣约翰说：“很好。事物在好转之前，总要先变得更糟。他们认为该做的，本届议会一件都不会做。”

不管议会是否会出手相助，查理一世都决意迫使苏格兰人屈服。一些顾问知道国库空空如也，敦促查理一世采取守势。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叫嚣道：“没有防御性的战争。要么猛烈攻击，要么就此罢休。国王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政府规章的约束。在极端情况下，您可以自由行使手中权力。是议会拒绝了您，您无愧于上帝和人民。您在爱尔兰有一支军队，可以将它召集过来消灭这个王国。只要好好安排，一个夏天就够了。”

然而，以往问题的日积月累让查理一世举步维艰。伦敦拒绝借款，法兰西和西班牙也拒绝援助。查理一世甚至向教皇借兵借钱，但一无所获。征收上来的造船税不到十分之一，而服装和行军费则遭到普遍抵制。查理一世走投无路，甚至想降低货币成色造币，再将西班牙政府之前运到英格兰用于造币的金条据为己有。军事前景同样令人沮丧。这支军队比1639年的军队规模更小、状况更糟。纽卡斯尔的骑兵将军将自己的任务称为“教拉车的马学会行军”和“让聚众闹事的人遵守十诫”。约克郡步兵团的指挥官回应说，他那些不服管教的民兵都是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地痞无赖。1640年8月18日，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虽然已奄奄一息，但仍然不屈不挠，出任总司令一职。

专制主义已经摇摇欲坠，只需轻轻一触就可土崩瓦解。当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躺在担架上与军队会合时，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已带领两万五千名苏格兰人穿过了特维德河。1640年8月28日，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在纽伯恩强渡泰恩河，将驻防当地的三千名步兵和一千五百名骑兵驱赶回英格兰。英格兰驻扎在纽卡斯尔的军队已经撤离，而诺森伯兰和杜伦也落入了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手中。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在路上遇到了英格兰军队，眼见他们一路溃败，正源源不断地逃向约克郡，而苏格兰人紧追不舍。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愤怒地喊道：“从未见过如此惨败！”这次失败不只是因为军队缺乏训练，士兵怯懦，还因为全国上下都对这次战事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抵触情绪。“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拒绝为查理一世效力，对耻辱无动于衷。”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竭尽全力重组这支溃败的军队，将苏格兰人赶出了约克郡。只要一息尚存，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对这个国家垂死的忠诚似乎又燃起瞬间的火焰。苏格兰的入侵似乎重新激起两国久被遗忘的敌意。

然而，一切努力皆是徒劳，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十二位贵族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缔结和约，召集议会。伦敦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一世召集了贵族委员会，草草拟定了与苏格兰的休战协议，并宣布将于1640年11月3日召开议会。专制主义时代的日子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