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猪肉曾经那么好吃

今年是猪年。猪，古人亦称“豚”（tún）或“豕”（shǐ），倭文至今仍用“豕”。作为一种家畜，猪是不是与人相处得最早，没加考证我不敢断定，但至少与人关系最密切，最“铁”。你看，“家”字下面分明是一头猪（豕）。无猪不成家，有家必有猪。也难怪，中国基本是大陆国家，属农耕民牧，不能像岛国倭人那样脱得只剩一块兜裆布下海捕鱼捞虾，也没条件像欧罗巴人那样整天骑马哭着喊着追杀野牛或被野牛追杀。对于古代中国人，鱼是和熊掌一般珍贵的高档食物，断难兼得；牛是用来耕田的，随便杀牛大概是要进监狱的。因此，猪几乎是身体所需蛋白质的唯一来源。可以说，猪对于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委实居功至伟。

然而，不知何故，无论古人今人都对猪嗤之以鼻，吃着猪还骂猪。《三国志》说曹操征讨孙权时，见孙权阵势：“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如今就更不用说了，以猪构成的骂人话足可车载斗量：蠢猪、笨猪、懒猪、脏猪、贪猪、馋猪，睡得像死猪、胖得像肥猪、丑得像母猪、野得像公猪……猪的最好形象算是猪八戒了。虽然喜欢背后打小报告、好占小便宜、意志不坚定、又懒又馋，还好色，有机会就调戏妇女，动不动就摔耙子想回高老庄当女婿，但终究憨态可掬，也还不失正义感和同情心，几次劝师傅别当真开除猴哥，别老念该死的紧箍咒。

我之所以为猪打抱不平，说实话，也是因为我个人和我们家曾靠猪活命。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把原本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我们一家除了他本人的其余七口都转为农村户口，吃粮从生产队领，每年初冬打场后集中领一次。玉米高粱谷子等毛粮每人三四百斤，七口人两三千斤，共需两三百元钱。如今两三百元甚至不够在外面吃一顿饭，但当时是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年的收入。我家在生产队没劳力，远在百里之外工作的父亲月薪四十七元五，每月能交给母亲二十五元就谢天谢地了。母亲没工作，上学小孩的学费，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都靠这二十五元，到年底死活也攒不够口粮款。交不出款就领不出口粮。但毕竟不好眼看我们一家活活饿死，生产队就把口粮转去离家十里外的粮站由我们一点点凑钱一点点领。但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几乎全是高粱玉米，没有谷子大豆等“细粮”。当时两个妹妹都很小，断奶后主要靠谷子碾成的小米熬粥喝活命，没有谷子是不得了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粮食都要从生产队领。为此母亲只好养猪。年初买个猪崽，养到年底两百斤左右，用来替生产队交“官猪”（当时上边指定生产队每年必须上交若干头猪给国家），每斤七八毛钱，这样可得一百五六十元，加上平时攒的，可勉强领回口粮。于是猪成了我们家的命根子，在母亲眼里，猪的地位仅次于我们兄妹六人。

养猪是个苦活。我们放学后就挎着大筐漫山遍野采猪吃的野菜，采回后母亲用大锅加糠煮了喂猪。猪呼呼噜噜不抬头吃个不停自然好，而一旦吃几口就扭头走了，母亲就急得吃不下饭。一家人的视线在猪身上扫来扫去，时时估算有多少斤了可换多少钱，还差多少够口粮款。这样，年年养猪，年年杀不起年猪。每到年底，大人小孩站在院里眼巴巴看着生产队长派人把猪活活拖走（那场景甚至叫我想起语文课本里的地主周扒皮），一次我瞥见母亲眼角挂着很大一颗泪花。不过准确说来，我们是杀过一次年猪的。记得是一头花猪，不很大。母亲一咬牙决定杀一次猪给我们解解馋。杀猪时我们不敢看，等猪肉加酸菜快煮好时，我们兄妹六人就围半圈站在锅前像猪吃食一样大口小口呼吸锅里冒出的香气，幸福极了，激动极了。终于，端起碗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肥猪肉一口放进嘴里了。刹那间，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晕倒，差点儿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那真是天旋地转的香，刻骨铭心的香，撕心裂肺的香。人生的所有快乐所有美梦都比不过口里的一块肉，一块猪肉，一块肥猪肉！然而，肥嫩嫩香喷喷的肥猪肉只管够吃了这一次。母亲很快把肥猪肉、好猪肉卖了。卖了换口粮。那时肥猪肉值钱。纯肥肉部位即膘的厚度以手指宽度计：二指膘、三指膘、四指膘。最肥的叫一巴掌膘，最贵。这样，剩下来的，主要是猪头、猪脚、猪杂等“边脚料”了。有点肥肉也炸油了（“文革”期间每月才四两大豆油，煮菜主要靠猪油）。

在此猪年旧话重提，当然不是因为怀念那个年月，也不是因为现在多么想吃肥猪肉，只是想说肥猪肉曾经那么好吃，不要骂猪，至少今年不要骂。

（200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