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简·奥斯汀在中国》

聂震宁

《简·奥斯汀在中国》是叶新博士的博士论文，我是这部论文的指导老师。经我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有好几部了，每经手一部都会有一番独特的感受。譬如，赵树旺博士的论文讨论国际数字出版现状与趋势，因为这是我主持的一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因而在讨论开题报告、写作提纲和阅读初稿时，我几乎是当作一份工作任务来做的，不免有点儿吃力；刘火雄博士的论文讨论著名现代出版家邹韬奋和我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邹韬奋也是我的研究领域，因而指导起来不太费劲，只是在邹韬奋究竟发生过怎样的转型这一问题上与刘博士有过比较费工夫的讨论；张国功博士的论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1966年的创建史和发展史，这是我做过社长的地方，有天然的亲切感，国功做论文功夫下得比较足，搜集资料下了比较大的气力，我私下里一直为能够从里面读到许多人文社的文献资料和颇有见地的考据而窃喜。平心而论，叶新的《简·奥斯汀在中国——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出版研究》是其中我特别喜欢读的一部论文。

我之所以喜欢读叶新的《简·奥斯汀在中国》，并不说明这部论文的质量、水平较之于其他同学更好、更高。请注意，我说的是喜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喜欢文学。文学创作曾经是我七年插队知识青年蹉跎岁月的精神伴侣，文学创作是我改变身份的敲门砖，文学创作也是我在社会上谋生的第一只饭碗。后来求学，本科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且是首届作家班。再后来，为了文学的出版来到北京。虽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种种缘由，七错八错，后来竟然成了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被人称为所谓的出版家、出版企业家，末了又做成了编辑出版学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然而，我与文学一直是不离不弃的。1998年老作家李国文先生为我的小说自选集《长乐》作序，序言的题目就是“文学是条不归路”，睿智的老作家一眼就洞穿了我的本性，文学确实是我的本性，是我此生各种事业中的最爱。如此这般，在多部编辑出版学博士论文中，看到这样一部以一位著名作家作品的出版传播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仅仅是望文生义，我也先就喜欢上它了。

何况这是一位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简·奥斯汀！还在做插队知识青年的时候，我就从同学手上借到过简·奥斯汀的《爱玛》中文译本来读。那是一本纸页已经发黄的竖排本，作者名译成奥斯婷，译者名刘重德，当时只觉得女主人公爱玛的浪漫故事有趣，又觉得被爱玛导演恋爱而后又被夺爱的孤女哈丽埃特可怜，可总的来说觉得意思不大，因为那时的我们不是喜欢英雄史诗就是沉沦于感伤悲剧。后来，1982年漓江出版社在新创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收入了刘重德译本《爱玛》，把作者奥斯婷正名为简·奥斯汀。在拿到漓江版的新书《爱玛》后，我才把昔日的奥斯婷跟简·奥斯汀接通。当时还在《文学评论》上读到杨绛先生的文章《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文中对简·奥斯汀的作品十分推崇，尤其对《傲慢与偏见》有周到、深入的评价。那时候她把简·奥斯汀译成珍妮·奥斯丁。杨绛认为珍妮·奥斯丁是欧美小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大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值得认真解读她作品的好处。当时正值新时期文学的滥觞期，我们许多中青年作家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向欧美文学寻找经典范本，简·奥斯汀和她的《傲慢与偏见》《爱玛》一经外国文学专家推崇，立刻就成了许多作家们追逐阅读的对象。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找到《傲慢与偏见》来读的。

说实话，当时我并不以为《傲慢与偏见》好到哪儿去。那个时候的当代文学界正处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阶段，对外国小说除了推崇英雄小说、悲剧故事，就是哲学深度和现代叙事，故而我对英国小说的贵族气的节奏，家长里短的构架，很是感到不耐烦，甚至觉得《傲慢与偏见》还不如《爱玛》好——至少《爱玛》篇幅要短许多，不太折磨人的耐心。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我们许多青年作家距离真正的小说确实还有很大距离。

无论如何，我是对简·奥斯汀的作品有过接触的了，多少年过去，忽然遇到我的研究生选择她的作品做论文，自然觉得喜欢。在学位论文中做关于文学作品出版传播的研究，我喜欢；何况做的还是我有过接触的简·奥斯汀作品，有如旧雨重逢，我更喜欢。以至于当有的教授对叶新选择这么一个题目表示困惑，认为似乎不太符合编辑出版学科的研究范围要求时，我很自然地站出来打一下圆场做一些解释。我说出来的意见自然是站得住脚的，大意是：这个选题旨在研究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出版状况，可以从中得到作为跨文化跨语种出版传播的规律性认识。为此我还再次重申自己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主张，即：希望多做一些个案研究，少来一些理论诠释，因为编辑出版学在理论上难得有多少创新的空间。其实，对叶新的这个选题，主要是我私心里有偏爱，那就是偏爱于这个选题中的文学趣味。

当然，毕竟这是一部关于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出版研究，编辑出版学自有其固有的章法和要求，为此，叶新也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论文从简·奥斯汀作品的创作、出版与传播和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入手，考察了作品在中国的教学传播情况和图书中译出版的准备期、发轫期、低迷期、繁荣期和高潮期，并做了译本出版个案分析，最后指出了《傲慢与偏见》这一书名发展成为我国社会话语这一语言现象的意义。尤其是在教学传播一章中考据出吴宓乃是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教学传播第一人（1920年东南大学），其后又有徐志摩在南开大学，叶公超在清华大学，陈源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李霁野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等一众名人早年间讲授过简·奥斯汀作品。考据到民国时期简·奥斯汀作品进入中学教学课堂的事实，真是觉得意趣盎然。全书中有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分类、比较、分析，进行了一系列的综合研究，基本上呈现了百余年来简·奥斯汀作品在中国传播和出版的事实。在进行大量的史实考据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叶新作为武汉大学历史学专业出身良好的史学功底，以至于使得这部作为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所需要的专业结论反而显得有些不足，这是明显看得出来的问题。我想，大约叶新是太喜欢历史学了，以至于有些顾此失彼，兴奋间就淡化了编辑出版学——就像我一样，太喜欢文学了，以至于对他去做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研究显得过度喜欢了吧。

是为序。

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前总裁

2019年9月8日北京民旺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