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东山再起
谢安高卧东山隐居，不愿出仕。后来朝廷一再催促，谢安才答应出山，任大将军桓温部下司马。有人送桓温草药，中有远志一味。桓温问谢安道：“药名远志，又谓小草，何也？”名士郝隆应声答道：“在山中叫远志，出山名小草也。”谢安面露惭愧之色。
——第五十回题引
诗云：虽处深山怀远志，世人不知谓小草；直待破敌百万后，又对谢公知多少！闲言道罢，书归正本。且说前燕光寿四年正月二十日，慕容儁扶病在邺城阅军，犹思欲令大司马慕容恪、司空阳鹜统领军队进犯东晋，一统中原，成就慕容鲜卑千秋霸业。堪叹病魔不饶，阎罗来催，回宫后便至病笃，乃召慕容恪、阳鹜、司徒慕容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人，至病榻前接受遗诏，辅佐朝政。正月二十一日，慕容儁驾崩，时年四十二岁，共在位十一年，谥号景昭皇帝，庙号烈祖，葬于龙陵。慕容恪等人奉太子慕容暐为燕王，即皇帝位，改元延熙元年，以慕容恪为太宰，行周公辅政之事。慕容暐为人庸弱，由此国政皆决于慕容恪。欲依景昭皇帝临终之言，重任李绩为尚书右仆射，慕容暐因其在先帝之前曾有辱己之言，不肯从之。李绩遂忧愤而卒，临终前谓其家人道：“我不听先人之训，致果有今日之辱。”因其父李产曾再三提醒，不可依老卖老，取笑后辈，李绩不听，至于得罪太子，今不得升迁而死。
领军将军慕舆根自恃勋臣旧将，有目无主上之心，劝慕容恪自取帝位。慕容恪大惊，谓其醉语，慕舆根惶惧而退。其后慕容恪将此事告知吴王慕容垂，吴王欲引兵杀慕舆根，被慕容恪以先王新丧，宰辅间不宜自相残害为由劝止。慕舆根却不肯罢休，自进宫来见太后可足浑及燕王，连慕容恪、慕容垂一并诬告道：“今太宰、太傅将谋不轨，臣请率禁兵诛之。”太后偏信，便欲允准，皇帝慕容暐却不肯信，说道：“二公皆国之亲贤，先帝委以托孤之重，必不肯乃尔。安知非是太师欲为乱耶！”乃止其诬谤。慕舆根见在朝中不见信于皇帝及同僚，又思恋故乡，于是谋欲引本部军东还。慕容恪知之，乃密奏慕舆根罪状，请帝诏密杀慕舆根，并其余党二十余人。正是：早知搬石砸自脚，何如枕石观闲云！害人不成，反受其咎。
时邺都先帝大丧，朝内辅政大臣诛夷狼籍，一时内外汹惧。慕容恪举止如常，人不见其有忧色，每次出入殿中，一人随从而已。有人提醒太宰，应以禁军严备安全，慕容恪道：“今人情危惧，当以安静镇之，奈何复自惊扰！”于是朝中人心大安。慕容恪虽掌大权，但谨慎严守朝廷之礼，兢兢业业，凡事与司徒慕容评商议而行，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朝臣或有过失，则不显其状，往往宣而私责，令其改过。则犯过者无不自愧，自相责道：“尔欲宰公迁己任耶！”于是各自谨慎供职，自省己过，风化大行。当初所征诸郡之兵集于邺城，及燕主阅兵而罢，至此互相心动，往往擅自散归，自邺城以南道路为之塞断。慕容恪大惊，急以吴王慕容垂为征南将军，往镇蠡台；又令孙希、傅颜率骑兵二万，观兵河南，临淮而还。于是境内乃安，朝野稳定。建熙二年二月，方士丁进受燕主慕容暐宠幸，欲求媚于太宰慕容恪，劝杀太傅慕容评。慕容恪大怒，奏收斩之，至此谄言不入于朝。
邺都之事传至江南，桓温遂聚众将商议，诸将皆欲趁其国丧兴兵北伐。桓温不以为然道：“慕容儁乃英特之士，临死时必托孤太原王慕容恪。慕容恪亦有大才，乃国之栋梁，善抚国家，能为将兵。以石季龙之勇，尚且为其所执，况如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乎？慕容恪尚存，晋之所忧大矣，防之不及，我不敢进击。”由是桓温未敢起兵犯燕。因闻谢万之兄谢安贤能，遂征拜为司马，深礼重之，凡有军国大事，悉皆咨之。史说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人，乃太常谢裒第三子、镇西将军谢尚从弟。谢安四岁时，名士桓彝见而大为赞赏，说道：“此子风采秀达，将来不弱于王东海（东晋名士王承）也。”谢安幼年便神态沉着，思维敏捷，风度条畅，工于行书。至少年时得到名士王蒙及宰相王导器重，已在士族中颇具声誉。
然而谢安洁身自好，不欲凭借出身门第及家族名望猎取官禄，故此不愿随意出仕。朝廷初召谢安入司徒府，授佐著作郎，谢安鄙其微职，便以有病为辞。其后为避朝廷征召，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郡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交游，出门捕鱼打猎，回庐吟诗作文，足迹不涉官场。当时扬州刺史庾冰仰慕谢安名声，屡次三番使郡县官吏督迫，谢安不得已勉强赴召，仅隔月余，复辞职回到会稽。后朝廷又征召为尚书郎、琅玡王掾，谢安一概推辞。吏部尚书范汪举荐谢安为吏部郎，也被拒绝。朝中官员乃上疏，谓谢安历年不应朝廷征召，应予禁锢终身，谢安便放浪于东部名胜之地。曾到临安山，面对深谷悠然叹道：“此般情致，相去伯夷何远？”又与名士孙绰等人泛舟大海，风起浪涌，众皆惊恐，惟谢安吟啸自若。船夫因为谢安高兴，照旧顶风驾船漫游。其后风浪转大，谢安遂缓语道：“如此大风，我其返乎？”船夫于是立即驾船返航。众人见之，无不钦其宽宏镇定气度。
谢安纵情于山水，每次出游必携歌女同行，偎红倚翠，愈加不愿出山。江东士大夫互谓道：“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会稽王司马昱说道：“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若再征召，必应召而至。”当时谢安弟谢万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担负守边重任。谢安虽隐遁山林，但名声远超谢万，并有堪任宰辅声望。谢安妻乃刘炎之妹，见家门贵盛，惟夫君独守静退，于是以言激之道：“大丈夫立于世间，宁可如是乎？”谢安则自掩其鼻道：“某虽欲守静如此，恐亦不免朝廷不允耳。”至此因弟谢万被黜，便有仕进之志。
闲言叙罢，书归正本。却说谢安既应桓温之邀，允为帐下司马，即起于东山，从新亭出发西进，百官皆为送行。御史中丞高崧于席间笑谓：“足下屡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以至众人常论，谢安石不肯出山，将怎样面对江东百姓！而今安石出仕，则如何面对江东百姓哉？”谢安闻言，面有愧色。于是告别众官，到桓温府第应职。桓温大喜，二人畅谈生平，欢笑终日。谢安离席辞出，桓温对左右道：“尔等可曾见过此等客人耶？”左右唯唯。次日桓温亲去谢安住处，正逢谢安沐罢梳头。谢安性缓，许久梳罢，侍从报说大将军在厅久候。谢安着慌，急令取来头巾，桓温在外厅止道：“让王司马戴好帽子，再出来相见不迟。”桓温一向自负，惟器重谢安如此。升平五年，谢万病逝，桓温计议再次北伐。谢安看出桓温有不臣之心，于是乘机请奔兄丧，就此离开。不久被任为吴兴太守，离任后众人皆念其贤。其后复被征召入朝，担任侍中，又升任吏部尚书、中护军。此乃后话，按下待后详表。
升平五年，辛酉，燕将吕护遣使前来建康请降，晋帝拜为冀州刺史。吕护原为后赵大将王午部下，因于太和十年被燕军进攻时投降，被任为河内太守。及后赵灭亡，因受燕人追迫，自白马逃奔荥阳。此时见燕王慕容儁死，故而叛燕投晋。吕护既得晋帝拜为冀州刺史，于是欲引晋兵来攻邺城，燕太宰慕容恪闻知，乃亲率大军先来围攻野王，吕护婴城自守。将军傅颜请令攻城，慕容恪止道：“此老贼经变多矣，且善攻防。某观其城中守备，未易猝下。然其城中内无蓄积，外无救兵，我只须深沟高垒，坐而守之，休兵养士，离间其党，则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不过数旬取之必矣。何为多损士卒，以求旦夕之功哉！”乃不攻城，命筑长围以困之。挨至当年七月，野王城中食尽，又无外援，吕护果然支撑不住，只得率众突围。燕军在城外长围中以逸待劳，遂三面攻击，吕护部众死伤殆尽，只得弃了妻子，逃往荥阳。慕容恪率军入城，安抚居民，将吕护部众士人迁至邺城，余者各随其愿。是年五月，晋穆帝驾崩于建康，年仅十九岁，在位十七年，庙号孝宗，葬于永平陵。因穆帝无嗣，百官遂拥立成帝子琅琊王司马丕为帝，是为哀帝，立王氏为皇后，尊穆帝后何氏为太后，次年改元隆和。征西大将军桓温当此朝政更迭之际，与长史孟嘉计议道：“今新帝登位，我欲重振朝廷，恐群臣不服，将何计可施？”孟嘉献计道：“明公可上表诈请迁都洛阳。朝廷若从公请，则不待立威，而群臣自服。若是不允，则是百官逆异，明公可效赵高指鹿为马，以察百官。”桓温道：“此计大善。”于是使人入朝上疏道：“江东自立，六十余年，今气运已衰。洛阳旧都乃霸业之所，士民思之已久，请陛下北徙以实河南，则中原指日可得，旧业可复。”
晋哀帝览奏大惊，问于群臣道：“今大将军奏请迁都，其事若何？”时满朝大臣皆惧桓温威势，不敢异言。惟散骑常侍王述奏道：“主上勿忧。此乃桓温见陛下初立，欲以虚声威震朝廷，非真欲迁都也。陛下但下诏从之，则其必自无后果。”于是哀帝复诏从其奏议，遣来使回报桓温。使者即还报桓温道：“皇帝与群臣并无异议，愿从将军之请，迁都洛阳。”桓温大悦，乃问孟嘉道：“先生果是奇计，朝中百官不敢逆我之意。但若朝廷果若迁都洛阳，则秦燕二国乘此起兵，我等防务未备，则大事危矣。”孟嘉笑道：“此事极易。主公可使人再上疏朝廷，谓关中残破，宜先使人前往修理宫殿。朝廷无钱，自息其事矣。”桓温从之，于是复使人入朝，奏知其事，朝廷果然回说库中无钱，难以修葺旧宫，只得暂停迁都。桓温由此大喜，并对孟嘉及部下臣僚说道：“朝廷大臣皆明知迁都之事不可为，而皆不敢上奏驳之，是因惧我之故也。如此之后，朝廷大事任我所为，无人敢逆。”诸将无不道贺。
自此桓温便萌发野心异志，但疑晋祚修短难知。因闻蜀地王见素知天相，乃遣使召来，至夜入于内堂密问道：“闻卿善知天文，今国家命运气数修短如何，望卿实对我言之。”王见答道：“晋室虽偏居江南，但世祀方永，不得便终。”桓温闻之不悦，暗道：“果如你所言，则我此生岂有机会？”次日遂命人送五千钱，绢一匹，至馆驿对王见说道：“大将军命卿将此自裁，不必再复相见。”王见送走来使，对着钱帛哭道：“桓温使人赐绢一匹，钱五千文，令我自裁。则其意甚明：使我以绢自缢，以钱买棺木。奈我并无亲人在此，谁其为我收敛尸骨？”哭了半日，忽想起习凿齿现为大将军府主簿，为人急公好义，何不往求之？于是竟至习凿齿宅上求见，再拜诉道：“某家住益州，乃蜀川占星之人。受桓大将军命远道而来，问以天文及国家气运之事，某以实对之，不知何处触彼之怒。今日一早，将军府有使来至驿馆，奉桓公旨意命我自裁。我死小事，奈尸骨无法返乡。因闻足下仁慈，请为小人备棺立碑，安葬于黄土，则感戴于九泉之下，来世必报恩公。”说罢叩首不已，悲不能禁。
习凿齿颇为惊异，问其缘故备细，王见说道：“桓公赐绢一匹，是让小人自缢；给钱五千，是命我置办棺材之费。”习凿齿笑道：“足下即知天文，乃不知自己寿命乎？致因今日误会，而差些枉死！足下未曾听说‘干知星宿，有不杀之义’乎？桓公此乃用丝绢跟足下为戏，赐钱则是供足下回乡路途费用。所谓‘自裁’者，命你将此绢帛量体而裁之，以做棉衣防寒也。此令足下离开此地，衣锦还乡，又何疑焉？”王见闻之大喜，再拜泣谢道：“某若不来造访先生，必误丧残生于异国他乡也。”于是次日五鼓，便去辞别桓温，将欲还乡。桓温奇道：“是何人教你来辞我回乡？”王见不善作伪，于是以习凿齿之言作答。桓温笑道：“习凿齿担心足下因误解而死，足下倒是因误解而得生。此真是三十年空读儒书，不如一问习主簿耳。”于是王见因习主薄一语得以活命而归，桓温亦由此益重习凿齿之才。
史说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家族殷富兴旺，世代为乡里豪绅。习凿齿年轻时颇有志气，博学多闻，以文章著称。桓温时为荆州刺史，慕名而召为从事。江夏相袁乔十分器重习凿齿，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其才干，桓温便升其为西曹主簿，又迁任别驾。桓温出兵征战，习凿齿或随军或留守，常处机要之位，任职理事颇有功绩。时有清谈文士韩伯、伏滔等，皆与习凿齿交情深厚。后习凿齿奉桓温之命出使京师，丞相司马昱也十分敬重。习凿齿返回荆州，桓温问道：“以先生观之，会稽王是何等样人？”习凿齿答道：“生平所未见者。”因所答之言与桓温所问旨意大为不合，致桓温不悦，因此被降职为户曹参军。有僧人释道安乃佛图澄高徒，俊逸善辩，极有高才，从北方到荆州，与习凿齿初次会见。释道安自报家门道：“弥天释道安。”习凿齿应声答道：“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是绝妙之对。习凿齿与两位舅舅罗崇、罗友初时皆为州从事，及至习凿齿迁职为别驾，职位在二舅之上，于是不能自安，遂多次为二舅向桓温陈请升职。桓温后因被习凿齿激怒，便提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却命习凿齿为荥阳太守，位在其舅之下。桓温之弟桓秘也颇有才气，素来与习凿齿相好，因向其兄为习凿齿求情，桓温愈怒，非但不从其请，反将习凿齿免职为民。
习凿齿由此返回襄阳原籍，给桓秘写信道：“自某离郡抵达襄阳，所见满目凄凉，固非言语所能备述。每省问家舅，西望隆中忆孔明之吟，东眺白沙思庞统之啸，北临樊墟慕邓攸之节，南顾城邑追羊祜之风。放眼檀溪，深念崔州平与徐元直友善；极目鱼梁，遥想司马徽教导刘玄德往事。未曾不徘徊多时，涌起无限伤感。每抚车辕不前，常怀感慨以泣。至于魏武置酒高会，孙坚在此身亡；裴秀杜预故居，繁钦王粲旧宅，往事遗迹星列，皆在眼前。芬香源于椒兰，清音发自琅玉。怀治世之才而为王佐，必将传其博风；抱高尚之志而行其德，定会遗其美事。前所提及八君子者，千载之下犹使人想见其为人，况其与今相距不远哉！此一时彼一时也，怎知今日之才不如从前？百年以后，则我与足下，亦当被后人视为刘景升耶？”桓秘观之一咏三叹，便将此书示之于席间宾朋，则无不赞叹，以为奇绝妙文。
当时桓温图谋篡位，习凿齿闲居襄阳郡里，著写《汉晋春秋》裁定正逆，以节制桓温。其书所记起于汉光武帝，终止于晋愍帝。写三国鼎立之事，以西蜀为汉朝宗室正统，魏武帝虽接汉位后又禅让于晋，仍为篡逆。至晋文帝平定西蜀，方算汉朝覆亡而晋朝兴起。引证晋世祖司马炎有炎兴之义，后主刘禅有禅让之兆，宣明天帝旨意，不容以势力强夺皇位，一共五十四卷。后因患脚病，便成为里巷残废，及至襄阳被前秦苻坚占领，素闻习凿齿大名，便以车轿相征，将习凿齿与释道安一起送到长安。相见交谈，十分欣赏，赐赠礼物异常丰厚。又因习凿齿跛足，苻坚在给各镇文书中道：“前司马氏平定吴国，利在获得陆机、陆云二位才士；今我平定汉南，所获仅一个半人而已。”其另外一人，则指释道安。不久习凿齿因病返乡，襄阳及邓州已复归东晋。朝廷欲征召习凿齿撰写国史，适逢习凿齿病死，此事便告中止。习凿齿临终前留下遗疏一件，此乃后话，于此处表述其平生，其后不提。
按下习凿齿之事，复说桓温。兴宁元年，朝廷加授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赐羽葆鼓吹一部。桓温受命，便率水师进驻合肥，以王坦之为长史，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薄，谢玄为东曹掾，分兵派将、置备僚属，准备北伐。列位看官！需知桓温所用此数人，皆乃天下名士，此后亦皆为东晋重臣，非为小可。那王坦之字文度，乃散骑常侍王述之子，弱冠之时与郗超并称，时人谓之：“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仆射江虨选举官员时，本打算以王坦之为尚书郎，王坦之却说：“自东晋建立，尚书郎皆只用次等人才，怎可由我去当此职！”其高傲如此。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出身于高平郗氏大族，乃太尉郗鉴之孙，会稽内史郗愔之子。郗超年轻时卓越超群，放荡不羁，有旷世之才，在士林中交游广泛。郗超善于清谈，见解义理精妙入微，曾被会稽王司马昱征辟为府掾。永和四年进入桓温幕府，担任征西府椽，后改任大司马参军。桓温英气高迈，很少推崇他人，但与郗超交谈之后，却谓其深不可测，因此尽心礼待。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出于琅邪王氏，乃丞相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王珣曾梦神人赠己大笔如椽，醒后即对人道：“此后某必当为大手笔之事。”不久孝武帝逝世，哀册之类皆由王珣起草，文采极好。
至于谢玄字幼度，出生于陈郡谢氏家族，为江左高门，号称“诗酒风流之家”。生父谢奕，官至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母亲阮容，是西晋名士阮籍、阮咸族人；族叔谢安后拜太傅，继桓温之后权倾天下。谢玄自幼聪慧，与堂兄谢朗同为叔父谢安所重。谢安曾问诸子侄道：“我家子侄并不需参与政事，则为何还要具其才能耶？”诸人未有能答者，惟谢玄道：“譬如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阶耳。”谢安闻而大悦。谢安又曾问谢玄喜欢《诗经》中何句，则回答说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因被世人谓是性情中人。闲言叙罢，却说桓温每临大事，必与王珣与谢玄谋之。因谢玄长须过腹，王珣身矮，故府中人云：“髯参军，短主薄；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北伐大军未发，朝廷却忽遣侍中颜旄宣旨，诏请桓温入朝。桓温以中原未复推托，朝廷下诏再征，桓温只得拜表而行。引军进至赭圻，朝廷却又令尚书车灌前来制止，不命率军进京。桓温遂移镇姑孰，以弟桓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
桓温与东晋朝廷扯皮经年，终无定论，于是北伐之事也自不了了之，搁置下来。转至晋隆和二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但为世人不觉。其一是宋武帝刘裕出生，其二是小仙翁葛洪仙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生于彭城，自称系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二十一世孙。刘裕幼时家境贫寒，曾以种田、捕鱼、打柴为生，并曾效其同宗玄叔祖刘备，以织席贩履为业。成年后参加东晋北府军，入于刘牢之将军部下，终于成就一番轰轰烈烈事业，收复两京，成就桓温今日未竟之志。此乃后话，于此表过，作个伏笔。此年葛洪与鲍姑仙夫妻游于江东，忽寄疏与其岳父鲍太守云：“小婿今当远行寻师而去，克期便发。”岳父得疏大惊，狼狈往别。而葛洪坐等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时年八十一岁。岳父后至，遂不及面别。视其颜色如生，四体柔软，举尸入棺，轻如鸿毛，直如空衣，世人皆以为其已尸解升仙。其岳父鲍太守遂用沉香灵柩装殓女婿，运至罗浮山，将其夫妻合葬于罗浮山飞云顶玉鹅峰。此年晋哀帝改元兴宁，雅好黄老之术，因听信方士之言尝试辟谷，又铒食长生丹药，遂中铅汞之毒卧病，不能理政。众臣只得复请崇德太后临朝称制，由会稽王司马昱摄政。
与此同年，前凉国亦生奇异之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宋混正于书房寝卧，忽见张瓘从屋顶而下，掩入柱中，其柱发光，状若起火。宋混急呼人令挖掘烧柱之下，则无所见，乃大惊怖，因而寝疾。凉主张玄靓及祖母马氏亲自前往宋府省疾，临其榻而问道：“将军万一不幸，我寡妇孤儿将何以托！欲以林宗继将军之后，未知可乎？”宋混答道：“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弃臣，臣弟宋澄政事颇逾于臣，但恐其懦缓，机事不称耳，殿下策厉而使之可也。”马太后与张玄靓从之，安抚而归。宋混遂唤弟宋澄及诸子进而嘱道：“我家深受朝廷大恩，当以死报，切勿恃势位以自骄人，使祸及我全家，辱及先人。”又勉强扶病接见朝臣，皆戒之以忠贞事君。未几而卒，出殡之时京城军民皆来送葬，行路之人望见其柩，亦为之流涕不已，其得人心如此。宋混死后，张天锡专权执政，无所不为。凉主张玄靓庶母郭氏因张天锡专政，与大臣欲谋诛之，因谋不密而致泄漏，反被张天锡将郭后一族皆杀。随后一不做，二不休，又引兵入宫弑杀张玄靓，自称凉州牧、西平公，时年仅十六岁，便有如此手段。又遣使奉表至建康，请晋室赐封，晋帝从之，诏封其为西平公，管辖凉州。
匈奴刘卫辰闻凉州张天锡变乱成功，并为晋室所封，于是遂生效尤之心，亦起兵反代，欲谋自立。代王什翼犍佯作不知，却秘密点兵三万，渡河击叛。当时河冰未封，兵不能渡，代王于是下令将苇编绳横置于河面，拦其上游碎冰，即而冰合。然冰薄不坚，于是复以散苇置于冰上，则冰草相结，有如浮桥，兵皆得渡，犹如天降，至于匈奴营垒。刘卫辰不意大兵突至，毫无防备，未触即溃，急引军西走。什翼犍下令休追，只收其部落十之六七户口以还。刘卫辰出奔降秦，秦主派兵送其还于朔方，并使护送之兵屯守其地。代王还国，复讨西部叛者，亲临战阵，目中流矢，以至重伤。部将既而擒其射手，众欲请碎割之，什翼犍却道：“当时彼亦各为其主，复有何罪！”遂令释之。因代主宽容如此，故周边士民归附者甚众。
乙丑，兴宁三年，二月，晋孝哀帝因服食丹铒中毒，疾不能治，终至驾崩。群臣迎其弟琅琊王司马奕即皇帝位，改元为太和。司马奕字延龄，乃是哀帝同母胞弟，因哀帝无子，故群臣迎而立之。此时前燕国境内多水旱之灾，太宰慕容恪、司徒慕容评上疏自责，求归政于国，请另择贤能任之。燕主览奏不允，说道：“先帝所托重臣，今惟余二公。若云水旱之灾，是天降罪于我大燕，亦因朕不修德致令天怒，则与二公何干？岂为虚己谦冲，而负先帝委托之重任，欲弃社稷之重而求清闲耶！”二人闻诏逊谢乃止。燕主时闻晋哀帝崩，于是请二位皇叔经略洛阳之地，说道：“洛阳乃关中要地，向来为赵汉所据，故晋军偏缩于江东，数十年不能得北渡汉沔。我若不取，一旦为晋军复得，派兵屯守，实为我心腹之患，睡不安枕。今彼国丧，朕欲请二叔为我谋之，不知若何？”慕容恪再拜奏道：“臣等受先帝托孤之重，敢不效犬马之劳！臣欲取中原久矣，只是不得帝命。今既陛下有旨，臣等愿取洛阳，以报先帝顾托之恩。”于是辞帝下殿，点十万大军，使吴王慕容垂为先锋，杀奔洛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