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跨过浦江去吹响号角
需要把时间的指针重新拨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国家决定“开发浦东”的1990年4月。
4月的江南，处处柳绿花红、春意盎然。这一年的4月中，一场春雨过后，大上海仿佛换上新装，格外清爽干净、喜气洋洋。19日，刚送走李鹏、康世恩、彭冲、邹家华、谷牧、韩光等中央领导后，朱镕基便立即召开市委常委和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的气氛可谓少有的兴奋和严肃，朱镕基以其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讲道：开发、开放浦东，现在可不是嘴上功夫了，中央的决定都已经宣布了，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我们怎么办？再站在浦西这边举举胳膊、呼呼口号是不行了，得跨过江去，告诉全世界，我们又要干一件大事了！
干大事就得有钱、有人！人，我们自己调。钱哪儿来？掏我们自己的口袋基本是不行的，就是要去掏外资。你想掏人家外资的钱，你就得有吸引力！啥吸引力？优惠政策呗！这两件事，都有劳黄菊同志辛苦几天啦！“五一”前，我们要以市政府的名义开一次“开发浦东新闻发布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上海按照中央精神，要干大事了，要让天下的朋友来一起帮忙干！过了“五一”，我们就过江去吆喝、把开发浦东的号角吹响！
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认准方向和目标后，便义无反顾，死而后已！正如他两年前到复旦大学跟师生们说的，到上海工作，“我是带着一颗矢志振兴上海的赤诚之心”，这回浦东开发的征程，他同样带着一颗火热的赤诚之心。
1990年4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朱镕基亲自向中外记者宣布：成立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担任组长，顾传训、倪天增副市长任副组长；下设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时他请黄菊宣布国务院同意上海市政府在浦东采取的十项优惠政策和措施。
黄菊宣布的浦东开发“十条优惠”政策，主要是：
1.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三年减半征收；
2.在浦东开发区内，进口必要的建设用机器设备、车辆、建材，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的“三资”企业进口生产用的设备、原辅材料、运输车辆、自用办公用品及外商安家用品、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凡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3.外商在区内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应以产品出口为主；对部分替代进口产品，在经主管部门批准，补交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
4.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五年免征，后五年减半征收。
5.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
6.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先批准开办财务公司，再根据开发浦东实际需要，允许若干家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同时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率，并按不同业务实行差别税率。为保证外资银行的正常运行，上海将尽快颁布有关法规。
7.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
8.对区内中资企业，包括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企业，将根据浦东新区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浦东开发与开放的企业，也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9.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使用权限50年至70年，外商可成片承包进行开发。
10.为加快浦东新区建设，提供开发、投资的必要基础设施，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
简称“浦东十条”的优惠政策，在当晚的电视和次日的报纸上发表后，迅速传遍了全上海、全中国和全世界。
“浦东真的要开发了！”
“那里会比深圳特区更特……”
“真的吗？比深圳特区还特？”
“当然。中央给的政策！”
“太好了！明天我就过江去！不，今晚就过去……”
据说，这年的“五一”那天，外滩十六铺的轮渡比平时又超了一倍以上的人。
据说，“五一”那天香港飞往上海虹桥的机票非常难买，有人向“老上海”梁振英打听为什么。梁笑笑，只说了一句：浦东要动了！
5 “141”号，5月3日这一天
上海人都知道，1990年5月3日，是新浦东的开埠之日，或者说是诞生日。因为这一天，由朱镕基、黄菊等领导亲自跨过黄浦江，在一栋两层小楼前竖起了两块牌子：
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
浦东人都知道，“浦东大道141号”，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简称“浦东开发办”）的所在地。这“141号”，现在是“浦东开发陈列馆”。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浦东大建设岁月里，它一直是浦东开发的“前线总指挥部”。那两层小楼很简陋，里面的陈设更简朴，然而就是这个地方，它像一支照亮大上海走向伟大历史新征程的炽烈火炬，它曾经温暖和激动过多少期待大上海重新崛起、“东方巴黎”再度辉煌、让全世界把希望的目光转向黄浦江的上海人民！
是的，“浦东大道141号”，虽然它平凡简朴得既无法与华丽壮美的外滩那些“洋建筑”相比，也无法与今天陆家嘴金融区的摩天大厦相比，但谁都无法否认“141号”有足够的分量，与上海滩上的任何一座建筑比较它们之间的厚重与差异——“141号”属于哲学家和属于大师级的，其余的充其量只能算作“识字人”和“工匠”而已。
“141”，太简朴、太平常，既非“幸运数”，又没蕴含发财的特殊符号。但上海人告诉我，它却深深地隐喻了上海人执行中央改革开放、求实奋进的创业精神、进取精神、实干精神。“一是一，二是二”，我们上海人做事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如此。
“一是一，二是二。”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仅用28年时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共和国，靠的不就是这“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实事求是要义吗？
“一是一，二是二。”4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走小康道路，不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
一是一，二是二，用“阿拉上海人”通俗的话说，就是办事、做事有板有眼，不走歪路。
“浦东开发、开放，走的就是一条按照邓小平当年定下的‘规矩’、思路、方向，建设成有世界影响的金融中心、经贸中心和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的龙头……”上海同志这样向我介绍。
弹指一挥间，或许仅仅是“昨天的事”，“141号”小楼没有变什么样，依然是那样的体态、依然是二层小楼房，依然还在那条“浦东大道”上，但它的身边早已是另一个如梦如幻的繁华世界了。
然而我看到许多人走到“141号”小楼前，都会深情地望着它、仰视它，甚至轻轻地上前贴近它……
我感觉，“141号”在“浦东人”——那些创造这片“东方奇迹”“中国奇迹”的创业者心里，它已经是一块凝结自己理想的圣地，是一支与自己的生命一起燃烧的火炬……
不知为什么，那天我站在“浦东大道141号”的两层小楼前，凝视着那幅邓小平的巨像和旁边他的那句“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话，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浦江另一岸的兴业路76号（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树德里）的中共一大会址。这座后来改变了中国后一百年历史甚至影响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的石库门楼，那里也是两层……上海人自己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横跨浦江两岸的两栋完全不同时代的同为“两层”、同为“1……号”的小房子，是否冥冥之中有某种契合与必然的联系呢？这是否也蕴意着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品质与救国兴国之道呢？
有一点是已经肯定了的：浦西原望志路106号那两层小楼，如今已成红色圣地而每天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共产主义信徒们朝圣与瞻仰。而我同样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引向美好的未来、伟大国家越来越强盛，“浦东大道141号”这栋两层小楼，毫无疑问也将成为中国走向强盛与世界舞台中心的象征，并永久地嵌衔在那金色的新上海滩上……
“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创造人间奇迹的始发地。”作为第一位“浦东开发办负责人”的沙麟也这样肯定道。
“时间就像闪电一样，一百年也许对黄浦江来说，就是一个眨眼的工夫，但我们人类或许觉得它已经非常久远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也才近百年，但几十年来我们对‘一大’的有些事情还一直没弄清楚。浦东开发至今28年，对我们这些当事者和亲历者来说，也似乎才一眨眼的时间。再过一百年呢？”这位当年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的“浦东先生”（在浦东开创的岁月里，许多老外一下叫不出中国官员的名字，就把沙麟他们称之为“浦东先生”），六十年前就是“老北大”的才子，如今已82高龄的他这样感叹地问我，其实我知道他更是在追问自己、追问无情流逝的岁月。
“看今天的浦东，向国家缴了多少税收、又盖了多少大楼固然很要紧，但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记录下当年开发浦东最艰难岁月里的点点滴滴，也许更重要。”沙麟动情地说道，“那个时候的我们，什么都不想，一心就想着按照邓小平‘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话，早一天把浦东建成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压力下，都从未动摇和改变过这个初心，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浦东……”
这位出任过上海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的“浦东开发元老”，那天听说我要采访他，背来一大包资料，从自己家里来到上海作家协会驻地。当一本《沙麟：亲历上海对外开放》的巨型画册放在面前时，我被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画册封面上的沙麟和里面数百张照片上的他，让我对这位“浦东开发元老”充满深深的敬意。
“沙麟同志用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简洁地勾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掩卷遐思，可以进一步体会到，党中央决定实施浦东开发开放战略，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改革开放的关键之举。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今日上海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这本巨型画册卷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原书记韩正题写的一段“序”。
像众多“开发浦东”的功勋人物一样，沙老也是我以前未曾认识和听说过的人物。而关于他，我在这本画册的开头就读到了一位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描述“挚友沙麟”的话：
沙麟同志是我的同龄人，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我们都是五十年代中期到北京读大学，并留校工作。后因照顾夫妻分居而先后调回上海，继续在高校任教（他在复旦，我在上海工大），可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双方并不相识。当时他先调任市科委副主任，后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而我则在1990年到高教局任局长，自此始有在各种会上、会下的接触。但是要说真正的相近、相知，还是在1991年4月2日至27日期间，随朱镕基市长出访欧洲六国的三周朝夕相处的日子。那次上海团出访的主要宗旨是要向西欧各国宣示，尽管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国仍将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特别是上海的浦东开放，更是这次出访中交谈、交流的核心重点，毫不夸张地说是“每会必谈，人人都谈”。说到浦东开发这个题目，镕基同志往往都是提纲挈领、幽默风趣地开个头，然后就是沙麟同志激情澎湃地做关于浦东开发规划和政策的演讲，镕基同志则十分注意地倾听，并不时观察听众的反应。记得第一次在法国雇主协会（相当于“全法商会”）演讲时沙麟同志讲到“外高桥保税区”时，台下窃窃私语，听众对“保税”这个词不甚理解。朱市长（最后一站到德国访问时，国内才对外发布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拿过话筒用英语大声地说就是“自由贸易区”，台下一片掌声。会后回到宾馆吃饭时，他又关照大家：“外高桥保税区”的中文名称不要变，这是中央批了的，但对外口头宣传或推介时可用“自贸区”，这样方便人家理解。回想起来这三周的时间，当然是镕基同志最忙，其次就是沙麟了，因为浦东这个“热点”，不管是大会推介，还是酒会交谈，他的四周总是围满了外商和媒体朋友，我这个高教局长则相对清闲，于是做起了代表团非专业的摄像与摄影工作。访问期间有时国家领导人小范围接见镕基同志及大使，我们团员会有二、三小时的空隙，我俩就抓紧时间漫步街头，浏览异域风光，边走边聊，还曾留下在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的合影。这样两人就从相识、相知，到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徐匡迪的这段叙述，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当年浦东开发过程中的那种催人奋进和激动人心的画面。
“那年，4月30日中午，我正在新锦江饭店接待一批外宾，大堂经理突然匆匆跑来，对我说市委办来电，让我下午一点半到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办公室。我一看表，都已经是一点多了！什么事那么急嘛？”沙老说，“当年我还算年富力强，抽身就往市委那边跑。紧赶慢赶，到黄菊同志办公室已经快两点钟了。刚进屋，黄菊同志就说，朱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决定派你去搞浦东开发！当时我一听感到太突然了，事先一点没有想到。转眼又一想：自己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到美国整整学习了三年的专家。回国之后的1986年，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任命我为上海市科委副主任不久，又派我到美国学习了近两年。这两次学习，对我人生影响极大，尤其是后一次，是作为国家派出去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们几乎可以到任何想去的美国那些大企业、大公司学习、实习和观摩。那次出国深造全国才派出去30个人。1989年国庆节前回国时，李鹏总理亲自接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可见国家对我们出去学习的人寄予多大的希望。想到这，我对到浦东工作就没有任何犹豫了，反倒有股跃跃一试想上战场的感觉。那天黄菊同志马上要参加浦东开发的新闻发布会，他说你本来就该一起参加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让我跟他一起走。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问他：我对浦东啥都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相关材料？黄菊二话没说，拿起桌上的一叠材料，说：你先拿去看吧！然后又说，你明天找倪天增，商量‘五一’后的挂牌仪式。”
“这一切都是组织定的事，前后不到20分钟时间，我后半辈子的命运就这样被推到了‘浦东开发战场’……”沙老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事情这么突然，好事来得这么快，真的让人兴奋不已，彻夜难眠。”
4月30日那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的其实还有一个人。此人纯属“偶然”而被推到了“浦东开发”战场的。他叫杨昌基，时年58岁，当时的官职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杨昌基一度被外界称为是朱镕基的“老搭档”，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经贸办副主任和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任、联通集团一把手。
“1990年4月30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镕基同志家中畅谈了近4个小时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事宜，后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上海市老领导胡立教同志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至上海市从事浦东开发工作。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这是杨昌基回忆自己到浦东的过程。
1990年4月30日这一天，正好是上海市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发布浦东开发的消息。新闻发布会是下午开的，上午日理万机的朱镕基要处理党政事务，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在晚上时间在家中与杨昌基进行了“近4个小时”的畅谈。谈的内容是浦东开发开放。从时间和内容看，也正是这一次长谈，朱镕基已同杨昌基谈定：你得回上海来，帮我一起干浦东开发！杨昌基肯定也是答应了的，要不然即使胡立教“鼎力推荐”也不会很有用。“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已经58岁了，干到60岁，总共只有700多天了。”杨昌基后来这么说当时的“活思想”。
这也对应了为什么黄菊找沙麟谈时明确他是“浦东开发办负责人”的，但就是没有下达正式任命。原来这个时候与杨昌基出现是有关系的。
其实杨昌基也是上海人，只是他当时在河南位居要职，而且一点儿不比“浦东开发办主任”这个官职差到哪儿去。再者，他确实已经距“正常退休”只有700来天，折腾啥？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浦东开发”让许多人一夜之间改变了。在杨昌基从朱镕基家出来后长夜不眠的同时，另一位“阿拉上海人”的沙麟更睡不着了。那时他不知有“杨昌基”这个人、这个事，只知道白天黄菊已经代表组织交待他“马上”到浦东报到，把“开发办”张罗起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还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众宣布了他这个“开发办负责人”头衔。
“那天我真的太激动了！一夜不能眠。”82岁的沙麟老先生对我说，当年北大毕业后，他是留校生，任半导体系党支书记。1964年参加“四清”。1974年回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从事大型集成电路。“就是后来发展的芯片研制。”沙麟说：“我之所以听说让我到浦东开发特别激动，是因为那时上海在计划经济影响下，越来越压抑，像广东、江浙等地都上得非常快，我们大上海落后了，不仅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而是真正的后院了。所以一听说让我参与浦东开发，并且是第一批开拓者的领队，我激动得半夜起来写‘誓言’……”
5月1日凌晨3点左右，我实在睡不着，便在笔记本上写下8个字：
“奉献、开拓、廉洁、求实”。
随后又写了一段随感：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人生能有几回搏，这辈子交给它也值得。
——艰苦、创业、奋斗，浦东要大家奋斗，大家奉献，甘为铺路石、拓荒牛。
——浦东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一定要办好！浦东开发，上海的特殊性，一种新的模式。大的框架、大的政策定了，要在创新中开拓、创造。
——要新事新办，要快速向前，有头有尾，要有纪律，手段要现代化，要静心组织。
——要求实，工程大，时间跨度大，要协同作战，求得支持，形成合力。
第二天——也就是“五一”这一天，沙麟到副市长倪天增那儿报到，倪副市长对他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5月3日的挂牌仪式张罗好，开发办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马上到位并正式开始工作。具体工作与市政府副秘书长夏克强衔接。
沙麟转头找夏克强。副秘书长夏克强是市政府有名的能人，他一出面啥事总能办成。“老沙呀，房子已经给你找好，这几天已经有人在进行简单装修。那个141号办公处是个新地址，一般人不易找到，你明天带几个人在浦西延安路隧道进口和浦东隧道出口处的马路边醒目处，挂上几块路标，免得有人找你们开发办瞎转溜找不到地方……”
“好嘞。这是我份内的活嘛！”沙麟心想，人家不愧是市政府秘书长，啥事都想得周到。现在我是“开发办负责人”，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知道咱“浦东开发办”，我是主要责任人。
2日，沙麟带着几个小伙子，扛着几块赶制出来的绿底白字、“中英文”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标志牌，来到浦江延安路隧道出口处、相距“浦东大道141号”500至700米的街头水泥杆上，牢牢地竖起这些牌子。“那几块牌子又大又醒目，我们还在竖起安钉时，就围了不少人，他们都极其热情地议论着‘浦东开发’，好像明天就要办喜事似的。后来这些标志牌一直竖在那里好多年！它曾经激励了许多热血青年和外商投身、投资浦东开发的热情。”沙麟说。
“而当我第一眼看到‘141号’那栋小楼时，心情异常感慨和激动。因为虽然当时我想象不出未来十年浦东会因为这里而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但内心我强烈预感这栋小楼会与我以后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在一起……”沙麟说。当时他有所不知，就在他来到小楼前的那几天，另一批人为了这栋小楼也在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当然，第一个人一定是夏克强。
4月18日李鹏总理宣布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之后，4月21日上海市召开九届人大三次全体会议，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体人民和干部正式吹响开发浦东的战斗号角，要求全市行动起来，为浦东大开发提供一切支持。随后他指示倪天增“要在‘五一’后立即挂牌”。并称“月底前要把办公地和开发办的班子成员选定”。
选址的具体任务落在夏克强身上。4月25日，他带着市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几个人来到浦东，事先已经在那等待他的胡炜区长，陪着夏克强开始选址。
“那时浦东没啥像样的房子。我们事先备选了几处，但不是因为交通不便，就是不符合独立办公条件，所以克强同志都觉得不理想。”当年领着选址的胡炜说，“后来车至老浦东大道，我指指区文化馆的小楼，对克强说：你看看这小楼行不行？他瞥了一眼，马上让司机‘停’。随后我们就都下车去小楼看。没想到克强在楼上楼下、左右前后粗略看了一遍，便说：这个地方我看行！不过，成不成，三天之内等我话，我得跟市长汇报，由他来定！后来据说镕基同志就定下了这个地方，并且在3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了‘浦东开发办’在浦东大道141号的办公地址。”
“那个时候，再重大的事情，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点头就敲定了！接下去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做实，真有点打仗的味道。”参与“浦东开发”初创岁月的“老浦东”们都有同样的感受。
“4月27日上午，夏克强副秘书长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里的胡炜区长等来到我们馆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正式宣布了经市委、市政府领导研究，决定将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设在我们浦东文化馆这栋小楼内，并要求我们三天内将楼腾出。”原区文化馆负责人这样介绍，“当时由于小楼内不少房间堆满了各种道具，有的还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而且中间还有‘五一’假期。要在3天内完全腾空，对我们这个小单位来说，真得打一场硬仗。于是当天下午，全馆工作人员被召集起来开动员会，区领导一说到这里为了浦东开发，大家顿时兴奋和激动起来，说能为浦东开发、开放出力，这是我们的光荣和职责。之后的两天时间，全馆上下，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提前腾出小楼，并打扫干净。隔日，区领导来慰问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愉快。”
接下去的三天，是市政府和区政府共同担起的简单装修时间。区里工程队将小楼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粉刷一新。5月2日，最后一抹晚霞落江时，胡炜笑眯眯地对在场的人说：大家不要小看你们这几天的辛苦，说不准新上海的史书上会记上你们的事呢！他的话说对了，后来诸多版本的《浦东开发史》上都有这“141号”小楼的“成名史记”。
有一个小细节需要补充一下：
5月2日半夜，小楼门口有几个身影在晃动，并且不时挥动着榔头朝门框上砸去，于是便发出“当当当”的回声。“谁？干什么的？”守护在小楼里的临时保安人员警惕地过来查问。“我们是市政府的。快过来帮帮忙吧！”举榔头的人气喘嘘嘘地说。“你们到底在干啥嘛？”电筒光下，临时保安人员见举榔头者满头大汗地举着两块大牌子，不知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嘛——这是天亮后最要紧的两样东西！”“哟，是开发办和设计院的大牌子呀！”“是嘛，连夜赶出来的。怕误事，我们就赶着从江那边拉了过来……快过来搭把手！”“好嘞！”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两块大牌子挂钉在大门口，然后又认认真真地用红绸披盖上。当几个人满意地干完活的那一刻，东方的第一缕霞光已经落在了“141号”小楼顶上……到了第二天天亮，大伙才知道原来半夜竖牌子的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陈兴来等人。
“嘀——嘀！嘀！”也许才不过一个来小时，“141号”小楼门口又响起一阵喇叭声。
工作人员赶忙出来问咋回事。这时，只见一辆装满家具的卡车驾驶室里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招呼车上的其他人，说是给办公室送桌椅的。
“我们是高潮家具厂的。三天前我们老板陶新康来过这儿，他听说浦东开发办都是临时找的地方，办公条件啥都没有。所以就察看了小楼里的所有房间，回去以后让我们赶制了这些办公桌椅。陶老板说，浦东开发也是我们百姓的事，送点家具过来，算我们一份心意！”
“这……”
“这什么呀？阿拉都是上海人！上海人的事情大家帮忙好啦！”高潮家具厂的人不由分说地将一大卡车的办公家具全部搬进了小楼，并且按不同房间和会议室需要，进行了认真的摆放。
“哈，了不得！小旧楼转眼间旧貌换新妆啊！”上午八点刚过，开发办的沙麟、李佳能等陆续走进“141号”小楼，他们里外一看，个个惊喜不已。尤其听说房间里的所有崭新的家具都是老百姓自觉自愿送来的时，更倍感鼓舞。
“来，大家坐下，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吧！”临时会议室里，沙麟招招手，让第一天报到的“开发办”工作人员坐下。
“一、二、三……十三人！”李佳能清点人数后，风趣地对沙麟说：阿拉的队伍不多不少，刚好一个班。
“别小看13人，当年望志路上的一大代表也是十三人，后来把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咱们哪，啥都不求，就是为了浦东和上海的明天，只求当一条拓荒牛，做一颗铺路石子！”沙麟的“主题”发言，就说了这一句话。他的这句代表了第一代浦东开拓者的心里话，一个小时后被媒体记者传遍了全中国，甚至传到了大洋对岸的纽约、西半球的法兰西和英伦三岛……
下午3时许，浦东大道141号小楼前门从未有过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原本很宽敞的马路上，已经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市民及浦东本地农民围得水泄不通，无论老人还是小孩，无论是男是女，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好奇而又兴奋的神情。他们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现在我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在没有鞭炮、没有礼花，只有鼓声和笑声之中，黄菊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宣布。
“下面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揭牌——”主持人夏克强说。
一向铁面的朱镕基此刻笑容可掬地为大门口两块牌子揭开“神秘的面纱”。顿时，全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浦东要开发了！”
“我们要过好日子啦！”
“中国改革开放又要举一块‘王牌’了啊！”
百姓在议论、外媒记者在议论，全世界也在议论……而此刻的“141号”小楼似乎成了这一“议论”的中心。
仪式简朴而又精短。正准备离开现场的朱镕基，看到百姓们站在“141号”门牌前纷纷照纪念相时，突然转身对身边的人说道：我要见一下这个文化馆馆长。“文化馆馆长在哪？朱市长要见他！”人群里，顿时有人喊道。文化馆馆长激动地站到朱镕基面前。
“好好，感谢你们文化馆！浦东开发，你们立了第一功！”朱镕基再次满脸堆笑地握着馆长的手，又习惯性的伸出大拇指。随后，他对在场的干部群众们动情道：文化馆发扬奉献精神，一天让出文化馆办公楼、三天装修一新；浦东开发办公室三天内完成抽调人员，今天就到岗工作，这就是“浦东速度”“浦东风格”“浦东精神”，今后的浦东开发开放，就要靠这种精神、这种风格、这种速度！
“哗——”这一次的掌声，可谓响彻云霄，震荡浦江两岸……
6 靠着“心脏”听跳动
一个城市一定是有心脏的。上海的心脏在何处？我想它应该是在外滩，是那座海关大楼上每隔一小时敲响的钟声……
位于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3号的这座旧海关大楼及其大钟，都是由英公和洋行设计的。始建于1893年，其钟楼虽由英国人设计，但建造这座3层砖木结构的英国哥特式楼房却是由我浦东川沙匠人杨斯盛主持。1925年拆除旧屋重建，于1927年底落成，即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楼，它与雍容典雅的汇丰银行齐肩并列，相得益彰，被称为汇丰银行的“姐妹楼”。钟楼面临外滩的一端高八层，上冠三层高的四面钟楼。钟楼为哥特式建筑，十层楼之高，现在的大钟，是仿美国国会大厦的大钟而制铸的，在美国造好后运抵上海组装。据说当时花了白银两千多两，为亚洲第一大钟，也是世界著名大钟之一。
当！当——！大钟响起，大上海全城可闻，黄浦江两岸仿佛肃然起敬。
这就是城市“心脏”的跳动声，它一发而牵全身，象征着城市的生命的庄严与不可侵犯的神圣。
城市的心脏跳动具有时代性和人民性，以及城市本身的特性。上海的心脏跳动包含了三种文化：中国江南的土地文化、海派文化和锐意进取的上海精神文化。
在新浦东林立的楼宇间，在车水马龙的街道间，在绿荫鲜花间，我以为这片生机勃勃、世界唯有的崭新城市中，那颗跳跃着时代气息和象征着“浦东精神”的心脏，应当是“141号”——这座曾经的也是永远的“浦东开发办”前线指挥部小楼。过去和现在，虽然它一直很简朴，简朴得无法与周边任何的摩天大厦相媲美；过去和现在，虽然它一直很矮小，矮小得所有今天的浦东新房子都会比它华美、高大与时尚，但它就该是它们的心脏……没有它，再高大的楼宇都会瞬间倒塌；没有它，再热闹的街景也会消失；没有它，再坚固的马路和钢筋码头也会被水淹没；没有它，浦东或许会销声匿迹，再度沉沦千百年。
“141号”小楼，不属于谁，它属于这个时代，它更属于那些为之倾注热血与情感、汗水与泪水、智慧与技术的广大浦东开发开放的创业者和开拓者，当然也属于那些为浦东添砖加瓦甚至动迁了家园的普通农民与百姓，它是大上海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缩影与象征。
有一个叫陆晨虹的老师，当年浦东开发时她还是东昌中学的学生，因为学校有个“学生社会服务”生活内容，老师和同学们一商量，决定试着到浦东的“心脏”——141号的浦东开发办去“社会服务”。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同学们就去了，去之后他们被小楼里的“浦东开发者”们的干劲和激情所感动、感染。
“开发办的工作人员并不多，而且几乎每一位都身居要职，但他们决没有想象中的政府公务员的架子，他们时常同我们谈起学校和家庭的情况，提供给我们不少浦东开发的前景规划资料，赠送给我们一些展览会的门票，告诉我们浦东开发的新进展……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多个小时以上，但他们的办公室却小得不能更小。几个大主任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处长们的空间只有他办公的那张桌子，有的办事员甚至仅有一张椅子，连热水瓶都不得不放到走廊里。这就是‘浦东开发办’。它虽小，但它是整个浦东战场的心脏，我们靠着这个‘心脏’，始终感受到它有力的跳动声，那跳动声如春风沐浴着我们的青春，教育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对浦东的未来倍加神往……”同学们这样写道，并且用自己稚嫩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
“这里尽管已是上海市民关注的地方，但它的外貌却平凡而朴素，门口没有保安，没有高级轿车，院内大树掩映下仅有一幢小楼房——那就是全市人民都知道的‘141号’小楼。进小楼的大门偏西朝南，进口处的右边墙上纵向是一列20厘米见方的镏金宋体字——‘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每次来此进行社会服务活动时，我们就把这行金字擦得锃亮锃亮的，生怕有一尘染着。然后，大家就去打扫简朴的接待大厅，把那里的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在我们看来，浦东的第一形象，或许就在我们手中。”
“接待大厅里，一幅用卫星遥感技术拍摄的巨幅上海地图曾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劳动之余，我们在遥感图上一寸一寸抚摸着浦东大地，寻找着新村、学校、开发办，和每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当它们清晰地跃于眼前的时候，我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小楼边，竖起一块巨大的公益广告牌，它遮挡住旁边的建筑工地。那广告牌天蓝的底色上是一行白云般的大字：‘欢迎你到浦东来！’我们经常看到外国投资者们在这块广告牌前停下高级轿车，挟着文件，壮志满酬地走进开发办小楼；许多人从小楼里走出后，脸上露着笑容，到‘到浦东来’几个字前面照相留影。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外商激动地说着：这是‘心脏’，浦东的‘心脏’，中国改革开放的心脏，我要与它一起跳动！他的话让我们无比兴奋！是啊，我们是上海人，我们是浦东人，我们靠这心脏最近，我们要与它一起跳动，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是孩子们的声音、孩子们的目光和孩子们的感受。其实，这份感受对当年参与浦东开发者来说，都是同样的，或者他们更亲切和强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组成“心脏”和“心跳”的一分子。
浦东开发开放，用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目光来看，或许如邓小平所言，它晚了些。这是相对深圳等整个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的形势，但对上海、对大上海来说，其实它来得正是时候，也够迅猛和势不可挡！
历史从来都是如此，当我们嫌它迟缓和停滞时，其实一股更大、更迅猛、更汹涌的巨浪正在孕育和形成，它一旦发势，将一泻千里、所向披靡。浦东开发便是如此。时至1990年前后的中国，有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朱镕基，有1200多万压抑和等待了许久的全体上海人民，这几股力量，构成了气势磅礴、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时代潮流，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浦江新潮……
这股时代潮流，激荡着所有对浦东开发、开放抱有希望的人们的心，于是也凝结和熔铸了那些参与和亲历这场伟大变革的人的火一般的情愫与回忆。
“无法忘却。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一位“老浦东”如此动情地说道。
黄菊，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他与浦东开发开放相交时间最长。人们对于他的记忆，是一位“总是笑眯眯的”领导，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黄菊，他的角色是江泽民、朱镕基的助手与配角，人们说他配得好、助得有力。除上海人之外，黄菊在国人的眼里，似乎他一直是位“政工”领导，市委副书记、书记这样的领导，殊不知他是位清华大学理工专业毕业生。他一生多数时间从事的都是与生产和技术相关的工作。从历史档案和媒体报道中，我看到的开发浦东的早期岁月里，黄菊一直是站在江泽民和朱镕基身后与身边的那个人。这个个头不高却永远“笑眯眯的人”，总是恰到好处地给站在他前面的人提供任何需要，甚至是捡起无意间掉下的一片纸。
1991年4月，黄菊担任上海市市长；1994年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个时间，正是浦东开发开放最关键的岁月。之前他是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开放负有第一责任的“领导小组组长”。后来就是负“全责”的大上海一把手了。所有开发开放中的问题，最终决断都将推到他那里。但我没有听说过这位“笑眯眯的”个头不高的人发过脾气。即使每晚十一二点钟还没有离开办公室时，其妻子打电话来发火，他仍然笑眯眯地跟秘书们说：你看，我要是不回去，她是不睡的！1992年，黄菊等上海主要领导决定在全国率先提出土地批租方案。这个方案一出来，社会上再次掀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上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的浦东，正处大开发、大开放的初始阶段，上海“口袋”里空荡荡的正等着土地批租换米下锅呢！到底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或者缓一下？大上海等待他们的主心骨拿主意。这时的黄菊又笑眯眯地站了起来，他白天再一次深入到利用土地级差效益改造旧区的现场进行视察，随后站在电视镜头前，用了整整半个小时时间，向外界详细而平和地解释了土地批租的诸多好处。他说：“拿人家的钱可以拆棚户建新楼，建了新楼可以繁荣商业，可以改善市民住宅条件，可以实实在在地改造城市面貌。我们上海和浦东发展，需要这样的改革措施。”
是啊，发展需要，就是正确的方向；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发展中的改革举措，就是前进的方向、行动的指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心跳与心跳频率……
2015年11月29日，一架普通的民航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黄菊的骨灰随机回到他日日夜夜牵挂和思念的上海浦东。这已经离他去世时间八年了。很多人并不知道，黄菊就在去世之后仍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解剖所用。这还是在浦东大开发之日的1998年时他就许下的愿望。我在采访一位上海市老领导时听到一段“黄菊的故事”：“浦东开发之初，可能是每天太忙太辛苦，几乎每年我都要生一场病，且要住院，而黄菊同志就每次都要到医院去看望我。后来他去看望我时，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对你只有一个愿望，明年不到医院来看你！可是我的身体并不争气，第二年又病倒住院了。黄菊又来了，还同夫人一起来看望。末后，他夫人悄悄塞给我一袋滋补品，并说：这是黄菊用自己的钱买的，你放心用。”
这就是黄菊。浦东开发时的上海领导者之一的黄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的骨灰是本可以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的，但他家属最后选择了让他回到上海。因为上海是他工作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地方，也是他心脏跳动得最有激情的地方。黄菊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人生最珍贵的是，当你已经不在人世时，仍然有人感觉你的存在，你的心依然在跳动。
我感觉，今天的上海和浦东，处处都可以感觉和感受到黄菊的存在以及他那颗赤子之心的跳动声……
同样有一个人的心也还在跳动。他叫倪天增。
大概上海之外的人很少知道这个人和他的名字。但在上海，他是无人不晓的人物。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评价此人：浦江两岸那些崛起的新楼和新外滩、新机场、新马路……几乎都与倪天增有关。是的，他生前是副市长，是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是浦东开发的常务副组长，是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当书记、市长时的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这样的副市长，决定了他必须在城市的每一项重大的建设中亲临现场，亲临指挥，承担主责。有人说老天命里注定他要担一百零一、一百一十的责任，所以他叫“天增”。
与黄菊的个头相反，倪天增是那种鹤立鸡群的高大形象，然而他又始终那般清瘦、儒雅，头上总飘着几许银丝，百姓说他不太像是副市长，更像“某校的老师”。1984年，年仅45岁的倪天增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由此一直被称为“上海最年轻的市长”。也许就因为他年轻，所以分工时把市里最重的“市政建设”这一块交给了他主管。从担任副市长那天起，“浦东开发”这事，就一直与这位年轻副市长连在一起，直到1992年6月他与上海1200万父老乡亲永别那天……
天增因心肌梗死而突然离世，给上海人以巨大的悲伤与悲痛，那时他才54岁，而他当副市长的时间却已有9年。上海人都知道，在以往的岁月里，“天增”是市各种会议上被领导“点”到名最多的一位。因何？这就是大上海的事太多太杂太要命太头疼了。天下雨了，百姓的房屋和街道淹没了，市主要领导会说“天增，你赶紧去一下现场”；天旱了，哪条弄堂里起了火、冒了烟，哪个旧厂房烧了，领导皱着眉头，说“天增你快去看看咋回事”；甚至菜市场又涨价了，哪条胡同里的水龙头又断水了，哪所学校门口的交警牌倒了，天增都得去……百姓叫他“倪市长”，市政府里的人暗暗称他是“救火队长”。倪天增自己笑呵呵地说：“叫我啥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市民们少受一点罪才是我的责任。”
无法想象一位主管大上海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他自己一家四口人竟然一直挤在老城厢的一间平房里，下班还要在家用煤球炉子烧饭。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这是上海人对倪天增最真切的记忆！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煤气。倪天增当副市长的前两年仍然一直在这间小平房里生活。他家的生活与左邻右舍毫无差异，倒马桶，买煤饼，生煤炉，样样都得自己动手。而唯一不同的是，他家多了一台为工作需要而装的电话机，可因屋子太小，只得把电话机搁在五斗橱上……当年，有位记者到倪天增家采访，不曾想到副市长会住在连采访车都开不进的弄堂里；有一次市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他汇报工作，遇上倪天增满脸黑乎乎的在给煤炉加煤饼，这位干部站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外人哪知道，家里每月买煤饼，都是他倪天增用扁担挑回家的。单位有人提出要为他家安煤气，倪天增坚决不让，说那么多百姓还在烧煤球，我怎么可以先享受煤气灶嘛！儿子要结婚，婚房也落实了，但他就是不让儿子办理进户手续。亲戚觉得怪，便问他。倪天增说：“我是分管住房的副市长，全市还有多少结了婚的青年男女在等婚房，如果我先让儿子住进去，心不安啊！”
用上海人的话，倪天增这样的人是有点“戆”。“然而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反而很高兴，做这样的‘戆’人不吃亏，心安。”他总不紧不慢地说着这句话，直到突然离别他那挚爱的大上海时，仍然在坚持着他的“心安”之道。
心之安，德之高，魂之固。如今的浦东人仍然能清晰地描绘出在第一条通向浦东的隧道口、在第一条通向浦东的南浦大桥的路面上、在“一号工程”的杨高路上的“倪市长”高瘦而又敏捷的身影，以及他那颗时刻在为大上海和大上海人民跳动的心脏，依然“怦怦”有声，如黄浦江翻卷起的浪涛……
1993年清明节，黄菊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的追悼文章，如此深情道：
我和天增共事日久，对他一心为工作、一心为人民的品质感受很深。在他分管范围每一件大事，总是亲自筹划，各级组织；每当发生重要情况，他总是亲赴现场，多方协调；哪里有需要，哪里便有天增同志；哪里有困难，哪里便出现他的身影。长期繁重的工作，将他那一头乌发渐渐催白，竟至满头飞雪！记得1987年底的一天，我们向姚依林等中央领导汇报上海工作。当反映到上海面临的困难时，天增同志向中央领导谈了上海市民住房的紧张、防洪防汛能力的不足，及其他威胁城市安全的隐患，他心情沉重，禁不住潸然泪下，哽咽语塞……他的汇报深深地打动了中央来的同志，也使在座者感慨动容。此情此景，宛如昨日。
人们之所以特别怀念他，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正需要天增这样的同志……
杨昌基，首任浦东开发办主任，也可能是唯一一位“意外”地被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硬扯”到浦东的干部，他在浦东工作的时间也比较短，总共14个月。据他自己讲，1990年4月30日正好是上海市政府第一次举行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新闻发布会那天，他出差到上海，朱镕基把他“抓”住了，俩人一谈就是近4个小时，十几天后，这位河南省政府“大总管”调任浦东开发办主任。
“那天上午，我们提前几分钟到达浦东大道141号的浦开办二楼杨昌基主任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还要简易，开发办的几位领导都合在这一个房间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有点像工程指挥部。虽然有些挤，但显得很有生机。由于当天的天气晴朗，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里面，使人感到精神爽朗而充满活力。不一会儿，昌基主任从外面开会赶回来，他一面向我们打招呼，一面脱下大衣随手挂在身后的简易衣架上。由于条件有限，昌基主任就请我们在他的办公桌旁交谈起来……整个交谈的时间虽然很紧凑，但完全达到了目的，收益很大。谈话结束后，昌基主任坚持要陪我们下楼，并一直送我们到院子大门口。在临分别时，他还对我们讲：‘法制工作对浦东开发开放很重要，请多帮助、多联系。’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在返回单位的途中，昌基主任的博学、务实和亲和形象时时浮现在脑海中，尤其是141号办公楼里充满活力和创业气氛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我也被调到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进行工作，有幸乘上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航船……”这是一位被杨昌基工作作风和火热之心感染后主动要求参与浦东大开发的法治和城市战略方面的青年专家所讲述的一段经历。像这样当年被“浦东开发”和浦东开发的“心脏”“141号”感染、吸引到浦东参与建设的人，可谓成千上万，他们正是因为“浦东开发”的那颗心脏的跳动，使得他们也跟着燃起了激情，展开了理想的翅膀，飞越黄浦江，来到那片曾经荒芜但却充满激情与生机的土地上，挥洒汗水，奉献智慧……
刘小龙，现任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此前，刘小龙是浦东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公司总经理、张江高科董事长、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负责人。这位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上了大学的上海交大毕业生，年轻时就想当“教书匠”……可后来偏偏把他分配到市委组织部。曾庆红当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时，刘小龙仍然想着“教师梦”，于是提出去大学当老师。“真去？”“真去！”曾庆红批准了他。六年后，浦东开发的热潮激荡着他，于是跑到组织部，找到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启正，说想到浦东去“闯一闯”。“真想去？”“真想。不去感觉有点后悔。”两任组织部长都批准了他。到浦东开发办后，问他愿意到哪儿？刘小龙说：要去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吧！外高桥最远，也艰苦，现在还都是稻田呢！开发办的领导对他说。那就去外高桥。刘小龙就这样去了外高桥，一去就是十几年，从小办事员，一直做到外高桥“自贸区”的老总。
“现在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好像一下就会窒息似的。”那天，刘小龙这样跟我说。
我理解他，因为他的心已经与这块土地一起跳动了十几年了，他和他们还有它们，早就心连着心……
王健刚，原《浦东开发》总编、著名出版人。这位对浦东开发开放颇有战略研究和思考的学者，是被领导无意间“抓”到浦东的。
“1990年9月的一天，我与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启正同志在高安路、康平路口巧遇。他是骑着自行车参加了尚在幼儿园的女儿的家长会后返回单位的。见我走在路上便立即下车交谈起来。他先开了一句玩笑话：‘幼儿园的老师一再问我是孩子的爷爷还是爸爸。爷爷吗？小了一点。爸爸吗？又像大了一点。’接着他就开门见山道：‘浦东开发急需加强战略研究，急需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你是合适的人选。走！到我办公室去谈。’到了办公室，他并未和我谈话，而是拿起‘红机’，直接把电话打到市政府浦东开发办：‘是杨昌基吗？’对方回答：‘是！’他接着说：‘我是启正，我这里有一位战略研究和对外宣传的合适人选，名叫王健刚，可以弥补你的急需，他正在我办公室，明天上午9点准时来你处报到。’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安排，我毫无心理准备，正准备还想说些什么，但赵启正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接着说：‘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这是命令，明天就过江去。’第二天早晨9点，我来到地处浦东大道141号的浦开办。初次见到杨昌基，他给人的印象慈祥、和蔼、可亲。他刚从河南调来上海不久，在河南工作期间，分管三个省级战略研究机构，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软科学专家。1990年离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不久，杨昌基对政府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分野以及如何操作，再精通不过了。他思路极其清晰，布置工作又极其明确和直截了当。一开始，他就给我布置了三项工作，且操作顺序都一清二楚：一是浦开办正在组织落实一批重大战略研究课题，由浦开办副主任黄奇帆分管。你现在作为浦开办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协助黄奇帆立即组织研究，要以尽快的速度落实课题，以尽快的速度组织好研究队伍，以尽快的速度拿出研究成果。二是为了保证战略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我们考虑要尽快成立一个学术社团——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今后应以社团的名义来组织战略研究工作。三是创办杂志《浦东开发》，向国内外发行，扩大对外宣传力度。在那样一个争分夺秒的年代，我就这样被大浪般地‘冲’到了浦东……”
后来我见了赵启正同志（曾任第一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提起“爷爷”还是“爸爸”的笑话和那个被他“命令”过去的王健刚时，他哈哈大笑，说，有这事。像王健刚这样被他“赶过江”的不是一两个，开始是88人，后来是880人。史上俗称“八百壮士过浦江”！赵启正做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称他是“中国公共外交第一人”，口才极佳，眼光远大。
据说后来被“赶过江”的“八百壮士”，现在基本上都留在浦东，并且成为浦东各个战线和领域的骨干与“老总”。
那天在迪士尼乐园见到的原中方总经理程放，他一谈起自己的“浦东往事”，就是数小时——
我是穷山沟里的孩子，1986年作为江西的高考“状元”，来到上海读书。毕业那阵子，上海给我的印象并不好，所以拿到博士文凭后，就独自离开了上海，一路沿东海岸线，从福州，经厦门，最后到了深圳，因为当时我的毕业论文是《开放区域经济》，想在开放的经济特区干一番事业。但就在那个时候，从报纸上得知了“浦东开发”的消息，于是又赶回了上海。那时“万国证券”已热闹起来，不少学子往那里去了。但有同学告诉我，说浦东那边更有前途，劝我到那边试试。于是我就写信给浦东开发办经贸局局长。对方同意我去实习。当时浦东一片烂泥地，但那里的规划图和模型太宏伟了，太吸引我了，世界级的，所以我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现在……
程放现已人到中年，其儿子也已成人，到了他大学毕业的年龄。“现在我就是浦东人，全家都是浦东人！我经常跟儿子讲当年我刚到浦东时的工作情形。”程放说，那时我在工业处，除了处长就我一个人，处长还要兼其他处的工作，所以我就是“工业处”，“工业处”就是我。我背着一个书包，那书包里有“工业处”的图章，还有各种材料。如今浦东完全变了样，但在我心目中可以一清二楚地说出哪栋大厦它原来的地是啥样，哪条马路它啥时候通的车，哪个居民区啥时候建的，更不用说迪士尼19年来如何从开始谈判一直到现在红红火火开张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为它一干就是13年……
程放说，现在他每每在晚上开着车、载着儿子路过陆家嘴等繁华的地方时，车速自然而然地会降下来，甚至有时会靠到路边，一停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常常因为某一栋建筑、某一个景致，它们会触动到我的心，触动到当年我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情形……那个时候，我的心会跳得特别的快，激动啊！”
眼眶内的晶莹，闪动在这位如今已是“大老板”的新浦东人眼眸里，那是有温度的诉说，也是心跳的外溢表达。
有这种感受的何止是程放？工作了14个月的杨昌基难道不是这样吗？2004年，已经官至正部级，在京城呆了13年的杨昌基，“异地退休”，举家迁至上海。不知是杨老先生觉得当年14个月的“浦东岁月”太不够劲，还是因为“阿拉也是上海人”的情愫无法让他舍去这座美丽的城市，反正我听人说，老人家现在一有“闲心”就往浦东跑……跑着跑着，就跑到那座“141号”小楼那里去。
“想呢，想当年那段工作，想不到的是在这里14个月，竟然是我一生最出彩的地方。一四一，太有意味了，跟我杨昌基14月的浦东工作时间，铸就一生的记忆，竟如此吻合啊！”
“1——4——1”，现年已86岁高龄的杨昌基，虽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一说起当年“浦东开发”，依然激情满怀，记忆犹新。
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许多他自己记不起的事，旁人都能如数家珍地给他讲出来——
“那个时候，141号小楼二层东边朝南的一间房就是杨昌基主任的办公室，就20来平方米，除了他以外，副主任沙麟、黄奇帆、李佳能三位也都在同一间里办公。与一般工作人员的桌椅完全一样，杨昌基与沙麟的办公桌在朝南的窗口面对面并排摆着，黄奇帆与李佳能的办公桌在靠门一边的东窗下面对面并排摆着。由于办公室内再也摆不下其他桌椅，工作人员进去请示，商量工作，一般都只能站着讲话。如果讲的时间长，通常三位副主任中总有一位干其他事了，于是那空下来的一个椅子就是来谈话人坐的地方。那时领导们的作风就这样朴实、平易近人。”
“主任办公室对面朝北的房间，是政策研究室，面积与主任办公室相当。但里面摆着八张办公桌，四张一排面对面并列。两边再放上座椅后，人就无法过去。坐在靠窗一边的那人要走出办公室时，靠门一边的人员必须起立让行。这就是浦开办初期的办公景况，如此艰苦，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大家的心都往一处想，想着尽早把浦东开发的事做起来才是最最要紧的……”
“开发办挂牌后的两年内，办公室没有空调设备，夏日酷暑时，气温高达38～39℃。在没有来宾时，男同志便热得只能穿着裤衩工作。但开发办有规定，凡是接待来宾，尤其是投资外商，就必须规规矩矩地穿有领的短袖衬衫。每一次接待任务完成，无论是主任、副主任，还是处长、副处长，总像打仗一样，衣服湿得能挤出水。”
“开发办挂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所有工作人员均不转工资关系，工资、奖金之类的事，全部在原单位领取。到浦东上班的人可以说全部是分文不取的‘义工’。乘公交车需填单报销，根本没有乘出租车、打的那么回事。我们每日的午餐全部自理，而且没有任何着落，包括正副主任在内。到了中午，杨主任等几位正副主任都会跑到浦东大道马路对面的那条小弄堂里吃马路小摊便餐。在那种地方，你找一个座位很难。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看着杨主任他们官那么大又一把年纪了，也跟着蹲在路边吃饭，很过意不去，所以当一旦看到有吃完饭的农民工让出座位时，就礼貌地请杨主任坐。这时杨主任会坚决拒绝，并说：‘大家守规矩，我不能特殊。’那个时候，上下级气氛特别和谐。记得有一次，杨主任叫了一碗兰州拉面，边吃边跟大伙儿们讲故事，大意是：别看我是医学专业毕业的，小时候在家里也处处讲卫生，大人们怕我生病，但我就是身体一直不好，经常闹病。后来上大学后就不讲那一套了，可身体竟然就好了起来，很少生病。看来，俗话说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是真有几分道理！我们听完都笑了，私下嘀咕，说杨主任既风趣，又会用另一种方式做思想工作啊！”
“老浦东”们讲的都是些细小碎事，但今天听来，仍然令人感动。我知道，大约到了这年冬季，杨昌基他们跟开发办马路斜对面的一家医院接上了关系，这样所有开发办的员工才结束了“流浪餐饮”。
前面已经讲过，杨昌基上任“开发办”主任一职时，年已58岁。“我扳着手指一算，按正常退休年龄，我总共也就还有730来天时间可干的。这浦东大开发，是一张白纸上做大文章，我能干多少事嘛！所以从那天起，我是一天一天地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正可谓来日不长，时不我待，只有争分夺秒去干，尽可能地多干些。”杨昌基回忆说，“当然，多干并不是只靠自己一个人去包打天下地单干，而是调动开发办一班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合力去干。我当时的为政‘要诀’是：多出点子，用好干部，培养干部。”
那个时候，杨昌基手下有三大员：沙麟、黄奇帆、李佳能，他们都是副主任。第一次正式到位后的班子会上，杨昌基说，各位原分工干什么，仍干什么。沙麟、黄奇帆、李佳能便各自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都对原来的分工没意见。杨昌基便说，你们原来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动。事后，有人悄悄问杨昌基：你们班子成员原来的分工是你还没有来时定的，现在你是主任了，你不改，那你干什么？杨昌基笑，说：浦东开发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我作为班长，把大家召在一起，谁愿意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没分到的事，如形态规划和经济规划怎么结合？产业政策如何确定？你们没想到的事，由我来管。我来出点子，点子变成决策后，谁愿意干就让谁去干。
事隔近二十年后，我问沙麟、李佳能两位老领导，他们直夸杨昌基“高”：那个时候我们一班人，团结协作、彼此信任、相互配合，虽条件苦一点，工作非常繁重，但心情愉快，就像一个大熔炉，仿佛心跳都在一个频率上——早日把浦东干出个样子来。
王安德，斯斯文文，遇上再急的事声音也不会太高，碰到再霉气的事也不会太消沉。在浦东开发史上，像他这样“文武双全”者不是太多：学徒出身，修过电梯，三十来岁就领导过几万人的企业，后来在市房地产局工作，浦东开发办成立时当政策研究室主任，转眼又出任浦东核心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公司总经理，后来担任的职务更多，且越干越杂，但他似乎样样在行，一路清清爽爽。我第一眼见他，就觉得他更像一个大学教授或校长的风采，他自嘲：是浦东开发把他“开发”成“生意人”了！
“说实话，浦东开发开始时，到底怎么个开发法，谁心里都没个底，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说我们就是抱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有点悬的味道，抱着石头就是义无反顾、拼出个新天地的状态了！朱镕基等市领导当时就这么个干法，对我们下面也是这样放手的。没有人说哪件事一定这样干而不是那样干，因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前人从未有过的事。深圳特区跟我们不一样，旧上海开埠也跟浦东不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步登天’——短时间里在平地上建一个不输给华尔街、曼哈顿的新上海……所以你说浦东史诗我很赞同，说到了点子上！”王安德说，浦东开发之前，他一直在市房地产局做政策研究和实施工作，包括虹桥“太阳城”土地批租等事件，他王安德都是具体的“操盘手”。“招标书起草到寄发再到整理等等，甚至中间的装订入册，都是我经手的。在香港，坐在梁振英办公室，看着、学着他如何翻译、如何编辑标书……浦东开发后，轮到我们自己动手干了，上面一声命令，说上阵就上阵，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心眼：有多少力气，出多少力；能干不能干，反正上阵后你得把事干好！这就是浦东开发最初的创业情形与精神。”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心里没有杂质，就一件事：心往浦东开发开放上想，劲往浦东开发开放上使！”谈起创业“峥嵘岁月”时，王安德同样激情澎湃，“我同沙麟、李佳能等13人是一起被一辆面包车拉到浦东的。当时市里的领导对我说，你过去就是专门研究相关政策的。5月3日挂牌，4日我就与当时任市体改办副主任的楼继伟主持召集全市委办局负责人开会，列了24个题目，把任务布置下去。那时大家为了浦东的事，效率真的高得难以想象。5月17日我们就‘收网’。再由我们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汇总起草成60页的《开发开放浦东政策框架设想》文件。6月6日就形成了第一批成果，黄菊同志亲自主持布置与修改任务。到8月8日，第三批政策文件就编制完成。市长会议紧接着就讨论审定。1990年9月10日，朱镕基市长亲自出席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并就浦东开发开放政策专门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这些政策一出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消除了外界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某些疑虑……也就是说，我们把相关法规与政策早一天亮出来，让投资商和外界多一分对浦东开发的信心。这种抢时间、争效率，就跟打仗没两样。要知道，浦东开发开放，是在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最艰难、最复杂的时候，朱镕基一直跟我们讲，大家要戴着钢盔去搞浦东的事，要有不怕砸、不怕被砸死的勇气嘞！”
确实，翻开当年报章刊登的朱镕基回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报道，火药味确实很浓——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海的官僚主义像长城的石头一样坚硬，你们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如何使浦东新区对外商投资更有吸引力？
朱镕基：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九项法规制定出来，都译成了英文和日文，而且举行这么一个隆重的新闻发布会，这不是官僚主义而是高效率。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这些法规对促进浦东的开发，吸引外国投资者是很有作用的，浦东开发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当然，对这些法规我们还将继续加以研究、完善……
至于你说的官僚主义，这个我不否认，我跟你一样痛恨官僚主义。但也可以说，官僚主义是世界流行病。上海过去指认一个项目要盖一百几十个图章，我们已建立了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目标是审批外资项目只盖一个图章。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但工作总还是比过去改进了。要不然为什么全国评选的十个‘最佳合资企业’中，上海占了六个呢？那不就说明上海的投资环境还不错吗？我这次（指这一年7月7日到7月26日朱镕基率团访问美国——作者注）访问美国也经历了你们那里的一些情况。你如果说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像石头一样，我看，你们美国有些地方的官僚主义就像不锈钢一样。
朱镕基这个回答在当时的记者会现场，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个人针锋相对、铁面无私的形象也再一次被国际媒体了解。事实上，在中央决定浦东开发之后，上海的行动，上上下下可以说是前有未有的高度重视、高速运转，极少有人含糊其词，原地踏步的。
浦东开发办5月3日挂牌之后的第8天，一个针对吸引海外投资的“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宣布成立。朱镕基到会祝贺讲话，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后，最近上海是喜事连连，全市人民都很高兴，很多同志写信、捐钱。有位老同志身体不好，寄来5000元，要为开发浦东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位工人同志寄来了3000元，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5月16日，朱镕基为了抓好浦东和整个上海的规划，亲自跑到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同50多位专家及管理人员座谈讨论，他说：“建筑工程质量是百年大计，而规划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能影响到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规划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特别强调了规划工作要超前，要迅速适应上海战略重点转移和飞速发展的形势要求。
5月24日，朱镕基又在全市工业系统动员大会上要求全市上下“扎实、敢管、敢干”！
6月8日至15日，朱镕基又率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此行主要目的就是向香港各界人士介绍上海投资环境、介绍浦东开发，以及消除一些香港人对开发开放浦东是不是为了建“另一个香港”的疑虑。朱镕基说，开发浦东的目的，使上海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这整个中国经济的精华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他特别强调：我可以断言，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广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经济发展现实的前途。
6月16至20日，朱镕基率团转访新加坡。
7月7日至月底，朱镕基又率团到了美国，访问考察了美国的11个城市。之后他与汪道涵又应美国工商界邀请，又多留了几天，又访问考察了13个城市……目的基本都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介绍浦东开发开放，争取外商投资。
除了市长书记与浦东开发的“大事记”，每天还有多少有关浦东开发的“中事”“小事”？难怪当美国记者说到上海的官僚主义像“长城石头一样坚硬”时，他朱镕基真的火了。不过，由于开发初期，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在操作引进外资进程中，“一百多图章”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过，而朱镕基在横扫官僚主义作风时的作风，也够火辣。我看到那个时候上海市委研究室的一份内部资料上，朱镕基看到一篇反映对外资项目批准后迟迟不能开工的文章后，极其严厉地批示道：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如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时任上海市外经贸副主任——作者注）、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这就是朱镕基。这就是上海的心脏跳动声。这就是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我们读着这些文字依然能感受到的扑面而来的热浪与竭力推进浦东开发开放的豪情与壮志。它如东海的狂澜，它如浦江的波涛，它如浦江两岸的滚滚热浪，它更是全上海市人民那份期待和参与大发展大开放的铿锵步履与心声……而有的时候，它也会像夜空里划破天际的那道流星，让人心尖一颤，再也不能入眠，久久回味无穷。
这里有几个听来的小“侧章”：
开发办遵照杨昌基的布置，成立浦东开发研究会，并组成了九人筹备组，蔡来兴担任组长（时任市计委研究所所长），成员有黄奇帆（时任市浦东开发办副主任）、朱小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楼继伟（时任市体改办副主任）、王安德（时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公司总经理）、王战（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新奎（时任外贸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陈伟恕（时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王健刚（时任浦开办研究员）。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与政策问题，工作很重要，所以大家觉得应该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会长，于是就想到了汪道涵。
汪道涵当即答应了邀请者，并对研究会的研究方向谈了他中肯的看法：“我不大赞成学院式的研究，也不大赞成法制式的研究，还是应当从远近结合的方面去研究。”“我们应当把浦东放在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研究浦东与浦西的关系，研究浦东与长江流域的关系，研究浦东与亚太的关系。”他特别斩钉截铁地说：“上海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但凭着上海的地缘关系，上海终究落后不到哪里去。‘事成于思，事在于人’，一切在于加强研究。”
根据社团组织要求，会长人选得到民政部门备案，工作人员在备案时被民政部门要求必须交会长的照片，且是标准的两寸照片。办事人员无奈，跑去找汪老。当了几十年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一下子也懵了：他们不认识我啊？怎么还要我的照片？这话吓得办事的工作人员早已溜到了外滩。但民政部门就是非要照片不行，否则不批。办事人员只好硬着头皮再找汪道涵的秘书，期待悄悄求情“老爷子”看看能否通融，请他拿两张“现成”的工作照。秘书说，汪老过去确实没有照过两寸的“标准相”呀！办事人员暗暗叫苦：“这可咋办？”突然听那边的秘书说：你现在马上过来。汪老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是咋回事嘛？待办事员到汪老家。那个笑眯眯的汪道涵出现了，并且把两张两寸“标准照”拿出来，汪老说：“这是前一天特意到照相馆照的，你看看行不行？”办事员感动得快要掉眼泪了，连声说“行行行，太麻烦汪老了！”汪道涵则更加笑眯眯地说：“凡是浦东的事，我都尽力而为，因为我是‘向东派’。”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
第二件事：那是这年秋末。
突然有一天，上海大学八十多岁高龄的钱伟长老先生来到141号小楼。已接任杨昌基出任开发办党组书记的夏克强赶忙出来迎接。
钱老虽已80多岁，但身体健朗，精神矍铄，操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作为著名学者，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老德高望重，但特别和蔼可亲，说话就像聊家常。他说：“我今天只作为一个‘老上海’，来看看浦东开发，看看你们这些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线同志。”并说，“浦东开发很好啊，这是个大战略，可你们的目标定位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要有战略眼光。”夏克强便接过话茬，将浦东开发以来的情况做了汇报，并敬请钱老提出“高见”。
钱老谦和地摆手，连说“高见不敢当”，但他若有所思道：“上海这座城市过去是很了不起的，是整个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对全世界都有影响。那时的香港，比上海差远了，但后来香港把上海的地位转过去了。可这是过去的历史，现在条件变了，我国对外开放了，上海应该恢复原来的地位，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城市，相信还会比过去更好。不要怕香港，香港的金融人才还不是从上海流过去的吗？”
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往事，钱老缓缓地将头仰起，娓娓道来：“做金融是需要优秀人才的。上海过去是金融人才集聚的地方，尽管后来有不少人才去了香港，但是过去金融界著名的‘四大金刚’还在上海。”他说，“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时，当时香港金融界有些人在有关金融条款上面刁难我们，欺侮我们不懂国际金融业务。后来起草小组就把上海的‘四大金刚’请到北京，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那些香港人一听到上海来的金融界老前辈出山，立即被镇住了。所以说，浦东开发开放不用怕，我们有人才，我们就要促使上海恢复它应有的金融中心地位。”
“看起来，钱老虽然是一次平常的浦东‘私访’，但他谈的问题极其重要又目光高远。那个时候，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当时浦东开发开放的方针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小区启动’，但还没有提到‘国际金融中心’的概念。直到党的十四大上才明确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逐步建成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后来又加了一个‘国际航运中心’。据我们所知，提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有过阻力的，而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在钱伟长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老领导、老专家的力主下，才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字样，写入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其实，当时我们聆听钱老在141号小楼里讲话时，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钱老他们这些‘老上海’人对浦东开发的火热心跳声……”当年参加接待钱老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
写至此处，便想到了一个词，叫“共振”，它是个物理和哲学概念。心律共振，则是个医学概念。人类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有一种现象有些不可思议，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并得出结论：宇宙一切能量源自共振！
与之相关的理论与争论，我看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位医学家就此事的对话：
医学家说：能量医学基本的原则是一个根本的能量场会产生在身体上、情绪上及心理上的行为或症状。如果我们改变能量场，那么身体上、情绪上及心理上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
哲学家说：这些例子也能在大自然中找到，而其他的则是被人类所创造。
医学家说：既然这些现象的多样面向是因为振动，那么我们正面对着一个频谱，这频谱揭露了有图案的、象征的形态在其中一极，动能动力过程在另一极，整体是由本质上的周期所产生及维持并产生上扬的状态。
哲学家说：在古苏美尔人的社会中，有一种现象现在已人人都知道了，即像真言（mantra）这样的民俗习惯为什么会受到高度的尊重。从共振频谱的原理上，由此我们也理解了调和的声音在混乱中是创造秩序的。
医学家说：人的疾病，其实就是你身体中的某一频谱的混乱。我越是深刻地观察这种极妙且到处存在的密码，越是发现它们充满在身体的结构跟功能中……便导向一个结论：一个人越能与这种伟大的原理协调，他的生命就越有效率及越不费力。
哲学家说：精道的藏教信徒们也知道类似的声音科学，并且经常做可以洁净身心的五种“种子音节”吟诵。西方的道士也用吟诵圣歌的形式来修炼和治愈自己的不强大的那部分力量。所以教会的领袖们常说：“我们所吟诵的方式使灵魂平静，并且使我们跟世界及他人和平相处。”“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歌声可以带给他人宁静感、内心的平静，以及对美的欣赏。这些价值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和平及安宁普遍的世界。”
医学家说：所说从人的生理而言，正能量的共振，它对人的生命和寿命及身心，都有极大好处，可以给劳累、辛苦甚至负荷提供超级的能量。
哲学家说：生命之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火焰，在它的比例结构中涵盖了有关生命的每一种面向。用中国的古代哲学家话说，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同西方哲学家所说的精神意识、心灵、物质，再从无到有，点、线、面、体，宇宙在几何结构与数的秩序中，创造“神”的力量。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最后两位大师答出共同的结论：共振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不但物质与物质之间可以发生共振，并能形成巨大无比的能量。人与人之间同样因为理想、信仰、行动方向和情感趋向一致而发生“改天换地”的共振力量。
浦东的开发、开放，让曾经沉沦和沉默的上海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共振，而这共振的最强音、中心点当然是在“141号”那栋简易而极为平常的二层小楼里……
1990年9月11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刊发了题为Market Scene Transfusing Life Into Shanghai: After decades of neglect and abuse,Beijing is looking at the old city as a prime spot for an ambitious foreign investment zone（《经历了被忽视和虐待的数十载止步不前的岁月，市场前途令上海重焕生机，中央政府认为这座旧城是最适合吸纳雄心勃勃的境外投资的地方》）的文章。
“沙麟！你才过去浦东几天，文章一大版一大版地发，而且还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发啊！”突然，这一天“141号”小楼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沙麟一听对方的话音，心脏顿时“怦怦”直跳，因为打他电话的是对岸的朱镕基。
坏了！沙麟暗暗叫苦，不知出什么大事了！于是便赶紧通过助手在网上调来当日的《洛杉矶时报》看：可不，一大版，而且还是他沙麟“神采奕奕”的“玉照”。
沙麟一手拿着美国记者采访他的文章，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捂在胸口。
何谓“心惊肉跳”？沙麟饱受其味。
“怎么啦？有啥不舒服的？”不日，朱镕基见了沙麟问。
沙麟不敢接话。
朱镕基走近沙麟，突然表情变温和，在他耳边说道：那文章写得不错！
沙麟一愣，稍后，便心花怒放，顿时精神焕发。当晚，他回家把《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又反反复复看了几遍，他要找出其中“写得不错”的地方。嗯，是有不少地方“写得不错”——
“根据一项有望重塑上海荣耀的战略性转型政策，旨在将上海尚未开发的区域转型成为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区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
“浦东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在九十年代及此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
关键是这一段最“不错”：
“浦东开发办公室负责人沙麟这样评价说：‘时代大变革始于八十年代的深圳。到了九十年代，就该看上海这个中国经济的心脏了……’。”
沙麟啊，你没有犯错误，最后还受到表扬，关键是你把我们上海和浦东开发比作中国经济的“心脏”，这太英明正确了！事后，“141楼”里的同事和浦西那边的老同事们见了沙麟，都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其实后来我总结，在那个日子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无论是我们过江的同志，还是在原来市政府、在老市区的同志，大家在浦东开发开放的事情上，真的是万众一心、一起心跳，所以才干得热火朝天……”时隔十八年后，我采访沙麟时，他如此说。
7 “明珠”先亮
毫无疑问，让上海人最早看到浦东光芒的，应该是闪闪发光的“东方明珠”。这颗一直被上海人称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珠子”，具有特殊的风采。如果今天站在浦西的外滩往浦东看，尤其是晚上，第一个抢眼的景致，仍然是那颗“东方明珠”，因为她在浦东的群楼之海中格外高挑、异常光艳、特别美丽，就像一群美女中的“模特”，其姿其颜其神态，肯定分外出众。468米的高度，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上海有史以来的最高建筑，也是浦东最早名列“世界之高”的一大奇景，在世界著名电视塔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东方明珠”电视塔，并非是源于浦东开发开放之产物，但它的建设和“成人”，恰恰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最初几年，而且是浦东第一出彩“佳人”。
作为上海第一个能让人“看得见”的标志性的文化地标，“东方明珠”的“名片”意义极其重大。普通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以及外埠人在上世纪能够跨过黄浦江到浦东，恐怕十有八九都是因为这颗“珠”的吸引所致。记得那时我们都是如此。
在浦东还不是今天这样耀眼和美丽的时候，“东方明珠”的出现，才慢慢使浦东有了几分人气——这一历史性贡献，应当无条件地给予“珠”，并向它致以崇高的敬礼。
“珠”子来之不易，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浦东开发初创时的艰辛。
“东方明珠”的开工时间是1991年7月30日。之前的时间连续下了近20天的雨。一直等到这一天，才雨过天晴，浦东大地呈现难得的清爽天气。
主办方在开工典礼上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奠基石”：用红色绸布盖了一块红色的多面体花岗石，其石为三棱锥，每个边长90厘米，用金属圆球放置在顶端，每块三角面上都刻着字，意味着所有参加奠基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即将在浦东动工的宏伟建筑。在一片锣鼓与鞭炮声中，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龚学平激动地感慨道：“东方明珠”从提出到开工，历经8年——这“八年抗战”，倾注了多少人的心血啊，我们异常珍惜今天终于踏上浦东这块土地的艰难历程和心头的这份喜悦……
依然要感谢邓小平。在1991年春节，当新浦东的规划方案和模型放在他面前时，黄菊向他介绍“东方明珠”电视塔，并告诉他这将成为浦东第一个超高建筑时，邓小平笑了，满意地点点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多伦多时，就被那座553米的“世界第一高”电视塔深深地吸引和震撼，同时也在暗暗地畅想着：中国何时也有这么高的电视塔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浦东已经正在开建我们的“东方明珠”高塔……
我第一次到访加拿大时（顺便也到美国自游了一周），感觉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什么都比我们现代化。不曾想才几年工夫，我们的浦东不仅赶了上来，而且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曾让我们羡慕不已的西方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伟大岁月。
“珠”梦浦东的时间不短。在有广播电台之后，上海人就开始做这梦了。
最早的一个人叫邹凡扬，他是浦东人。历史给了这位浦东人一个特殊的机遇——1949年5月25日，邹凡扬跟着陈毅的部队，一起进了他的家乡大上海。也是这一天清晨，邹凡扬坐在车子上，迎着刚刚升起的东方旭日，写下了一个震惊世界和喜悦全中国人民的新闻稿：“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短短23个字，却比攻城的炮火还要响亮，并且迅速传遍了浦江两岸……播出这个声音的地方是现今的延安西路129号，当时叫大西路7号，是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所在地。邹凡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第一个冲进去，完成了他所撰写的23字“重要新闻”。从此以后，这位浦东人深深地懂得了“传播力”和“影响力”。那个时候，要实现这两个“力”，就靠线杆竖得高，越高越好。然而，国力不强，这线杆也永远竖不高。我们小时候听收音机、电台，总是“滋滋咋咋”地听不清，据说就是发射的“杆子”不够高。
一个国家穷的时候，连根“杆子”都竖不高。可怜的日子我们这一代都见过，并尝过，除了苦，就是太没脸面。一个国家是这样，大上海也不例外。
弹指一挥，时间过了三十多年后的某日，还是他邹凡扬，不过这位浦东人已经从“小邹”变成了“老邹”。他刚从加拿大访问回来，坐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边向同事们发着出国带回来的“三五牌”香烟，一边眉飞色舞地说：
“多伦多的电视塔第一牛！553米！从机场一下飞机，你就能看得到它。这啥派头？”老邹略作停顿后，又把嗓门拉高了三分贝，“关键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塔中间设置了一个能容纳300多人的旋转餐厅——就是360度都在转的一个大饭堂，高级豪华饭堂！你在那里吃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多伦多的景象，那才叫如梦如醉……”
“老邹，那‘大饭堂’贵不贵？你在那儿吃了没有？”同事们好奇地问。
“我？吃得起吗？不过我也没有白去，享受了一个比旋转餐厅更牛的地方——太空甲板！”老邹已经有点陶醉了。
“啥叫‘太空甲板’？”
“没听说过吧！”老邹更得意地说，“所谓‘太空甲板’，就是你双脚悬在几百米的半空中……”
“哇，天哪！那不是吓死了？”同事们一片惊呼，又问，“是人被甩到塔外面？要不怎么个悬空呢？”
“笨了吧？平时说你们不灵光还不服气！”老邹卖关子了。
“快说！我们听着呢！”
“是在446米的地方，装置了一个专门供旅游者玩的门楼，那阁楼四周全是玻璃做的，脚下踩的地方也是玻璃做的，这不像悬在太空了嘛！”老邹绘声绘色地说道。
“哎哟——我可不敢去那种地方！”立即有女性惊叫起来。
男的说：“刺激！我去！”
也有男的使劲摇头：“我恐高，不敢……”
“这都不是啥要紧的事！”老邹突然站起身子，然后一把抓起桌上的“三五”烟，豪气冲天地说，“我们中国上海哪点比它多伦多差？我们应该造一座555米高的电视塔，超过他们的553米世界第一……”
“好——老邹有气魄，我们造‘三五’的！”众人顿时振奋不已。
老邹从此被冠以“三五”光荣雅号。他的“三五”电视高塔梦也成为上海广播、电视人的一个世纪之梦。
“异想天开嘛！”这个“三五”高塔梦，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一些人嘲讽为“神经出了毛病”的人的痴想。但与邹凡扬一样有远见的人认为是值得去梦想的一件好事。市长汪道涵又成了这一个“异想天开”的有力支持者。在汪市长的指点下，邹凡扬给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广电部部长写信陈述建上海电视广播高塔的想法。不想此事得到了国家广电部的支持，后发函上海市委、市政府，指出：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科技等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工业和经济基础好，对全国的四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上海的广播和电视，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状态，和上海的地位、四化建设的形势不适应。近年来有些省市广播电视发展很快，上海落后了。要下决心，加快步伐，科学地进行规划，把上海的广播电视事业搞上去。还要考虑到成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协作区的新形势，为长江三角洲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上海的广播电视应该搞得好一些，先进一些，这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这个批示的核心意思非常清楚：支持你们上海搞广播电视高塔！
有了这个“国家意见”，上海立即开始着手选址，先是有人建议在人民广场，但马上被否了，理由是：在未来的市政府旁竖这么个“高高在上”的塔，显然不合适。又有人建议在南京西路、静安公园及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地的原英国驻华总领事馆所在地。“高塔”基座周边一定要有一块大绿地，而这些地方皆腾不出与高塔相配的绿地面积。
“浦东！干脆到浦东！那个地方有的是空地，而且发射的覆盖范围更远……”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仍然是邹凡扬先生。“其实我一开始就有在浦东盖高塔的愿望，但怕人家说我是浦东人，所以一直把心里话压在了肚子里不敢说。”邹凡扬后来说。
正在为选址苦恼的龚学平一听老邹的建议，顿时兴奋起来：我看可以！
事后，龚学平在遇见市长汪道涵时，悄悄地汇报了“想去浦东”的想法，汪市长笑了笑，说道：去吧，先看看那边的地基怎样。
蛮好！得令的龚学平，第二天就带领一帮人乘轮渡穿过黄浦江，踏上了陆家嘴的田埂与小径……哎呀，这个地方真要建个高塔，看来难度还不小嘛！龚学平望着空旷的荒地上零星的厂房和民宅，心头有些惆怅。
那个时候的上海人中，有关“浦东开发”的概念，也只有汪道涵等几位高层领导在心中思考，多数上海人还不敢去展望这“宏伟蓝图”。龚学平也不例外。他此番察看浦东，只是为了建高塔，离“开发浦东”的思路还很遥远。然而，他这无心插柳却成了之后“浦东开发”史上的第一个特别优美而脆响的音符——“东方明珠”由此也在浦东大地上奏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旋律，扮演着无与伦比的角色。
“明珠”确实来之不易，仅选址就碰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是浦东的地质结构，能否建造450米左右的高塔。12名勘测队员经过一番紧张察看与室内实验，递交的报告令龚学平和广电局大为开心——浦东土质完全可以承载计划设计的高塔。
接下来的问题却有些复杂：被龚学平他们看中的陆家嘴最适宜建高塔的地方，竟然事先已有单位占据，且是个“硬碰硬”的单位——上海港务局经过八年多筹备的一座导航中心大楼早已选中此地，并立项全部完成，只待拔地而起……“这事麻烦可就大了！”龚学平一时愁眉不展，因为港务局的导航中心，是黄浦江的“命脉”，那是“重中之重”的工程，且港务局不属于上海管，隶属国家交通部。怎么办？事情汇报到市政府。
“请专家再做一次论证。”领导指示道。于是随后也有了一个在“七重天宾馆”的重要会议。
许多事情都很有意思。这“明珠”高塔从头到尾，确实也是冲破了“七重天”界才获得重生。
一个地方决策，能否改变一个国家立项工程，是需要周旋和协调的。专家什么意见？专家最后的意见比较一致：从地理角度而言，陆家嘴地区的每一块地都是最好的。港务局的航行塔和航行中心也确实是“上海黄浦江的命脉”所在，人家筹建了八年，苦衷可以理解，俗话说：船长好当，陆家嘴难过。陆家嘴缺了航行中心，日子不会好过。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航行中心撵走。不过，新广播电视塔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自然占据更好的位置。两个重要建筑同看好一块地，也是正常。我们的意见是：相比之下广播电视塔更具有标志性意义，航行中心的高度属于一般建筑，可以往陆家嘴那个“乌龟头”前靠，这样更接近黄浦江，也算是港务更接“地气”。
妙！市领导暗暗称道。心想：专家就是专家，专在道理和情理两者皆见长上。
好吧，后面的事就由我们出面跟港务局和国家交通部去交涉和请求吧。当然，让人家让让路，得带些“银两”不是？副市长倪天增到会这么说。
大上海的事，国家交通部很爽快地答应了：航行中心往前挪移，原址让位于上海广播电视塔。
地有了，建什么样的塔又成一大焦点。
这个过程复杂又令人兴奋，因为上海人想建一座前所未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塔”，而且这座“高塔”必须是具有艺术性、观赏性，能够吸引游客的综合体。多种用途集于一身，难度就成倍增加。
除了高度，美，成了设计的第一要素。何谓美？求何种美？这是设计的焦点与难点。
指令性任务和招标式结合的设计，有国内主要是上海几家著名建筑设计单位参与，最后挑出几个方案比较。有意思的是，设定设计方案的会议也在七重天宾馆。入选的12个方案中，像“东方彩虹”“黄浦星光”“白玉兰”等确实精美。不过，另有两个同取“东方明珠”的方案，十分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欲建世界一流、中国独一无二的广播电视高塔，上海和国家广电部都很重视，方案前后讨论达两年多时间。1989年8月的夏天，专家们再度聚集上海，做“最后的选择”。结果选出两个方案：一个是“白玉兰”，另一个是“东方明珠”方案。专家认为，前者的设计方案非常出色，也很美，其塔身挺拔高大，塔顶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白玉兰，衬托出整体造型的优雅，美观又庄重，而且白玉兰又是上海市花。这个方案，多数人赞赏。第二个方案“东方明珠”，设计独特，造型灵动，充满时尚感和现代感，观赏性和艺术性兼备，难度是实施起来技术要求高、造价不菲。“最要命的是它依靠的三根斜型巨柱结构，能否承载整体高塔的重量与承受台风等外力，是目前国内技术能力所不可把握的难点。”专家们对“东方明珠”方案下了这样的结论。
专家论证会之后一个月，龚学平亲自召集专家，再次听取对12个方案的意见。他在开场时公开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建的高塔，就是要100年不落后，100年后仍没有遗憾的“作品”。他的话令专家们极其感动，什么是100年后不落后、不遗憾的作品呢？那就是必须有超前意识，必须在时下的技术与美学基础上有所提升。
相比之下，“东方明珠”具有这种品质。专家们的陈述词也很有诗意：此方案，极富创意地将高低错落的8颗大球小球串联在一起，其构思源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那巨大的球体在夜间晶莹夺目，与正要建造的分别在左右的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巧妙地组成了“二龙戏珠”的瑰丽画卷，十分融洽。
好，我还得把大家的意见向市领导汇报。龚学平高兴地卷起“东方明珠”方案和由专家签上名的评审意见书，兴冲冲地离开会场，向市政府跑去。
我们在这里应当向“东方明珠”方案的设计师凌本立先生致敬，因为他是这一方案最初的构思者。后来华东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江欢成领导的团队参与了完整的设计。江欢成的名字富有诗意，他的“东方明珠”与他名字一样，具有欢心的诗意。“较多的力图寻求电视塔在结构上的突破，使之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众不同，过目不忘。”他总结道。468米高的主塔由三根直径七米的圆柱鼎力斜撑，从工程材料力学上保证其足以抵抗12级台风和9级地震而巍峨屹立。
“我还是觉得‘东方明珠’好！”市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书记表态道。
朱镕基认真地看着几个模型，最后点头：赞成泽民同志的意见。
热烈鼓掌！“东方明珠”从此成为上海人心目中期待和仰望的一颗“星珠”……
在哪？
浦东那边——
上海市民们开始踮起双脚，朝东方看去，想看那一颗从浦东亮起的“明珠”的光芒。
东方破晓，霞光万丈。
1991年7月30日，当第一铲泥土被挖出的那一刻起，中国建塔史上的首创工程从此拉开帷幕，浦东开发的“时代交响曲”中，第一个音符是脆响的重高音：3根直径7米的钢筒斜撑，与地面成60度角，支扶着3根直径9米的擎天大柱，合力托起直径分别为50米、45米、16米、12米的8个球体。而塔身又必须具有抗震“7级不动”“8级不裂”“9级不倒”的极强稳定性要求，“东方明珠”一打桩，便给上海建筑界出了无数个难题。
太妙了！“珠子”这一铲下去，我们的大楼就先多增了几分踏实……诸多刚刚进入浦东准备建大楼的投资商，踩在浦东开发那块尚未热出温度的“烂泥”地上，公开先乐。
其实在讨论方案时，就有过激烈的争议：“东方明珠”设计虽新颖独特，但工程难度确属罕见和绝无前例。按设计方案，整个广播电视塔总体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计划按两期施工。一期工程主要是塔体建筑，5.7万平方米，当时在同类建筑有效面积比较中居世界第一位。塔体自下而上由塔座、下球、中间小球及环廊，上球、太空舱、发射天线桅杆构成。塔座有4层，地面地下各两层；下球体直径50米，地面标高68米至118米，是日后用于娱乐和观光；塔身中间的5个小球成串状分布，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日后为高空宾馆及其他综合用途；上球体直径45米，地面标高在250米至295米，这是一个旋转厅和电视设备所在位置；最高的球体直径16米，为安放太空舱的位置，地面标高334米至350米。再之上的是110米长的发射桅杆，时居世界第一，具有发射9套电视和10套调频广播节目的能力，可以覆盖整个上海市及邻近省市80公里半径的范围。二期工程建筑面积为4万平方米，主要是塔下周边的7个球体，用于配套的娱乐设施。
工程由上海市建工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担。姚建平是那个时候的总经理，“哈，他姚总可美了，‘大珠’‘小珠’都落他口袋里了！”人家说姚建平的市一建公司，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里，中了与浦东开发相关的两个大工程：杨浦大桥和“东方明珠”。
“你行！”就在姚建平担心独吃“双黄蛋”恐难成时，“东方明珠”总设计师与姚建平一番深谈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干了！开工那阵子，姚建平的一建工地上，每天有人在放京剧《海港》——
看码头，好气派
机械列队江边排
大吊车，真厉害
成吨的钢铁
它轻轻的一抓就起来
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
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
“好，唱得越响亮越好！”这个时候姚建平都会夸那位手持收音机的工作人员一通，然后拉开嗓门，跟着来一句京腔：“大吊车，真厉害，你快快的给我抓起来！一把托起东方明珠来——哈哈哈！”
这时，工人们粗犷豪放的劳动欢笑声，响彻空旷的浦东大地。
朱镕基来了。
李瑞环来了。
万里来了。
后来，江泽民也来了。
开工两个月里，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姚建平他们的工地上，可见“东方明珠”这个“宝贝”有多少人在期待！
塔，如何托起的，是人们感兴趣的事，也是建筑人员最需要解决的难事。我们现在可以揭开“东方明珠”的一些“核心秘密”了：塔基，是由425根长度为35米的超粗钢筋混凝土桩，插入土中12至18米深，组成一个巨大的“托盘”。也就是说，这425根插入地下深12至18米的钢筋混凝土桩，平均每根需承载250吨重量，这才可以在上面一层层“串”起那些“大珠”“小珠”，供现在我们欣赏与享受和发射电视广播节目所用。然而实际施工中，远比这些文字描述要复杂一百倍！其中姚建平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固定浇铸三根直径7米、长达100米、呈60度斜角的钢筋混凝土斜撑这一工程施工技术问题。当初许多专家对“东方明珠”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也是基于这一技术的难度。这可不是纸上谈兵的事。为此，开工八九个月后，龚学平亲自带领相关施工技术人员，赴欧洲实地考察访问相关国家的电视塔建筑实例，也正是学习考察期间，上海方面来电报告一个坏消息：在浇铸三根斜撑时，其中有一根斜撑筒才浇了几米就发生了混凝土挂浆，斜筒变形。一听到这消息，据说龚学平的额上顿时“大汗淋漓”。据一位专家回忆：这是一个误传。因为“混凝土挂浆”本来就是建筑界称为“不可完成的难题”——在浇铸过程中混凝土是液态的，柱体本身又很粗，需要大量混凝土，现场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地心引力，使得斜立的钢筋混凝土柱在浇铸过程中不会往下挂漏。
叶可明是这一工程的现场总工程师，无论从技术还是实际施工角度讲，三根斜撑钢筋混凝土桩是整体“东方明珠”工程中首先要解决，也是最难克服的一道技术难题，理论上是一回事，现场和实际又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亲历，不看物质变化着的现场，不可能给出最后的可行还是不可行的结论。
那几天的欧洲之行，心理负担最重的莫过于叶可明了！在抵达巴黎之后，他和龚学平等被安排先到埃菲尔铁塔考察。后来吴基民等作者写过文章记叙过当天叶可明在现场的灵感：当日，“叶可明心绪不宁地随意瞅着远处密实的小钢板一根根拼接起来的巨型铁塔，他灵光乍现，冒出了一个想法：是不是能在斜筒水泥没有浇灌以前，用高强度粗钢筋在里面扎成一个圆筒，这也相当于给斜筒的骨架起到了一个支撑和定型作用，最后把每一块模板支撑在这个钢结构上，预先起拱成圆筒形。模板里面一层是木板，外面用钢结构，混凝土浇灌在两层板形成的筒结构里。待水泥干燥后，依次将两层模板取下，同时可以保证圆筒斜撑的表面光滑……”
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天才式工匠构思！叶可明想到此处，脸上一扫几天的阴云。他笑了，对龚学平说：我们有办法了！
龚学平总算松了一口气，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返程了？
可以了。叶可明十分有把握地点点头。
“走，回上海建我们的‘明珠’去！”龚学平高兴地对考察团成员嚎了一嗓子。
攻克一道难关后，接下来的是一颗颗“珠”子如何“放”到半空去。关于每一颗“珠”的诞生过程，就像每一位美女一般，都是“有故事的人”。此处只选其中一颗“珠”子的诞生记：
“最顶端的小球，聪明的设计师们是怎么让它‘挂’在塔顶的呢？”吴基民等作者的现场描述很有艺术感：首先是它的球心位置在272.5米，国内还没有一台吊车能升到那样的高度。其次，它的体积不算最大，但是它的钢结构重达815吨，比下球体还要重。要在刮风下雨天把这个庞然大物吊装到那么高，难度显而易见。按照吴钦之先前的计划，要把上球体吊上高空的计划已经过了最佳时机。吴钦之只好另寻办法，最后他决定冒一次险，这个惊险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利用高塔水泥筒体上的钢环梁装上一部吊6吨重的单臂吊车，再把12根每根重10吨的钢梁拆解，分别从地面吊至近300米高空，在高空拼接成12根坚固的钢梁，然后再将这些钢梁用每个直径20至30厘米高强度的螺栓紧紧固定在钢环上……
最后的施工方案完全成功！这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工程艺术表演。
当8颗“大珠”“小珠”在高塔中央的直线上“串”起来、整齐排列在半空中时，姚建平领着现场施工人员又高声地哼起了那首味道十足的京戏。
1994年9月20日，“东方明珠”初照一举成功！那一个夜晚，正好是中秋节。当明月高照时，屹立在浦东陆家嘴中心地带的上海人民盼望已久的“明珠”，闪亮登场——“几乎所有的市民都走出家门，跑到外滩，跑到弄堂口，站在马路上，朝浦东方向望去……那明珠太美太亮，照得我们心花怒放，仿佛迎来一个新世纪。”这是一位弄堂里的老太太的描述。
是的，“东方明珠”的光亮，给开发开放初期的浦东，照亮了义无反顾地前行的光明大道；这光亮，让所有前面可能的和必然的困难与险阻产生了畏惧与胆怯感，因为上海和上海人民的智慧是战无不胜的，他们的意志和信心，如“明珠”放射的光芒……
关于“明珠”的故事本来可以在此收笔，而就在采访浦东的这一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在今日陆家嘴，那些大街小道的名字竟都是山东省的许多地名，如“博山路”“崂山路”“潍坊路”等等。但在这些“山东”大侠中间，有一条路的地名不一样，那就是现在名声很大的“东方路”。
“‘东方路’就是因为有了‘东方明珠’之后才有的。”当地的百姓这样告诉我。一细问，原来因为“东方明珠”在浦东闪亮登场后，上海东方电视台即成立，并且迅速通过市场运作，在文化产业战线成为第一个上市公司，而且效益蒸蒸日上，成为世纪之交上海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面旗帜。而原来电视台所在的那条路叫“文登路”，上海话中的“文登”与“坟墩”同音。于是“东方明珠”的相关单位向浦东管委会提出想“改路名”。
“‘东方明珠’已经在浦东闪闪发光，这个冠名权可以给！”浦东管委会班子成员都是一群开拓型的干部，这事就敲定下来。
“东边”的浦东从此有了一条响亮的“东方路”。
在查阅旧日的资料时，发现一位名叫“陆晨虹”的浦东市民在1998年11月19日的《浦东新区周报》四版，发了一篇题为《东方有条路》的短文，很有情味——
1984年金秋，十岁的我随家从喧闹拥挤的南市迁居浦东。不久后的寒假，我和几位刚结识的新伙伴参加了浦东少年宫写作组。一次归途，我们想寻一条从张杨路返回梅园新村的近路，于是信步踏上了一条正在施工的新干道。当时，40米路幅上沟坑遍地，土石成堆，恰逢雨后，四处汪洋。在推土机载重车震耳的喧嚣中，我似乎体味到了浦东那艰难开拓的性格特征。
这就是今日遐迩驰名的东方路。规划图上，它起自黄浦江其昌栈渡口，接大连路隧道，贯地铁二号线和轻轨，穿南浦大桥，直抵白莲泾。
当年，东方路曾和少年宫和我们的童年融在一起——那聆听儿童文学家鲁兵、圣野畅谈时的喜悦：欣闻劳模杨怀远细叙沧桑时的激动，春游沪东船厂时的新奇，都曾化作东方路上一行行稚嫩的足印、一串串欢快的音符。当我们最后一次欢聚在少年宫时，东方路已经成为一条平坦宽阔、绿树成荫的大马路。
我曾在东方路北首陈占美先生捐建的浦东图书馆度过了中学时代大部分课余时光，也曾和大学同窗沿东方路寻访六里桥堍浦东中学的历史足印。时至今日，我的眼前仍能浮现起东方路畔稻浪滔滔的浦东旧景。
1990年春天，首辆无轨电车驶上浦东大地，驶上东方路。入夜，当我目睹电车的长辫在夜空中划过两道银光时，不禁神醉于这动人夜景了。东方路没有因为人们的留连而缓步。1993年，东方路商业街初展灵韵：绵延数里的欧美风格建筑点缀于林立的高楼丛中，取代了昔日的绿野阡陌、民宅炊烟……
1996年，东方路南北辟通，修缮一新。首届上海旅游节开幕式在路畔96广场举行。那夜，在观摩开幕式彩排后，我冒着蒙蒙秋雨，徜徉于雨夜的东方路。那高挂的大红灯笼，点缀着夜景，路边高楼的玻璃幕墙折射着迷人的灯火。遥望远处东方明珠的雄姿，我忽然想到：当年是东方路伴我走过难忘的少年时代，在东方路上，我目睹了浦东发展的一步步脚印，我已经融身于东上海灿烂的图景里。
上面的文字里，我们清晰地能够感受到从“东方明珠”到“东方路”所带给开发开放后的浦东人的那份浓浓的历史变迁的真切感受。
这就是浦东。这就是“东方明珠”刚刚亮起的岁月。
8 “空手道”换得“第一桶金”
曾经有一位美国大老板，在浦东开发初期被一位日本商人拉来一起投资浦东，但是中途他受各种因素影响而退出了那个合作投资计划。十几年后，这位“山姆大叔”再到浦东后，看到如此繁荣和美丽的浦东，感慨之余后悔莫及，他问上海市的有关领导“浦东还有没有地？”上海市的领导想了想，说“前滩”那里可能还有。据说这位老美现在已经在当年被称为“浦东的西伯利亚”前滩置地多块。他的国家那些媒体朋友问他为何如此“火急火燎”？他回答道：再不急着上手，哪还有钱赚？然后此人感慨道：都说资本主义国家会搞资本，现在看来我们都看错了，其实真正会搞资本的在中国，在上海浦东。
这个故事是无数“浦东传奇”中的一个，那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传奇故事”，赵启正和胡炜两位先生给我讲得最多，因为他俩本身的传奇故事令我常常心潮起伏，所以把他俩的事暂且放在后面说。我们先来讲他俩到浦东工作之前赚取“浦东第一桶金”的故事吧——
上海有关人士告诉我，现在的浦东开发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成本为100亿元左右，像陆家嘴这样特别繁华的地方，每平方米的土地开发价至少已在数万元之上（其实那里也已经无多少空地）。那么，每平方米的开发价值则更大了！而这，仅仅是一种资本价。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一栋栋高楼大厦，现在一年向我们的政府交税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已是很常态了！那么除了交税，这样的“大楼”到底又赚了多少呢？
该是一个天文般的庞大数字了！简直就是几十座金山银山！然而朋友们，你可知道，当年开发浦东时，上海人是多么窘迫和可怜吗？
确实可怜，百分百的窘迫与尴尬。
浦东开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是人民政权的上海市政府主导的，因而现在这块热土，以及土地上盖起的大楼、四通八达的马路、几百所学校、美丽如画的广场和地下穿行的地铁、供飞机停靠的机场，基本上皆是公有和国有的资产，这个资产的总和是多少？估计有人算过，但谁也算不出来，因为它应该是个“天文数”，巨量的天文数，属于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巨大资产！
但是，除了上海人，恐怕都不会相信：原来形成这样的巨大资产的最初资本竟然只有一个亿人民币，并且这一亿元的人民币还是一张“空头支票”！
你也许不相信。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听完下面的故事，便不得不信现代化大都市竟然这样“长成”的——
中央批准浦东开发这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与之相关的当然是政策，而政策通常有两个方面倾向：一是开放度的大小，决定投资环境；二是财政与税收上的国家优惠。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当家人”也是有难处的。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地方想搞特区、搞开发区之类的事吗？就是希望上面给予这两方面的关照。政策关照似乎好说一点，但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如果开了口，那国家这一头就吃紧了！所以，当时中央派管经济的姚依林到上海调研论证，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中央和上海市有点“较劲”的。何事？当然就是上海向国家交的财税问题。上面说了，上海一直在说“我们是国家的长子，每年财政上缴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之多”。中央说了，那是当然的事，上海作为第一工业城市、最富裕的地方，你不上缴那么多财政收入，中央咋办？那么多落后地区谁去支援？那么多大学、中学、小学的老师工资谁发？那么多国防支出、那么多国计民生的事谁管？中央有中央的难处嘛！于是上海说了——我看到陈国栋、汪道涵到江泽民，特别是朱镕基主政上海后，多次在中央领导面前坚定而且毫不含糊地保证：任何情况下，上海向中央交的财政数一分不少！有了这话，北京方面的总理、副总理才会心平气和的、认认真真地看你上海来的“报告”嘛！
讨价还价，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常有的事。没有全国一盘棋观念的地方官员，肯定不会被中央喜欢；而既有全局观念，又能体察关顾本地利益的官员，才是被中央认可、地方人民称道的好官。
朱镕基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央最后决定浦东开发开放政策意见前，他委婉而又坚定地在姚依林和几十位中央大员面前陈述道：
对《汇报提纲》（指中央调研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作者注），我没有更多的意见，写得很好。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对上海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后面的几条能不能考虑稍微再肯定一点，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个文件中央很快可以拍板的。这一拍板以后，几年都不好改这个文件，这要耽误事情。所以，我恳切地请依林同志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再次考虑一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是土地批租政策和土地级差地租的政策，这对上海是至关重要的两条政策。如果要改变上海的面貌，就要靠这两个政策。上海批租的收入如果还是按现在的办法上缴，上海是寸步难行，没法再搞了。上海批租的收入是我们开发浦东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所以我希望这个《汇报提纲》有个肯定性的意见，就是让上海先试点……
第二条意见：《汇报提纲》第六页里的写法是：“不改变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不影响上海市对中央的财政上缴、外汇上缴任务以及在沪的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上缴任务”。我觉得是不是前半句可以不要？因为现行的财政体制也说不清楚，上海实行的是一种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财政包干，外汇也是一个包干体制，这个包干的体制即将到期，只有两年半了，究竟将来怎么办，都在可变的情况之下，事实上现在每年都在变。所以，就说“不影响上海市对中央的财政上缴任务”这一句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没有提出要减少，只要求稳定一下，只提出新增加的税收不要再增加上海的负担了。
上面的这段话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448页和449页上。今天的上海人民和浦东人民之所以非常感谢与怀念“我们的朱市长”，就是朱镕基给上海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问题上从中央那里“要”和争取了几个关键性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那样，“上海是寸步难行，没法再搞了”。在中央面前说这样的话，既是他朱镕基“铁公鸡”的风格，更是他作为上海市长拉出肝肠的诉苦之言，因此最后也就感动了“上帝”。
从朱镕基当时的口吻看，真有点“豁出老命”的味道。君不知，大上海的市长当时虽从中央“收”到了一个天大的馅饼——“浦东开发”，这是上海发展的百年一遇之大好机会，同时也是邓小平交待的一件关系到当时中国扭转被动局面的“王牌”，意义双重。然而开发开放浦东如此一大块的地方，没有点钱怎么可能引得来“金凤凰”呢？在我苏州老家有块地方，叫新加坡人来一起开发工业园区，新加坡人会搞全球高端引资。先整好一块地——几平方公里面积，再把“七通一平”搞好，然而再到全世界去吆喝。这“七通一平”是啥意思呢？就是地下的所有水、电、通信、光缆等七样东西全部通好，再把上面的地平整好。苏州工业园“七通一平”花了几十个亿！几十个亿投进去，竟然地面上啥都见不着。可外资愿意看到这样的基础设施呀！所以苏州工业园区后来招揽到了全球最好的企业入驻。举此例想说的是，浦东开发开放，要想吸引全球、全国高端的企业入驻与投资，得先把基础设施搞出个样子。当时确定的浦东开发面积是350平方公里，按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招商引资前先做好的“七通一平”基础投入，算算浦东要多少钱？几十亿？绝对少了。几百亿？还是少了。没千亿元撒下去，肯定不会像样的。
几百亿？几千亿？想得美！
朱镕基第一次跟开发办的杨昌基说，每个开发公司给3个亿，开发办这块再给一个亿，作为启动资金，也就是说10个亿作为整个浦东的开发启动资金。当时听说有10个亿的启动资金，有人就私下嘀咕：“朱大人”给这么点钱可不像他风格嘛！到了后来，他“朱大人”的“风格”还真的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把浦东开发分为三个开发公司。按照专家的意见和中央论证的结果，浦东开发最初是重点开发三个功能区，即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区、金桥的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的保税区（对外称“自由贸易区”），后来又加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浦东为什么按这三个功能区（最初）来设计和划分，我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特别是当时以汪道涵为首的规划咨询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把浦东作为金融贸易中心和大港口来考虑的。后来这一方案受到了很大阻力，是因为台上执政的市领导希望把浦西原有的工业企业分散到浦东去，以缓解老城区的压力，而且，当时对浦东建成一个“金融中心”持消极态度的大有人在。然而这一主张又遭到了汪道涵等一批专家和学者的反对，虽然都是为了上海好、为了浦东好，但争论还是非常激烈的，甚至有段时间还陷入了僵局。然而毕竟都是一批胸怀大局、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秀分子，又有振兴上海的赤子情怀，大家在一起讨论、商量并最后形成了统一意见：浦东开发是功能性开发，于是也就有了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区、金桥的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后来的张江科技园区及洋山港区这样一幅完整的浦东开发开放图。
一张蓝图绘到底，绘出了今天的浦东新天地。这话听起来很简单、容易，其实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与弯道，有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争执，连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亲密无间的上下级，最后都成为话不投机的“冤家”。我听说，有不少这样的“冤家”，是在浦东建得越来越美之后，心头的那些意见和矛盾才渐渐地化解……
“现在看来啊，你当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啥呀！要是当初把你的意见采纳进去，我看今天的浦东肯定更完美、更出彩！”
“哈哈哈……”“冤家”们终于又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多少委屈和热泪在那一刻尽情流淌。
这就是工作。这就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去谋事的共产党人。这就是新上海人和新浦东人的精神境界。
继“浦东开发办”之后，1990年9月——经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并报国务院审批，在浦东开发办下属三个开发公司，它们分别按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三个功能区的名称冠以开发公司之名。最初的三个开发公司的开发面积分别是0.7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和2平方公里。陆家嘴区位优势明显，与浦西的外滩毗邻，寸土寸金，未来有可能与外滩呼应，成为浦江两岸的最繁荣区，先小面积开发，再待时机成熟全面开发。这是当时汪道涵他们最早提出的思路。其余两个开发区相对空间面积大。开发方案基本确定后，就是钱的问题。
不是说好了给三个公司9个亿吗？一天，朱镕基突然急匆匆地找到杨昌基说：三个公司9个亿不行，现在振兴和改造上海到处都要钱，我哪来那么多钱呀！这样吧，一个公司暂给1个亿。
一个亿哪够？咋个启动嘛！杨昌基的眼睛翻了翻说。
朱镕基笑了笑说：你先张罗张罗再说。
你的意思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呗！杨昌基想争辩几句，却见朱镕基火急火燎的样子，早已远远地离他而去。杨昌基叹道：就这么着吧！大上海1200多万人，啥事都得花钱，动不动就是几个亿。市长难当呀！
杨昌基无奈地摇摇头。回头赶紧找开发办和三个开发公司传达，昨天还是热情高涨的开发办同志们和三个刚刚成立的公司头头们说：这么点小钱，也就够开个皮包公司啥的！堂堂浦东大开发怕是大东海捞月，不知何年何月成事哟！
钱少但有政策呀！杨昌基引导说，浦东开发从一开始中央和市里确定的做法就是要依靠土地增值来实现资金聚集和滚动，这里面含金量高着呢！
我同意昌基主任的意见。只要能把土地增值用活，钱不缺。新到任的黄奇帆副主任说。
大家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因为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尝试过利用“土地增值”实现资金滚动的开发战术。
不行了，不行了！才过几天，杨昌基又把开发办和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叫到一起，传达“上面的秘密精神”：朱镕基市长刚刚说，一个公司一个亿的钱也不能给了，只能每家公司给3000万元，加上开发办留1000万，总共1个亿的钱。
这事的全过程，杨昌基有文字回忆：
又过了几天，朱镕基同志即将离开上海赴北京工作了。临行前，他又对我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我当时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后对朱镕基同志说，那就一个公司给3000万吧！
“能行吗？”镕基同志问道，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数字毕竟太少了些。当时，我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已经把三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了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俗称“土地出让，空转启动”。后来，这一办法被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副校长概括为“空手道”。“空转启动”的程序是这样的：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再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通过这样一个资金“空转”的过程，达到“出让土地，启动开发”的目的。
当时，我对镕基同志说，土地空转，千分之四归中央，叫财政拿空头支票，土地局拨土地，公证处公证，按60元1个平方米算，4平方公里土地财政拿2.4亿出来。
“那就这样先搞起来吧。”镕基同志的话语中寄予信任和希望。我将这情况在班子内进行了传达。
杨昌基在内部一传达，立即有人嘀咕道：这是开“国际玩笑”嘛！
“141号”的小会议室里，与会者彼此苦笑着相视，先摇摇头，后又点点头：确实是“国际玩笑”，人家广东、江苏一带的每平方公里面积已经给到了一个亿，我们浦东350平方公里，总共才给1个亿！不是“国际玩笑”是什么？
倒是杨昌基先笑了：看来我们在浦东开发事情上，真的要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真正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上海人是些什么能人！
你说我们能拿这些钱就能干成浦东开发开放的大事？
那当然！不仅要干成，而且要干得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好！杨昌基自信道。
目前上海的情况摆在这里，钱恐怕三年五年内不会那么青睐我们浦东的，大家要有精神准备！沙麟也认为。
我们开发浦东，也不会像深圳、珠海那样，有那么多海外的“亲戚朋友”主动来帮助，得靠自己的智慧和脑筋了！黄奇帆问杨昌基：用好土地政策这一块是不是该立即动手了？
是。我看可以了。否则我们啥事都做不成！杨昌基拍拍胸脯，似乎振作了一下，然而再看看自己的几位爱将，说：你们谁愿意把“土地换钱”这活儿给弄起来？
我来。这事我愿意干！副主任黄奇帆立即自告奋勇。
大家认为呢？杨昌基征求意见。
此事非奇帆莫属。沙麟、李佳能等举双手拥护。
浦东开发的真正起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起步的，用“一穷二白”并不为过。在35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在大上海这样的地方，几千万资金，好比是足球场上撒芝麻，连星星点点都瞧不见。
然而黄奇帆等人就用这9000万元加一个政策，将千座金山银山垒在了浦东大地上，夯实了一个力鼎千斤的“资本桩基”——这应该是个“国家空手道”模式：
先由财政部门向浦东开发办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浦东开发公司再拿着这张财政部门的支票到土地部门交上开发区划定的开发土地的评估费用。而开发公司拿到土地部门的评估做出的文件后，就立即转头到土地交易市场挂牌换取开发土地预支支票，这时的开发公司所获得的支票金额肯定远高于早上财政部门开出的支票金额。至此，当天的下班前，浦东几家开发公司必须以火箭般的速度，填上早上所获得同样金额的支票，及时送回市财政部门……如此空转一天，市财政局其实从账面上看一分未少，而浦东开发公司各家则已经在账面上有了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了！当开发公司有了这笔钱后，就可以去征地，去动员农民拆迁，就可以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电信和平整土地），之后就可以向外招商。商家看中后，就得缴上一大笔土地租金。开发公司便用商家缴上来的钱，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然而再收进更大的投资商上缴来的钱……如此滚雪球般的一直飞快地往前推，推了再推，周而复始，一直到浦东今天的大楼林立、满地黄金的新纪元……
这就是中央给予的浦东土地批租政策、朱镕基领导和推进的、黄奇帆等人一手运作的“浦东模式”的资本积累的“高级空手道”套路。这一套路，是中国的创造，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中都没有这样的“模式”与“先例”。后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多数运用了这一“浦东经验”。虽然现在批判它所带来的一些弊病，但毕竟在贫穷和落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初级阶段，“土地批租”和“土地资本”的迅速积聚，使我们中国有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硬道理。设想一下：假如当年的浦东开发，循规蹈矩，等待国家给一点钱开发一点的话，估计至今仍然见不到一座像样的摩天大厦，更不用说有多少座年上缴几十亿、百亿税收的“大楼”，大上海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如此之美和如此之繁荣！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辉煌的国家历史进程总是被传颂和奉为经典，而一个民族衰败史只能当作反面教材的原因。当春天的阳光温暖整个世界时，再美丽的冰雕也只能被无情地替代。春光的明媚是为了让更多的万物复苏，收获新一年更多更丰富的果实是新一个春天的责任与使命，在实现大地复苏的过程中，摧枯拉朽也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的革命。
王安德是第一任陆家嘴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他是参与和制定三个公司的架构以及实施三家公司“生意经”的政策操盘手之一。回忆起当年陆家嘴“第一桶金”时，王安德用“历历在目”“不可思议”来形容。
“浦东开发办成立前后，我一直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直在为领导决策拿具体方案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知道的事多些。比如关于成立三个公司的起因，是朱镕基市长出国访问前向黄菊同志交待：我们浦东开发体制，可以按三个开发区块设置三个开发公司来进行。黄菊就很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我和黄奇帆同志就用了两三年时间把三个公司的构架交给了黄菊，没想到的是我把自己给‘做’了进去。”已是满头银丝的王安德如今朝我笑言。
1990年7月21日，王安德与黄奇帆还在忙碌地准备即将成立的三个开发公司的具体实施计划的材料。突然市委来电，通知王安德马上到浦西去开会。“当时的情景我一直记着。”王安德说，“因为我去晚了，所以一进市委二层小会议室，就看见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了。会议由黄菊主持，他身边是组织部的人。副市长倪天增也在。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会议，只见黄菊主持提问，每人三个问题，10分钟到15分钟，点到谁谁就回答。除了领导和组织部的人，我看了一下，有三分之一的人我认识，多数第一次见。后来点到我回答，记得基本都是关于浦东开发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结束后，倪天增借口说有事让我留下，然后当着黄菊的面说：小王你的发言不算数。见黄菊笑笑，我没吱声。我不明白他们是啥意思，只是知道可能跟人事有关。因为我已经在浦东工作了，这个现场‘考试’多少跟浦东开发有关，所以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哪知到了27日，上面又来通知让到市委去一下。去后才知道，是组织部任命我和另外几位去三个开发公司任职，任命我到陆家嘴开发公司当总经理。我当时暗暗叫苦：从‘纸上谈兵’到操盘实干，浦东真的要与我王安德过不去是不是？”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当时我们浦东开发是个啥日子嘛！”如今仍然文质彬彬的王安德长叹一声说，“真的就跟一分钱都没有差不多！”
“组织部当时对我们三个公司的职级定位是局级单位，我总经理也就是个正局级，三个公司配备的班子成员都一样：一正三副。我的三个副手，一是当时黄浦区的一名副区长余力，他在区里刚到任，到陆家嘴开发公司任常务副主任；另一位是上海友谊商店总经理汪雅谷，因为浦东开发主要是对外，所以派汪总来是因为他的英语好，对外关系方面有经验；另一位是建行上海支行行长郑尚武。我当时35岁，三名副手年龄都比我大，而且可以说到浦东工作之前在各自领域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到了我们陆家嘴开发公司上班后，有些‘惨不忍睹’，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王安德说到这儿抿着嘴笑了，他说，“他们到141号小院报到上班，一看，我们堂堂一个局级单位，竟然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连个最基本的办公地都是你挤我、我挤你。我之前已经在141号小院上班两个多月了，已经习惯了。他们三个不行啊，一看这么个摊子，脸都青了！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钱呀？我摇摇头说，没有。这咋弄嘛！三人一起叹气。既然开发公司开张了，没一分钱总不行吧！于是我们就向工商银行借了20万元，算起灶‘点火’费吧！”
“没过多久，上面领导说，三个公司可以不用与开发办一起挤在141号小院了。原来陆家嘴所在的镇开了一家浦东最好的酒店，叫‘由由大酒店’，三家公司可以到那里开展业务了！于是，我们三家开发公司都搬到‘由由’去了。”
除了“141号”小院，浦东开发史上，“由由大酒店”是另一个可以载入“浦东史诗”的地方，这个话题我们后面再说。
话说王安德他们搬到“由由大酒店”后，面临的仍然是没有钱的困窘。
“还是借呗！我们又借了200万元。”王安德说，“起初说的是给我们每家同样数额的开办费。这事让银行来的副总经理郑尚武很生气，他说搞浦东开发这么件大事，就一笔200万元开办费能做啥事？太小气了，他说我去银行‘弄’它500万来。我跟他说这恐怕不行，再等等吧。不久，市里给了我们三家开发公司各3000万注册资金，但这3000万不是现金，是土地股金，就是黄奇帆他们靠‘空头支票’弄来的那笔钱。”
没有钱，没有活钱，开发浦东的大事还得往前推进。这个时候，王安德他们从市里获得一个好消息，朱镕基在访问法国巴黎时，与法国政府谈定了一项协议：由法方帮助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规划设计国际招标。该协议的条款中有一项“各负其责”的内容：境外方面所需要费用由法方负责，为200万元法郎；中国境内的费用由中方负责，200万人民币。
中方的钱谁出？副市长倪天增对王安德说了句很无情的话：干陆家嘴的事，你们不出谁出？
“我们的200万元‘开办费’就这样出去了。”王安德抹抹嘴说道。
“没钱还得干事吧！”王安德说，“浦东开发中我们陆家嘴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搞金融贸易区，所以我就想到了怎么样把银行拉过来。银行中你就得先拉人民银行这个‘领头羊’，它要是来了，其他的银行金融机构就会跟过来。”
“想是这么想，但我们没有钱呀！账上趴着的3000万元不是现金，动不了，只能在土地项目启动时才能动。怎么办？你想动员‘银行巨头’们到浦东来，你就得去请啊！没有钱你怎么请得动这些财神爷呀！”王安德笑着说，“当时与别人相比，我有一点个人优势，是因为在浦东开发前期，我一直在做政策研究方面的事，跟各个单位都有些来往，关系熟，所以这个关键时刻用上了……”
这是个异常火热的夏季，那天，身无分文的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的王安德，穿着一条短裤衩，问副手汪雅谷：老兄，咱们请几位“财神爷”谈事，得找个有点派头的地方，可公司又没钱，你看是不是借你老单位友谊商店的宝地用一下？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汪雅谷爽快地答应，并且立即安排妥当。
“我不知道友谊商店里面有空调啊，冻得我差点感冒！”王安德窘迫地说，“中午请几位财神爷吃顿饭的钱我们还是‘挂账’的……”
凭着王安德他们的“老交情”，更靠着市委、市政府对浦东开发的推进力度，几家银行的头头都表示愿意在陆家嘴“落户”，但盖房动迁这一块的钱不好出，总行不会批准。“财神爷”们谈到最后，露出为难表情。
这个……王安德他们的陆家嘴开发公司顿时又慌了神。转眼工夫，那些“财神爷”抹抹嘴，说了声“谢谢”便抽身离开了友谊商店。
“不行，还得找他们！”王安德跺着脚，心有不甘地说。
他厚着脸皮，再度登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办公室。如此这般又一番恳切请求。龚行长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肯定非常支持浦东开发，也愿意在浦东那边建立“大本营”。
王安德感恩不尽：有行长这句话，我们陆家嘴金融区就有希望！
龚行长笑笑说：但上面现在也确实对我们建新行选址有些硬性规定，比如像搬到浦东的用地搬迁费用，一般是不会批准的……
这一块我们想法解决。只要人行能到浦东落户，我们愿意砸锅卖铁尽点绵薄之力！王安德不等对方说完，就立即站起身来，穷汉充着富人表态道。
龚行长颇为感动地握住王安德的手道：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其实真正激动的是王安德。
他回到浦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启动人民银行准备搬迁、相关居民拆迁和土地平整事宜。这几项一做，正好把账面上通过“空手道”换来的3000万注册资金全用上了。
什么？上回贴了200万元，这回又把账面上的3000万元全贴给人家？这个样子，你不是“憨大”就是疯子！开发公司的人嚷嚷起来了，并且明对明地公开评说他们的总经理王安德。
“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大家的议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浦东开发，尤其是我们陆家嘴金融区的发展，如果墨守成规、等着各种条件成熟后再行动，肯定会失去很多机遇，也不可能出现后来快速发展的局面。”王安德说，“我就跟大家讲童话‘种钱’的一则故事，来解释为什么连续两次贴老本来启动陆家嘴开发。我说，第一次贴出去200万元，是为了陆家嘴能够有个国际高标准的规划设计，没有高端的规划设计，陆家嘴甚至整个浦东开发就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这样的钱投下去、贴进去，就是‘种钱’的过程，最后换来的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是为了动员和促成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搬到浦东，这是整个陆家嘴金融区建设的关键一招，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金融机构进驻，陆家嘴何谈国际金融中心？要想让金融机构进驻，没有人民银行这领头羊来浦东、来陆家嘴，成吗？”
王安德的这番道理总算平息了一阵风波。最根本的是，他决策舍本“套”来的“第一桶金”后来果真见了奇效：
1991年6月8日，陆家嘴开发区域上的第一个项目草签。次年5月15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大厦动工。
1995年6月28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搬迁到浦东，成为入驻陆家嘴金融区的第一家“国”字头金融机构。
已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跟副主任胡炜商量：“财神爷”来浦东了，咱得像像样样给人家送个礼物。
这事交我来办吧！胡炜在赵启正耳边悄声说了一句，便转身去“办事”了。身后的赵启正大笑：好主意！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乔迁之喜，是浦东开发的一件大事，尤其对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来说更是如此。浦东新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
“毛行长啊，今天我要代表浦东新区管委会和浦东人民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们人民银行为支援我们陆家嘴金融区建设，做了一个领头羊的表率，所以呢——我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赵启正满脸笑容地一边说，一边示意站在一旁的胡炜将手中抱着的一件用红绸布裹着的“礼物”递向毛应梁行长。
“哎哟——！”毛应梁行长在见赵启正揭开红绸的那一瞬，不由惊叫一声，然后又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
原来，赵启正和胡炜送给他的是一只洁白干净还穿着“鞋”的活白羊！
赵启正、胡炜给人民银行“送活羊”的故事，在浦东开发史上早有记载。
“这是启正和胡炜两位主任交待我们办的事。当时我们花了200块钱到老百姓那里买来的羊，是公司的几个工作人员忙乎了一个晚上，把那头羊洗得干干净净。虽然礼物不算贵重，但寓意很深，表达了我们对人民银行为支持陆家嘴金融区建设所做的示范举动的敬意和谢意。因为有了人民银行的领头示范，所以后来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跟着迁驻到了浦东，这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陆家嘴‘金山银山’式的国际金融中心！”王安德骄傲地说。
黄奇帆等人玩的“空手道”，为浦东开发初期解决资金紧缺等窘境起到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谓“弥足珍贵”“受用无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带动了整个浦东开发飞速发展的车轮。1991年2月，邓小平再度来到上海过春节时，朱镕基向他汇报浦东开发过程中走“金融贸易先行”之路后，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等于间接肯定了浦东开发初期的“土地空转”这一经验。
“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黄奇帆的这段话是他已经离开浦东新区十余年之后在重庆当市长时说的，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将浦东“土地空转”的经验，更加潇洒而出彩地发挥在了山城重庆的建设上。当有人问起已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如何评价“老搭档”黄奇帆玩的这套“空手道”时，赵启正用了这样一段话：“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和创造性的人，但他的激情和创造性发挥的时候是有底线的，他绝不会被周围的掌声冲过边界。”
其实，包括黄奇帆在内的所有浦东开发者，他们在创业相当困难的初始阶段，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尽管在今天看起来有些“豁边”与特别，但那毕竟符合当时当地的“特殊性”，因而也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作浦东开发主线条的“十二字”经验，即：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
在与许多“老上海”谈起浦东的变化时，他们无不如此感叹：谁也想不到，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浦东是稻田、烂泥路和棚户区，转眼却变得比巴黎、曼哈顿还繁华，还现代化！
“所有流出的汗水可以不计，但当年起步时的艰难无法忘怀！”
与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相比，张江高科技园区要晚两年多成立。然而这个“浦东老小”，如今却早已被国际同行称为“The Silicon and Medicine Valley in China”。当你走进这片“科技园林”时，你无法不被中国今天所拥有的一个个高科技研发和产业基地所吸引与震撼：二十多年前，此地还是一片水稻田和烂泥地……农民们只能靠养鸡养鸭换得几个活钱。今天，也许仅仅是一栋小小的楼宇里，所创造和产生的经济价值就达数亿、数十亿元！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像一步登天！但当年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却踩在云里雾里……那真的是惊心动魄！”吴承璘是张江高新科技园区开发公司的第二经理。他到浦东上任，是1993年5月3日。
“我到未来的高科技园区地块，举目四望，当时的龙东路只是一条来回两车道的小路，四周一片农田……起步的困难之大，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吴承璘说。
之前，吴承璘在一家叫“群星集团”的大企业工作，手中执掌数十亿资金。然而到了张江，他竟然一下子成了“穷光蛋”。
“开发公司先期的一亿元启动资金由于征地和基础设施投入，已经全部用完，但地块的‘三通一平’还没有完成，之前几家公司签订的用地意向停留在纸面上无法批租，我们开发公司又没有其他收入，办公地与园区又不在一起。怎么办？这个时候，市领导又来催我们抓紧园区的规划与‘三通一平’。可没有钱，咋个开发？当时我跟财务碰了一头，别说开发项目，就是人员工资最多仅能维持两个月了！”吴承璘长叹一声道，“当时真的难死我了！”
“我把底交给大家，是希望诸位要认真地想好了：如果现在想走的，公司理解你，也感激你过去的付出，愿意留下来的，可能要准备几个月领不到工资……”身为浦东四大开发区“老板”之一的吴承璘这一天是低着头说这话的。
“我们不走！来浦东就是准备吃苦的！”
“就是。我们是来建高科技园区的，又不是冲着待遇来的！现在工资领不到，等张江发达了，你老板给我们补上便是……”
“对，不把张江建设好，我们不言收兵！”
吴承璘再抬起头时，热泪满面。“我被我们的员工感动了！公司的骨干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他们建设浦东的信心也激励了我，给了我力量，当晚，我采用了非常规做法，越级给吴邦国书记和黄菊市长写信，请求他们出面协调有关银行给予张江开发公司两亿元的贷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我们张江开发公司将拿出两平方公里土地作为抵押。”
如此一份冒着热气、浸着眼泪的“请示状”，让吴邦国和黄菊的眼睛跟着湿润了。
“工、建、中、农行，你们想办法给张江伸一把手。”一道批示下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毛应梁行长亲自出面协调，支持张江的2亿元贷款迅速得到落实。
“修路、‘三通一平’，外加搭建简易办公楼的事，我来负责！5个月内搞不好，撤我的职！”副总经理毛德明向吴承璘主动请缨……
5个月、150天，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时间就算眼睛一眨。然而毛德明与张江开发公司的员工没有食言，且提前完成所有规划中的修路与“三通一平”及简易办公楼的建设，这是如今一年为国家创造数千亿国民生产总值的张江高新科技园区“起家”时的第一仗，打得精彩而又有些悲壮——皆因那“囊中羞涩”，断了我“上海人”冲天豪气！
张江开发公司迁入园区的那一天是1月20日，天上飘着雪，凛冽的寒风吹拂着浦东广袤的田野，然而热血沸腾的吴承璘与公司全体工作人员却在五星红旗下嚎着嗓子高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岁月，无论是王安德、余力他们的陆家嘴，还是吴承璘、毛德明他们的张江，更不用说朱晓明他们的金桥、阮延华他们的外高桥，这4个“战区司令”及其他们的“战区”，清一色的双手空空，清一色的一穷二白，然而他们就是以一腔热血，当时靠着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中央争取来的政策，创造性的“玩”了一套“土地空转”的高等级空手道术，将一个初生的“浦东婴儿”，托出田埂与烂泥渡，迎向崭新的世纪……
9 “螃蟹”来了真敢吃？
人们常把第一个尝试新鲜事物的开拓者或先驱者，称为“吃螃蟹的人”。在浦东开发史上，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体制、机制是具有开拓性与创新性的，这也是“浦东经验”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与范例，为世人所瞩目与学习的原因。
在浦东金桥，有一所国内多数人并不知晓但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8年4月末的一天，我应老院长朱晓明之邀第一次走进校园的那一刻，便在心底不由地赞叹：这该是中国最漂亮的大学吧！是的，它的主体建筑出自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及其贝氏团队之手。那教学楼完全按照国际名牌大校的标准建造，令人感叹的是那些数控教室。“我们某些方面的数字化程度与世界最先进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是同等水平。”朱晓明院长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本身就是浦东新区建设史上的一个创新，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开发区和特区中，率先独立办大学是浦东的首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与欧盟联合创办的一所面向世界、面向工商界领袖级人物的国际高等学院。世界工商史与经济学方面的经典案例及前沿问题，是它研究的重点方向和教学的主要内容。浦东开发经验在这所学院教学内容中占有很重的比例。浦东开发经验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浦东开发经验在国际上也是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相距十多里路的另一座具有很强“中国特色”的浦东干部学院，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办的专门培养和培训高级干部的场所，它与延安、井冈山两处革命圣地的干部学院并列为直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的三座除中央党校之外的最高级别的干部学院。浦东非革命圣地，但中央却在这设立一所与延安、井冈山两地同样重要的干部学院，中央办此校的宗旨与目的非常清楚：浦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是中国崛起和走向强盛的重要高地。浦东开发的成功经验，从某种意义讲，也造就了浦东干部学院。这也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浦东经验的高度认可，世界其实也是这样普遍认为的，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浦东则是其中的杰出篇章。
让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精彩细节”：当年的浦东开拓者和领导者们，作为事业的先驱者，他们是怎样在大东海的岸边勇敢地“闯滩”和“吃螃蟹”的？
闯滩的人有两种命运：或扑向大海，顺汹涌的波涛而远行；或陷入沙滩而被海水吞没……
吃螃蟹的人同样有两种命运：会吃的人越吃越有滋味，不会吃的人则满嘴受伤、惨不忍睹。
我的老家在江苏常熟，“沙家浜就是我的家”。每年秋季一到，又鲜又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上海人的“最爱”，而上海人吃螃蟹的水平真可称道，颇有境界。常有人调侃上海人吃螃蟹的水平，说他们有人乘火车从上海到北京，能将一只螃蟹一直吃到北京，吃完后的螃蟹壳还能复原成完整的一只螃蟹。
浦东开发，特别是初期，其整个过程无论从体制还是所遇到的问题，皆是前所未有的。中央给予它的定位：既非特区，又享受特区各种政策。上海同志告诉我：这称为“不是特区，比特还特”。此话何意？就是浦东虽然不叫经济特区，但同样享受一样的特区政策；其二是，上海浦东的有些政策比特区还要“特区”，即开放程度更高。比如像银行，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一般不可能有两个分行、两个总部，但在上海的浦东则允许设立，等等。再比如，浦东一开始并没设立国家党政机关组织，领导机构叫“新区管委会”，采取的是企业化管理团队，因此它人员精干、机关简政、运作高效、成本低。这些都是“吃螃蟹”的经典范例。
其实，能够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总是少数，而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浦东景观和浦东奇迹中绝大部分并没有进入。但我以为，恰恰正是这些貌似不起眼的“沙粒”和“铺路石”的先驱与示范作用，才有了现在人们常津津乐道的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浦东色彩与浦东乐章。
有一天采访途中，路过“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我不由好奇地问同行者：这个名字怪怪的，有些中不中、洋不洋的。
它可是风靡一时的“浦东第一店”啊！同行者说，这是上海更是浦东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企。由著名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与日本八佰伴合资兴建的，取双方原有的商店名字组合而生。
原来如此。日本的八佰伴，或许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但一说到电影《阿信》，似乎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会知道。“阿信”的原型，其实就是日本八佰伴的创始者和田一夫的母亲和田加津。
日本第一大百货商业巨无霸新主人，在浦东开发的最初日子，来到上海，参观了同样是中国百货巨无霸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那一天和田一夫听说“对岸”的浦东吹响了开发开放号角，饶有兴趣地想去“过江”看一看。富有商业远见的和田一夫，尽管看到的浦东仍是一片片菜地和烂泥路，但第二天他就请求同上海商界“领袖”谈合作事宜。
地址在新锦江饭店。内容是合资兴建零售商业。整个谈判用了仅两个半小时，新上海人办事的雷厉风行作风让日本客人刮目相看，在第三天就完成了合作意向书的签订。
次日外媒纷纷报道。现在看这类事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这种中外合资企业形式，绝无仅有。
国家制度上从未允许过。相应的国家政策尚无明文。
“螃蟹”真的来了！
吃不吃？敢不敢吃？
浦东开发者面临又一种考验，是撞国家政策高墙的考验。
现在再看“第一八佰伴”，好像在浦东诸多繁华的商业楼丛中很不起眼，但在浦东开发开放最初几年里，它的影响力和带给浦东的“人气”是空前的。记得开业那天，那真叫“人山人海”，据说当天十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人去了那商场。当日有107万人次涌进这家商场，连我们这些“老上海”也从没见过那般红火！同行者说。
二十余年了，“第一八佰伴”堪称商界“不倒翁”，这本身就是一个浦东奇迹。浦东朋友骄傲地介绍，近几年，由于“网店”的迅速兴起，就连在上海的许多世界著名商家纷纷撤离或收缩，而浦东的“第一八佰伴”依然独傲于黄浦江东岸，实属不易。
“也许在最初时它就具备了‘吃螃蟹’的本领。”浦东人笑谈。
后来听了几位上海市的老领导介绍，方知当年浦东“第一八佰伴”的那张“出生证”来之不易。
“意向合作书签订了，但这是我们上海浦东‘自说自话’的事，国家根本没有政策明文说可以搞这种中外商业引资项目。因为没有相应的政策，所以这类事要报国务院六个部门审核，最后还须上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批准。没有先例的事，我们跟北京方面打电话过去咨询，人家回答说：可能给你们专门制订一部政策吗？即使可能，知道得需要多长时间吗？有了国务院的一个政策，知道还要有多少相应的配套法规吗？知道制订一部法规又需要多少时间吗？总之一听就像是遥遥无期的事，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等所有政策法规制订好了再跟外商谈？再签约？再规划？再设计？再筹钱？再挖沟砌墙？你说何年何月把一个商场建好嘛！”这位上海市老领导一连说了好几个问号，我想象一下：如果把他这些问号串联起来，建起一栋商业大楼估计得十年八载呢！那么整个浦东现在的千万栋大厦，是不是需要建一二百年甚至一千年时间……那样的话，浦东会是今天的浦东吗？这一幕，让我脑海里跳出我第一次到巴西首都见到的那片连绵无际的贫民窟……那样的境况如果一旦出现，将是一场灾难。然而中国的上海人和浦东人并没有让这种悲剧出现，甚至露头的机会也没有给。
“我们组织了由一名副市长带队的赴京游说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处室一个处室地去汇报、交流；再回头修改请求报告，再拟出方案措施，然后再去向一个部委一个部委的主要负责领导汇报。这一层走通、走完程序后，更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再向中央领导直至副总理、总理汇报请求……最后等国务院的审批。”上海市老领导这样说。
如此复杂曲折，并非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而是政策所限、时代所限，这也是浦东开发开放所经历和遇到的“时代之困”。它本身并非全是我们国家自身制度的问题，而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年代。然而浦东开发开放的潮流，已汹涌而来，势不可挡。这样的“国际游戏规则”，也需要提前被运用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中去。
一件今天看来连中学生都能理解的事，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可能是大逆不道之举，招致想象不出来的种种磨难。
看到此处，当你了解和明白上海人和浦东开发者在那段历史进程中经历的这般往事时，你是否也能体味他们当年的改革勇气与精神智慧，是何等的可贵！
一纸“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字样的“国字”头批文，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一突破的过程与经手的人，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起草合作协议的“上海一百”的总经理，中间过了多少人和多少单位、多少图章？“估计不会少于百数吧！”一位上海市老领导说。
有了一纸批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接下去的外商入境、中资资金的投入，所涉及的银行供货、利率、担保、汇率、外汇管理等等“小问题”，又是成百上千。别小看了这些芝麻大的小事，理顺它有时比找北京的部委还要难。
门槛还得一个一个地走。
然而到了核心的中外合资的权益问题上，这关口真让浦东人甚至整个上海人都有些“心惊肉跳”了：因为这是与“资本主义”争夺利益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在浦东这块新土地上谁说了算、谁得利多，可不是简单的合作合资的事了，而是“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关乎到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能否不被“资本主义”吃掉的大原则！
你死我活。铁定的革命定律。
尤其是与日本“资本家”联合办店，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种种复杂因素，扰乱了具有超常运作能力的浦东开发者的心绪。
根据谈判结果，新的合资的“第一八佰伴”资本股权结构中，上海第一百货店占45%，日本八佰伴占19%，香港八佰伴占36%，董事会中日方是5人，中方为4人。第二、第三股东其实都是和田一夫的日本八佰伴集团的，如此股权设置与董事会安排，明摆着是“日本人说了算”——国际商业“游戏规则”这么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样的股权框架下实现中方的权利最大化，智慧成了此刻的关键。
浦东人最后做到了：在制订新公司章程时，中方坚持并最终取得了在重大事项需三分之二董事通过，即除了外方董事，至少有一名中方董事举手方可施行，这样的规章是：事实上的日方55%股权与中方45%股权在重大问题上处置权是同等的。
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智者胜利！那些曾经怀疑和指责浦东开发者签订这一合资协议的“社会主义”者，听到这样的结果后，再也没有了声音。
第一个中外合资商业巨头在浦东开张的那一天，浦东轰动了！上海轰动了！世界的商家也跟着朝浦东看……一天107万人入场购买商品，只有中国的浦东才会创造如此超强的商业记录。
“我都惊呆了！全世界所有的百货店都不可能有如此高的纪录！”和田一夫感动得热泪盈眶。
天皇后来给和田一夫加冕，就是表彰他与中国浦东的这一合作成就。
当年屹立在一片菜地上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商店，由99.9米高塔楼和10层裙房组成，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接近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面积，其商店营业面积达10.87万平方米，商厦正面外100米、六层楼高的白色大弯壁气势恢宏，下部精致的12个拱形门洞，嵌刻着中国人喜欢的12生肖图案，情趣盎然。当年，这座东方文化与世界现代时尚融为一体的商场，在浦东掀开其美丽面纱时，震惊了的不仅是浦东人、上海人，还有全中国人，甚至是日本人和香港人、欧洲人……尽管后来在“97金融风暴”时，和田一夫的“八佰伴”商业帝国惨遭破产，然而中国上海浦东的“第一八佰伴商店”的商业大旗，一直在浦东张杨路501号的大地上高高飘扬，即便在今天繁花如锦的新浦东，它依然像一位“资深美女”傲立在我们面前，风情犹存，令人尊敬。
与和田一夫相比，始创于1858年的日本伊藤忠，在世界商界的资格和影响力，可就不知要高出几个“第一八佰伴”，而且作为名列世界500强前六名的伊藤忠，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就成为首家被中国指定为友好商社的日本综合商社。如此邻邦大商家，怎可能不知不闻一海之隔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事？
最初的浦东开发，无疑更多的话题是外商到来办厂置地投资。由于中国尚未加入“WTO”（世贸组织），那个时候在商业等领域并非对外企开放。然而另一方面，热火朝天的浦东开发开放，又如火球一般灼照着邻邦的伊藤忠。
“你们看，上海市长的朱，说他们已经有了浦东的‘Free Trade Zone’。既然是‘Free Trade Zone’，就应该向全世界开放，我们伊藤忠是日中关系顶顶好的友好商社，就应当优先获得这样的荣誉！”伊藤忠的商社总裁拿着当日的法国《世界报》，这样对自己的东亚区负责人说。
这份报纸上披露了人还在国外但已经被中国全国人大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什么是浦东的保税区”时，这位心直口快的“朱副总理”一转头，脱口而出：就是“Free Trade Zone”！
中国浦东要设“Free Trade Zone”，这在当时是绝对有世界影响的“重磅炸弹”。作为世界六大商业巨头之一的伊藤忠不能无动于衷了，更何况它跟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必须马上行动！”
“是！”于是设在中国的伊藤忠机构拟好一份异常正规的在浦东设立“上海伊藤忠贸易公司”的项目建议书。
“呀！这是外商要在我们国家进行商业贸易呵！我们还没有加入WTO，谁能批准开这个口子嘛！”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收到伊藤忠的建议书，立即报告开发办负责人。
“看来是有点难，但我们浦东做的事就是‘特中有特’‘特事特办’‘东事东办’。马上送市政府……”开发办负责人夹起文件，亲自过江到了浦西的市政府。
时任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黄菊看了伊藤忠的“建议书”后，大呼其好！于是也来了个“东事东办”，在转批其他几位副市长和市长审阅后，立即形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报告。那个时候，这样的审批权限在外贸部。
“报告”一段时间后，如石沉大海。上海方面给北京方面去电询问。对方回答：此类事他们也没有权限审批，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批方可。
我的妈呀！上海方面叫苦不迭：这不更加遥遥无期嘛！
事在人为，办法总是有的。黄菊知道后，悄悄给浦东外高桥开发办总经理阮延华授予“秘诀”：负责这类事情审批的外贸部副部长助理俞晓松是杭州人，这几天正在老家休假，不妨直接去汇报一下……
蛮好！正走投无路的阮延华一听，兴奋得差点跳起来。当晚，阮延华赶到杭州，见上了俞晓松。阮延华向对方“灌”了一通“保税区”的国际惯例：比如，货物要自由进出不能少了贸易公司负责运行是吧，没有这样的贸易公司，保税区的货物怎么来来往往？另外，“境内关外”可以看作香港，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关外按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惯例来实行，这样不是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了跟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关系是吧！
你们这个思路很有开拓性意义！回头我向部长们汇报，看看能不能在国家没有加入WTO之前，先在你们上海浦东来点试验。俞晓松颇有兴致地说道。
有戏！阮延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中国的许多开创新经验，就是在“试点”中形成了胚胎。
还有戏吗？时隔两个月多后，伊藤忠驻沪代表跑来问阮延华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尴尬，觉得快没戏了！”阮延华说，“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市政府来电说：上面批了，快来拿文件！当我们把这喜讯告诉伊藤忠方面时，不知他们有多高兴！”
伊藤忠确实高兴了一番，因为他们作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拿到了中国政府批准的“一号”文件——批准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注册成立“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的“第一号”文件。
我在查阅“伊藤忠”企业史时，发现“一号文”赫然列在其中。我还知，后来在浦东的伊藤忠，从2007年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纳税超过1亿人民币，而且在中国境内的投资项目达200多个。
当然，“一号文”对伊藤忠在中国及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一号文”对浦东外高桥从“Bonded Zone”（保税区）到中国第一个真正的“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更是不可估量。
是的，二十多年前，上海与浦东在设置外高桥“保税区”——内外所有人看起来仅仅是一个英文名字，其实这里埋了一个聪明的“伏笔”，就是一次“吃螃蟹”的精彩行为，而且这只“螃蟹”，远比阳澄湖的大闸蟹要肥和大得多！
刘小龙，这位跟着浦东“Free Trade Zone”一起成长为“大龙”（他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的“老外高桥”，在谈及当年他们“吃螃蟹”时的“勇敢精神”时，用了一句比较精确的话：我们外高桥是巧妙地运用了相关政策，给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提前十年多的市场测试，探索出了一条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正确道路。
“可以说，没有当年的那股对‘吃螃蟹’的勇气和专注劲，你永远也无法品尝到外高桥自由贸易区的那种快速发展的人间美味和一直以来的丰收景象……”刘小龙说起那段往事，早已坐不住了，一边不停地移动着双足，一边指手划脚地讲述道——
1991年，外高桥是国家批准的作为“保税商品交易市场”定位的。自从伊藤忠这样的外资企业直接在我们“保税区”里注册开办贸易公司后，随即世界各国的大商家都跟着在我们那里注册。有了贸易公司，就得有物流，于是又有一批国际著名物流大企业来到外高桥。物流大企业一来，我们就得建仓库、码头和港口呀！于是外高桥的港口建设在几年之内就成了“中国第一港”——那时洋山港还没有建，即使后来洋山港的吞吐量超过了外高桥港口，而我们外高桥物流业的发展与崛起，显然也给了今天的洋山港一份支撑力量。
对刘小龙的话，我没有去核实，但上海的许多干部都给我讲过2007年正式接替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第一次到了外高桥后，便感叹道：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连像样的工厂都看不到，竟然一年能收上千亿元的税收，这可是奇迹啊！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试验，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为园区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也不是招商引资的一些突破。它是顺应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主动塑造中国新红利的战略举措。”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自贸区研究专家肖林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浦东外高桥的“Free Trade Zone”。
其实，早在浦东开发的话题正式成为上报中央的“报告”方案中，“保税区”（那个时候正式文件中还不敢提及“自由贸易区”这个概念）就出现过，老市长汪道涵跟后任的江泽民市长就几次“耳边风”吹过新加坡的“Free Trade Zone”和香港的“赚钱秘密”。后来江泽民又对自己的继任朱镕基也是一次次“吹”过“Free Trade Zone”风。朱镕基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位被邓小平称为我们党内仅有的少数几位“懂经济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访问新加坡、香港，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Free Trade Zone”后，心里早就对“Free Trade Zone”有了“强烈感受”。
就香港、新加坡手掌大那么一块地方，竟然有世界经济的“大佬”总部三四千家；阿联酋的迪拜也是，那个机场边那么一小块地方，有1600多家全世界的大企业设在那儿做生意！你说我们为何不能学一学人家？陪同朱镕基一起出访的上海干部被问这样的问题无数次。
“所以其实对‘Free Trade Zone’这只‘螃蟹’我们是很早就熟悉了的。后来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方案中，也才有了外高桥设‘保税区’的内容。”后任浦东新区外事办公室主任的陈炳辉说。但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即使是“保税区”也是非常超前的了。“1991年春天我跟随朱镕基出访欧洲几国前，在到北京的火车上，他特意把我叫到身边，说‘Bonded Zone’保税区这概念，人家外国人听不明白，翻译时一定要翻成‘Free Trade Zone’。”他又特意强调：“所有对内的文件上要用‘Bonded Zone’。可见这是镕基同志的政治智慧。”
朱镕基和上海市委领导们的政治智慧，给了浦东外高桥开发者们“吃螃蟹”的勇气和方法，而且还给予了对“Free Trade Zone”这只又大又肥的“螃蟹”的无限想象空间。
“虽然最初时我们的保税区仅有0.4平方公里多，到后来也就十多平方公里，但它却像唯一一条通往中国国内巨大市场的阳光通道，吸引了全世界所有商家，他们跟着伊藤忠，学着同一种方法，先在我们那儿投资注册公司，后从全世界各地把我们所缺少的各种货物运到外高桥码头，然后在我们用铁丝网圈起的保税区内向巨大的中国市场源源不断地批发销售……”刘小龙用手比划着向我介绍，“没用多少时间，到我们那儿注册的外国公司就有几千家、上万家！在我们那里做的都是贸易生意，那些公司只要有一两个人就可以把几千万、几个亿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时你到我们那里看看的话，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比如成千上万个公司，但办公地却非常简单，一间九平方米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部传真电话机，就是一个公司！那公司的办公室连顶子都没有——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仓库式展厅，开始所有的贸易公司都在里面办公。相互之间用板隔出一小间一小间，所以上面也就不用顶掩着了。但这并不影响生意的大小，他们照样在自己的那间九平方米的‘道场’里，做着几千万、几个亿的生意。”
“现场的气氛令人疯狂！”刘小龙又激动了，说，“那时一进交易场所，你整天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哒哒哒’声音——那是几百部开票机在不分日夜的工作着，24小时不停止地开具票据，好像还来不及，生意实在太好了！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太给力了！”刘小龙手舞足蹈。
想象一下也能感觉到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如果有机会去现场看一看，尽管可能不会像浦东人那样有滋有味的吃上大“螃蟹”，但至少也能闻闻其鲜美之味。
后来的外高桥在国际商界一时成了“上海”“浦东”的代名词，不光是生意越做越大，而且外商们“成群结队”地往那儿搬。
“那日子里，我的心脏每天都兴奋得像要往外跳似的……”后来的刘小龙也成了外高桥开发公司的一方“诸侯”。“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了啥叫‘跨国公司’，比如先是惠普来跟我们谈，说要把在新加坡的贸易公司搬到我们外高桥来，说要多少多少囤货的厂房，希望我们提供除厂房外的人力资源等。我一听那规模，真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就拍胸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搁下话，我就拔腿去安排任务，几个月不分日夜地为惠普盖厂房，然后又帮他们找劳务人员。当我们按他们的要求把厂房盖好后，发现惠普不仅自己搬来了，同时把与它相关的二十多个辅助厂也搬来了……你说不把我们乐煞才怪！”
“这仅仅是第一步。”刘小龙绘声绘色地说道，“人家惠普气派呀！他们对这些带过来的辅助厂说，就给你们三年时间做‘跟屁虫’，以后得自己独立在中国生存。所以规定订单一定要多元化！”
“果不其然，没出三年，惠普带进来的这些辅助企业先后在内地纷纷办厂，形成了惠普在中国本土上的产业链，这样整个惠普在中国的生意不仅仅牢牢扎根，而且迅速扩大到每个角落……”刘小龙瞪大眼珠问我：“你说他们厉害不厉害！”
“确实厉害！”不懂跨国经济和全球化的我，也听得频频点头。
“后来菲利浦、英特尔、IBM等都来了，也都像惠普一样带着自己的研发与产业团队来到了我们外高桥……那真是热闹啊！那热闹不光是开票机在不分日夜地‘哒哒哒’响，而是我们中方银行的收钱机也过来一起在不停的‘哒哒哒’响……”刘小龙又手舞足蹈了！
“你想，这么多跨国公司来到外高桥，每天出出进进的资金量，不跟黄浦江涨潮一样吗！……在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要以人民币结算的。全世界那么多跨国公司进到了中国，他们身边的外资银行也就自然而然地跟到了中国。这样，我们浦东陆家嘴金融机构就允许他们在中国市场以人民币结算设立分支机构。你可知，外国银行在这儿设立分支机构，先得向我们的人民银行缴3000万美元作为风险抵押金……这不，我们外高桥那块小小的‘Free Trade Zone’，无意间又成了一个‘吸金池’！”
是么，翻开有关“自由贸易区”的经典著作中，我找到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为那个地区和国家建立了一个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的‘吸金池’”这句话。
难怪上海、浦东无数刘小龙式的人物，一谈起他们的外高桥自由贸易区总是津津乐道，原来奥妙就在于此！
我们现在知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浦东外高桥“Free Trade Zone”，从1991年6月获得国家批准的一个“小口子”，经过22年的探索与实践，到2013年9月29日，正式被国家挂上了金牌——成为第一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后的几年里，中央先后批准广东、天津、福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春天，习近平在出席海南博鳌论坛期间，宣布了成立海南“Free Trade Zone”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浦东开发者当年“吃螃蟹”的经验获得了到处传播的“新时代机遇”。
然而，据我所知，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像张杨路上的“第一八佰伴”和在外高桥为国家率先十余年打造“Free Trade Zone”的过程中那些“吃螃蟹”事例，比比皆是。或者可以这样比喻：浦东从稻田和烂泥港，到今天的如锦如画的新天地，其如丛林的大厦所砌的每一块砖、蛛网般的每一条大道所延伸的寸寸土地、大大小小银行所积存的每块金坯，都饱含了“吃螃蟹”者的勇气与汗水、智慧与精神，甚至还有诸多被人误解为委屈……
这也证明了为什么“Free Trade Zone”的金字招牌那么引诱世人的目光——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这是乔布斯的话。然而，上海和上海的浦东人从来没有疯过，即使他们见了比阳澄湖大闸蟹还要美味的“Free Trade Zone”也没有疯过。他们只是太投入和太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发明的东西，即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模式而已。尽管“Free Trade Zone”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带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利益，是不可估量的。浦东开发者们在自己热爱的社会主义土地上，依靠自己国家的法律与法规，遵循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创造了中国式“Free Trade Zone”，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让国家和人民获益多多的新世界，这种“吃螃蟹”精神是可贵的，虽然最初时的“姿势”并非完美，但获得的“美味”及可感度则无可非议，意义深远。
浦东开发的“吃螃蟹”行为才刚刚开始，后面的劲头更叫你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