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进入新发展时代
一、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新方针和新成就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3月14日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就任以来实施的战略明显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既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建立在对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的反思，同时还有对中国民众情感及不满的切身关注。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特别是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首次对社会问题予以特别关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的公报宣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处理腐败问题。腐败问题不仅阻碍着经济发展，同时也是人民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主要原因。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先生曾经在2012年4月强调腐败已对党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威胁。这场反腐败运动瞄准了数以万计的党员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等等。同年10月，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之前，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再次强调反腐的重要性，指出腐败被认为是“中国政坛最严重的问题”，也是中国公共舆论最敏感的问题。这篇文章再次表示“公共机构改革的重点应该立足于反腐”(1)。2012年末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中国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各种障碍。事实上中国政府此前对这些障碍已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尚未找到所需的解决办法，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有时甚至是极端的以解决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措施。
为了重新调动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以及恢复失去信任的公共舆论，包括那些批评最激烈的人们的信任以及获得十分清楚现实情况的公共舆论，很明显中国需要新的活力以及获取一个集体的动力，旨在团结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人，并在新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清晰的发展规划给予可信的方向指引。因此，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仅约两周后，就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概念，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2013年3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习近平重申带领中国走上复兴道路的承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为重新获得主权和独立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斗争了170多年。作为一个曾广受邻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民族尊重的庞大帝国，中国曾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军事上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成立，中国重新获得了主权和完全的独立。从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开始，中国迎来复兴道路上一个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周总理当时强调，中国应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3)这一进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尽管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到这一政策，但实际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策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逐渐重启，在随后的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政府层面重申这一政策，意味着改革开放真正开始。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将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并逐步重返国际舞台。尽管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干扰，但这一历史性进程完全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过，非常迅速的发展——从某些角度看，或许过于迅速——同样也带来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随着中国实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可以预见且无法避免的是，各种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政策需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做出调整。在这一发展时期，真正拯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是重拾务实主义和一种既大胆又不失谨慎的政策，当执行的政策没有效果或看起来妨碍发展时，要懂得反思和质疑。在国内政策方面，邓小平是极其务实的，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本质。在对外政策方面，邓小平同样谨慎精明，“韬光养晦”使得中国得以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的同时，没有过快地引起其他强国的敌意，尽管后者在中长期内仍会有人担忧新的中国对他们的霸权构成威胁。
中国改革的头四十年就是在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了成功，尽管在这一期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改革的种种困难和副作用的累积——比如腐败现象，环境污染令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恶化，尤其是新富阶层和收入最低阶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等等——需要中国领导人采取坚决的甚至是极端的措施加以解决，但这些决策被精英阶层中一部分人的严重腐败破坏了。一段时间内，抗议示威迅速增多以及对体制和领导者的质疑声浪的出现，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满要求中国必须迅速重振改革，并重新树立有利于推动国家继续发展的集体意识。2011年12月21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梦的结束》的文章，描述了在空气污染、食品质量以及腐败等问题面前看透世情的中国民众们的怀疑和不满(4)，重振改革的举措变得紧急而迫切。
习近平主席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引人瞩目的是，正式提出了一些成为发展政策主导原则的概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提出在各个领域迅速采取重振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我们将随后进行审视。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概念如下：
1.“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概念包括两个目标，时间表确定为：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得以实现。虽然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经常被拿来和美国的“美国梦”比较，但这两个概念还是存在显著的不同。代表美国社会形象的“美国梦”纯粹是个人的、个体的雄心壮心。一些先驱者来到美洲大陆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寻找征服、建设、发展的完全自由，忘记在欧洲由于宗教缘故而受到迫害的过去，这是美国社会的基础所在。美国人尽管也会提及祖国、美利坚民族以及美国的伟大，但人人憧憬的还是财富、幸福和个人自由。由中国政治阶层提出的“中国梦”则是一个集体的雄心壮志，“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5)它是在传统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让中国重新达到在西方列强于19世纪上半叶侵入中国之前曾达到的伟大高度。这或许是引起海外，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担忧的原因之一，他们担心新的中国会寻求对历史的报复，让曾经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他们在中国半殖民地时期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当时的很多西方著作都记载了那个时期中国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西方对中国人民公开表达的不屑。
习近平主席认为，距离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很近，但在实现目标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需要更加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前数十年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富足之后，存在着努力的劲头松懈下来的风险，中国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加大，党内分歧也在加剧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提出一系列主题之后，“中国梦”的提出似乎旨在激励中国人民，这或许是自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开始推广这一概念的原因，围绕这一概念，其他深化改革的政策也随后推出。
“中国梦”的目标也涵盖与传统儒家哲学中“天下”的概念相对应的国际层面，因为它的雄心壮志中包括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成功和为其他民族带来幸福的目标。中国应该继续以和平发展为目标，并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做贡献，“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6)
“中国梦”的概念在海外自然受到很多怀疑。外国观察家和媒体列举了近年来中国改革道路遇到的种种困难：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断被查处，大量被腐败侵蚀的干部，城乡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房地产的泡沫效应，人权，污染，司法腐败等方面的问题，以及种种其他弱点，这些问题使得外界的中国专家们对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成为强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长期以来，一些外国分析人士甚至每年都预言中国将很快迎来终结。然而，迄今为止，历史却不停地一年又一年打破了这些预言。应该承认，四十年来，中国让所有外国观察家的分析和预言都落空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原创的、新颖的，与所有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既有一脉相承的，也有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梦”在工业国家引起担忧。美国《纽约时报》的著名社论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12年10月在“十八大”召开前写道：
“如果习近平这一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梦想——2025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可能将从3亿上升到8亿——是单纯和美国梦相同的话（每个人都开大汽车，住大房子，吃大汉堡），我们会需要另一个地球。”(7)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这句话里赤裸裸地表达了整体上掩藏在对自由、人权以及自由主义经济的担忧背后的感受：中国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安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而是一种对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威胁，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舒适建立在开发地球自然资源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上。“中国梦”可能会迫使这些国家减缓自己的消耗，接受分享资源，甚至规划一种关于使用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共同政策，使得中国或者印度等人口大国能够达到符合本国人民期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2.五位一体
2012年11月发布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到了“五位一体”的概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宣布，亟待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采取很多矫正措施并获得一些无可争议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希望加快改革进程，加速改正以前的错误，并将这五个方面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的战略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通过开展铲除民众深恶痛绝的现象——比如腐败——的运动重新凝聚人心；另一方面，将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防止地方政府失控，保证中央决策能够得到落实，而不会被阳奉阴违或是拖延。如我们随后所见，这一政策的成效很快显现，并给习近平主席的第一个五年任期打上深深烙印。
3.四个全面
随着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及这一概念，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上了自己的印记。(8)此前，四代中国领导人分别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让中国重新独立和主权完整，邓小平提出自己的发展理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建立在此前历代领导人的战略以及中国毋庸置疑的崛起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一词似乎清晰表明，在这些原则的要求下，过去的建设出现的偏差将得到纠正，“复兴”道路上的障碍将会被克服。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因为它似乎不仅雄心勃勃地要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还要在把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等伟大人物的理论和中国及当代世界的现实结合之后，推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新社会主义这一曾因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所犯的错误而在20世纪受到广泛质疑的哲学。习近平主席宣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然有可能令中国和外国最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们感到震惊，但同时也使得一种新的融合了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积极因素的更加人道主义和更加全面的哲学诞生于世。本书随后将探讨这一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曾清晰地论述了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十字路口所身处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局势：
事实上，中国正在重新定义现代化甚至是社会主义，但这一切并不基于旧有的思想。美国梦并不是中国梦的参考模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身份。(9)
清末的哲学家和改革主义者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论述，王义桅在回顾这一论述后，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三个身份：
——“传统中国”，一个主要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中国”；
——“现代中国”，一个建立在鸦片战争以来、努力寻求独立和繁荣的革命历史基础上的“政治中国”；
——“全球中国”，一个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基础上，与全球化的利益和思想相交织，促进了普世价值观的中国版本的“经济中国”，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战略令一些西方国家感到不爽。随着中国更加自信，面对外来压力更加坚定，外国领导人和公众舆论开始产生模糊不清的反应，忧虑日增甚至敌意有所上升。一个希望以温和谦虚的姿态融入被美国设计好的国际秩序体系的中国，不仅要满足商界只希望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开放市场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西方领导人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加入多国集团组织（G8组织，G20组织等）的愿望。然而这些期待幻灭了。中国的确逐渐融入到所有和国际社会治理有关的大型国际机构中，但却拒绝接受有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条件，比如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如果中国接受这一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可能会承受灾难性的后果。仍然需要承认的是，中国新政策所带来的一些结果，被一些境外媒体无限夸大其副作用，并被视为损坏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尊重其他文化的形象，尤其是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一部分人在出国时对于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并没有足够重视。其实，中国一直强调文化多元，习近平主席更是在众多国际场合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没有足够重视，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