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出生于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远的山迪蒙。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亚麻商人杰维斯·叶芝的后裔。约翰·叶芝结婚的时候正在学习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辍学，转而学习画肖像画。他的母亲（即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祖母）苏珊·玛丽·波雷克斯芬来自斯莱果郡上一个盎格鲁—爱尔兰裔家族。叶芝出生后不久，便迁至位于斯莱果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认为是斯莱果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岁月。巴特勒—叶芝家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家族。诗人的哥哥杰克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画家，而他的两个姐妹伊丽莎白和苏珊则均参加过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
为了诗人父亲的绘画事业，叶芝的家庭后迁至伦敦。起初，叶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诗人的母亲由于非常思念故地斯莱果，经常给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和民间传说。1877年，威廉·叶芝进入葛多芬小学，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不过威廉似乎并不喜欢在葛多芬的这段经历，而且成绩也并不突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叶芝全家于1880年底迁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其后搬到位于郊外的皓斯。
在皓斯的时光是诗人重要的发展阶段。皓斯周围是丘陵和树林，相传有精灵出没。叶芝家雇了一个女仆，是一个渔人的妻子，她熟知各类乡野传奇，娓娓道来的神秘冒险全都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凯尔特的薄暮》里。
在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之前，叶芝便已经尝试将诗歌和宗教观念、情感结合起来。后来，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时候曾说过“……我认为……如果是一种强大且悲天悯人的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宿命，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那些融合了人的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欲望的词句来更好地理解这种宿命。”
叶芝早年的诗作通常从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取材，其语言风格则受到拉斐尔前派散文的影响。这一时期，雪莱的诗对叶芝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后来的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中叶芝写道：“我重读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世界上的所有伟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我预想得还要高得多。”
叶芝早期还受到彼时爱尔兰著名的芬尼亚组织领袖约翰·奥里亚雷的影响。诗人晚年曾说，奥里亚雷是他所见的最“风流倜傥的老人”，“从奥里亚雷的谈话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在奥里亚雷的介绍下，叶芝认识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约翰·泰勒。
1896年，叶芝结识了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介绍人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爱德华·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励叶芝投身民族主义运动，并进行戏剧的创作。尽管叶芝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显然他的创作具有清晰而独特的爱尔兰风格。这种风格在叶芝与爱尔兰年轻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强化。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马丁以及一些其他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著名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或称“凯尔特文艺复兴运动”）。
这场运动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剧院的成立。1889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马丁和乔治·摩尔创立的“爱尔兰文学剧场”。这个团体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并不成功。在两位拥有丰富戏剧创作经验的爱尔兰兄弟威廉·费依和弗兰克·费依以及叶芝不计报酬的秘书安妮·伊丽莎白·弗莱德里卡·霍尔尼曼（一位曾经于1894年参与过萧伯纳《武器与人》在伦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国女人）的鼎力协助下，这个团体成功打造了一个崭新的爱尔兰国家戏剧界。在著名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参与进来以后，这个团体甚至在都柏林靠戏剧演出赚到了不少钱，并于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剧院。在剧院的开幕之夜，叶芝的两部剧作隆重上映。从此以后一直到去世，叶芝的创作生涯始终和艾比剧院相关。他不仅仅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
叶芝一生都对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有浓厚的兴趣。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成为叶芝晚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W·H·奥登就曾尖锐地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叶芝写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叶芝晚年诗作的奥妙，就必须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灵视》一书的神秘主义思维体系。
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年轻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事实上，庞德来伦敦的原因一部分便是为了结识这位比他年纪稍长的诗人。庞德认为叶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诗人”。从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叶芝和庞德都在亚士顿森林的一个乡间别墅中度过。这段时间里庞德担任叶芝名义上的助手。然而当庞德未经叶芝的允许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诗作，并将其公开发表在《诗刊》杂志上后，两位诗人的关系便开始恶化了。庞德对叶芝诗作的修改主要体现出他对维多利亚式的诗歌韵律的憎恶。然而很快两位诗人都开始怀念双方共事、互相学习的日子。尤其是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寡妇处学到的关于日本能乐的知识为叶芝即将创作的贵族风格的剧作提供了灵感。叶芝创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乐的剧作是《鹰之井畔》。他于1916年1月将这部作品的第一稿献给庞德。
叶芝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用英文写作的诗人之一。然而，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主义诗人在自由体诗领域不断做出尝试，叶芝是传统诗歌形式的大师。现代主义对叶芝诗作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放弃早期作品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写作，语言风格也越来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题。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中期创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获奖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他在两年之后发表了一首短诗《瑞典之丰饶》，以表达感激之情。1925年，叶芝出版了一本呕心沥血的散文作品《灵视》，其中他推举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
叶芝通过庞德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这使得他中期的诗作已经远离了早期的《凯尔特的薄暮》时的风格。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已经不再局限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领域。在叶芝早期的作品中，他灵魂深处的贵族立场体现无余。他将爱尔兰平民的生活理想化，并且有意忽视这个阶层贫穷孱弱的现实。然而一场由城市中的下层天主教徒发起的革命运动迫使叶芝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姿态。
叶芝新的政治倾向在《1913年9月》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这首诗抨击由詹姆斯·拉尔金领导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在《1916年復活节》中，诗人反复吟诵：“一切都已改变，彻底改变，一种恐怖的美却已诞生”。叶芝终于意识到复活节起义的领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卑微的出身和贫困的生活。
整个20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叶芝无可避免地受到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1922年，叶芝进入爱尔兰参议院。在他的参议员生涯中，叶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担任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这一机构设计了爱尔兰独立之后的第一批货币。在1925年，他热心地倡导离婚的合法化。1927年，叶芝在他的诗作《在学童中间》里如此描述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于健康问题，叶芝从参议院退休。
叶芝的贵族阶级立场以及他和庞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位诗人和墨索里尼相当接近。他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对这位法西斯独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写过一些歌颂法西斯主义的赞歌，尽管这些作品从未发表过。然而当巴勃罗·聂鲁达于1937年邀请他到马德里时，叶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对法西斯主义。叶芝的政治倾向非常暧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却也有意疏远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然而纵观叶芝的一生，他从未真正接受或赞同过民主政治。同时，他深受所谓“优生运动”的影响。
进入晚年后，叶芝逐渐不再如中年时一样直接触及和政治相关的题材，而是开始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风格写作。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儿女写诗，有的时候则描绘自己关于时间流逝、逐渐衰老的经历和心绪。收录在他最后一部诗集中的作品《马戏团动物的大逃亡》生动地表现了他晚期作品的灵感来源：“既然我的阶梯已经消失，我必须平躺在那些阶梯攀升的起点”。1929年之后，叶芝搬离了图尔巴列利塔。尽管诗人一生中的很多回忆都在爱尔兰国土之外，他还是于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间房子。晚年的叶芝非常高产，出版了许多诗集、戏剧和散文，许多著名的诗作都是在晚年写成的，包括一生的颠峰之作《驶向拜占庭》。这首代表性的诗作体现了叶芝对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1934年，他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共同获得歌德堡诗歌奖。1938年，叶芝最后一次来到艾比剧院，观赏他的剧作《炼狱》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自传》。
晚年的叶芝百病缠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国休养。然而最终还是于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曼顿的“快乐假日旅馆”逝世。他的最后一首诗作是以亚瑟王传说为主题的《黑塔》。逝世之后，叶芝起初被埋葬在罗克布罗恩。1948年9月，人们依照诗人的遗愿，将他的遗体移至他的故乡斯莱果郡。他的坟墓后来成了斯莱果郡的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他的墓志铭是诗人晚年作品《班磅礴山麓下》的最后一句：“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叶芝生前曾说斯莱果是一生当中对他影响最深远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纪念馆也将地址选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