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以来，历时30余年，取得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首轮修志开展以来的新方志编纂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当前，如何深化新方志编纂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的历史过程，分析和总结修志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新方志编纂理论及相关问题，从新方志的编纂理论、志书体例、修志方法等问题入手，提出与民国修志作对比分析的研究思路，进而提炼方志文化的内在因素，或可开拓对方志学的关照视野，体现研究方法上的启发价值。

毋庸置疑，新方志编纂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推动和深化，应当建立在系统梳理修志历史的基础上，从方志理论研究、志书体例结构、志书编纂方法等方面入手加以考察。既要充分挖掘有关新方志编纂的档案文献、调查资料和口述资料，又要在分析和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将其与民国修志进行对比，借此把握近代以来方志转型发生、发展、演化的趋势，从而在长时段、系统化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探索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利弊得失，为当前修志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从方志转型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自先秦开始萌芽，到宋代基本定型，其后经过不断发展，直到近代发生重大转型。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保存至今的1949年前的方志有8264种，其数量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而综观古代方志，不仅在编修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体例、门类、内容等方面也一脉相承，体现出中国方志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历史面相。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态转变，方志也突破古代方志编纂的历史局限，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后，科技变革与思想创新推动了传统方志的转型，具体表现在以西方社会学思想、分科治学理念对传统修志进行指导，用近代科技手段及科学方法修志。志书的编纂宗旨、体例、篇目、内容等的革新，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

我国历来重视史志编修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启第一轮全国新编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当前更是把修志作为国家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启动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共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作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可以说，党和国家对史志编修工作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诚然，地方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了解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的基本资料，但在首轮修志时，由于经验不足，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需要总结经验，作为全国下一轮修志的镜鉴。此外，新中国成立后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取得丰硕的修志成果，但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首轮新编地方志的目录。而通过对首轮修志理论问题的研究、方志文化创新发展问题的考察以及首轮新编地方志总目的全面梳理，系统总结方志编修的特点、经验和规律，既是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也将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和支撑。基于以上两点，确定了本书的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