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朝入主中原大业的顺利完成，无疑使其统治者相信——超越于自己祖先神之上，更有一位主宰命运的大神的存在。如果看一下清代皇帝在圜丘（天坛）祭祀天神时所投入的热忱，就会感到满族之神——佛多妈妈在神格上的卑微。这样的祭拜“天”，以求得社稷的吉祥，可以说与汉民族的宗天、宗祖的信仰并无二致。
清对明战争的胜利，与三千年前的那场周人克商的胜利，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与小邦周打败大国商一样，清以四十万人入关，却做了统治亿兆臣民的庞大帝国的主人。《尚书·大诰》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面对强大的对手，由于至上神——天神做了周人与满族人的保护神，才使得他们取得了胜利，即“天佑之国，大汗兴焉”。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相似之处，乾隆帝的天朝理想是像东周那样“享国二十五代”。为此他“密用姬周故事”，默祷天神，并将象征国家政权的国玺之数定为二十五。以少胜多，那是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而以少治多，则是乾隆帝的本事。为此，他勤勉理事，小心谨慎，夙兴夜寐，孜孜求治。
历史上中国人的君王观念与西方那种“君权神授”观念不同，古代中国人讲的是“受命于天”。东西方君主观念的不同在于，西方的“君权神授”是君权与神权的分离，君权为神所授，而不为其所制；而中国人的“受命于天”则是君权与神权的合一，君主要“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才可能成为称职的天子；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是这一传统观念的又一特征。由此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圣王”形象与标准，以及“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伦理纲常。这里面还说，天不是为君王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君主。换言之，能对人民有好处的君主，天就要他做下去；而对人民有害的君主，天就要夺去他的王位，即所谓“惟命不于常”。这也许正是乾隆帝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深层文化原因。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乾隆帝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令人瞩目的显赫角色。如果揣摩他希冀给后世留下的形象，可以认为，他是在扮演一个圣王的角色，一个才华横溢的诗坛领袖的角色，一个对母后尽孝道，对妻子尽夫道，对子女尽父道的成功男子的角色。另外，他还是一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11)的多神崇拜的世俗信徒的角色……
然而，当考察乾隆帝作为人的本性一面时，其人格的双重性也是十分显著的。的确，他在真心实意地去做皇帝，一天中处理了天朝上下大大小小、千头万绪的事务。正像他在《三希堂记》所引用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作为皇上，他还有什么可希冀的？只有那“希天”的圣王了。这是乾隆帝的诚恳。同时，他的虚伪性也毕露无遗。
他本人对嫡母孝敬宪皇后并没有“亲亲”的热情，却要将孝道的准绳强系在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身上。他口口声声“清心寡欲”“朝乾夕惕”“不迩声色”，却在后宫中纳有各种名号的妻妾四十余人。
他利用国家权力大肆搜集天下古物，使天下玮丽瑰奇、稀世不易得之珍品，咸集于一人之手，而他却说什么：“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贷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勤政爱民乎？”这些收藏不仅体现了乾隆帝对“考古书画”的观察和热衷，还体现了他的欲望与痴迷。
他虽然以“书生”自居，提倡教化，却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之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朝。他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使大量古代典籍遭受到一场极大的厄运。
他兢兢业业，总揽万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处置，貌似圣明，却被臣下批评“明之太过”“断之太速”，有师心自用之嫌。他为政保守，性格好胜且虚荣。有多少“丰功伟绩”是这位皇帝无意识动机的客观结果，这似乎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
他到处巡视，大兴土木，规模之大，耗帑之众，为历代之首。到头来他却说：“人苦不自知，惟工作（土木工程）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乾隆三十年年初，他第四次南巡，还搞什么“随往渡黄上船人数共二千八百七十一人，比照上属三千二百三十人之数，共减去三百五十余员”的小名堂，等等。
总之，他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个集诚挚与虚伪于一身的人。
《乾隆十二时辰》作为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记述与评论，不可能全面地涉及乾隆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无法就乾隆帝本人的功过得失得出什么结论，它仅作为一种观察角度，来管窥18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与作为个体的乾隆帝。对于本书来讲，仅此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期待了。
(1) 《论语·八佾》。
(2) 《孟子·滕文公上》。
(3) 《清高宗实录》卷六六五。
(4)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苏俗奢糜”条。
(5)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四，雍正七年纪事。
(6) 《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
(7) 《粤海关志》卷十“税则三”。
(8) 《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
(9) 《论语·述而》。
(10) 《孟子·万章上》。
(11) 《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