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在光与万物背后”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的“新可读主义”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是德国文坛上一个独特的声音。他1955年出生于卡尔斯鲁厄，在慕尼黑郊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学在慕尼黑和维也纳学习文学、哲学和戏剧，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87年以论文《所有价值的颠覆？尼采评论中的德语文学》（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ietzsches）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慕尼黑大学德文系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任教三个学期后，他认为自己无法同时兼顾写作和学术，辞去了稳定的大学教职，追寻少年时的梦想，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87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突围：或曰彩虹的剖析》（Aus Fälle/Zerlegung des Regenbogens. Ein Entwicklungs-roman），这是一部成长发展小说，一种德意志传统的文学体裁，从中世纪的《帕齐法尔》、巴洛克的《痴儿西木传》，到歌德的《威廉麦斯特》、黑塞的《荒原狼》，这些文学名著都是德语文学史上重要的成长发展小说。波利蒂基的创作既在传统中，又反传统而行，因其鲜明的先锋派姿态，他被认为是阿诺·施密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传人；他的成名作《婆娘小说》（Weiberroman，1997年）同样具有实验性，被评论界封为德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波利蒂基很快厌弃了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形式新奇的写作方式，提出了德语文学“新可读主义”（die neue Lesbarkeit）的主张。他认为文学实验的先锋派往往“除了语言一无所有，结不出果实”；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以生命去讲述，渴望被人理解”，因为“写作不仅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有几百年历史的服务工作，作为服务者的作家，应该尽可能出色地完成他的工作，从而使他的顾客——也就是读者——感到满意和愉快”⁽¹⁾。波利蒂基 “新可读主义”的矛头直指德国文学注重哲学思辨、轻视叙事技巧的传统，认为晦涩玄奥、曲高和寡的文学风格并非必然是某种内在思辨性的体现，而往往是作家出于个人英雄主义，企图以文字标新立异，不尊重读者感受的结果，是一种渎职。

波利蒂基从“后现代主义”到“新可读主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他这一代作家在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话语中“突围”，寻找个人风格的努力。学院派出身的波利蒂基，对自身的写作定位不是感性的、随意的，而是有着明确文学史意识的，他在《婆娘小说》发表后，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出“78一代”作家的概念，以区别于年长一辈的“68一代”作家，即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代人对历史的执念。例如，君特·格拉斯、齐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等，这代人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重要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68学生运动等，作品多以宏大历史叙事和反思德意志民族战争罪责为题材。活跃在当代德语文坛的另一个作家群体就是成长于前东德的作家，年长者如克里斯塔·沃尔夫，年青一代如英果·舒尔策、杜尔思·格律拜恩等，前东德作家在两德统一之后经历的巨大落差，也催生出一批优秀的“转折文学”。波利蒂基这一代出生在战后西德的作家，成长时期正好赶上德国经济起飞，较之父辈，他们的生活优渥、平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国际视野，却没有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而这历史的重负对于作家往往是宝贵财富。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语作家君特·格拉斯、赫塔·米勒、彼得·汉德克的际遇就是例证：君特·格拉斯作为年轻士兵亲历“二战”；赫塔·米勒罗马尼亚的德裔，在东欧剧变前“叛逃”到西德；彼得·汉德克的家族在波黑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他们肩负国家、民族和家族的集体伤痛，胸中都有历史的块垒，需要通过文字来消解。似乎缺乏痛感记忆的“78一代”德语作家，如何从物质的丰富和经历的贫乏中“突围”，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市场的成功呢？

波利蒂基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从后现代文学的语言迷宫里出走，将文学“新可读主义”作为戴达鲁斯的线团。当肉身无法穿越时间的纵深时，为了经验的拓展，波利蒂基选择了空间的跨越。波利蒂基每年有半年时间在路上，足迹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喜欢用姓名首字母M.P.签名的他，让人联想起那位十三世纪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波利蒂基并不满足于当一名写实的游记作家，他把周游世界各地获得的经历和体验，或是经过文学想象的催化炼成了小说，如《台风经过京都》（Taifun über Kyoto，1993年）、非洲题材的《有角的男人》（Herr der Hörner， 2005年）、《180天环游世界》（In 180 Tagen um die Welt，2008年）、中国题材的《彼岸故事》（Jenseitsnovelle，2009年）和中亚题材的《撒马尔罕，撒马尔罕》（Samarkand Samarkand，2013年），或是凝固成了关于旅行的哲学思考，如散文集《美丽、遥远又野性》（Schrecklich schön und weit und wild，2017年）。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的时代，波利蒂基试图用文字留下世界各地的画面和历史的温度。在异国他乡的旅行途中，他也保留着老派德意志人的习惯，顽强地拒绝使用手机，依靠地图和记事本安排旅行和工作日程，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偶尔迷路，却总能到达。

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波利蒂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迄今已有三十多本书出版，包括十三本小说、十一本诗集和七本散文集。2018年，他将三十年创作的诗歌结集成近六百页的庞然大物，命名为《诗歌总集（2017—1987）》（Sämtliche Gedichte，2018年）。正如诗歌题目中倒置的时间线所暗示的那样，诗歌按照发表时间倒序排列，不仅是一次诗歌的盘点，也是一次生命的回溯，在时间的长河里溯流而上，看诗意从生活的缝隙间透过，“突然把我照得透亮”。波利蒂基的诗歌写作也同样经历了从语言实验的先锋派到“新可读主义”的转变。“新可读主义”将读者作为对话者来考虑，期待在适当的时机碰到合适的读者，读者的经验和想象力将填充诗歌诗行和音律的留白，他们将会心微笑，或无语流泪。波利蒂基的诗歌从历史宏大叙事的洪流中挣脱，回归日常的生活。诗歌成为捕捉日常经验，传递当下诗意的工具。生活中除了“爱”与“死”这样重大的主题，更多的是悬置于日常生活中，貌似平常琐碎的瞬间，在“日子突然裂开”的缝隙中，看到“时间的汩汩涌流，/就在光/与万物背后”。这样的时刻可以发生在某个寒冷的周一早晨的轻轨车站上，发生在剑桥的一次漫步途中，发生在湄公河畔的东孔岛上。独自面对空酒杯的那个男人的寂寞，可以是在巴伐利亚的小酒馆里，也可以是在大阪步行街的居酒屋里。

波利蒂基于1994年受邀在慕尼黑大学举办诗学讲座（Poetik-Vorlesung），认为抒情诗是“重量级”的文学体裁：诗歌的语言在语义、音韵上的精确性对诗人提出了最高的要求，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炼字。波利蒂基固然以小说成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在抒情和叙事的张力中行走——将叙事诗化。他将诗歌叙事化和戏剧化⁽²⁾。将叙事诗化，表现在叙事结构的对称性、叙事语言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上。将诗歌叙事化和戏剧化，体现在诗歌中丰富的白描片段和对话情节。波利蒂基不是书斋中的诗人，他经常到各地登台“表演”诗歌，他的诗歌符合所有民族诗歌起源时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表演性。与传统的诗歌朗诵会不同，他的诗歌朗诵会更类似一个演出，类似一个小的情景喜剧或一个诙谐的小故事，为的是让诗歌不再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能够更好地激发读者。波利蒂基对文字音乐性的敏感，也清晰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写作中，他常常在诗歌中使用拟声词来表达复杂的情境和情绪，还专门写书讨论过“元音的色彩”。作为曾经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和教员，波利蒂基对于西方文学传统的熟悉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喜爱的尼采、艾兴多夫、布伦塔诺和特拉克尔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既是对他自己喜爱的德语诗人的致敬，也是德语抒情传统的一种自然延续。他所擅长和喜爱的商籁体诗（十四行诗）⁽³⁾源自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宫廷，是西方文学传统中诗律要求最为严格的诗体形式。在我们这本诗歌选集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的商籁体诗或用于定格画面（《此前的瞬间》），或描述一次偶遇（《断章罗曼司》），甚至还有一首用图形组成的图像诗《无情之夜》，呈现出深情、诙谐、机智等多种文本特质，为这种古老的诗体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在“远东之诗”组诗中，波利蒂基的远东经验没有停留在诗歌的题材上，也延伸到了形式上，化用了俳句（《鸦群》《步行街》）和短歌（《秋日之爱》《春日之爱》）等诗歌形式。

沃尔夫冈·福吕瓦尔德教授作为波利蒂基创作生涯的见证人，为波利蒂基的《诗歌总集》撰写了长篇后记。三十多年前，慕尼黑大学德文系的助理教员波利蒂基走进福吕瓦尔德教授的办公室，宣布决定辞去稳定的大学教职，成为一个自由作家。教授虽然表示不能理解，但可以接受，并建议波利蒂基工作三个学期后再辞职，为的是避免外界因大惊小怪而滋生出的流言蜚语，毕竟，放弃一个众人艳羡、稳定体面的教职，在当时是耸人听闻的事件。三个学期后，波利蒂基辞去了教职，教授作为他的良师益友，始终支持他的文学创作。

福吕瓦尔德教授是德国德高望重的学界领袖、世界知名学者，曾经担任德国科学研究会主席、洪堡基金会主席等学界诸多要职。在繁重的工作日程中，教学是他最为热爱和看重的事情，每周一上午十点是他多年雷打不动的大课时间。他讲授德国魏玛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慕尼黑大学千人大礼堂里总是坐满了各种年龄和身份的听众。对他的学生来说，他是位治学严谨、胸襟开阔的老师，对于学生的请求总是有求必应，助之不遗余力，因此深受学生爱戴。每年八月二日教授生日，他的两位大弟子——马丁·胡博（Martin Huber）教授和格尔哈特·劳尔（Gerhard Lauer）教授总会召集师门聚会。后来我有幸跟随福吕瓦尔德教授撰写博士论文，一次在慕尼黑谢林大街艾庆尔酒馆举行的聚会上，我和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相识，开始关注他的作品。

2018年和2019年，波利蒂基先后受到上海作家协会和鲁迅文学院的邀请，到上海和北京担任驻市作家。在此期间，我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开设诗歌讲座，后又与歌德学院合作，举办了一次诗歌翻译工作坊。北京大学“德语诗歌选读”课程的学生是这次诗歌翻译坊的主要参与者。在诗歌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清晰地观察到诗歌翻译犹如语言的炼金术，诗歌的意象、韵律，及其蕴含的经验、情感，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被拆解、融化，又被重新赋形、获得新生。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从他的《诗歌总集》中，专门为中国读者精心挑选了八十一首诗，放入《在光与万物背后》这本诗集，分为“自然之诗”“城市之诗”“爱情之诗”“生活之诗”和“远东之诗”五个部分，后记中附有波利蒂基2018年10月7日在北京大学人文讲座《自然之诗与诗之自然》上发表的演讲全文《自然之诗，城市之诗，爱情之诗，生活之诗——为何写诗及对诗歌的期待》，方便中国读者对于波利蒂基的诗歌和诗学理念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这本诗集是我和学生一起进行的翻译实践，诗歌译者除我之外，都是北大德文系的学生，他们是刘汐雅、张楚璇、范开歆、郭笑遥、饶克战、刘安南、罗梓丹、江唯、张为杰、王一帆、邵梦琪和赖雨琦，由我负责整本诗集的校对和润色。这是这些年轻人首次发表译作，他们对于中德诗歌语言出色的理解、感悟和驾驭能力，足以使我对他们及他们一代德语文学汉译者的未来充满期待。

感谢Ho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对原著版权的支持，感谢歌德学院翻译项目的支持，感谢“未读”和“未读”的编辑，你们的工作是这次诗歌炼金术的催化剂。

福吕瓦尔德教授得知他的学生以诗歌之名相遇与合作，非常欣慰。遗憾的是，2019年1月18日，传来了教授辞世的消息。在朴素而隆重的葬礼上，马蒂亚斯·波利蒂基朗诵了教授生前喜爱的两首隽永的小诗：

分享了（其一）

相互的渴望，
彼此的爱欲，
共同的哀愁，

于是，生无所憾。

分享了（其二）

彼此的信赖
相互的忧虑
共同的开怀

于是，此生终是了无所憾

谨以诗集《在光与万物背后》献给我们的导师沃尔夫冈·福吕瓦尔德教授。

Unserem Lehrer, Herrn Prof. Dr. Wolfgang Frühwald gewidmet.

胡蔚
2020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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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后记马蒂亚斯·波利蒂基《自然之诗，城市之诗，爱情之诗，生活之诗——为何写诗及对诗歌的期待》。

(2) Wolfgang Frühwald: „Ist mein Traum denn schon vorbei?/Oder fängt er nun erst an?“Zu den Gedichten Matthias Politycki's. In: M.P.: Sämtliche Gedichte. 2017-1987. Hamburg. 2018. S. 593-611. Hier S. 603.

(3) 这一源自中世纪意大利宫廷的诗体有着严格的格律、韵脚和诗行规定（4-4-3-3），古有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传唱至今，在德国的巴洛克时期和现代主义阶段也颇为流行。战后德国诗坛也有诗人擅长商籁体，波利蒂基敬重的前辈罗伯特·戈恩哈尔特（Robert Gernhardt，1937—2006）便擅长用商籁体诗讽刺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