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9年9月20日晚，19点30分，当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的侧门打开、阿巴多和王羽佳刚刚走出时，迎接他们的并非“雷鸣般的掌声”，而是全体听众情不自禁的狂喜欢呼！这确实是音乐爱好者盛大的节日和狂欢，而带来这狂欢的灵魂人物就是看起来瘦弱平静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大师。他让我再次对老一辈指挥家夏尔·明希说过的话深信不疑：“有些指挥家，只要他们一出现在台上，其感染力就已经开始发散，在他们还没有挥动指挥棒表示准备的时候，整个气氛就已经完全改变。只要他们一出场，将音乐世界从睡梦中惊醒，立即就会引起人们激动、兴奋的热潮，你会感到要有某种非凡的事发生……”（《论指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第2页）
在2009年9月20日至25日那几天里，在国家大剧院中，确实有非凡的事发生。作为国家大剧院“2009琉森音乐节在北京”的最受期待的演出盛事，阿巴多和琉森节日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四场壮丽演出掀起了空前的狂热。虽然，由于近年来国际名家名团的频繁到来，见多识广或者至少是自以为见多识广的听众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动辄蜂拥而至、激动不已了，而且，照某位思想家的说法，当今的人们“在热情方面的预算日益缩减”，然而，当阿巴多指挥下的琉森节日乐团将普罗科菲耶夫、马勒和莫扎特的音乐像灿烂的阳光般洒向听众席时，谁还能无动于衷？谁还会觉得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是浮华的技巧炫示、马勒的交响曲是莫名的喧嚣与骚动、莫扎特的音乐是平淡的18世纪陈词滥调？谁能不由衷相信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在《圣塞西莉亚日颂歌》中发出的那句著名慨叹——“什么样的激情音乐不能唤起和平息？”
对于我，这四场难忘的音乐会也让阿巴多由当代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变为超凡入圣的音乐大师。自1990年9月正式就任柏林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到2002年因健康原因辞去这一职务，阿巴多作为继伟大的比洛、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之后第五位执掌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家，与这个在全世界乐坛具有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的乐团度过了12年。但在很多音乐爱好者心目中，阿巴多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就不过是这个伟大乐团昔日辉煌的返照。阿巴多的音乐会所体现的艺术水准和感染力，是他晚年在琉森成就的、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当代音乐传奇的一次灿烂雄浑展现，对于有幸在现场聆听者，不啻为巨大的发现。阿巴多指挥下的琉森节日乐团奏出的是即使从世界顶级乐团如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和录音中也难得听到的一种独特的丰富、醇厚、绚丽的管弦之音。阿巴多对于管弦乐织体的高度敏感以及擅长调配管弦乐色彩的能力，他对于音乐律动的准确把握，对于宏大结构的出色驾驭，他指挥下的琉森节日乐团的明星阵容，使得他的指挥艺术抵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和澄澈之境。阿巴多还能在每场音乐会上赋予他与演奏者和听者都熟悉的音乐作品以强烈的“即兴感”，听者会像舒曼赞叹门德尔松指挥时说的那样，感到指挥家是在“当场作曲”。阿巴多有神奇的手法让他熟稔于心的作品如同第一次演奏那样清新，所有的音符都像是即兴演奏，充满灵性，洋溢着温暖亲切的表达。指挥台上的阿巴多手势惊人地简练，却时时具有不可思议的美感。他的脸上几乎总是洋溢着轻松的、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发现，在每一场音乐会上，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音符，琉森节日乐团的音乐家们多么幸福和忘情地演奏，与阿巴多、众位同事、全体听众共同沉浸在最美的音乐中。对于听者而言，这种难忘的精神体验中包含了无数美妙的瞬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感叹——“你太美了！请你驻足！”
从2019年秋至今的十余年间，无数次回味那四场难忘的音乐会时，也伴随着一种愿望，即能读到阿巴多大师的传记，更多地了解这位指挥家。在2019年盛夏，当我的出版家朋友申明先生告诉我他在萨尔茨堡发现了刚问世的沃尔夫冈·施莱伯著《克劳迪奥·阿巴多》时，我油然而生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拥有一本。感谢申明先生，这本有着强烈吸引力的新书不久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而在与申明先生谈话间，非常自然地，我们的话题奔向了一个方向：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以飨宴更多中国读者，特别是热爱阿巴多的爱乐者。而这一愿望，由于译者松健的辛勤笔耕以及申明先生领导下斯坦威图书公司的高效运作而成为现实。
杰出人物的传记千姿百态，而当今人们的阅读品味或许更倾向于在求真的前提下有更多发现，毕竟，阅读中的心潮澎湃如果基于虚构，我们难免会产生一种“这与传记所写的人物有多大关系”的质疑，而沃尔夫冈·施莱伯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在我读过的众多包括音乐家在内的传记中，属于体现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结尾所写的“美即真，真即美”（Beauty is truth, truth is beauty）理念的写作。阿巴多一生的足迹，从孩提和少年时代，到他在米兰和维也纳的求学岁月，到他执掌柏林爱乐乐团的时期，直到他的朋友们（以及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乐于称为的“琉森的奇迹”，施莱伯这位《南德意志报》音乐编辑和阿巴多艺术活动的密切关注者，都有客观真实的记录。而像我们所知的太多德国著述者一样，施莱伯的视角会在某些时候透过现象而进入对艺术活动背后的理念、思想和意义的探索。比如对阿巴多引起维也纳公众和评论界广泛关注的“歌剧考古”，他对作曲家手稿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他作为“后卡拉扬时代”指挥家的个性以及与乐团音乐家相处方式的探讨。与柏林爱乐乐团的纪录片以及很多热衷于比较卡拉扬和阿巴多这两位大师不同风格的音乐界人士和音乐爱好者所持的看法大不相同的是，在施莱伯笔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与阿巴多合作之初感到的并非摆脱了卡拉扬这位权威大师的“轻松感”，而更多的是不适应：“对90年代的某些柏林爱乐乐团团员来说，阿巴多摒弃指挥家的霸权形象，从某种角度上说也造成了不安和冲击，因为传统熟悉的音乐交流方式似乎也一并被抛弃了。”（见本书第163页）。而阿巴多在沉默寡言中所达到的“无为而治”境界，在不同的观察者和著述者视角中有不同的评价。施莱伯所持的观点，也是汤姆·塞维斯在他的《音乐作为炼金术》一书中关于阿巴多与琉森节日乐团的第6章中贯穿的基调。阿巴多给予乐团每一位演奏家以最大的尊重和自由的艺术创造空间，带来的是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式美妙氛围。琉森节日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是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二十多年的阿罗伊斯·波施，他给予阿巴多这样的评价：“我回想与卡洛斯·克莱伯，与列奥纳德·伯恩斯坦，与卡拉扬的合作，这些名字如今我们觉得如此伟大，但与他们合作也都存在问题！而且在乐团中对他们每一位也总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里（琉森节日乐团）却没有，只有与阿巴多一起在音乐上的协调合作。”（Tom Service, Music as Alchemy, Journeys with Great Conductors and Orchestra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2, p.255）
虽然，在我看来，阅读音乐家传记并非聆听和体悟他们带给我们的音乐的必要前提，但有些时候，一本好的传记能让我们在更加深入地了解音乐家的同时，为我们的聆听带来更多的专注、灵感和热情。蕾娜特·瓦格纳为此书撰写的书评认为，对于艺术活动如此多面而丰富的阿巴多而言，施莱伯的传记作为“快速回望”十分有益。我作为第一本中文版阿巴多传“先睹为快”的读者，在此有勇气对翻开此书的诸位读者朋友们说：沃尔夫冈·施莱伯的《克劳迪奥·阿巴多》将让我们在更多地了解这位指挥家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步入他的浩瀚音乐世界。
王纪宴
202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