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记录

闵祥鹏：陈教授，当前一直在从事秦汉灾害史研究的学者不多，您是最早进入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少数人，能不能谈一下您是如何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

陈业新：人的一生有太多的偶然，也有很多的巧合，当然也有必然。其实我在报考研究生时，也未曾想到会进入灾害史领域。我的灾害史研究始于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读硕士研究生之前，我在一所中学任高中历史教师，自己对秦汉史非常感兴趣，就准备报考西北某高校一位著名的秦汉史大家的研究生，并与这位大家有书信往来。当时一封信件，通过邮局往返，至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通过几次信后，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然而，由于拟考导师的人事变动，最终未能如愿，但我对秦汉史的兴趣始终未减。此后，我依然坚持看书复习，其间拜读了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著作，那时信息不灵通，甚至是闭塞，所以对张先生也不是很了解，只是折服于他的学术功力。于是，我便冒昧写信求教于张先生，后来才知道张先生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令人感动的是，张先生竟然认真地给我回信，毛笔书写，小楷，竖排，字体清秀、端庄，并端正地签署先生的大名，大家风范尽显！张先生在书信中一一解答了我的问题，并问询了我的一些情况。这样来回往复，先生给我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毛笔书写，或草或楷。这些信件，无论我搬到哪里，始终奉若至宝。但造物弄人，1992年11月，张先生遗憾地离世。

1993年，我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学习。文献所的学习环境很宽松，我也非常习惯这种氛围。现在很多导师把研究生管得太严，看得过紧，有其好处，但弊端也很明显，毕竟个体差异很大。读研期间，我养成了乐于阅读、勤于思考的习惯，其间遇到了一些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王玉德教授即为其中之一。王老师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他硕士师从张舜徽先生，博士师从章开沅先生。王老师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快言快语，处事雷厉风行。当时他正在主持国家重点图书选题《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套书的撰写工作。

坦率地讲，当时我对灾害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包括书籍、期刊论文在内的灾害史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且信息、出版物流通不畅，今昔真的是天壤之别！但通过参与研究，促发了我很多思索，其中之一就是生态变化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又是通过哪些形式表现出来的？我的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反应就是“灾害”一词。那么，在生态史研究方面，我能不能再走得远一点？以生态变迁为基点，对历史灾害进行研究呢？人生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偶然性的！我当时报考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打算从事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但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我改变了研究方向，步入了灾害史研究的殿堂。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两汉地震灾害研究。地震研究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是基于现代的地震研究。其实就是对地震史料的分级。我一直强调对水旱等历史灾害资料进行分级处理，就是受地震学界关于地震史料处理的启示。地震灾害不仅有震级，而且有地震的烈度。震级是地震表现出来的等级，而烈度是什么？是根据它对社会破坏的影响，或者说地震影响的程度而定的。现代灾害学界对水、旱、风灾也都有明确的等级划分。而我们历史学界做灾害史研究，基本上没有对有关史料进行分级。地震学界在地震史料的等级量化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整理、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然后，根据史料，确定历史时期记载比较详明、破坏性较大的地震灾害之等级、烈度，有些还给出了震中位置。以此为基础，可以对我国历史时期的地震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众多问题，进行分阶段或整体性的研究。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两汉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参考地震学界对两汉有关地震史料的等级确定，研究了两汉地震及社会赈济的问题。若按这个时间来看，我也算是闯进历史灾害研究这个领域比较早的人了吧！

1998年，我又考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李国祥教授。李老师长期“绿叶配红花”，一直默默无闻地充当张舜徽先生的助手，全程参与并全面负责张先生5届17位博士生、7届43位硕士生的招生考试、日常管理、教学课程、论文选题与答辩等工作。他任劳任怨，从未表露或表达过任何不满。李老师是个难得、少见的大好人，为人低调，处处为他人着想，而自己的事却从不求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多病的李老师，在2015年8月去世，想来令人无比悲怆！

我在读博期间学习的专业是“历史文献学”，方向为“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若严格地执行规定，我将来只能撰写历史文献学的学位论文，但我心里早就决定以“两汉灾害与社会”这一主题为自己将来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开展了文献收录、编年等工作。但李老师能否认同我的想法？当我惴惴不安地与他商议论文选题，并和盘托出我的想法和打算时，李老师竟二话没说，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今天关于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著作非常多，20年前的学术界对灾害研究不甚关注，灾害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等，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尤其是中国早期历史灾害研究，一则资料绝对匮乏，远比不了明清及近代；二则受制于文献，其内容究竟包括哪些也不甚清楚。因此，坦率地讲，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忐忑。2000年8月，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其间，我如约拜见了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先生，冯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予以充分肯定，并就论文提纲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会议期间，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博士不期而遇。夏博士的学位论文为《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并于1999年荣获教育部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会议之余，我们两人多有交流。他向我介绍了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的相关内容和问题，并在会后寄来了其尚在出版中的独著清样复印件等资料，令我十分感动。经过努力，我于2001年初完成了题为《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在2004年经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

闵祥鹏：《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是您的博士论文，也是当前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专著，您能谈一下当时撰写这本书的研究思路以及对您以后研究的影响吗？

陈业新：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是我早期或第一部个人独著，于我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是，我没把它当成我的个人代表作，只是将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铺路石。因为今天回首反思，觉得当时的研究还有粗糙之处。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上古时期的精准性的研究还没有做深做透。特别是现在很多考古资料出现后，一些内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另外，因为时间有限，有些内容未能涉及；有些内容尽管当时也进行过认真的思考，认为与灾害的关系不是太密切，也就放弃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由于对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有所不同，其中很多问题在史料充分的前提下，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深化以后，你所洞见的另一个世界就像万花筒，可能看到与此前认识不一样的现象。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系统，譬如有关灾异思想的梳理。我为大家梳理出一幅两汉“经常处在上帝的谴告威胁之下”“鬼怪世界”的图景，其实这就是灾异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些可以从皇帝的诏书、臣子的上奏中清晰地看出。当时我在看《史记》《汉书》《后汉书》时，总觉得灾异思想很重要，但是如何去研究它？我研究的是两汉时期的灾害，灾异思想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不能因为灾异思想对两汉影响尤其深远，而仅梳理这一思想，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系统化，不仅包括灾异，还要包括“天道自然”的灾害观等，同时还要对学术史上的灾异观进行梳理，包括灾和异的影响。在灾异问题的研究上，我的研究可视为一个发端。

《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的另一贡献，就是构架起相对完整的两汉灾害与社会的研究体系，从灾害状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影响，以及灾害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对“灾害与社会”的主题进行了整体考察。当然这些论述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灾异思想对两汉宰相制度的影响等，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等著作均有程度不同的阐述，我在前贤宏论的基础上，将一些问题进一步系统化和明细化。2004年出版的与博士学位论文同名的独著，就是以学位论文为原型。出版时，除了对引文进一步核对外，基本上是一字未动，就是希望保持原汁原味。十多年过去了，陆陆续续地看了些材料，对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现在我希望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做一次认真的修订，可以在许多内容上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譬如最近认真看《礼记·月令》，《月令》内容异常丰赡、完整，包括天象、气象、物候，还有各种各样的节令，帝王、臣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不按时令行事会产生怎样的灾异，等等。这些灾异包括天灾、地灾和人祸，古代这些记载非常完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曾对两汉灾异思想进行分类，《月令》灾异思想乃其一，但那时只是简单地列举了其学说思想的内容，没有深挖和分析，打算以后做些深入研究。此外，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两汉赈灾的深入研究也不多，在方法和整个架构上没有突破原有的模式，大部分停留在救灾应对方面，我也打算做进一步细化研究。

2006年，我参与了业师邹逸麟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五百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的撰稿工作，丛书于2008年出版，共5本，我负责的那本名为《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与《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相比，我对《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比较满意。在这本书里，我基本上把皖北地区近500年的灾害环境及其社会变迁讲清楚了。例如，书中对比了皖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习，尤其是民间轻文、尚武之风的演变。我通过明清时期文、武举士数量的变化及其对比，辅之以其他文献，发现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社会就出现尚武、轻文之风气，文举数量少、层次低，武举数量大、层次也同样低，说明该地区民众总体文化素质偏低。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与南宋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所致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的灾害环境有关。

我的家乡位于霍邱县南、六安西，属于淮河流域中部地区。在淮河中游地区，民间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谚：“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不过，该民谣描述的是北宋及其以前淮河流域的情况。唐宋时期，淮河两岸民间富足，北宋把都城定在开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运河开通后，江淮地区的粮食物资可以运到这里。当时的皖北，一是生态良好，二是物产丰富，三是民风淳朴。北宋时，欧阳修曾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后虽多次转任他职，但晚年依然回归颍州，并度过其余生。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晚年之所以欲以颍州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也就是说，北宋年间，皖北一带土肥水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与今天人们熟知的皖北可谓大相径庭。前后大不相同的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黄河南泛。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王朝为阻遏金兵南下，人为决河，河水“自泗入淮”。自此以后，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并全面夺淮入海。在外力的胁迫下，淮河流域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受到极大干扰，生态趋于脆弱，灾害迭发。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去，但其所贻之患并未消失，水、旱、蝗灾依旧接踵而至。面对难以克服的环境挑战，在不少地方，百姓走向尚武。如今皖北不少地方，每到夏日，很多小孩光着膀子在习武。这种风习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在上面提到的明清文、武举士的数量统计时，我把皖北和皖南的情况做了比较，结果显示，两个地区的情况完全相反。除了数量对比以外，我又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对比，发现文献中的描述性记载跟量化比较结果基本吻合。文献中描述的皖北地区文风不盛、武风颇炽，也是从嘉靖年代开始的。生态环境变迁的社会影响，在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这些地区在明清时期也经常出现农民起义。其实，捻军在皖北、豫东、鲁西南乃至整个淮河地区，存在的时间很长，可以再往上说，在晚明的时候，就有了这些风气。比如圩子，江南地区的圩子是圩田，皖北地区的圩子则是寨堡。寨堡是为了维持社会治安，我个人认为其实同于东汉时期的坞壁。由于社会动乱，家境富裕的家庭，以自然的圩子即水塘为屏障，筑寨自保。圩寨的修筑，也与自然灾害有关。由于灾荒连年，民间尚武好斗，一些因灾积年致贫的民人，白天从事农业生产，晚上则几人结伙，到外面行梁。行梁就是打劫。这一带没有大的土匪或匪帮，而以成群结队的小偷小盗为主。这种情形，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老家那里也出现过。我记得非常清晰，小时候经常听到某人家境稍殷，过年前宰杀了生猪。为安全起见，一般都会把猪肉吊挂在草房的梁上。但晚上稍不留心，别人就可能把你的门窗从外面锁上，然后搬个木梯，从你家草房顶上把草扒开，然后把挂在梁上的猪肉提走。我认为，这就是明代以来灾荒环境下形成的民间行梁之风。强者抢夺而生，那么弱者如何而存？泥门趁荒，是皖北明清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一般而言，秋季作物收获完毕后，民人即离家四散趁食。灾荒不断，家中可能徒有四壁。外出时也不锁门，用泥把门糊起来，挎个篮子、拿个竹棒，到外面去讨饭。一开始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日积月累，慢慢就成了一种习惯，并形成思维定式：冬天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干，窝在家中白白吃粮食，而在外面走着，最起码一天的几顿饭解决了。到第二年春天农忙时，外出者鱼贯而回。所以，这时的外出行乞，是为了备荒。民国时期的皖北，是全国闻名的流民输出地；今天的皖北，是远近皆知的农民工输出地。农民外出务工，在今天看来是时代的产物，但在皖北，其规模之大，不唯现实的动因，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社会治理，千万不可忽略其历史之源，现实与历史总有割不断的联系。

闵祥鹏：您谈到的皖北地区在明清时期出现的民间宗教和捻军，其实是皖北社会风气与环境变迁之间互相影响的产物。而环境又会影响农业生产，如果反过来讲，农业种植状况是否能反映气候变化呢？

陈业新：环境变化当然会影响农业生产，但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则需要具体分析。有人认为淮北地区不种水稻，这是完全错误的。淮北地区能不能种水稻，不是取决于气温高低，而是取决于水利，水稻姓“水”不姓“温”，如果说淮北地区不能种水稻，那么如何解释东北地区出产水稻？其实在汉代和明清，淮河流域水系比较发达，整个淮河地区都种水稻。后来为什么不种了呢？是古今地貌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旱田，其实之前都是水田，因为长期水涝，后来人们种懒稻，就是抛撒秧苗以后让它自然收成，导致其农作方式改变的也是灾害。所以，涉及灾害的很多内容可进一步深入探讨。

到目前为止，有人认为我跟王子今先生在两汉气候变迁问题上存在争论。其实，不是争论，而是学术探讨。子今先生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学者，他在拓展秦汉史研究领域、深化秦汉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杰出贡献。如果说我和子今先生在有些问题的判断方面存有不同看法，在学术探讨方面也属正常现象。对于两汉气候研究涉及的竹子问题，我的观点是，首先，竹子种类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文献中的笼统记载来论证气候的变迁。今天北京有竹子，南方也有竹子，你能以此而得出结论说二者的气温并无差别或差别不大吗？其次，景观竹子也不能反映气候状况。文焕然先生早就讲过这个问题。景观竹子和自然生长的竹子完全不一样，景观竹子是人工选择和特别种植的产物，不能作为气候研究的依据。再次，经济竹子和自然竹子又不一样，比如说箭竹，箭竹主要用于战争。再就是水稻与气候问题，北方譬如北京地区能否种水稻？水稻种植是不是意味着气候温暖？秦汉时期北京地区的经济形态，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农业经济，而是贸易经济。秦汉时期北京包括桃子在内的一些著名土特产至今仍存。两汉时期北京地区曾经种过水稻，但是水稻短时间内就消失了，消失的原因跟水利、战争有关系。所以，因北京地区出产水稻而认为北京地区气候温暖，是不能成立的。东北三江平原也种植水稻，是因为那里的水利灌溉好，而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温暖。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强调人工种植的作物，虽然难免受到气候的影响，但由于人工的干预，有时候很难真实地折射自然状况。

闵祥鹏：确实不能从农业作物的种植情况简单地推论气候的变迁，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也谈及气候变迁的问题，“冬无雪”一直被视为暖冬或者气候干旱的重要史料，因为很多学者也是用“冬无雪”来说明这个地方是暖冬，就是说这个地方气温有所升高。但我觉得唐代以前“冬无雪”的记载较少，唐代或者明清以后，记载就比较详细一点，应该是跟小麦的种植有关系，而不能成为气候变迁的证据。因为“冬无雪”会影响小麦的种植，进而可能导致来年发生旱情，当小麦在北方大规模推广和普及之后，必然重视“冬无雪”的现象。

陈业新：你说的有道理。但你是讲记载“冬无雪”的动因，不管怎么说，有雪、没雪确确实实与气候有关系，这叫作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管怎么样，它客观地反映了降雪有无，至少能说明这个问题。你说唐代以前“冬无雪”的记载比较少，而此后的记载则相对较多，我个人以为，文献中的有雪或无雪，一方面与实际可能相契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前提下，不能贸然否定之；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唐以前文献漏记或少记的可能，而此后由于著述者日趋增多，文献亦愈益丰富，加之史志记述“详近略远”或“详今略古”的传统影响，距“今”较近的“冬无雪”可能被完全或绝大部分地记载下来，而那些因“古”而“远”的“冬无雪”现象则常有被漏、省的可能。所以，唐以前的“冬无雪”未必真的是“冬无雪”，而明清以后的“冬无雪”则真的是“冬无雪”。在利用这些文献开展研究时，一定要审慎地辨析。那么，“冬无雪”到底跟暖冬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小麦的种植早晚跟暖冬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在农村待过，如果暖冬，小麦种植过早，麦苗就会在暖冬的情况下长得很快，但是，稍遇雨雪或寒冷，则麦苗多有冻死，到了春天，麦苗就返青慢，返青慢则影响分蘖和发育，从而影响产量。所以，暖冬时，小麦一定要晚点种植。但寒冬则要提前种，因为天冷小麦发芽慢，发育也较差，那么开春后，麦苗则生长得比较缓慢。因此，冬寒小麦一定要提前种植。对于是否暖冬，农民有判断。中国的节气非常科学，就像天气预报，古代历法的修订不是随便而为，它是跟自然结合起来的。关于二十四节气，我曾看过不同版本的月令解释，不同的著家有很多争议，争议在某个节气早、某个节气晚、某时候降雪的变化等方面。其实他们都忽略了时移世易，因为秦朝有关节气的记载，到了东汉时期气候可能发生变化，那么按照东汉的情况解释秦朝的历法，自然不能完全一致，于是乎疑古，以其时的情况否定彼时的记载。其实，这些内容恰恰是气候变迁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气候变迁研究中，节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远比竹子重要得多，当然节气也存在不够精确的问题，但它大体可以为我们确定一个方向和范围。

闵祥鹏：从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出版到现在，灾害史研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研究的程式化、套路化，缺乏量化与实证，您觉得灾害史研究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

陈业新：对于灾害史研究动态，我本人始终高度关注，尤其是学位论文。为什么这么关注学位论文，因为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年轻人，是未来灾害史学术研究的担当者，决定着将来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水平。看这些论文，主要想看一下他们在视角、内容、观点、史料、方法上是否有突破。但很遗憾，不少论文水平颇为低下，有的连最基本的学术训练都缺乏。譬如史料方面，有些论文一看就是没有查阅原始史料，直接引用二手材料，别人错什么，他就错什么。另外，现在许多文献可以电子检索，这个检索非常方便，省去了以往研究搜求文献之苦。但是，文献进行电子检索后，一定要核对原文。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忽略了这一环节，以致引文漏缺字、错字、句读不当等问题异常突出，更不用说对史料进行深度挖掘了。

你刚刚说的灾害史研究存在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可以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首先是资料的深度挖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面上的广度，另一个是点上的深度，就是对史料的深入分析。比如说我们在研究灾害问题时，往往拿到一两条史料就下论断。目前，学术界对历史灾害资料基本上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者多各自为政，不仅重复劳作，而且效率低下，质量也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没有文献保障的基础，遑论深度挖掘资料，那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然是奢望。

其次是方法的创新。目前所见绝大多数灾害史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流于文字描述。“文献分析法”是历史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但一些成果只见“文献”，而难觅“分析”。“分析”包括定量、定性两个方面。缺乏定量、定性的分析，难以获得学界的认可，所以灾害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研究者的“自娱自乐”。迄今已成功举行了十三届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年度学术研讨会，较早时期的参会者多来自如地震、地理、气候、水利、地质等自然科学界。自历史学研究者进入灾害史研究并积极参加会议后，自然科学的学者认为历史学者的研究缺乏科学的方法，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自然科学学者的研究存在“非人文化”的倾向。灾害史研究陷入“两种文化”的窘境，彼此难以形成良性对话的局面，存在历史学的灾害史研究成果如何为自然科学界认同的问题。在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组织的“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的方修琦教授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你们认为我们的研究缺乏史料的支撑，我们觉得你们的研究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讲的史料我们也知道，我们觉得你们定量研究做得不够。但是，我觉得有些问题做定量研究也是不太现实的，比如说古代灾害史研究，你做隋唐，我做秦汉，如果想把它定量的话，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史料不够丰富，而且文献记载本身也不详细。这种情况下，越是精准定量越容易出问题。因为定量的基础是文献，文献本身有问题，所以这种定量出的结果跟实际情况必然有差异。那么，哪些时段可以做定量研究呢？明清及其以后的时期，基本具备了定量研究的条件。明清时期，每个县地方志书中的灾害记载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完全可以做定量分析。但是很遗憾，因为资料面比较广，量比较大，量化研究比较麻烦，所以在明清灾害研究方面，有关成果基本上没有定量分析，代之的则是简单的年次统计。

刚才咱们讲的也可算是灾害史研究落入模式窠臼的表现吧。灾害史研究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我想，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框架，一是灾害的内史研究，即灾害的基本情状，包括灾害次数、灾害等级参数化处理、灾害的频率、灾害的空间分布、灾害原因，这是从整体的角度而言的。另外还有灾害个案或专题研究，譬如场次灾害、特大灾害研究等；二是灾害外史研究，也就是灾害与社会的研究。历史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而灾害则主要是就其对人类的影响而言的，因此灾害与社会永远是历史学关于灾害研究的核心或主要内容。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凡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涉。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职官任免、法律制度等，经济方面则有赈济（国家、地方官府和社会等）、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等，文化方面则如荒政思想、民间信仰、史书书写、灾荒文献等。灾害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严重者可引发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多都与灾荒的诱因相关。由灾害产生的相关文化，在传统社会里也十分常见，如民间普遍存在的祈雨、祈晴活动及其仪式，以及龙王信仰、城隍信仰和龙王庙、城隍庙景观文化等。而且，在不同地区，同一信仰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得文化呈现出差异性、丰富性的特征。目前所见的灾害史研究成果，上述有关方面都曾有所触及，但大多数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突破窠臼，无外乎要在两方面多加努力：一是要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深化研究，发现存诸史料和传统社会中但罕为人们关注的历史沉积，揭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积极拓展研究空间。灾害史的研究内容非常全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传教士马罗立（Walter H．Mallory）就称传统中国是“饥荒的国度”，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留有深厚的灾荒烙印，她的一切，如生态、农业、人口、农村社会、制度与体制、社会秩序、文化与思想等，都可以从灾荒那里找到答案，或能够以灾荒对之加以合理的解释。这样来看，我们说，灾害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

最后，我还要多讲一句，就是治学态度的问题。现代社会绚烂多姿，充满诱惑，机会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上海、广州等商业气息特浓的大城市，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难免受其影响而心旌摇曳。姑且不和工程技术类学者相比，就是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相比，同样是从事学术研究，彼此的回报也是差悬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青年学者，首先就要调整心态，既然选择了史学，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理性面对喧闹的世界、富足的他者，潜下心来做自己可以做的事，否则于事无补，于己不利。驿动的心境、躁动的心态，永远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更不可能拿出优秀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