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青春风貌

看点16：诸葛亮“身长八尺”相当于现在的多高？

看点17：诸葛家男人的面部有哪五个突出的特征？

看点18：诸葛亮最喜爱的“啸”究竟是怎样的才艺？

看点19：诸葛亮最喜欢在哪里飙歌？

看点20：《梁父吟》歌词的真正作者为何不是诸葛亮？

看点21：为什么诸葛亮十分喜欢《梁父吟》？

诸葛亮他这农民一当，就当到了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也就是他二十七岁的时候。那么此时这位隆中的农村知识青年，从外表上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青春风貌呢？

先看外表，包括身材、容颜和面部特征三项。其中单是前两项，他就非同凡响。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那是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

《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有如下的明确记载：

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说是诸葛亮当时不仅身材修长，而且容颜很是奇伟，即现今所说的“颜值很高”，当时的人们看到他都会感到惊异。

八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多高呢？关键之处在于，三国时期的一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公制长度单位的多少。2006年7月23日晚，易中天教授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三国圣地品三国”的讲座，我有幸受邀作陪，与听众共同交流。现场有听众询问诸葛亮的身高问题，我答以三国时期一尺相当于现今24厘米，八尺约合今1.92米。由于时间关系，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多加引证。此事后来不断引起多位有兴趣者的垂询，故在此进行一番探究。

此前学术界对于三国时期一尺的长度，多采用相当于现今23厘米的数值。但是这一数值，乃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学者通过清代的营造尺进行折算之后，算出当时的一尺约合现今0.23米。按此数据计算，八尺就折合现今1.84米。

众所周知，考古实物提供的资料数据，相对而言准确性和可靠性是最高的。最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得越多，新测得的数据又更精确的时候，以往的数据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修正，中国古尺的长度即是如此。到20世纪90年代，单单是东汉一朝出土的古尺实物，即有四十余件之多。1993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其分册《文物·博物馆》中“中国古尺”条，即综合引用了90年代所能见到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中国古尺长度的实测数据，以及其长度随时代而变化的情形，作了非常翔实、系统的叙述，对于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文化的演变，极有学术价值。文中列举的各个时代的古尺一尺约合现今公制长度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如下：

商朝：16～17厘米；

东周：23厘米；

西汉：23～23.6厘米；

新莽：23.1厘米；

东汉：23～24厘米，均值23.4厘米；

魏晋：24～24.5厘米；

南朝：24.5～25厘米；

北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

隋朝：30厘米；

唐朝：29～30厘米；

宋朝：31.6厘米；

明朝：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

清朝：营造尺32厘米，裁衣尺35.6厘米。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两点：一是古代一尺的长度，在各个王朝或者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宋代以前，即使是同一朝代也不完全一致；二是变化的总趋势，是每尺的长度逐渐加增。这种加增，应当是封建王朝对农民剥削程度的不断加重造成的。因为古代农民每年要向朝廷交纳谷物，属于土地税性质；又要交纳布帛等，属于人头税性质。量取布帛是用尺来进行的，如果加增每尺的长度，无形中就加大了征收的数量，这对封建王朝当然非常有利，所以掌控了度量衡标准制定权的封建王朝，就不断加增每尺的长度以加重剥削。

就三国时期而言，它位于东汉之后，西晋之前。东汉每尺的长度，正由23厘米向24厘米过渡；而魏晋每尺的长度，又从24厘米向24.5厘米过渡。所以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正好位于24厘米的坐标点上。所以我确定：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应当从23厘米校正为24厘米。这一数据，又得到考古实物的证实。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了孙吴大将朱然的墓葬，其中出土了完整的木尺一件，其长度不多不少，正好就是24厘米。

以此为准，算得孔明身长八尺，相当于现今1.92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相当于现今1.8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今1.87米。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三国志注译》，即采用以上校正数据，在《先主传》中注为：“七尺五寸，约合今一公尺八十公分。”在《诸葛亮传》中则取其整数，注为：“八尺，约合今一公尺九十公分。”

假如采用20世纪60年代用的老数据，每尺23厘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约合今1.725米。这样一种身高属于常人之列，并不算突出，史传当中是否有必要特别为此书写一笔，恐怕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身高约合今1.8米，那就属于高个儿之列，可以载入史传也。

蜀汉的彭羕，与诸葛亮相同，也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见《三国志·彭羕传》。同时代人比诸葛亮更高者，则有曹魏的许褚，《三国志·许褚传》称其“长八尺余”。八尺有余，便是接近两米的高度。只是许褚“腰大十围”，虽然身材高，体型却有点粗肥，不如诸葛亮的玉树临风了。

诸葛亮的籍贯，是在今山东省境内。“山东出高个儿”，是今人的总结。但是山东地界，古代也屡出“高人”。除了诸葛亮，确凿记载于史传者，尚有先秦的孔子和西汉的东方朔。《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按照上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取东周时的一尺约现今的23厘米，则九尺六寸约合今2.2米，那是相当惊人的身高。即使对于圣人有所夸大，两米左右总是有的。东方朔，西汉平原郡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东）人氏。《汉书》记载他“长九尺三寸”，西汉武帝时应诏至京城长安，在宫廷作侍从，以诙谐的谈吐给汉武帝提供娱乐，算是专职的搞笑者。他的身高，出自他向汉武帝上书中的自我介绍，而身高是可以当面检验的，所以他绝对不敢虚夸以欺君。取西汉每尺的低值23厘米的话，九尺三寸约合今2.14米，其高度也是相当的惊人。

相比于孔子、东方朔，诸葛亮1.92米的身高，又不算奇特了。可见山东出高个儿，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对此有所怀疑，倾向于使用每尺23厘米的老数据，去有意降低诸葛亮的身高。笔者此处引录孔子、东方朔以及许褚的史文，用意就在这里。

最后还有诸葛亮的面部特征。他本人的面部特征，史书没有明确描绘，但是却有一个相当可靠的参照者，这就是他的侄儿诸葛恪。

诸葛恪，诸葛亮胞兄诸葛瑾的大儿子。《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吴录》中，对诸葛恪的面部特征有如下明确记载：

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大口高声。

说他身高七尺六寸，相当于现今1.82米，看来诸葛恪也有身材高大的家族遗传基因。而他的面部特征，史文中记载有五点：

一是“少须眉”，即眉毛和胡须稀少而不浓密；

二是“折 ”，即鼻梁的凹陷处很深；

三是“广额”，即额头宽广；

四是“大口”，即口形不小；

五是“高声”，即声音非常大。

根据史文对诸葛亮这位侄儿的细致描绘，那么诸葛亮本人的面部特征，就大体可想而知了。

再来看风采，他也非同凡响。这方面的趣事就更多一点了。但是归纳起来，一是有情调，二是有才艺。

诸葛亮虽然自愿下乡当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珠摔八瓣儿，但是官宦家族的文化修养，知识分子的高雅情调，他却并没有抛弃，而且还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地展现出来。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他“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又说他“好为《梁父吟》”。此处的“从容”一词，乃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空闲。说他早晚有空闲的时候，经常抱着膝盖高声长啸；还喜欢对着那绿水青山，放歌一曲《梁父吟》。看来一个长啸，一个高歌，正是诸葛亮的最爱了。

为何他会最爱这两样呢？你看《诗经》当中的《江有汜》篇，不是有“其啸也歌”的诗句吗？还有《白华》篇，不是也说“啸歌伤怀”吗？所以诸葛亮的长啸和高歌，那都是对儒家文化传统一种继承性的弘扬，而不能将其视为一般性的个人情趣和爱好了。

那么“长啸”的啸，究竟是怎样的呢？按照东汉后期儒学大家郑玄的解释，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将嘴巴撮起来然后发出声音。郑玄是诸葛亮之前不久的名流，泰斗级的文化学者，他的权威性解释当然最能准确吻合诸葛亮的长啸。不过，郑玄只是解释了长啸时的口型，却没有说明长啸时究竟发出的是何种声音。好在不久之后的西晋，有一位著名文士叫作成公绥，擅长音乐，也是一个玩长啸的好手，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啸赋》，对啸的种种特点如实加以描绘，在《晋书》和《文选》中都有全文的引录，可以作为我们的重要参照。

按照成公绥的形容，长啸时发出的声音，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声音有高低变化，从而形成曲调，即所谓的“动唇有曲，发口成音”；

二是曲调并不固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即所谓的“曲无定制，随事造曲”；

三是声音响亮而高亢，即所谓的“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飚扬”。

归结起来，成公绥笔下描绘的啸，是一种使用口腔随意发出响亮声音曲调的特殊才艺。与后世的口哨或口技，具有某些类似之处。水平一般的类似于口哨，水平高超的则类似于口技了。

魏晋时期喜欢长啸的雅士名流不少，可以称之为“啸客”或“啸士”，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山密林中的隐士，比如苏门先生和孙登（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另一类是社会政治场合中的名士，比如“竹林七贤”中的领军人物阮籍。爱好者虽有两类，然而通过长啸来表现自己傲然挺立的超然风采和独立人格，却是共同的意愿和特征，所以才有“啸傲”一词的诞生。比如东晋陶渊明有诗云：“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诸葛亮的抱膝长啸，也是同样的情形。打一个带点洋气的比方，我们看那些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西部牛仔，每逢得意忘情、傲视众生的时候，不也是要把手指放在口中，呼地一声吹出响亮的口哨来吗？

不过，长啸虽好，却没有歌词相配，难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心境和感情，还得要有配词的歌曲来做搭档，所以诸葛亮还要高唱一曲《梁父吟》。

歌手唱歌，最好要有一个合适的歌台，才能尽情展现一番。我们眼前这位隆中最喜爱飙歌的“麦霸”，有没有自己亲自选中的歌台呢？

当然有的。唐代欧阳询等编辑的《艺文类聚》卷七引录的《荆南图制》记载：

邓（县）城西七里，有作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为《梁父吟》。

说是邓县城池的西边七里郊外，有一座山，名叫作乐山，诸葛亮经常会登上这座山顶，放歌一曲《梁父吟》。

看来这座作乐山，顾名思义，就是当地人们在此登山寻找快乐的地方。当时的邓县，就在襄阳的北面不远，从邓县管辖的隆中前往作乐山，也就十多里路的距离。每当诸葛亮忙完农事有了闲空，来到这作乐山的山顶纵情高歌《梁父吟》之时，胸中的豪情总是奔涌起伏，大有傲视古今、吞吐宇宙之意了。

那么这首《梁父吟》究竟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这是一首先秦时期出现的乐曲。“梁父”或者“梁甫”，原本是泰山附近一座小山的名称。西汉时期，汉武帝在中央设立了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叫作乐府。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流传在民间的大量歌曲，于是这首《梁父吟》也被收集在乐府之中。《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引录东汉蔡邕的《琴赋》，其中就有“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的文句，而蔡邕也是东汉后期的文化大家，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生活年代比诸葛亮稍早一点。由此可见，《梁父吟》的民间曲调，早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梁父吟》的乐曲自西汉时被收入乐府之后，后世就不断有人使用这首乐曲的标题，来写作与之配唱的歌词，比如诸葛亮之后的西晋陆机，也就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还有南朝的著名文士沈约、陆琼以及唐代的诗仙李白，都留下了名为《梁父吟》的作品，而且文句还各不相同，这只要看一看宋代郭茂倩编集的《乐府诗集》就会明白。由此又可见，《梁父吟》的传世歌词，并不只有诸葛亮所吟唱的这一首，而是有多首。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不只有孔明版，还有陆机版、沈约版、陆琼版、李白版等等。

明白了《梁父吟》是什么样的歌曲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破解诸葛亮与《梁父吟》之间的谜团了。《艺文类聚》卷十九引录了一首作者署名为诸葛亮的《梁父吟》歌词，文句如下：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笔者先将其翻译成押韵的白话文，再来进行解读。云：

慢步走出齐国故都临淄城门，远远眺望荡阴里那一片地方。

只见接连出现了三座大坟墓，土堆高高垒起彼此都很相像。

请问是谁家坟墓呀？是田开疆、古冶子等三位勇士的墓葬。

他们的力气大得可以排除南山，文化高得能通晓地理状况。

可惜有一天他们被谗言陷害，只用两个桃子就把三人杀光。

是谁策划出这样的计谋来呢？是晏婴啊，齐国的那位国相。

诗中的“二桃杀三士”，出自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著名故事。故事在《晏子春秋》这一版本中是这样的：齐景公时，有三名骁勇的大力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仗恃自己立下功劳，所以在朝廷中举止无礼。辅佐齐景公的国相晏婴，建议齐景公除掉他们以免除后患，并且设下计谋，由齐景公赏给三人两个桃子。三人果然中计，为了争夺桃子而比拼功劳，争论不休，最后相继愤然自杀。

《晏子春秋》这本书，相传出自晏婴本人，所以这个版本中，晏婴是以正面人物出现的，他之所以要设计铲除三人，纯属出自公心，一心想要为国家消除隐患。

但是，在上面这首《梁父吟》当中，展现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三名勇士变成了正面人物，他们都是难得一见的文武全才；而晏婴则变成了反面角色，不仅向齐景公进献“谗言”，而且设计阴谋使得三人纷纷自杀。显而易见，这首歌词的立场，完全是站在三名勇士这一边的。

这样一来，同一件“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就出现了立场截然不同的两种版本。原因究竟何在？这是值得破解的谜团。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晏婴，字平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他在任期间，厉行节俭，提拔人才，直言进谏，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从而“显名于诸侯”。司马迁认为：晏婴治国的政绩，几乎可以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前辈大臣管仲相媲美，所以感叹说：“如果晏子现今还在，我就是给他充当挥鞭驾车的马夫，也会高兴不已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仰慕，司马迁才把晏婴与大名鼎鼎的管仲写进同一列传当中，命名为“管晏列传”。

司马迁的记载，当然是客观可信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晏婴虽然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却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言行都完美得毫无瑕疵。事实上，比他早一百多年的管仲老前辈，就已经受到孔夫子“管仲之器小哉”的严厉批评，说他大量收取民众的市场租金，还违反礼仪的规定，在家中安装了君主才能享用的设施。同样，晏婴在“二桃杀三士”的事件上，明显做得也有欠缺。欠缺至少有三：

其一，三名勇士全都是齐国的有功之臣，虽然恃功而骄，却并没有犯下祸国殃民的确凿罪行，罪不至死；

其二，就算他们真有祸国殃民的确凿罪行，那也应当光明正大地进行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他们进行定罪，不能暗中使用非正当的阴谋手段；

其三，使用挑拨离间的计谋，使三人相互争执而全部自杀，手段未免过于阴损刻毒，不符合治理国家的正道。

总而言之，晏婴在治理国家上面确实有重大贡献，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具体处理上却不够完美。宽容一点来说，是所谓的“大醇小疵”；严厉一点来说，就是“英雄也有卑劣的瞬间”了。

弄清楚了《梁父吟》出现不同版本的复杂背景，我们再回到诸葛亮的身上，来继续破解其他的谜团。

第一个谜团，这首歌曲真的是诸葛亮本人的作品吗？

歌曲的曲调和歌词，两者的版权肯定都不属于他。关于曲调，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那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首古曲，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流传很久了，论版权自然没有他的份儿。至于歌词，也不可能出自他本人之手。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得非常之明白，他最钦佩的前辈，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如果他本人要想来为这首古曲配词，他还不如直接去写形象比晏婴更为光辉的老前辈管仲好了。同样都是齐国的大臣，他干吗不去写自己最为倾慕的管仲，却要去写次一等的晏婴，还把晏婴写成一个进谗言、耍阴谋的角色呢？

第二个谜团，歌词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呢？

歌词当中，对齐国故都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地方风物，有相当细致、具体而生动的描绘。因此，原创者应当是齐国故地，甚至就是临淄这一带对三位勇士的悲惨遭遇抱有深刻同情的民众。他们经常在临淄荡阴里的三座大坟堆前面来来往往，自然会有所感触和议论。其中有文化的人士，再把这种民众的感触和议论加以提炼，写成可以与古曲相配的文雅歌词，这首《梁父吟》就诞生了。

虽然诞生的具体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最为合理的推断是，歌词的原型，应当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齐国故地，所以才会在西汉时与相配的曲调一起，被收集到乐府当中。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歌词的文本应当又经过了一次更为精细的文学加工，最后才形成《艺文类聚》中的样子。理由何在呢？这是因为，我国古典诗歌当中的五言古体诗，也就是不讲格律的早期五言诗，是从东汉时期才开始定型并且流行的。比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五言诗在体裁上的突出特点，即全篇都是非常整齐的五言句式，而不像此前先秦时期的四言诗，或者汉代早期那种句式长短不一的杂言诗。而《艺文类聚》记载的上述《梁父吟》文本，不仅全篇是整齐的五言诗句，而且还出现了“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这样带有原始对仗性质的句子。具有这种文化因子的文本，不大可能产生于东汉之前，所以一定经过了精细的加工，而且加工的时间就在东汉。

第三个谜团，为何《艺文类聚》又把诸葛亮说成是歌词的作者呢？

原因有四。首先，歌词原型的作者，已经遥远难考。其次，经过诸葛亮的传唱，这首歌曲才得以著称于世。再次，他也很可能在不断传唱当中，对其中的文句有所加工，使之更加雅驯和上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明确记载他“好为《梁父吟》”。基于这四点，《艺文类聚》就直接把他当成这首歌曲的作者了。准确地说，诸葛亮应当是这首歌曲的主要传唱者，甚至还有可能是精细加工者，但肯定不是歌词的原创者。

第四个谜团，为何诸葛亮会十分喜欢这首歌曲？

前面说过，诸葛亮的老家在阳都县。而阳都县的正西边，直线距离不到三百里处，就是春秋时鲁国的都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阳都县的正北面，直线距离三百里左右处，又是齐国的故都临淄。所以他的家乡，就在齐鲁大地的交汇地带。他十分喜欢这首歌曲，根本原因在于它所蕴含的故乡色彩实在是太浓厚了。具体说来有如下三点：

一是曲调。《梁父吟》这首古曲，相传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在泰山脚下耕种田地时所作，正好就出自齐鲁大地之上，所以对诸葛亮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故乡之音。

二是歌词。歌词唱的是齐国都城的风土人物，这又是不折不扣的故乡之情。

三是内容。这一点非常之关键。歌词的内容，必定触发了他对自己未来如何从事政治的深刻思考，因为这又是不折不扣来自故乡的前车之鉴。晏婴治理国家，功劳相当大；然而仅仅因为在处理三位勇士这一件具体事情上出现失当，就引来民众的批评，使得负面的口碑长期流传于后世，成为难以消除的政治污点。这样的情形，难道不会令他深思吗？

晏婴此举留给后世的深刻教训是，一个施政者，如果要想成为完美型的政治家，那么他在对待任何人、处理任何事的时候，都至少应当做到四个“必须”：

一是必须重视民众观感，而不能漠然视之；

二是必须开诚布公，而不能搞阴谋诡计；

三是必须合理合法，而不能任性行事；

四是必须以人为本，而不能蔑视生命。

这四点总结起来说，则是笔者同窗学友王炎平教授《释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一文中指出的“相德”，即担任宰相者应当具备的道德修养。

那么这样的教训，在诸葛亮身上有作用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请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末尾，陈寿对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功绩，做了一番相当全面的总结。其中列出的“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用心平而劝戒明”“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这四项，就正好与上面所说的四个“必须”一一对应起来。

而诸葛亮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之中，又一直在向完美型的政治家努力，终生坚持，死而后已。由此可见，诸葛亮十分喜爱并且经常吟唱《梁父吟》还有一层最为重要的深层次原因，那就是要激励起自己的雄心壮志：一定要借鉴前人，并且超过前人，在将来从政并且施政之后，努力做一位既具有杰出治国才能，又具有深厚道德修养的完美型政治家。

上面所介绍的青年诸葛亮非凡的外表和风采，这都属于外在的美好，可以称之为“外美”。但是，他最重要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内含的优秀品质，可以称之为“内秀”。正是因为有了内秀的实质性根本，再与外美形成绝佳的配合，所以当时人们给他的评语也同样非凡，这就是广泛流传而众所周知的“卧龙”，即等待时机充分施展远大抱负的杰出人才。这正是：

兼修内外雄心在，美誉人称是“卧龙”。

要知道诸葛亮在“卧龙”的称号上还有什么样的谜团，他又在“内秀”上具备了哪些非凡的优秀品质，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