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要写这篇序言时，我看到了史蒂文·拉特纳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感觉很不痛快。他是华尔街的银行家，2009年奥巴马政府邀请他领导美国汽车工业的重组。拉特纳刚在日本做了短期访问，他想告诉我们他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日本目前的状况。他先谈及日本政府最近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货币供应，进行财政刺激），然后才开始谈论文章的真正意图：他认为日本一直忽略“短视政策的挑战”，“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被自己的僵化所捆锁”，因此“急需微观经济的改革”。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吗？很明显，拉特纳先生认为我们需要。更明显的是，他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就可能陷入日本所处的陷阱。他告诉我们，日本应该降低所得税，同时增强股东对公司内部事务的发言权。他主张，这个国家需要更高的经济“效率”，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与“巨额的预算赤字”之间的差距，需要放松“特别严格的移民法”，也需要“对僵化的劳工政策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他的意思似乎是解雇员工因此可以变得更容易）。他认为，日本如果“无法接受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不太可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不得不对拉特纳先生说声抱歉，这些东西人人都知道。不需要一本书，甚至是《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一篇专栏文章，来告诉我们正直的投资银行家认为我们需要了解日本的哪些情况以及为什么需要。下面这些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新闻：日本经济“步履蹒跚”；像拉特纳先生这样的人认为“其他发达国家”应该“担心”，以免它们不能从日本“吸取”相关的“教训”（而拉特纳先生知道那些教训是什么）。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事实上，整个日本纯属虚构。没有这样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一个民族。”王尔德的嘲弄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而如拉特纳先生的文章所暗示的那样，现在的西方仍然在虚构日本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最新的目的是将其当作大棒以打击其他人。现在拉特纳先生不算完全过时，也不算凭空创造出了一个日本——他对日本面临的许多“短视政策的挑战”的看法通常是正确的。让他笔下的日本更像是一种虚构而非一个面临真正挑战的现实之地的是，他的文章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东京的决策者们没有看到这些挑战，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会像冥顽不灵的孩子一样故意拒绝面对。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需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确定在那个地方谁有权要求谁做什么。换句话说，要想让每个人了解日本，你必须先弄清谁是真正的决策者，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决定其他人生活方式的权力的。这些决策者不全是，甚至多数不是经选举产生的日本领导人。他们中有些甚至不是日本人——他们住在华盛顿。

日本确实提供了一些教训，有些甚至是拉特纳先生可能敦促我们注意的那种。但那些教训要比关于税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效率的说教有趣得多。因为真正重要的教训不是对显而易见的道理的陈述（比如，当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一个国家的劳动和补偿制度需要改变；少数党中的少数狂热分子不该拥有可以威胁金融决战的力量），而是对文化、历史、地理、制度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的梳理，这些因素妨碍着日本劳工关系的全面改革，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促使狂热的煽动者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形成有效的威胁，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其责任。（任何认为向美国人解释日本颇具挑战的人，都应该试试向日本人解释茶党和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太可能发现“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有你好看”之类的教训。世界太过复杂，也幸好是太特殊了，这类训诫并不适用。但我们可以略微学习如何正确问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我们本国观念上的枷锁是如何阻止我们通过分析它在另一个地方扭曲事物来发现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东西的。我们甚至可以研究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独特的国家）如何以及为什么做或不做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做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这样，我们自己的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妇女都不生育小孩，该怎么办？如果年轻的异性恋男性说他们对结婚和家庭没有兴趣，该怎么办？如何照顾老年人？如果看到大规模移民危及社会团结，而团结是国家的基石，该怎么办？如何修复一个曾经运转良好且被称为奇迹的经济体系，尽管它明显需要全面改革，但仍有各种人主张它应该继续下去？你一度错误地相信某种能源可以提供无限、清洁、安全的能量，但实际却是它会永远危害国家，如何才能勾销投入其中的数万亿日元？如何才能在不为谁得到了什么而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成功地分配一块本质上已经停止增长的“经济蛋糕”呢？当一个即将崛起的新兴大国，在其民族主义教育中认为你始终未能认清历史错误时，你该如何应对？特别是当你昔日的“盟友”兼保护者对你既无知又轻蔑，傲慢地摧毁了出现一个能处理上述棘手事务的政府的最大希望时，你该怎么办？你要认真处理过去发生的事，不仅因为不这样做你就无法取得信任，也因为如果不认清历史错误，你将处在重蹈覆辙的危险中，而那些昔日的错误曾给你的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这样的过去你要如何面对？大约150年前，一些人编织了神话来为他们夺取政权辩护，那些神话导致了前面提到的历史错误，而今天，当权者正是那些人的直接继承者，整个国家再次陷入那些神话的包围中，你将如何开启认识历史的程序？你们国家的文化如此令世界着迷，虽然你们创造这种文化并非为了供外界消费，你们也不知道如何将这种魅力转化为地缘政治，甚至是微弱的商业优势，应该怎么办？

假如这本书（或者任何一本书）能明确地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它就可以包含所有人需要了解的关于日本的东西，然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不认为我可以完成此项任务，但至少希望自己能够正确地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第一次到日本时，还是个15岁的学生，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我自己再回到日本时已经成年。在过去的40年，我基本上一直生活在这里，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人也是日本人。我早年对它的迷恋没有消失，但如同所有的真爱一样，它也因对悲剧的意识而变得色彩斑斓——将一个人的爱倾注在不完美的、终将死去的人以及他们（或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之上，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因为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真正领会的东西，即日本的现代史大部分是悲剧。悲剧不仅源于通常所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失败，而且源于让一个人爱上这个国家（或它的人民）的那些特殊的东西。

一代又一代的外国作家都试图弄清楚日本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人，我会举出小泉八云、库尔特·辛格、伊恩·布鲁马，以及最重要的已故的唐纳德·里奇，他们都接受了日本本来的模样。日本人不会抱怨，他们能从大人物不屑一顾的小事里获得快乐。他们是绝望的浪漫主义者，执着于梦想，即使那些梦想明显是空洞的。“现实”也许丑陋、廉价、庸俗，那又怎样？为什么要让它妨碍情感和快乐呢？谈论日本人时，我们会遇到“特殊”和“情境”这样的词，也许这些冷冰冰的、抽象的词最能描述一个集体性选择忽视矛盾的民族。

最近，我在优兔（YouTube）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外国记者试图解释日本人奇怪的性习惯。他去过夜店采访，看到有人愿意花钱让自己被女性施虐狂捆绑和鞭打。他也去过夜总会采访客人，发现那些人都相貌出众，要交男朋友或女朋友并不困难，但他们宁愿花大把钞票与在那里工作的异性服务员饮酒聊天。根据那位记者本人的亲身体验，花7000日元（约合70美元）就可以让自己被一位年轻女性拥抱一个小时。她会看着他的眼睛，嘘寒问暖，甚至让他把头放在自己大腿上，她为他清洁耳朵，但身体接触到此为止，不会有进一步行动。

为了获得“拥抱”而付钱，这一点很难想象。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只要涉及金钱，“拥抱”便会失去它全部的意义，就是暂时回到婴儿时期那种幸福的、无所不包的、不苛求的爱。我在日本住得够久，可以肯定大部分日本人对付钱“拥抱”这回事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在日本居然有人想到利用拥抱服务来赚钱。假如你习惯了每件事都因人而异，又或者你已经被驯化到即使面对最肆无忌惮的冲突，也要忍气吞声。然后，如果你需要些母爱（事实上，我们偶尔都会有此需要），你就会为“拥抱”花钱，而忽视一件事，就是如果拥抱是为了钱，就不算真的拥抱了。

这种事情到处都有，只是它们没有付费拥抱那样惊人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生活才如此令人愉快：大多数人非常认真地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在西方，我们喜欢说，如果一项工作值得做，它就值得做好。但在日本，就算是人人都知道不值得做的事，也应该做好。因此，在日本，只要涉及买卖交易，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交易（老实说，还有最肮脏的交易），你获得的礼遇和服务周到的程度也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很多时候，这会令你产生错觉，以为整个世界都为你的快乐而设。哪怕最微小的付出，对方也会马上大声用“阁下辛苦了”报以感激之情。为别人送上一杯茶和一块儿糖，对方会报以答谢盛宴的感激。另一种情况是，你坐在一桌山珍海味前，而对方告诉你略备薄酒，不成敬意。当然，这一切都达到了礼仪层次。但即使这是礼仪且人人都懂，人们还是期待礼仪要表现得像自动自发，出于真诚。既然每个人都按照预期的方式行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心照不宣，那些最空洞、最仪式化的场合，有时也会被莫名地赋予意义。

礼仪化的氛围也延伸至人际关系。你也许不喜欢对方，或觉得工作无聊透顶，因为客人是个苛刻的家伙，无论你怎样迎合他的需求，他都不愿意用钱财来表明自己得到的服务物有所值，但纵然讨厌，你还是要假装成知心好友、热情的同事或者热心的服务者。因为每个人都被期待要表现得好像很关心别人的福祉，要将自己的同事当作最好的合作者，或者要将满足顾客的需求当作最重要的事，最后，人们会将喜爱与尊敬之情，以及要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得尽善尽美的信念内化。一个人最终会有一个广泛的圈子，他非常关心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会感觉到很多人在关心他。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对社会有很大好处，因为每个人所做的承诺都很可靠，他会努力将它兑现而且会做得很好。

但是，对矛盾冲突完全视而不见——在一切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假装一切都正常——在政治层面有重要含义，这一点经常被人忽视。它使日本如此有吸引力，如此成功。但同时，如上面提到的，它也解释了日本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因为它为剥削创造了近乎完美的条件。

这些条件不局限于一种心态的内化，这种心态将成熟等同于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并规定一个人从所追求的目标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而这些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值得追求的。在精英阶层，这种情境视角在日本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双重思维，让掌权者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做这些事的动机自圆其说。

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指出，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审判时的狂妄与日本战犯在东京战争罪审判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希姆莱这样的人承认自己是邪恶的，并欣然接受这一点。而同样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则表现得像是受害者，不情愿地被拖入一场不是他们造成的灾难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并非只是摆摆样子。

尽管最近几年北京不断抗议，但日本其实已经不再构成将自己和邻国卷入战火的严重威胁，但日本人仍普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世界里，事情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一个人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它。日语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即“受害者意识”。在实践层面，它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日本将撕毁曾经提供了近乎全民经济保障的社会契约，提高税收和物价，摧毁家庭储蓄的购买力、赖掉养老金义务，以及告别过去日本公司要照顾其员工生活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薪酬微薄、没有前途、没有安全保障的临时工世界，以此解决公认困难重重的财政问题。至于执行这一计划的人，他们不会像华尔街的银行家那样，面对他们掠夺了其资产、解雇了其员工的公司幸灾乐祸。相反，他们会愁眉苦脸，深深鞠躬，相信自己正别无选择地与其他人共同承担牺牲，即使他们个人从结果中分得了好处。他们很可能会成功脱身，因为数百万普通日本人会耸耸肩，叹着气对自己说“这是没办法的”。至于另外一种方式，即建立强大的工会和政党为工薪阶层说话，构筑明确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增加人民收入、刺激内需以振兴日本工业的政策，将不会被考虑。如果有人提出这种方式，也会被当作不成熟的民粹主义而遭拒绝。假如上述方法有被拿上桌面讨论的迹象，它就会被攻击为“非日本”，进而是整个体制将其否定。社会上如果有人威胁现有的权力关系，体制的作用就是要让这些人沉默下来，日语称之为“默杀”。

我会在本书讨论上文提及的一些体制。在最后两章，我会详细论述在最近几十年，日本曾经有希望通过一种不同和更好的方式来摆脱当前的困境，但这种希望在华盛顿的直接介入下被摧毁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这个故事，尤其是美国人。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挑战，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而不仅仅是日本人。

要了解这一挑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原本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幸福和有保障的生活的体制（公司、银行、政府、军队、警察等），是如何被一些人腐蚀和垄断的。他们利用这些体制为自己谋利益，并通过幻想一种全面控制和总体意识来摆脱恐惧。要控制这些体制，需要头脑灵活，既要知道需要做什么，又要知道如何隐藏真正的动机——奥威尔将这种观念上的操纵称为“双重思考”。奥威尔对权力有如此敏锐的分析，是因为他理解并阐明了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攫取、控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人在思想上与心理上的需求，正是这些需求构成了现代性。日本的权力精英浸淫在一种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在这种传统中，对矛盾的容忍不仅被接受，而且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日本提供了类似模板的东西，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一再看到。

为什么那些有政治意识、关心世界命运的人需要了解日本，这个模板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仍然有能力引导人类历史走上新的意想不到的轨迹（那些意想不到的轨迹包括现代绘画、建筑、电影、俄国革命、美国经济重组，以及由美联储的计算机支持的美元金融霸权等）。自从佩里准将打破了日本的闭关锁国之后，它就不断引导世界进行新的尝试。目前在发达国家无处不在的那些挑战日本已经面对20年，处理了一些，亦搁置了一些，那些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金融体系崩溃，货币政策不再按教科书上说的那样运行，利润下降，产能过剩。

所有这些表明，每个人都需要对日本有所了解。一旦人们意识到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开始像日本，这种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毫无疑问，日本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中最具独特性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言日本的这种独特性会在西方文化压倒性的力量下消失。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工业化和现代性的确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但并没有把它变成西方的某种仿制品或东方版。甚至连马克思那历久弥新的、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即资本主义的到来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让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日本也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因为日本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前工业化的某个发展阶段。它的经济和其他国家一样现代和复杂。

日本仍然是日本。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统治精英们至少在这一关键方面变得越来越像日本人：学会忍受不断出现的矛盾，同时按照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动机去做事。近几十年对日本权力关系有最敏锐观察的分析家写道：“政治目标不需要有意识就能实现。”一旦了解了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伦敦、柏林、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纽约、耶路撒冷、开罗、利雅得、德黑兰，尤其是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最终会为我们提供最关键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人们需要了解日本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