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家

得益于其幸运的艺术天赋，克劳迪奥·阿巴多从小就预示着会有一个富有希望的艺术人生。他的双亲都是音乐家，兄弟姐妹也都继承衣钵，从小生长在这个到处都是音乐的家庭里，在嬉戏中理解音乐“语言”、破解和领悟音乐奥秘自然就简单多了。

终其一生，克劳迪奥·阿巴多都保留着那颗赤子之心。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写给孩子的意大利文音乐书——《充满声音的房子》。保罗·卡多尼为此书插画，阿巴多在简短的插图说明中，回忆了米兰那个从小长大的家、早年与室内乐的结缘、合奏的经历和第一次探访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印象。此外，他还极其不经意地向年轻的读者们提起，音乐是门十分严肃的艺术，并且解释了声音和旋律如何产生，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如何握持以及交响乐团和指挥如何分工作业等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他进一步描绘了歌剧和交响乐可以带给听众什么享受。他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所有音乐都应该与生活紧密相连，保持“真实”。“如果读者们未来有意于从事音乐或欣赏音乐，我想给他们一个建议：时时刻刻都要把音乐与你眼前的现实紧密关联起来，因为任何一种音乐都是你所处时代的回声和写照。”

克劳迪奥（前左）与母亲（前排中）及兄弟姐妹（马塞洛，后左；露西安娜，后右；加布里尔，前右）

克劳迪奥·阿巴多毕生的音乐实践印证了用罗伯特·舒曼在其著作《音乐之家和生活规则》中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学无止境”。他于1933年6月26日生于米兰的一个中产家庭，在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家中浓厚的音乐、艺术和科学氛围对孩子们的一生影响至深。大八岁的长兄马塞洛成为钢琴家，后任米兰朱塞佩·威尔第音乐学院院长；姐姐露西安娜会拉小提琴，在米兰里科尔迪音乐出版社工作，并创办了米兰音乐节；弟弟加布里尔则是位建筑家。

克劳迪奥与姐姐露西安娜

阿巴多之父、米凯朗琪罗·阿巴多于1900年生于皮埃蒙特省小城阿尔巴，是位小提琴家。他任教于米兰音乐学院，后来组建了一个室内乐团，而参与乐团演奏曾是儿时阿巴多的梦想。孩提时的一天，他偷偷躲在门后，透过门缝聆听观察父亲演奏了一曲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小提琴独奏乐曲“恰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语言肯定很难，但极其美妙。我静静地听了好长时间，小心翼翼地别让自己被发现，因为我害怕打破这种魔法秘境。”

父亲米凯朗琪罗是阿巴多的小提琴启蒙老师，让他接受了十分严格的训练。而钢琴交错的黑白键盘也深深吸引了少年阿巴多。出身西里西亚的母亲玛利亚·卡梅拉·萨瓦诺内于1899年生于巴勒莫，曾跟随法国修女学习，成为了一名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她热爱文学创作，也是儿子钢琴学习的引路人。她热衷于给孩子们讲童话，而且很会自编故事，写过不少儿童故事并结集出版。“妈妈讲的那些关于她的故乡西西里和遥远波斯的故事让我深深着迷，另一个神奇的话题是音乐。我常常央求她，告诉我爸爸从事的那些音乐的所有奥秘，而她就为我勾勒出一个宛如童话般的醉人的音乐世界。”

阿巴多的音乐之家坐落在米兰福佳沙路，小阿巴多的艺术天赋和音乐家个性在这里得以滋养生长：直率的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志趣让他的艺术家生涯得以一直无拘无束，并能进行自由且深入的思考，这份自由和深入大概比一般意义上那些天才音乐家们更深刻、更突出。读书成为这个照片上看起来文文弱弱、总爱陷入沉思幻想、差不多算得上柔弱的小阿巴多的灵丹妙药。这时他听到了家中的留声机中传出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罗西尼、威尔第的美妙乐曲——那是源自一张张转起来沙沙作响的黑胶唱片。直到几十年后，克劳迪奥·阿巴多还记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三张唱片：“一张是歌唱家夏里亚宾演唱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一张是耶胡迪·梅纽因演奏的莫特扎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一张是威廉·门格尔贝格指挥的贝多芬的《科里奥兰序曲》。孩提时我就听了上百遍，真是百听不厌。”穆索尔斯基的这部《鲍里斯·戈杜诺夫》在阿巴多之后的歌剧世界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这个米兰音乐之家的一位朋友——来自贝加莫的贾南德雷亚·加瓦泽尼——是位饱学聪慧的指挥家、作曲家，定期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出，同时也是阿巴多之家弦乐合奏的钢琴手。他曾回忆起阿巴多之家的好客之道：“这一家人在拉琴时是我见过的最有秩序、最有组织的。但这种秩序不是靠苦磨硬练出来的，不用事先拉弓也不用摆姿势，全凭一种本能的律动，感觉又欢喜又快活。”加瓦泽尼着重描述了女主人，阿巴多的母亲，“她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沙龙女主人，倘若早生二百年，那准是另一位安娜·玛德莲娜·巴赫了。”

克劳迪奥·阿巴多七岁时，在家人的带领下第一次造访了家乡的歌剧院，世界闻名的米兰斯拉卡歌剧院。那天正举办一场由安东尼奥·瓜尔涅里斯指挥的交响乐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中小阿巴多听到了克劳德·德彪西的三乐章管弦乐《夜曲》，其中闪亮的器乐色彩和优雅的舞蹈韵律带给他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音乐特别打动我……伴着悠扬的鼓声由远而近，声势渐强，仿佛施了魔法一样……在斯卡拉歌剧院的那个夜晚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完全被那个想法迷住了，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也能与这么多音乐家同台合作，而指挥正是整场演出的操控者，仿佛像操纵提线木偶一般。”那时候他就在日记中暗下决心：“有一天我也要当指挥家。”

八岁时，在父母陪同下阿巴多观看了人生中第一部歌剧——朱塞佩·威尔第的《阿依达》。阿巴多之后在与柏林作家弗特约弗·哈格尔（阿巴多传记《倾听寂静》的作者之一）交谈时，描述了他“演出结束后独自一人站在街上，父母问我为什么不愿跟他们一起走，因为我被这部歌剧深深震撼了，这种感觉无法向他人描绘。”

之后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持续的音乐熏陶和教育比歌剧院之旅更深刻且富有成效。家庭音乐会训练了他的听觉，使他的注意力由声音外在转向音乐内涵，由声响的奇妙世界、所有乐音和乐音运动的衍生这些外在感官体验，转向室内乐这一严谨的音乐形式。学习音乐的便捷和从中获取的极大快感激励着这个年轻人献身音乐和演奏事业，特别是室内乐。

在小圈子里参与不同形式的室内乐演奏让人学会了倾听，这是一种直接又很个人化的接触音乐的方式。当察觉出声音背后的“语法”，辨认出相互穿插的音乐主题和旋律，其中的节奏和律动确实清晰“可读”，那种满足感无可比拟。克劳迪奥·阿巴多充分体会到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合奏的快乐。有一次他们甚至“异想天开”，在自家演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演奏这部清唱剧除了指挥外，一般还得有一个交响乐团，一个合唱团和数名独唱演员。而我们只有六个人，但也没打退堂鼓，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又弹又唱。你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份经历（也想想邻居那份惊喜！）。”

家庭室内乐营造的融洽氛围塑造了克劳迪奥·阿巴多的音乐观。在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及勃拉姆斯的奏鸣曲、三重奏、四重奏和五重奏中，在参与家庭音乐会和父亲与朋友和同事演奏的音乐会中，小阿巴多“学会了”理解乐器乐音和共鸣所发出的叮叮当当的“争论”。少年时在米兰与歌剧的亲密接触，咏叹调、二重唱、合唱等歌剧形式，对他后来音乐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光是这种持续的弦乐视听学习，尤其是对德奥音乐流派的学习，就让小阿巴多领会到很多，譬如音乐是如何“运行”和呼吸的，音调结构、乐曲模式以及和谐张力是如何形成、发展的。

当小阿巴多通过不懈的练习，终于能弹奏钢琴为父亲演奏小提琴曲伴奏时，父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他专注演奏精准、积极倾听、对音乐主动思考这些音乐的“外在面”。后来，当阿巴多回忆起父亲对他弹钢琴那近乎“无情的苛责”时，还想起了父亲对于倾听音乐、聆听彼此、更深刻地把握音乐的指点：“他提点我的关键在于，当大家一起合奏时，聆听比单纯演奏要重要得多。合奏就像一段对话，不仅要全神贯注地听，还要彼此理解，尽量抓住那些言外之意，抓住对方的感觉和想法。生活也像音乐一样，必须要具备聆听别人的能力，以便能理解他人，跟得上别人的思路。”

阿巴多一家在米兰的生活并不总是日日被管弦乐、被艺术家们所包围，他们难以逃脱那个万恶的政治年代。小阿巴多偶尔听到的大人间的谈话中，已经深深透露出恐惧。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袖”铁幕下呻吟，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命运息息相关。社会日常充斥着反犹主义和强权的血腥滥用，战争威胁迫在眉睫。音乐大师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早已与纳粹意大利分道扬镳，导致他在1933年纳粹德国刚上台时，就逃离了拜罗伊特“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1939年9月二战刚刚爆发时，年仅六岁的阿巴多还不懂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内在关联，但随着年岁渐长，他将也能感受和观察到事态发展。小阿巴多将目睹涌入米兰街头的军队，看到游击队的还击，也将亲身经历母亲帮助游击队员和犹太人流亡的行动。

阿巴多回忆这段岁月时，提到了当年一个没有意义却危险十足的举动：10岁的阿巴多在被占领的米兰市内的家外墙上写了两个词“巴托克万岁！”那时他正学习弹奏贝拉·巴托克的钢琴组曲，“那段时间我深深地为巴托克的音乐而疯狂”。这一举动引来了德国盖世太保的调查和盘问。他们审问，“巴托克”这个名字是哪个游击队员的代号？这个人有多危险？克劳迪奥·阿巴多坚持“反纳粹”态度，在战后意大利保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标志，这种意识在那时就已经觉醒并贯彻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