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忍受的义务

在我们的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就是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地表植被与动物的形态和习性。从整个地球漫长的发展来看，生命改变其周围环境的反作用却相对很小。只是到了本世纪，一个物种——人类——才获得了惊人的力量，改变了自然。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种力量不仅增长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它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危险品甚至致命的材料对空气、土壤、河流和大海的污染。很大程度上，这种污染是不可逆的，它所开启的恶性循环侵害了供养生命的地球，也侵入了生物活体组织，这样的破坏，绝大部分都不可逆转。目前，环境普遍遭到污染，化学品这样的危险品就像辐射一样改变着地球的本质，但人们对其危害还是知之甚少。核爆炸释放出的锶90会进入空气，通过雨水或放射性坠尘落回大地，钻进土壤，进入生长在那里的草地、玉米或麦子中，最终窜入人类的骨骼，伴随我们一生，直到我们死去。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或花园里的化学物质会长期滞留于土壤中，进入生物机体，通过一条有毒的死亡链条在生物体中传播。又或者，它们神秘地通过地下水扩散，终有一天重见天日，并通过空气和阳光的炼造，结合成新的化合物，毒死植物，让牲畜生病，并使那些喝了曾经纯净的井水的人受到不明之害。正如阿尔伯特·史怀哲所说：“人们甚至无法认出自己一手创造的恶魔。”

大自然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才孕育出今日地球上的种种生命——这丰富多彩的生命经历了亿万年的发展、进化、调整，才与周围的环境达到了平衡的状态。环境极力地塑造着、引导着它所供养的生命，环境中既有危险的，也有有益的元素。某些岩石会放出危险的辐射；即使是供所有生命吸取能量的阳光，也有短波辐射，可能造成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几年而是几千年——生命会自我调整，与环境达到平衡。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根本来不及调整。

迅速产生的变化和新情况，其实并不是跟随了大自然固有的步伐，而是由人类鲁莽大意的脚步催生出来的。现在的辐射，不再仅仅是诸如岩石的基本辐射、宇宙射线和太阳紫外线这些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射线了，而是人类人为地干预原子而创造出来的。生物需要适应的化学物质不再仅仅是钙、硅、铜以及其他从岩石中冲刷出来，流向大海的化学物质了，而是人类在实验室中发明创造出的合成物——自然中本不存在的物质。

大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适应这些化学品，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远远不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发生了某种奇迹，使得适应成为了可能，这一切仍是徒劳，因为我们的实验室源源不断地流出新的化学品：仅在美国，每年就会合成将近500种新的化学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适应其影响一点也不容易——每年，人和动物的身体要想方设法地适应500种新的化学品，而这些物质是生物体从未接触过的。

这些化学品中，有很多都被人们用来向自然宣战。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使用过200多种基本化学品来杀死昆虫、杂草、啮齿动物和其他现代人所说的“害虫”，这样的化学品，有几千种不同品牌在销售。

现在，这样的喷剂、粉剂和气雾剂在各个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中普及——这些化学品的杀伤力对于目标毫无选择性，它会杀死每一只昆虫，不管是“益虫”还是“害虫”；它会让鸟儿不再歌唱、让小溪中的鱼儿不再跳跃；它会给树叶覆盖上一层致命的粉尘；它会滞留在土壤中——也许它的任务只是除掉一些杂草或昆虫而已，但最终却引发这一切。大家能够相信吗，在地球表面投放如此大量的毒剂，而不会对所有生物产生丝毫影响？它们不是“杀虫剂”，而是“杀生剂”。

杀虫剂的喷洒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升级。自从允许DDT民用以来，情况就不断升级，让我们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有毒物质。这是因为，昆虫们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法则，进化出了对特定杀虫剂免疫的超级品种，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发出更加致命的杀虫剂，使其杀伤力不断增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在喷洒杀虫剂后，害虫的数量往往会“反弹”或者回升，会超过喷洒之前的数量。因此，化学战从来都是打不赢的，而所有生命都会在猛烈的交火中受害。

除了核战争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以外，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还包括那些极具潜在风险的有毒物质对人类整体环境的污染。这种物质会在动植物的机体组织中积累，甚至渗透进生殖细胞，破坏或篡改决定未来世代的遗传信息。

有些自诩为人类未来设计师的人，会期待有朝一日人类将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基因。但现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有可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正如射线一样，许多化学品也会导致基因突变。讽刺的是，选用哪种杀虫剂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许会决定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们承担所有这些风险到底为了什么呢？对于我们不合常理的分寸感，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倍感惊讶。如此聪明的人类为何会因为想要除掉一些不受他们欢迎的生物而诉诸于这样一种污染整个环境的方法，甚至给自己的同类带来了疾病和死亡的威胁？然而，这恰恰是我的所作所为。此外，当我们真正审视这样做的原因时，才发现它们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说，大量广泛地使用杀虫剂对于保持农产品的产量是必要的手段。但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恰恰是生产过剩吗？尽管我们采取了措施，减少了耕地面积，补贴农民并鼓励他们不生产，我们的农场还是产出过剩的谷物，在1962年，美国的纳税人支付了超过十亿美元来支持盈余粮食储存方案。农业部的一个部门在努力地降低产量，而另一个部门在1958年却说：“正常来讲，土壤银行[1]规定下减少的谷物种植面积能够促进化学品的使用，并在保留的耕地上获得最大化的粮食产出。”这样的做法何益于目前的情况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虫害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控制。相反，我的意思是控制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情况，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不能让我们与害虫同归于尽。

解决问题的企图反而带来一系列的灾难，本质上讲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常有的事。远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一种种类多样、适应性强的生物——就已经是地球的居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出现了，50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与人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主要体现在两点：它们成为了争夺食物供应的竞争者和人类疾病的载体。

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特别是卫生条件较差、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乱、极端贫困的地方，控制携带疾病的昆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控制它们也就非常必要了。然而，严峻的事实是，我们也将看到，大剂量的化学防治措施不是很成功，而且有可能使我们本来要解决的问题恶化。

在原始的农业条件下，农民很少会遇到害虫的问题。农业集中化——大片耕地种植同一种作物，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令特定昆虫种群的数量爆炸性地增长。单一作物耕种不符合自然的原则，这是工程师设计规划出的农业模式。自然创造出种类繁多的作物，但人类却热衷于将其进行简化。于是，人们打破了自然为众生设置的法则和平衡。一个重要的自然法则就是，每个物种的适宜栖息地的数量要有限制。显然，吃小麦的昆虫如果生活在专种小麦的农田里，它们的数量就极易飙升；而如果它们生活的农田里既有小麦又有其不能吃的作物，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情况下，一代人或者更久之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种植了大量优质的榆树。人们期待它们带来美丽，但它们现在却遭受着威胁，一种由某种甲虫携带的病菌有可能将这些榆树一网打尽。而如果当初这些城镇中种植的榆树只是多个树种中的一种，这样甲壳虫就不会数量猛增、散播疾病了。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与地理和人类历史紧密相关：数千种不同的生物离开原本的栖息地，蔓延入侵至新的领地。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艾登研究了这个全球性的迁徙，并在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此加以生动的描述。在白垩纪时期，也就是数亿年前，泛滥的海洋将许多大陆桥拦腰截断，很多生物被困在了艾登所说的“巨大的自然隔离环境”当中，与其他同类分隔两地，于是它们就演化出了许多新的种属。大约1500万年前，当一些大陆再次拼合后，这些物种开始出动，它们向新的领地迁徙——这样的迁徙至今仍在进行，且得到人类的大力援助。

植物进口是现代物种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必然会跟着植物的移植而迁移。检疫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也并不是完全有效。美国植物引进局先后从世界各地引进了近20万个植物的品种。美国境内差不多180种对植物构成威胁的害虫中，将近一半是偶然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搭了植物的便车。

在新的栖息地，入侵的植物或动物由于摆脱了故土天敌的约束，数量不降反升。因此，最令我们头疼的昆虫来自异域，这一点并非偶然。

无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经人类援助过的入侵，都很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检疫和大量使用化学制剂只是非常昂贵的权宜之计而已。我们面临的，正如艾登博士所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新的技术手段来抑制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而是需要掌握动物繁殖的基本知识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推进平衡，减弱灾害爆发和新物种入侵的爆炸性恶果”。

许多基本的知识都是现成的，只是我们不去实践而已。我们的大学培养生态学家，我们的政府机构甚至雇用他们，但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让含有化学物质的致命药剂肆意喷洒，就好像我们别无选择一样；然而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选择，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的聪明才智就会很快发现更多的解决方法。

我们是否陷入了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使我们认为劣质或有害的物质是不可避免的，仿佛失去了追求“更好”的意志和远见？这样的思维，拿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的话说，是“水都要没过脖子了，但只要还能呼吸，人们就会理想化生活，活在马上要超出环境污染限度的世界里”……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令人慢性中毒的饮食、枯燥的生活环境、与我们半敌半友的熟人、让我们抓狂但还没完全逼疯我们的引擎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危险，但还不至于致命的世界中呢？

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即将来临。一场旨在通过化学方法建立一个无菌、无虫世界的“十字军”运动，似乎令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的管控机构焕发出了热情。各个方面都有证据表明，那些从事农业喷洒作业的人发挥了一种无情的力量。“参与管理的昆虫学家就像是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估税员、收款员和警长在实施自己的命令，”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最恶劣的滥用农药的做法在州和联邦层面均获得公然许可。

我不是说绝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想说的是，我们把有毒的、会对生物机体产生强大作用的化学品不加区分地交给了那些几乎或者完全不了解其风险的人。在未征得同意，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人已经接触到了这些有毒物质。如果说《人权法案》不能保证公民不受某些个人或公共官员所散播的致命性毒药的侵害，那么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尽管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才智过人、富有远见，但他们还是没有预见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些化学药品，此前没有或很少事先调查其对土壤、水、野生生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作用。自然养育着所有的生命，我们对自然的完整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后代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疏忽。

对于我们所受威胁的本质，人们还知之甚少。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专家都只看到自己的问题，不了解或者不能忍受与此相关的更加宏观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为赚钱不惜一切代价的理念很少受到挑战。化学杀虫剂的应用带来了明显的破坏，面对确凿的证据，公众发起抗议，但得到的只是一小颗半真半假的安神丸。我们迫切需要结束这些虚假的保证，停止粉饰这不堪的事实。除虫者所造成的风险是由公众承担的。必须由公众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让·罗斯坦德曾说过：“要履行忍受的义务，就须先有知情的权力。”

注释：

[1]土壤银行（Soil Bank）：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的一个联邦项目，补贴农民，使其让自家的土地退耕10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