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专访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揭秘深交所“诞生日记”，操刀“绝密救市”拯救“稚子”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三十而立。

回首发展轨迹，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众多资本市场风云人物轮番登场，铸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开拓史。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禹国刚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1983年，由于具备日语专业和金融证券知识背景，禹国刚被选派至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着手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就成为了时任深圳市副市长、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长张鸿义的得力干将。

禹国刚出任专家小组组长，带领同事们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证券外文资料，学习借鉴境外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牵头拟订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度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此外，禹国刚还推动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在资本市场最为孱弱的时期，深圳股市遭遇成立以来的首次特大股灾——深圳股市连跌9个月、1991年4月22日当天更是出现零成交局面，亦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以禹国刚为代表的管理层组织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负责人金明并肩战斗，稳住了龙头股“深发展”，带动大市向上，恢复了股民信心，使深交所“免于夭折”。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严谨细致、热情宽厚，是他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

拜访当天，我们通过小区保安告知禹国刚老先生，我们已到小区。上楼后，门外鞋架旁已经整齐地摆好了三双供我们更换的拖鞋。室内收拾得非常整洁，一尘不染，客厅白墙上，挂着数枚装裱好的历史资料和字画，字画均由老先生所作，其中还有用日文书写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寄语。茶几上、拐角处还摆放着多株绿植，精致整齐、苍翠欲滴。闲时，老先生还会拉一段手风琴，唱两句小曲儿。

尽管已年过古稀，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记忆力尤其出色，对于历史细节记得清清楚楚，采访渐入佳境，老先生每每谈到激动处，还会用手比划一番。

“证券很大，我们很小。”在谈及筹建深交所并推进“四化”时禹国刚总结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只不过是作为当时的当事人，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中，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做了我们应做的事，尽了我们该尽的力。”

2020年4月29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深交所也步入改革新阶段。对于资本市场的未来，禹国刚是抱有殷切希望的，在其看来，深圳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全国位居前列，证监会也出台了12条改革发展举措，“相信我们的市场会越来越好，一定能够把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真正地建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完成它历史使命，能够做出更大贡献”。

深交所诞生记

时至今日，禹国刚都非常感谢提出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1988年5月，李灏从英国考察回来后，就决心要干成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件事。在此之前，1983年深圳早已有了全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自1987年起已经有了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股票，并进行柜台交易，但还没有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后，在分管金融证券的副市长张鸿义领导下，立即进行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筹备工作。曾赴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禹国刚，当即被张鸿义揽入麾下，任专家小组组长，周道志任副组长。

禹国刚和周道志带领专家小组的同事们，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的境外证券资料。张鸿义组织各方专家借鉴这些境外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十多次论证定稿，加上后来增添的深交所内部规章制度，形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简称《蓝皮书》。

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1990年底“开业”，在李灏的力挺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利用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深交所先行先试，于1990年12月1日率先开始集中交易，杀出了一条创建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1991年4月1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拿到了经国务院批准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批文，业内比喻为“出生证”。

《21世纪》：深交所的筹备大概多长时间，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你觉得特别大的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禹国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我们把法规规章草案都搞出来了。1989年9月8日，我和副组长周道志两个人执笔写了《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连同法规章程草案一并上报市政府审批。那些法规章程基本上定稿。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你看，这就是深圳速度，深圳办事的效率。

1990年5月，我们一切筹备工作都完成了，这个时候我和王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几个人就到北京去报批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事情。当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的司长是金建栋，金司长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

为什么他说敏感？因为那个时候你要搞一个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象征的东西——证券交易所。所以金建栋司长建议我们改个名，叫深圳证券市场。

我不接受，比方说我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译成英文是Shenzhen Stock Exchange，你给我弄一个深圳证券市场，我把它译成Shenzhen Stock Market，外国人真不懂啊，全世界都叫Exchange，对不对？所以，他不批我们就回来了。

《21世纪》：那后来这个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禹国刚：1990年11月22日，李灏书记带着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到了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李灏书记刚走到我们会议室门口，不等坐在沙发上，他就蹦出第一句话：“今天我们是来拍板的。”

当然我心里明白他要拍什么板，此前我们给他汇报过，当时柜台交易存在种种弊端，比如，市场不透明，12个证券部无序竞争，价格不统一，信息不统一，内幕交易盛行，黑过户……要根治深圳股市，必须把筹备已久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尽快运作起来，让“深市老五股”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但当时深交所开设迟迟未获批，深交所到底开还是不开存在一定争议）。

当日，李灏书记、郑良玉市长和张鸿义副市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现场办公，听取我们筹备工作汇报。当时我这手一拍，这红马甲就出来了，先上板竞价，然后手势买卖，这是卖出，这是买入，这是TOYOTA，我们一切都筹备好了。然后电脑显示屏上、大屏幕上显示的是行情交易的模拟实况，看得大家都出了神。

然后李灏书记就说，你看一切都准备好了，干嘛不开？但是他也知道我们内部还有不同意见，开是要冒风险的，但不开以后可能就不会有深交所。所以李灏书记就拍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率先开始集中交易。到了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给深交所补了一个“出生证”。形象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先拿出生证后生小孩”，深交所是“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为什么要坚持“四化”

在禹国刚的从业生涯中，除了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他与王健等一众老同事建立起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一件令他颇为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他推动深交所同步实现了“四化”，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也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019年11月26日，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在全球供应商提供的电脑自动撮合交易和市场监管软件拍卖竞价交易中，选择了深交所，双方签署了交易与监察系统升级项目协议。这是深交所技术系统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和全球顶尖系统供应商激烈角逐并取得胜利，开启了中国证券技术系统走出国门的先河。

《21世纪》：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同步实现“四化”可谓是深交所技术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是什么让你坚持深交所一定要实现这“四化”？

禹国刚：第一，交易电脑化是学美国纳斯达克，但是深交所又比它更上了一层楼。为什么这么说？美国纳斯达克虽然实行电脑化，但只是揭示行情，它不能交易。而在它的启发下，我们实行的是电脑自动撮合交易，还有卫星通信系统进行行情揭示、成交回报、信息披露。深交所拥有全球领先的电脑交易速度，（2016年6月深交所正式投产并运营的新一代交易系统）一秒钟处理委托的峰值可以达到30万笔以上，也就是你的眼睛眨了一下，我们现在的电脑系统把30万笔证券交易给你处理了。

第二，运作无大堂化，也是学纳斯达克，1971年NASDAQ成立的时候就实现无大堂化运作，但它只是一个全国自动报价系统。

第三，交收无纸化。因为1988年我们专家小组翻译资料时，我就知道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早在1987年就已经实现了交易交收无纸化。因为新加坡太小，680平方公里，它资源很缺乏，所以每次发行股票，印纸质的股票成本高，它也不想增加费用，用无纸化电子记账，多方便，不怕偷，不怕丢，也不怕抢。所以我们翻译资料时就瞄准了无纸化运作，把它写进我们深交所的交易制度当中，并加以运用。

第四，通信卫星化，是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王侯总工程师发明的。当深圳证券交易所为全国服务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信息传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x.25数据交换网和电话专线，这个x.25数据交换网质量很不稳定。

我的助理、深交所总工程师王侯苦思冥想，有一天他从窗口看蓝天，给了他一个创意：我们可以用卫星来做我们的通信工具。我让他到北京航天中心找航天五院，专门负责卫星，两者知识融合在一起，就能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后来上交所也沿用了我们那一套卫星通信技术。所以我给你无愧地说，深交所“四化”确实是我们借助境外的先进成果，拿来为我所用，然后又有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

《21世纪》：“四化”是怎么做起来的，中间经过了哪些努力？

禹国刚：当我们设计深圳证券交易所模式的时候，一开始就瞄定“四个现代化”，但是做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

我们在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用的是打手势和上板竞价。直到后来股市上来了，手工搞不定了，市长也找我来说，证券商和登记公司，天天晚上加班到三更半夜手工都搞不定，要上电脑。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钱买大型电脑，再加上当时的股票少也用不着大型计算机，用IBM PC机386、486就可以，网络是用美国的NOVELL网络。可是市场发展得很快，到了1993年初，微机网络也不能够承担。怎么办？这就需要电脑和通信网络升级换代。

所以在1993年2月8日，我就把张鸿义副市长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王喜义行长请到深交所，打算引进美国大型计算机，要花两个亿的钱，而当时的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50亿。

首先我们考察了西方工业七国，美国、欧洲、日本基本上都用美国大型计算机——TANDEM计算机，就认定了，既然老牌的证券交易所都用它，肯定它的性能好，硬件没问题。软件呢？1993年，国台办特批我们10个人以教授的名义，到我国台湾参加海峡两岸证券暨期货事务法制研讨会。所以借用开会期间，我就考察了台湾凌群电脑公司。

台湾证券交易所在1987年全球股灾当中，有几天的成交量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我就认定凌群电脑公司为台湾证券交易所开发的电脑交易系统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是安全的，而且发展空间足够大，即便深圳证券市场后面发展再快，起码5年至10年内容量都没问题，这样我心中有数了，软件跟硬件都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

从1993年2月8日拍板引进，4月签约，到7月28日正式推出TANDEM大机自动撮合交易系统，只几个月的时间，真是深圳速度。那时，我们把凌群电脑公司请来，并不是让他们给我们写软件，而是让他培训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电脑部的人员，就像学英文一样，从abc开始写。所以我们从使用PC机到大型计算机，一直到今天深交所电脑交易系统第5代，所有软件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险象环生的“救市”行动

禹国刚还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那就是1991年深圳股市绝密救市的幕后主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股票还属于新生事物，老百姓对其风险认识不足，这使得为数不多的股票被蜂拥而至的投资者哄抬到天价。

为了调节过热的股市，深圳股票交易印花税横空出世。这期间，深圳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深圳股市。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深发展股票的价格在1990年11月底白市涨到每股120元，黑市涨到240元后，开始掉头向下。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股票的股价均开始下跌，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到1991年9月初，深圳股市呈现熊市。这一跌就持续了九个月之久。其中的1991年4月22日，市场恐慌到了极点，当日只有卖盘没有买盘，全天成交为零。

“这时的深交所，犹如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1990年12月到1991年9月初，股市下跌了9个月，就像9个月的婴儿拉了9个月的肚子，你要是说按自然的生长抵抗力，如果脱水就死掉了。”禹国刚形容那时的场景说道。

为了挽救深交所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在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召开了五次救市会议，仍无机构愿意出资救市的紧急时刻，禹国刚拉上时任深交所监事长的董国良，连夜直奔李灏书记家，李灏拍板让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拿出一亿元，由“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开展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第一次政府救市工作。

《21世纪》：在具体的救市过程中，你是怎么操作的？

禹国刚：1991年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这时，深发展跌到了13.75元，已经很惨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那就跌得更惨。我们救了三天把深发展托到了13.95元。可是这个时候一些大炒家，他们感觉有一股力量托市，他们发现他们那么大手笔抛出，一抛出去就有人接，再抛出去再接，他们有感觉。小股民不知道，于是他们就开始玩花招。

我们在往上拉他们就往下砸，为什么？他们要买更便宜的股票，以后救市成功了股价上涨了，他们赚的钱更多。我们就那两个亿的资金，这样弄法不要几天就烧光了，烧光了股市没上来，我们怎么去给市委市政府交代？

于是，他们耍花招，我也动脑筋，用技巧。我就和《深圳特区报》两个记者沟通，用个余家元（谐音“一家之言”）的笔名，写篇短文，就说深圳股市就像河堤决口一样，救不了了。

炒家们看到报纸上刊登那篇短文后就说，别再作对了，虽然咱们不知道谁在救市，但是跟他再作对，如果他真的不救市了，股市继续下跌，最后跌完蛋了，倒霉的还是咱们。我回头再救市，直到9月29日，把深发展托到14.95元。

当时国庆只放两天假，股市沙龙在荔枝公园开会，那时候荔枝公园跟深交所是两对面。他们在那开会的时候都说，“笨蛋！咱们互相残杀，把深发展的股票压得那么低，不知是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复市以后咱们杀进去，捞回来。”后来这个话就传到我耳朵，我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你们都杀进来，股市不就起来了吗？

再加上这之前我们做了技术处理，6月28日万科复牌时我首先取消了万科的“紧箍咒”——涨跌停板，接着剩下那4只老股的“紧箍咒”也给取消了。“紧箍咒”没有了，到10月3日复市以后，深发展一天就涨了1元多，涨到10月10日，才几个交易日，深发展由14.95元涨到了26元，再过几个月深发展股票涨到每股30多元。

《21世纪》：之前你就曾经表达过，说希望深交所能够成为国际上一流的交易所，现在深交所离你的目标，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禹国刚：在深圳，一是有深交所这个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于一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是一个轮子。二是深圳的高新科技企业数量在全国居前，这也是一个轮子。我们这两个轮子，一个资本市场，一个高新科技，它们配合起来一起往前开，再加上我们乘注册制东风，深圳创新的列车将越来越长，跑得越来越快，深圳将会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3年5月18日至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259家会员出席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室向大会报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长期规划》，获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我在阐述深交所发展目标时指出，深交所将建成现代化程度比较高、辐射能力强、与国际市场接轨、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今天看来，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实现。我想，现在深交所要在上市公司运作、证券规章制度、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方面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更上一层楼。同时，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尽管中国股市还不够完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正在迅速发展壮大的新兴市场。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重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证监会也出台了12条改革发展举措，相信我们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有困难不要怕，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前景。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给我们带来一定影响，但我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向好的形势没有变。所以，大家要看好我们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大有希望。

（作者：杨坪 王涵西　编辑：张星 朱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