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的绝招

唐太宗去世后，其后宫充容徐惠妃因悲伤过度而生病，竟拒绝医药，老是重复着一句话：“妾曾经受过先帝的恩顾，现在先帝驾崩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早死去，以便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去侍奉太宗文皇帝。”后来，这位二十四岁的充容因为拒绝治疗而死去，被朝廷追封为“贤妃”，并按其生前愿望陪葬昭陵，以让其“灵魂”去永久侍奉太宗。徐妃地位由此大为提高，刘昫、欧阳修特地将其列入《后妃传》，其事迹分别被记入新、旧《唐书》，备受后人推崇。以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看，徐惠妃当然是中国古代妇女的楷模。与徐惠妃截然不同的武则天，却在感业寺里私自蓄发，后来又被高宗公然接回后宫封为昭仪，大加宠爱，这是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徳的。

这种违反儒学礼教的行为，与当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着的一种子娶父妾，寡妇改适大伯、小叔的婚俗有关，当时不少和亲的公主也奉命要遵从这一习俗。这种源于原始婚姻制度的风俗，通过民族融合的渠道，也影响到了汉族，特别是像隋唐皇室这样有着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室。因而，在此前后，诸如此类的“乱伦”事件就屡入史载：隋炀帝与其父妃宣华夫人陈氏；唐太宗与其弟齐王妃杨氏；唐玄宗与其子妃杨玉环；等等。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些伤风败俗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不过是民族婚姻习俗残存于专制皇室中的一种表现而已。尽管如此，武则天的重返后宫还是受到了朝廷内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勋贵权臣们的责难和非议。他们指责武则天，表面上是维护中国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当朝“顾命”“辅政”带来的种种特权和既得利益。

《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人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即对有这七种“问题”的妇女，丈夫可以“休妻”。无子，即“七去”之二的“无人去”，这始终是王皇后无法释去的一块心病。由于王皇后无子，故太子的位置一直空缺着。

永徽三年（652年），传闻武则天已经身怀六甲，王皇后既担心太子的位置被出自萧淑妃的许王素节夺去，又担心一旦武则天生下儿子并且被立储，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越想越紧张的王皇后，急忙来找舅舅柳奭帮助自己出主意。其实，柳奭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了，他对外甥女说：“你既然暂无子嗣，不妨先按长幼为尊卑，劝皇上立长子燕王忠为东宫太子。燕王忠的母亲刘氏出身微贱，她不仅没有动摇你地位的可能性，反而还会因为你帮助燕王忠当上太子而感激你呢。这样，既能断了萧、武的儿子登储的指望，又能让将来的皇太子为你所用。只要皇太子和我们一条心，是不是你生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听了舅舅一席话，王皇后高兴得连连点头，她请舅舅一定要设法帮助自己去说服皇上。“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二日，燕王忠被立为皇太子。经过柳奭的内外策划，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出面，先后安排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为太子太师、侍中高季辅为太子少保、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太子少傅、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褚遂良与银青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的韩瑗兼任太子宾客，为太子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圈。

面对柳奭、王皇后一伙台前幕后紧锣密鼓的策划，武则天也展开了一些与之抗争的活动。永徽五年（654年）二月四日，高宗下诏加赠屈突通等十三名武德功臣的官位，武士彟赠并州都督，“时武昭仪用事，赠其父，故引功臣以赠之”。这种局部的胜利，对提高武则天的门第虽然有一些作用，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二比一争斗中武则天的被动局面。

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对王皇后的宠幸虽然减少了，却没有废后的意思。

武则天十分明白，只要后宫中的王氏还戴着皇后的凤冠，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皇上随时都可能舍弃自己而重新接近王皇后。况且，王皇后背后还布着一张张复杂的关系网，这些网眼都在密切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不彻底割断王皇后与高宗的关系，自己的命运就仍然握在别人的手里。

如何彻底离间高宗与王皇后的关系？武则天苦苦思索着。永徽五年（654年）初，继李弘之后，武则天又生了个女儿。一个极其残忍的绝招逐渐在武则天脑海中酝酿成熟了，她正静静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一天，王皇后去武则天那里，逗弄着那个襁褓中的女婴玩了一阵。王皇后离去后，武则天便偷偷扼死了这个自己的亲生骨肉，然后依旧给她盖好被子。没过多长时间，高宗驾到，武则天佯作笑容，接驾后陪着高宗来看他们的宝贝女儿。当被子掀开后，孩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武则天自编自演的假戏，此时却触动了真情，她伤心地放声痛哭起来，边哭边追问左右侍女。侍女们胆战心惊地报告说：“刚才只有皇后来过这里。”“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关于武则天扼婴这件事，除以上所引外，《资治通鉴》《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亦有记载。由于未载确切时间，加之一些细节互有抵牾，故史学界至今未有定论。罗元贞先生认为此事纯属捏造；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则认为实有此事，是武则天为“归罪王皇后”而干的。还有人说武则天根本未生过这个女婴，“所谓武后扼婴一事纯系虚构”。考武则天长子李弘永徽四年（653年）正月封代王时一岁（按中国传统以虚岁计年龄的习惯算，李弘应生于永徽三年底或永徽四年初），据《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载，次子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戊午日，武则天在随高宗从京师出发去谒昭陵时，“在路生皇子贤”。这样，从时间上算，武氏完全有可能在永徽四年底或永徽五年初生另一女婴。故本文采《资治通鉴》说，武则天扼婴是为加害于王皇后，从而促使高宗与王皇后最终割断情丝。武则天自入宫以来，耳闻目睹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很早就受到权力观念的熏陶。现在她深知自己在争夺皇宠中逆水行舟的处境，若不掀翻王皇后这块压在身上的“石板”，一旦败下阵来，其结局将比后宫任何失宠的嫔妃都要悲惨得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武则天便使出类似蜥蜴舍尾救身的伎俩，用忍痛牺牲女儿的小生命，来嫁祸于人，成全自己。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武则天却胆大包天，行之若素，可谓残忍至极！果然，这个无辜女婴的小生命，不久以后就为其母亲换来了皇宠争夺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胜利，即永徽五年（654年）六月，“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日，罢为吏部尚书”。

在唐代，实际担任宰相的人多数仅授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没有特殊资望者，一般不授中书令。柳奭得以担任这一职务，说明其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柳奭“内不自安，请解政事”，而且很快就得到高宗的批准，“罢为吏部尚书”。从中可以看出武则天这一绝招，就像利刃那样捅到了对手的要害处，彻底割断了高宗对王皇后残存着的那一缕夫妻之情，达到令高宗废除王氏、另立自己为皇后的目的。在两年多的皇宠争夺战中，武则天的绝招确实使自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这一绝招也暴露出了她的极端自私与残忍，因而一直受到后人的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