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户时期以前的日本

日本群岛在欧亚大陆外围绵延近200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相对于大陆的位置不远不近，相当优越：不算太远，故可以吸收大陆上各项发展成果；不算太近，故可以避免在文化或军事上为其掣肘。有人会将二者的关系与罗马帝国时期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关系，或稍后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相比。无论如何，当一个社会与一个文明中心比邻而居，要如何应付其强大的吸引力，日本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最近几个世纪，日本对欧亚大陆的冲击不亚于后者对它的影响。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位于边缘位置，游离于已知的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外来侵略发生在13世纪，当时忽必烈远征日本，几乎将其征服。突如其来的“神风”摧毁了忽必烈的战舰，日本因此逃过一劫，躲过欧亚大陆各地所遭受的命运，不用屈膝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在科技和政治上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在其文化圈外围成长。日本从欧亚大陆吸收借鉴的东西（规模相当可观），大多经由朝鲜这个比它更小的国家传入。这种模式塑造了日本吸收和内化大陆体制的方法。当然，我们几乎不可能条分缕析地探清这些体制的来源：哪些来自朝鲜，哪些来自中国，哪些又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大乘佛教经由中国和朝鲜来到日本，而大乘佛教的源头又可追溯到古希腊影响下的巴克特里亚，后者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阻力是过去150年来留下的包袱，日本与朝鲜之间相互怨怼、轻蔑，甚至不加掩饰地仇恨，不但妨碍了双方建立近代史史实的共识，亦使得两国之间早期关系的研究难以推进。只要尝试在日本文化及制度中寻找朝鲜元素，马上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在韩国，肯定韩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日本殖民遗留下的影响，亦会导致强烈的争议。

至于日本的地理环境，则得天独厚，无可争议。多亏了四季温和的气候以及肥沃的火山泥土，日本人采用前现代农耕技术（虽然是密集型耕种）就可以养活3000万人口，绵长的海岸线更是让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取海洋食物资源。日本人找到了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其他文化纵然费尽心思也无法赶上，无怪乎日本会成为海产食物最丰富的地方。海洋也提供了防线，可以阻止潜在的侵略者，同时为日本人创造了一条自由来往于岛屿间的通路。这个国家多山的地形固然限制了耕地的数量，但也提供了大片林区，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木。日本宏伟的木结构庙宇、神社以及宫殿形成木质建筑特色，与其海产食物相互辉映，没有哪种文化能像日本这样利用木材建造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群山提供了丰沛、新鲜而干净的水源，可用于灌溉和饮用，也可以提供能源。

这几个因素充分解释了日本独特的历史。日本的文字，大部分宗教、哲学与技术，以及很多制度（至少是其外在形式）都是从欧亚大陆（主要是中国）引进的。尽管与朝鲜、越南等国家一样，日本也是大量借鉴中国文化，但它从未进入中国的政治轨道。因此，日本从未视自己为朝贡国或中华帝国体系的一部分，而中国人也很少这么看（下面会谈及唯一的例外）。

日本人能敏锐地分辨出哪些借自国外，哪些又是土生土长的。这种“日本的”与“外来的”之间的差别也扩展至语言文字。公元6世纪，日本首次与大陆文明持续往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尝试将日语书写下来。由于没有其他参照，汉字便被引入用以书写，每个汉字至少有两种读音：一种是“训读”，即借用汉字的字义，读的是日语音；另一种是“音读”，其日语发音接近原来的汉字发音。举例来说，汉字“人”的音读为jin（汉语北方话发音）或nin（汉语南方话发音），训读则为hito（日语原来对“人”的称呼）。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较高级的文字源自诺曼法语，如mansion（“豪宅”）和chair（“椅子”），而意义相同但较简单的词汇则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如house（“房屋”）和stool（“凳子”）。但对说英语的人而言，mansion和chair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失去其与法语的联系，但所有日本学生都清楚地知道，jin来自汉语，而hito是日语中原有的。

其他所有的借用也存在相同情况。从建筑到音乐、宗教、绘画、统治制度和冶金术等所有大陆模式都被引入日本并被移植到本土模式中。有时，移植的结果是，原来的大陆模式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中国人即使不愿意承认“蛮夷”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改进了造纸术和染色工艺。在现代炼钢方法出现以前，铸造武士刀的钢是世界上最好的。

因此，从最早有记录与大陆文明接触时开始，日本便始终了解它与中国的差异——它有其独立的历史与传统。前现代的日本农民或许除了自己的乡村关系外，没有太多的政治意识。日本的统治精英阶层则会把其最重要的政治认同置于民族层面（例如，日本人）而非地区层面，他们也知道其他民族的存在——除了中国，还有朝鲜、印度和蒙古。因此，当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打开国门时，日本精英阶层在使自己适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主权领土观念方面没有困难。这种观念是“地球表面的土地应该划分为离散的领土单位，每一块领土都有其政府在区域内行使实质权力”，而且主要的领土单位是民族，即“视自身为一个文化历史单位的人群”。

天皇制度

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世袭君主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大概只有教皇制度比它更早。但矛盾的是，日本天皇很少直接行使权力。或许，这也是这种制度能够长时间维系下去的关键。日本起源的神话赋予皇室神圣的谱系，天皇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60年，但真正的天皇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或4世纪。公元6世纪早期以前没有文字记录，但皇室似乎有其根源，它是形成当时日本政体的氏族中的最重要成员。

6世纪后期，佛教传到日本并带来了火葬风俗。在此之前，去世的天皇葬在状如钥匙孔的大坟墓中，四周围以壕沟（这一章前的插图便是一例）。管理这些坟墓的宫内厅很少允许考古学家对其发掘，并主张应该保护它们的仪式性和神圣性，使其免受亵渎。但也有人担忧，开掘皇陵后揭露的真相也许会威胁皇室的万世一系。

天皇似乎源于某种萨满信仰，而天皇制度很早便由其宗教角色界定。天皇实际上是神道教的大祭司。“神道”一词的字面意思是“诸神之道”，这个词出现在佛教从朝鲜传入之后，用以区别本土信仰与“佛教之道”的不同。

起初佛教与神道教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到了19世纪末，明治政府刻意倡导军事化的国家神道教，理论上要清除所有的“外来”因素。在那之前，神道教实践与佛教实践还是和平共存的。小型神道教神社聚集在大的佛教寺庙边缘，很像人们在中世纪欧洲教堂里看到的供奉圣徒的小教堂。事实上，神道教里的诸神常被视为佛教罗汉或菩萨的化身。出生时接受神道教的洗礼，去世时举行佛教葬礼，中间举办基督教式的婚礼——即便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一个世代以前，日本人也许没有举办过基督教婚礼，但他们对于神道教仪式与佛教仪式在目的上的冲突更是毫无察觉。

天皇制度体现了这种宗教折中主义。大的佛寺是在天皇的直接保护下运作，其住持通常有皇室血统，而天皇本人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主持神道教的最重要仪式，即在伊势神宫举行的祭祀天照大神的仪式，天照大神被奉为皇室的直接先祖。

16世纪，一位欧洲访客尝试为日本的政治架构找出理据，他说日本同时有一位教皇和一位皇帝。他称天皇为日本的教皇，而错把幕府将军当作皇帝。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谈到幕府。该访客的描述的确更接近真实的日本统治体制，英语则不幸地将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称为“His Majesty the Emperor”，以此对译日语的“天皇陛下”。日本人称君主为“天皇陛下”，意在暗示他不仅仅是一国之君。欧洲的“emperor”一词有点张冠李戴，它源于“Imperator”，后者是对罗马最高司令官的称谓。“天皇陛下”指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宗教领袖，他是日本民族的宗教根源，也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征夷大将军”的含义更接近“Imperator”的原义。

但如今世界各地都普遍使用“emperor”称呼日本君主，这一点似乎已经不可能改变。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记住，在日本的大部分历史中，天皇的实际角色是担当国家的精神领袖而非积极参与统治。因此，当权力转移时，日本新的统治者不需要像中国、朝鲜以及越南名义上的统治者那样，推翻天皇，建立新的朝代。相反，皇室成为统治权的象征，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

藤原家族和平安京的建立

从公元8世纪末到12世纪末，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藤原家族手中，这个贵族家庭通过后来为人熟知的所谓“婚姻政治”控制皇室。藤原氏的通常做法是确保一位女儿嫁给皇室继承人。这些婚姻缔结时，新郎和新娘通常都还是孩子。藤原氏明白，如果有人能夺走皇室继承的控制权，就会对他们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他们一般会安排由男孩继任皇位，他可以主持各种宗教仪式，但无法参与政治操作，而且成年后不久便要退位。在此期间，通常由藤原摄政掌握实权。

藤原氏是经过6世纪末开始的数十年氏族权力斗争后脱颖而出的。与此同时，大陆文明第一次涌入日本，并在645年著名的大化革新中达到高潮。这场革新是由藤原氏的祖先发起的，当时他们为了控制国家机器而清除了另一氏族。（685年，他们正式将氏族名称改为藤原。）大化革新相当于把中国复杂的官僚政治制度全盘输入，氏族领袖试图以皇室为核心，模仿他们所知道的最先进政体建立日本的制度架构，借此巩固他们在这个新生的日本国的权力。

公元710年，日本将奈良定为第一个固定首都。在此之前，每一位天皇去世后都会指认新的首都。奈良是一个政治城市，与圣彼得堡或华盛顿类似，完全根据命令建造，用以彰显日本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当时中国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蓝本，奈良模仿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使用类似的长方形网格布局，皇宫在其顶端。奈良成为日本首个真正的城市，在其完工之后数十年间，人口增加至20万人。一大批沿袭唐朝风格建造的寺庙反映出大陆的艺术和学问。奈良最宏伟的建筑是东大寺（其字面意思是“东方的伟大寺庙”）。它建于公元72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内置世界上最大的铜像。修建东大寺需要向各地广泛征集物资，因而促进了奈良内外权力的巩固。东大寺在功能上相当于日本佛教的“梵蒂冈”，位于全国佛教组织系统的顶端。

8世纪是日本佛教的黄金时代。然而，佛教僧侣权势滔天，不仅干扰了皇位继承，而且因为接连不断地建造寺庙而对国家的财政产生严重威胁。一名拉斯普京式佛教僧侣对孝谦天皇的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天皇曾试图传位于他，当藤原家族的一名高层官员试图阻止时，孝谦天皇下令处死了那名官员。

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被她吓得不轻，因此立下规定，不再允许女性登上皇位。（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有少数女皇当权，但她们只能担任摄政角色，直到被任命的皇太子成年。）他们也剥夺了僧侣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同时，为了确保奈良的大型寺庙永远没有机会掌控国家机器，首都从奈良迁出。

经过数次不成功的尝试，统治氏族于794年定都平安京（“和平与安定之都”），那是一片水源充足、三面环山的河谷，后来改称京都（“首都城市”）。同样模仿唐朝首都长安的网格状大道以及皇宫选址，京都遵循中国风水地理学的各种指定规格：一条河流穿过市内，流向东北部（被认为是不祥的方向）的比叡山。比叡山是京都最高山脉，将该市三面环绕。在那里建造的庞大寺院群，即延历寺，取代了东大寺的角色而站在日本佛教的顶峰。这些寺院能发挥宗教功能，保护京都不受恶势力的影响，但因为距离足够遥远，住持们无法直接介入政治。虽然有这些防范措施，比叡山的武僧还是时不时冲进京都，介入各种派系斗争，直到大名织田信长于1571年一把火将延历寺夷为平地，佛教僧侣的政治权力才被永久消除，再无复辟机会。

但这是很多世纪以后的事了。当时，藤原氏在京都建立起一个文明中心，使其在美学和艺术上都堪称当时世界最丰富多彩的。统治贵族会消化和改善之前数世纪学到的一切。由于没有严峻的外部压力，他们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致力于艺术。唯有遥远的凡尔赛或莫卧儿朝廷才可与之比拟，具有同等精致的品位及深远的影响。

平安时代的遗产

在被称为“平安时代”的几百年中，日本发展出了真正独特的文明。在平安时代之前的数个世纪，日本当然已有民族意识。但奈良纵使极尽辉煌，在文化上仍明显是唐朝的一个支流，而且直到奈良时代之前数十年，“日本”只比一群部落或氏族稍好一点。尽管如此，平安年间，日本的政治、艺术和社会轨迹远远摆脱了大陆模式，在融合、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日本恢复了其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消化并重塑外国制度以使其完全日本化，这种模式在日本历史上一再重复，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在平安时代，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许在建成后的数个世纪中已经遭到侵蚀，但其根基深入而厚实，因此可以生存下来。宫廷的礼仪和平安贵族的等级制度继续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根据，一直到20世纪为止。接受1949年宪法后，贵族制度最终被废除，但加冕、婚礼、丧葬等皇室仪式保留至今，人们执行平安时代所定的规矩，穿上当时的宫廷服装，配上平安时代的音乐（与科普特教会的音乐并称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音乐表演形式）。

这种精致高雅的品位在日本人现在的生活中依然处处可见，它源于平安时代宫廷的精致美学。每当游客在日本酒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小枝精心摆放的花朵，从日本百货公司收到一盒包装精美的礼物，字迹优美的产品说明里传达着季节性的问候，或者打开一辆线条简明、表面光洁的日本汽车的车门，她都能从1000年前那一小群痴迷于美和形式的平安贵族身上捕捉到微弱回声。

这当然就是平安时代举足轻重的最终原因：它珍贵的艺术遗产。平安时代的大部分建筑已不复存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平等院，即刻在10元硬币背后的寺庙，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建筑。平安时代，藤原家族几代摄政，修建平等院以休闲享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雕像和卷轴能够展示平安宫廷的视觉盛况。

但文学是另一回事。它近乎完整地流传下来，包括一大批诗歌和大量小说，以及由当时宫女撰写的两部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枕草子》和《源氏物语》。的确，平安文学作为一个写作派别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原因就在于那时的重要作品都由女性创作。

由女性书写的文学

平安时代的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皆由女性（或使用女性笔名的男性）创作，其原因可以追溯至大陆输入文化和日本本土文化的对立问题，这也许是日本历史和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核心议题。在平安京建立约300年前，日本首次接触大陆文明，奋力用中国的书写系统创造日本的文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行动。

公元5世纪，汉语已经是分析语，其意义由词汇在句中的位置决定。（英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析语，尽管保留了一定的屈折变化，例如，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要加s。）用复杂而美丽的表意符号或汉字来书写汉语是有道理的，每个汉字只代表一个词。

日语则有许多屈折变化或“文法”：动词词尾会根据说话者、说话对象以及说话时间而变化，“助词”大概类似于拉丁语名词的格尾，连形容词也有词形变化。表意文字不善于处理词形变化，这是早期地中海表意文字转化为腓尼基字母，再转化为希腊字母和罗马字母的原因。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婆罗米文和梵文的发展过程中。

用汉字来表现日语的词形变化是极为笨重的。或许，参照了佛教的巴利语经典用梵文字母书写的先例，日语最终发展出两种（而非一种）字母。从技术层面看，日语的“假名”——无论平假名还是片假名——是音节文字而非字母文字，因为每个假名代表一个音节而不是一个声音。根据传说，假名由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发明，他曾担任东大寺住持。

假名由汉字衍生出来，但并没有取代它们。在现代日语的书写中，平假名用来表达词形变化，而大多数词根则用汉字书写。与此同时，从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输入的词汇则用片假名书写。因此，现代日语的书写体系是由表意文字和两种音节文字组成的独特混合体。

平安时代已经开始使用假名，但当时还没有与汉字混杂。日语的书写，或者使用极为笨拙的改良的“汉文”（字面意思是“汉语句子”），或者完全使用假名。前者用于正式文件和其他“重要的”书写，后者则用于非正式的功能，包括富有想象力的沟通和亲密的交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文成为“男性的书写”，而假名则成为“女性的书写”。由于汉文书写基本上意味着是用一种实际上不会说的语言，因此大部分汉文文学就如同中世纪用僵化拉丁文书写的作品一样，较少流传下来。假名则是人们实际说话和思考的书写媒介，因此假名文学至今仍然对我们“说话”。假名文学的两个最伟大范例其作者分别是清少纳言和紫式部。

《枕草子》和《源氏物语》

就像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样，这两部巨著试图超越时间和空间，道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定普遍性。《枕草子》很多时候表现出惊人的现代性，描绘一些人性的弱点，而《源氏物语》则关注主要人物的内心生活与成长，后者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小说。

两部著作描绘了一个以美学和“教养”为基本价值标准的社会，而且两种价值交织在一起。有“品位”的人几乎一定出身高贵，没有品位的人则几乎一定身世卑微。不懂得为自己的长袍搭配颜色、书法丑陋、诗歌缺乏想象力、选择不合时宜的纸张等都是缺乏品位的表现，这些会被视为道德上的缺陷，也表示此人教养不足。

同时，滥交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期待。性忠诚（更不用说贞操了）十分罕有且被视为怪异。（至少到中世纪时，男女才有“出世”和“出家”的想法。）底层人民完全倚赖上层人物的仁慈（也就是说，除了为上层阶级服务，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赚钱谋生”），尤其是女性。他们基本上没有钱，而那些遭权贵厌弃的人不仅会备感孤独，也会陷入贫困。《枕草子》是一部随笔集，精彩而绚烂。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则成功地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描绘了当时的社会标准对他们的影响。伊万·莫里斯的《光华公子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一书详细介绍了《源氏物语》，也整体介绍了平安宫廷的生活。莫里斯在这本书中指出，紫式部将嫉妒描绘成“人类最大的折磨”（引用莫里斯的原话），而这种嫉妒是她所处社会的必然结果。

正是这一点使得《源氏物语》能触碰到当代读者的心灵，尽管从表面上看，紫式部笔下的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埃德蒙·怀特曾探讨平安文学作品如何使艾滋病出现早期的曼哈顿和好莱坞同性恋圈子的男性产生共鸣。这个狭小的男同圈子也依靠攀附关系，滥交屡见不鲜，品位主宰着一切（相貌取代教养成为重中之重）。当然，紫式部对于依赖产生的心理和情感效果描写得深入而切实，尤其能让许多女性找到共鸣。紫式部笔下许多角色的嫉妒之情不仅源于她们对爱情消失或自身吸引力下降的恐惧，也是因为她们意识到（无论是否明确表达出来），失去上层阶级的眷爱意味着地位的下降。宗教主题在整部小说中弥漫，虽然只是隐喻而非明示。因果报应是不可避免的。紫式部与她同时代的人都相信，他们那个世界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关于这一点，他们是正确的。平安贵族所依赖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在当时就已经遭到削弱。紫式部去世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些贵族便丧失了权力。）他们将衰落归因于“末法时代”，即他们生活在一个佛教正法衰弱的时代。

平安秩序的崩溃和封建时代的到来

平安时代的衰落与所有政权组织崩溃的原因类似。税基萎缩严重，以至于统治者无法执行政府的基本功能：维持秩序和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同时，他们不能处理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培育一个稳固的军事体制，既能提供安全保障，又在掌控之中。

聚居在京都的贵族倚赖分布在全国的“庄园”为生，并向其征收大部分稻米。大米是日本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用来交换其他必需品。越来越多的“庄园”被朝廷赋予了名义上的免税资格。

结果，中央政府无法再征收足够的财政收入以维持正常运转。它甚至失去了铸造货币的能力，也就是无法将其征收的财政收入转化为交易媒介。物物交换取代了货币制度。藤原氏发觉自己的财富与体制无法支付各家武士的薪俸，而后者一直以来是确保他们权力的基础。秩序的崩溃表现在两个方面：小规模的如强盗占领城镇间要道，劫匪横行首都街区；大规模的则有武士逐渐不听号令，自作主张。藤原家族渐渐失去他们在皇位继承上的发言权。天皇先是与武士结盟，然后开始介入政治。换句话说，武家攫取了藤原氏掌控朝廷的传统特权，开始争取自身的利益。

平安时代末期出现“法皇”制度，即天皇表面上退位，试图以出家的方式操控政治。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可以实现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白河天皇，他于1087年退位，但在之后继任的三任天皇统治时期，他冷藏藤原摄政者，自行指挥政事）。

到平安时代末期，武士已经形成一个明显的阶层，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侍”。他们把国家引向更大规模的内战，表面上是为了皇位继承这些事，但实际上是为了权力和统治。源平合战是平氏和源氏两大武士家族集团之间史诗般的斗争，是日本版的英国“玫瑰战争”，引领出一个新的政治和军事秩序，同时为无数的戏剧、卷轴、史诗及其他艺术体裁提供了创作素材。

《平家物语》是记录这场战争的代表作品，与《源氏物语》一起被视为日本文学的基石。《源氏物语》可能像一部11世纪的《追忆似水年华》，而《平家物语》更像《伊利亚特》或《罗兰之歌》，是一部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为题的浩大史诗，充斥着英勇、友谊、背叛和悲剧。的确，从纯粹戏剧性的力量与感染力来看，《平家物语》倒数第二章讲述的1185年3月的坛浦之战是无法超越的，它是全书的高潮，年幼的天皇与其外祖母带着皇家神器天丛云剑一同坠海身亡。战争发生在本州岛与九州岛之间的关门海峡。开始时，平家占上风，但后来一名将军反叛，向源家透露6岁的安德天皇与其外祖母所在的船只。这位外祖母是平清盛的寡妻，平清盛一手建立平家的权势，也是第一个有力统治日本的武士。他的荣辱沉浮其实是《平家物语》一书的主线，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为其家族付出的一切也灰飞烟灭。

重要的是，史诗以战败者为名。日本文化中一个最老旧的套路就是，高贵的失败者明知没有任何胜算，但仍努力奋战，只靠忠诚和以其生命奉献理想的单纯热情支撑。对此，西方观众可以在电影《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中略有体会。故事大概源于19世纪末的一个著名事件，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旧封建秩序的某种最后光辉。美国人虽然歌颂胜利者，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感情，李将军（Robert E.Lee）的生涯就非常接近日本“高贵的失败者”的设定。但正如莫里斯指出的，若想完全符合日本不朽英雄的典范，李将军最好能在阿波马托克斯殉职，而不是光荣地活到老死为止。

因此，“高贵的失败者”的原型可能不限于日本，但它在日本人的想象中有特殊地位——有时会引向更黑暗的结局。在“二战”后期，为了阻止无法避免的结局，众多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为不会有结果的目标赴死。《平家物语》并非结束于平家在坛浦的毁灭，而是进一步描述了赢得胜利的将军源义经，他是源氏一族领袖源赖朝的弟弟，但结局十分悲惨。义经在无数的戏剧、小说及绘画中出现，被描绘成一个瘦削，甚至有些柔弱的男孩，他在一场剑术比赛中打倒武士弁庆，并赢得了后者的拥戴和忠诚。弁庆也成为另一个经久不衰的日本文化原型，即强壮而顽强的武士的典范，木讷寡言，但尽心尽力，忠心耿耿。而义经则注定是“美少年”的典范，因纯洁和正直而早逝。（值得注意的是，在歌舞伎的表演中，义经常常由“女形”，即演旦角的男性，或者至少是擅长饰演女性的男演员扮演。）两人的关系成为日本文化中最伟大的浪漫故事之一。在坛浦之战中取得辉煌胜利后，义经的族长哥哥源赖朝对他表示不满和嫉妒，要清除任何对其权力形成威胁的人。义经在日本到处为赖朝党羽追捕，最后实际上被所有他曾经的盟友抛弃，当然除了弁庆。（在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里，弁庆被迫鞭打义经以保护他假扮挑夫的身份，令赖朝的治安官相信这个挑夫不可能是义经。）两人最后在北方一个遥远的城堡中暴露身份并遭围困，弁庆孤身抵抗大批军兵，将其挡在门外，而义经则与妻子和女儿在馆内自尽。没有士兵敢接近弁庆，他就好像电影《魔戒》里的博罗米尔，最后身中数箭，踉跄而死。源赖朝则代表另一类人物，即冷酷而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为了掌握权力，可以做任何事，不惜出卖任何人。他成为日本首个幕府将军。

在这里，很难将神话与历史分开。上述人物肯定都是存在的，但很多归于义经和弁庆的传奇故事明显是想象出来的。义经或许是个能干的指挥官，但肯定不是剑术超群又有着天使般相貌的年轻人（在一些歌舞伎的表演中，义经第一次见到弁庆时，在空中挥舞羽扇便将其打败）。不过，源赖朝与传说中的形象相去不远——由于屠杀了许多潜在的敌人，他的香火到其儿子便断绝。不过，他确实了解如何夺取权力并掌控它。在日本历史上，这是首次于奈良所在的大和平原（日本文明的传统中心）以外的地方行使统治权。源赖朝将东部遥远而荒凉的镰仓市作为幕府根据地。镰仓三面高山环绕，只有一个窄口通向大海，似乎易守难攻，而且处于控制日本最大的平原关东平原的绝佳位置。源赖朝开启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从西部大和平原向东部关东平原转移的过程，而东京便位于关东。同时，他开创了统治日本将近700年的制度——幕府。

幕府将军

“征夷大将军”头衔中的“夷”指的是鄂霍次克海周边居住的原住民部落，他们被称为虾夷人，或是后来的阿伊努人。在日本民族形成的早期，日本人与虾夷人一起居住在岛上，但前者逐步向北推进，最终将虾夷人完全排挤出本州岛，并与阿伊努人（关于谁是虾夷人，谁是阿伊努人，人类学家至今仍争论不休）通婚。少数阿伊努人继续生活在今天北海道北部，直到19世纪末仍未完全融入日本。但在北海道以外，虾夷人或阿伊努人的痕迹已经很少，只留下一些地名［地名中有“p”或“b”的促音，如Sapporo（札幌）或Beppu（别府），大概有其阿伊努或虾夷渊源］，以及一些外表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见于日本北部的一些居民身上，显然是过去通婚的结果）。

但在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早期，虾夷人仍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挑战，由朝廷派出去征讨他们的将军被称为“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在实际掌控全国后，也以此头衔自称。他没有取代天皇，而是在镰仓建立了一个相当于第二朝廷的政府，这个朝廷的合法地位理论上仍源于天皇的委任。奈良的建立者修建了大批庙宇，造东大寺大佛以巩固其权力，镰仓的幕府也建了自己的寺庙和大佛，而且与其先行者一样，加强了对全国的财政控制。

天皇朝廷和将军幕府的关系也延伸至实质权力与名义权力的问题。正如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源赖朝在1199年去世后，其实质权力并没有传给儿子，而是由其妻子北条政子及其家族继承，北条氏建立起世袭的摄政地位。实际上，北条政子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性，直到1225年去世，她始终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因此被称为“尼将军”（丈夫死后，她在形式上削发为尼）。由于源赖朝实施的一连串谋杀、刑杀和出卖，在他和两个儿子去世后，源氏一脉消失，镰仓幕府其后的继承人都是由北条氏在藤原氏和皇室成员中挑选出的傀儡。

蒙古人入侵、镰仓幕府失势和足利幕府

1274年，幕府面临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外来挑战。蒙古族伟大战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并对日本发动侵略。在此之前，忽必烈已将朝鲜占为属国，并扫除了南宋在中国的最后抵抗。第一次侵略日本失败，部分是因为台风掀翻了大部分战船（今天很多学者相信若不是造船太过急躁，它们本可以抗御风暴——不少船只是河船，并不适合海上的情况）。但忽必烈没有轻易放弃。1276年，他攻下了南宋首都，消灭了汉族人对蒙古人统治的最后抵抗。1281年，他将注意力再次转向日本。这次他派了两支舰队：一支同上次一样从朝鲜出发；另一支则从中国本土驶出。它们计划在九州岛北岸附近的壹岐岛会师后进攻日本的主要岛屿。

与此同时，幕府也一直准备应对蒙古人的第二次侵略，在博多湾（现在的福冈市）附近筑起一道高高的城墙，全国武士也已动员。他们利用小船对侵略者进行连续攻击，台风再一次帮助他们掀翻了大部分敌船，成千上万已登陆的忽必烈军兵被困住。由于切断了补给及增援，忽必烈的军兵大部分在其后的战争中被歼灭，元朝军队伤亡达10万人。

蒙古人侵略的失败有很大的反响。从更宽广的世界角度看，日本人打破了蒙古人无敌的神话。对日本而言，它也同样意义重大：日本人作为日本人的观念得到强化；两次毁灭侵略舰队的台风被称为“神风”，这一称号在“二战”末期被用于自杀式轰炸机。大部分日本人真的相信神祇会介入保护他们的国家。除此之外，神道教的神社认为这是对它们无数次供奉、祈福的回报。

为幕府出力的武士要求赐赠土地作为他们立下战功的回报，但幕府为战事已穷尽所有，再没有土地赐给他们。不满加剧，派系对立滋长，这些问题再一次将皇位继承问题牵涉其中。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两个敌对朝廷并立的时代，开始时两派轮流继承皇位，后来由于安排不合意，造成互相争夺正统，最后导致公开战争。那个时代最具雄心及才干的天皇是后醍醐天皇，他被认为是南朝的开创者，因为他与其继承者离开京都，搬迁至南方若干英里以外的吉野山区。这一切都与镰仓政权的衰落有关。后醍醐对北条家族的权力感到不满，于是在1333年派其同盟新田义贞攻打镰仓。镰仓号称坚不可摧之城，但为新田攻破。北条家族的族长与大约850个家内武士实行大规模自杀。日本历史上首个幕府统治就此结束。

不过，新田没有活到其后继者掌权之时，这逐渐成了事情发展的一种规律。他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武士足利尊氏打败。足利继续反对后醍醐天皇，支持其对手北朝谱系，并建立起三个鼎立幕府中的第二个，即足利幕府或室町幕府（因为足利设幕府于京都的室町地区）。1392年，后醍醐天皇的后继者宣布放弃对皇位的争夺，日本才再度由京都单独统治（如果真的可以称为单独统治的话）。因为在这些武士你争我夺的过程中，在无数背叛、围攻、战争、朝廷上的明争暗斗，以及为了皇位和将军继承的无休止斗争背后，日本正逐渐变成一个封建国家，真正的权力越来越掌握在地方武士家族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中央朝廷。

日本的“封建制度”

在这里，“封建”的含义远远超过其字面意思。20世纪，正确解释那个时代的努力已化为日本及国际史学的思想战场。民族主义史学家认为，后醍醐天皇“恢复”天皇真正权力的尝试是一个先例，他们希望现代日本也可以效仿。与此同时，很多日本知识分子僵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示必须先有封建时代，然后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两个敌对的学派就20世纪初日本是否已经完成彻底的资本主义转型发生争论，其中一派认为封建残余仍然十分强大，足以阻止潜在的社会革命，但它们都同意的确存在过一个封建时代。

以哈佛大学教授赖世和（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在任时美国的驻日本大使）为首的反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同意上述看法，但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受“冷战”影响的知识分子强烈谴责马克思主义，他们辩称日本是欧洲以外唯一具有真正封建制度的地方。他们认为，封建制度不是人类发展的普遍阶段，日本的封建制度也远非一场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兆，而是它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发达工业强国的原因。这种分析隐含的意思是，日本历史的发展前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而是美国路线的自由资本主义。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他们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有道理，在平安体制崩溃后的数百年中，日本发展出一个政治架构，其某些主要方面的确很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在两个体系中，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封地的武装领主手中，而众领主又在各自的领地内分封土地给其臣属，臣属则承诺为领主服务。土地通常由农民或农奴耕种，他们在法律上受缚于土地，理论上不能离开（虽然实际上很多人在流动）。领主本身向实权不同的皇室宣誓效忠，尽管这种效忠没有基础且流动不居——至少在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正统合法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平行存在，而这个精神权力有时也会执行某种程度的世俗权力。

在欧洲，领主通常有公爵头衔，他们效忠的对象可以是哈布斯堡王朝、卡佩王朝、金雀花王朝或其他王朝，可以变动，但精神权力始终在教会身上。在日本，领主被称为“大名”，他们的封地或领地被称为“藩”，他们宣誓效忠的“君主”名义上是幕府将军，但精神或正统权力则由天皇掌握。

日本封建制度正式始于镰仓幕府，幕府派遣名为“守护”的武士去协助或取代传统上由朝廷委任的各封地长官。与旧有的封地长官不同，“守护”或后来的“守护大名”长期留守当地，并在旧封地建立起相当于小王国的“藩”。尽管这些“藩”到19世纪末已全部废除，疆界重划，名称也改为“县”，但原来“藩”的意识在日本仍然很强。（例如，人们不说“高知方言”，而说“土佐方言”，“土佐”是藩的名称，被现代的高知县取代。）大部分日本地区的首府，例如仙台、广岛、鹿儿岛、福冈等，开始时是各大名的藩邸所在。

在室町幕府时期，足利将军的名义权力不断收缩，最后几乎没有超出京都及其周边范围。尤其在1467-1477年的应仁战争之后，这场表面上起源于将军继承问题的纷争，最后几乎把整个京都毁灭，全国也陷入几乎无休止的内战泥潭。交战方是各个野心勃勃的大名，他们欲扩张自己的藩地或征服其他大名。

虽然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这个所谓的日本“中古时期”，战乱冲突极端恐怖，但文化异常缤纷灿烂。我们想到的大部分日本“高级文化”——镰仓时期令人惊喜的现实主义雕塑，能剧，周文和雪舟等画派的伟大水墨画，日式庭院的原型，茶道，日本建筑最重要的一些成就——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不同于之前的平安时代及后继的江户时代，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响应外来刺激，首先来自中国，其后来自西方。

封建制度下的文化与宗教

传统上，史学家把平安时代的“公家”（贵族官员）文化，与从朝廷手中夺取政权、建立镰仓幕府的“武士”文化或“侍”文化做清晰分界。但与所有应然的历史过渡期一样，当时的人不一定清楚过渡期这回事。在平安时代结束以前，各封地已经出现独立的权力中心，而我们也谈过，当权力转移至幕府和大名手中时，皇位继承和新权力中心在传统的合法性架构中的地位等议题仍事关重大。

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京都的文化优势仍然存续。事实上，直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以及现在称为东京的江户兴起后，京都才真正受到挑战。尽管如此，文化仍是持续变动的。武士尊崇最严格、最残酷的军事伦理，忠诚和荣誉是价值的最高标准，勇气是无上的美德。然而，武士群体并不认为这种军事伦理与平安美学之间存在矛盾。历史上再没有其他战士比武士更沉醉于服饰和书法艺术了。

但正如美学在武士身上留下影响，尚武的价值也开始渗透进日本美学。奢华、灿烂、炫耀且本质上女性化（谁敢挑明呢？）的平安艺术渐渐转化为男性化（或者至少是尚武化）的克制、节俭，并关注利用艺术深入事物（墨、纸、土、石、水、木与单只长笛的单调声音）的本质。岩石庭院以不对称的方式摆设少量巨石和细砂；能剧演员戴上面具，动作手势均依一定规范，“背景”只有一棵松树；茶道在一间简朴小屋里进行，茶水用破旧的陶碗盛着；几滴墨水洒在白色的宣纸上，用以表达季节的流逝：这些都代表了室町时代的美学。

也许这种美学转化最重要的催化剂是中国的输入品：禅宗。足利幕府与中国新王朝明朝（1368-1644）建立关系，但矛盾的是，这种关系反映出日本整体秩序的崩溃。日本海盗对中国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在中国沿海引起的灾难和触发的恐惧就如同欧洲的维京劫掠。明朝要求幕府协助控制海盗，足利义满将军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向中国皇帝称臣的日本统治者，正式将日本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国家对中国朝廷表示忠诚，并向中国朝贡。）财富与贸易无疑是京都背后的动因，幕府无意把日本变成中国的卫星国。此次建交为日本导入了新儒学，在其后数百年中，它帮助日本塑造了其政治理论和统治伦理。然而，最重要的是，禅宗佛教于此时传入。

由于佛教大约800年前就在日本生根，这个宗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成为日本的信仰，虽然本土的神道教仍然存续，但其仪式和信仰在当时很明显是从佛教衍变而来。与世界各地的宗教一样，日本的佛教也在发展中偏离其初衷，已严重受制于教义、僧侣、等级制度及世俗权力。

或许是对上述情况做出的反应，两种新潮流出现并开始赢得信徒。第一种是可以被称为“以信仰为基础”的教义，即13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净土宗，以及大约在同一时期由日本僧人创立的日莲宗。这两个宗派强调信徒的个人信仰，与新教的福音派极为相似，同样扩展至不同阶层的人民，尤其是开始聚居在京都及大阪等城市的商人及下层人民，因为与亚洲大陆贸易的发展，他们前往这些城市寻求日渐增多的经济机会。

禅宗是第二个潮流，它接续奈良及平安传承的佛教而落地生根。它不只是信仰，更是强调个人修行，通过禅坐及自我思想控制驱除脑海中妨碍直观把握现实本质的种种杂念，最后达成救赎或顿悟。禅宗对于严格纪律和思想训练的强调对武士阶级特别有吸引力，于是它成了武士们的宗教。

禅宗对日本高雅文化的影响并非夸大。它的价值观——尤其是直指本心，以及以思想上的顿悟启发内观——已经渗入日本的美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欧洲人的到来

马可·波罗曾提及一片遥远的土地，据说那里遍地黄金，庙宇和宫殿都铺满金子。因此，14世纪，欧洲人便听说过Chipangu（古汉语对日本的称呼，现代英语也依此发音称呼日本）这个地方。不过，直到一群葡萄牙人于1543年在九州岛南部的种子岛登陆，日本人从未意识到欧洲的存在。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日本人最初将其视为野蛮人驱逐，并称之为“南蛮人”。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从南方的某些地方来，他们缺乏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象征（读写中国文字的能力），他们身体有异味，信奉一个有些怪异的宗教，它的神曾在十字架上被折磨致死。

但看法很快发生变化，无论日本人如何看待西方人的洗澡习惯，他们不能不佩服其船只、航海技术，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武器。在混乱的年代，新来的外国传教士在肥沃的土地上开展工作，与第一次的情形截然不同。耶稣会教士比葡萄牙商人的到来要晚6年，他们都是经历丰富而敏锐的人，拥有多年传教经验，能沉着应付本土的佛教僧人。其领袖圣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创立者之一，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致力于传播天主教信仰，从果阿邦到马六甲再到澳门，最后抵达日本。耶稣会士的技巧、日本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对新信仰特别有利的环境（似乎永无休止的战争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动乱），使得圣方济各来到日本后的30多年时间，西九州岛人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归信了基督教。与此同时，远在北方新建立的藩首府仙台，其大名伊达政宗特派一名专使到罗马。他手下的工匠模仿一只冲到仙台海岸的西班牙沉船仿造了新船，并派它横跨太平洋，到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伊达的特使支仓常长经陆路穿越墨西哥，再由韦拉克鲁斯港口出发前往欧洲，觐见教皇保罗五世。教皇所赠的水晶烛台到今天仍可见于一座寺院（位于仙台附近的松岛）的宝物收藏间。可以说，这是支仓从罗马成功返回故乡的明确证据。

对于一个从没见过玻璃的国家而言，水晶烛台的确足够引起轰动，但故事并未到此为止。一场对西方事物的狂热追捧席卷日本，随之出现了全新的绘画风格——南蛮绘。它描绘了外国人别具风情的马裤和奇怪的帽子，不少日本人也开始模仿这种服饰风格。日本还引进了新菜式天妇罗（tempura），它可以说是源于葡萄牙，在此之前，日本人从来不吃油炸食物。事实上，天妇罗的名字本身可能就来自葡萄牙语的tempore。葡萄牙语的影响力延伸至日语本身：日语的“谢谢”也许源自葡萄牙语的obbligado，日语的“面包”则很明显来自葡萄牙语的pan。

但最重要的输入无疑是武器。西方人到来时，日本封建时代正无可挽回地坠落到绵绵不绝的战争中。1467年应仁战争爆发后，京都维持秩序的能力可以说接近完全崩溃，权力由羸弱的足利幕府转移至最强的大名。接着是赤裸裸的长期争权夺利的混战，最后三位强大领主相继征讨，成功地在全国重新建立起中央政权，奠定了现代日本国家的基础，而他们崛起的关键因素是对优胜武器的掌控。

日本的再统一

结束日本封建时代分裂局面的三位大名是每个日本小学生都知道的。首先是织田信长（1534-1582），他出生于今天的名古屋附近，是一个小领主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他马上掌控领地，并运用陈旧的日本传统手法诛杀政敌，包括他的弟弟在内。信长的野蛮及残忍，纵使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仍然十分触目。然而，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无可辩驳的。当决意走上征服的道路时，他很快便将邻近各县纳入统治之下，并把注意力投向京都。信长不会在传统战阵的花巧规则上浪费时间，按照之前的惯例，在开战之前，身着盛装的武士会向敌人介绍自己。信长明白，那个时代的火枪需要大量时间上膛，为了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它们一定要轮流开火，而不是同时发射，因此他将士兵排成队列。由于信长善于使用火器，经过20年的南征北讨，他终于在1575年关键的长筱之战中消灭了他最难攻克的敌人武田军。长筱之战可以媲美英法百年战争的阿金库尔之战，显示出新科技在传统战争中的扭转性力量。1980年，黑泽明在《影子武士》中再现了长筱之战的情景，那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战争场景之一。

信长对西方的迷恋并不限于火器，他与耶稣会士友好往来，后者却误把信长当作日本的天皇（耶稣会士给信长画了一幅画，那是日本人第一次出现在西方的艺术作品中）。有众多记录表明，他们对信长的军事才能和政治领导技巧有很高的评价，甚至有谣言说信长是秘密的基督徒，虽然这不太可能。谣言也许源于他对传统佛教体制的厌恶。正如上面提及的，他最后打破了整个佛教的权力体系，把比叡山上远眺京都的延历寺佛殿群夷为平地。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信长不放过任何僧人，将其追捕并杀戮殆尽。

信长的历史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摧毁了许多传统权力结构的残余。他占领京都，削弱了幕府将军的所有剩余权力，也消除了皇室掌握的大部分残余政治影响力，包括其对大寺庙间土地纠纷的裁决权。到1582年，他已经将大约三分之一的日本纳入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下一步的意图似乎便是为自己取得将军头衔，并按照传统的做法介入天皇的继承。但家臣之一明智光秀背叛了他，信长被困在京都的一座寺庙内，最后按照武士的传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智光秀要求天皇委任其为将军，但他的将军梦只存续了13天，信长的下属便展开报复，其中主导者是丰臣秀吉，即三位伟大的统一者中的第二位。秀吉出身卑微，他是信长麾下一名步兵的儿子，但他在战略上的天赋和个人的努力很快使其成为信长最亲密的参谋之一（后来，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高贵的出身，改姓朝廷的姓氏“丰臣”）。秀吉的军事谋略与信长不相上下，但作为政治家他更胜一筹。他明白要笼络人心，怀柔总比高压更有效果。秀吉没有诉诸信长的暴力与威吓，而是笼络对手，因此他成功地完成了信长征服全日本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为现代日本国家奠定了制度上的关键基础。他严格区分武士与农民，但也具体安排他们的职责和生计。他以绝对忠诚为基础给予大名特权，同时丈量全国的耕地，建立统一的税制（可以把所有收入转化为以大米为等价物）。他几乎拥有了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到当时为止，没有人能与之相比。

但他似乎决意要成为阿克顿勋爵“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的现实代言人，秀吉开始变得狂妄自大。猜疑和偏执取代了他早年的宽容。在他的儿子出生后，早年被选为继承人的侄儿成为眼中钉，他公开处死了这个可怜男人全家31口人，连小孩也不放过。他先是称自己为摄政关白，后来是“太阁”（对退休摄政者的传统称谓），而没有使用“幕府将军”的名号。他两次侵略朝鲜，并公开宣称其目的是随后进入中国，推翻明朝，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写信到马尼拉等地，宣布其征服全世界的意图，并向西班牙总督提议：如果想避免辖下各县的毁灭，最好马上赶到京都，在秀吉脚下俯首称臣。

秀吉的海外冒险同时由两种动机驱使：平淡无奇的和狂妄浪漫的。当全日本都在其掌控之中时，他需要寻找新的地方供其不安的士兵抢掠。但这一连串的侵略将血腥和野蛮推到新的高度，让朝鲜人和中国人为之惊骇，使得此后数百年间日本人在两国的形象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国内，秀吉强迫天皇忍受其拙劣的能剧舞蹈表演，他还把朴素的茶道仪式变成华而不实的展示表演。茶道大师千利休曾经是秀吉的文化导师和好友，最后二人反目，秀吉强迫他切腹自杀。

秀吉最精明的副将德川家康设法远离朝鲜困局，同时忙于巩固其对日本东部各封地的控制，那些封地是丰臣秀吉因为他在一场关键战役中的贡献而赏赐给他的。那些封地包括关东平原，它是日本最大的平原，适合种大米，为其政治权力提供了根本的经济基础。家康选择在平原南部江户的一个小渔村修建城堡。在秀吉死后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他成为常胜将军。1600年，在重要的关原合战中，他消灭了大部分对手。他先自称将军，接着由其儿子继承。1615年，他攻下当时日本（可能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堡大阪（历史记录显示，耶稣会士对日本的城堡建筑表现出无限的赞赏，承认它超越了当时欧洲的城堡），清除了对其统治的最后威胁。家康在秀吉临死前曾宣誓效忠其子秀赖，秀赖一度表现得如同他父亲那样干练，但后来便一直避于大阪城堡内。秀赖曾操控朝廷颁发名衔，但很快被家康制止。家康如同颁布命令一样表示：朝廷应专注于仪式和典章，无须发布武士及大名的名衔和升降，那是幕府的工作。杀掉秀赖和烧毁大阪城堡当然属于背叛（家康的军队使用类似于特洛伊木马的诡计：表面上同意停火，助其维修城外壕沟，实际却将壕沟全部填平），但这是此类背叛中的最后一次。围攻大阪城堡是500年来无休止战争的终止符。其后数十年，家康把江户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并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德川幕府。该政权为日本带来了两个半世纪的和平，同时在日本周围设立了厚厚的帷幕：一方面让它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保护，以孕育现代日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