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谭嗣同扶病入京 六君子血洒刑场
谭嗣同虽英年就义，但其短短一生言行，尽自彰显华夏儿女不畏牺牲、视死如归之壮志，鼓舞后来者奋起而争，自此数十年，中华大地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方换回而今之国运，后世之子焉能轻忘？今集改谭嗣同所作《赠入塞人》中诗语数句，再观英雄生前洒脱不羁之身影也：
笔携上国文光去，剑带单于颈血来。
王庭风雨群才会，梦中秋色李陵台。
光绪廿三年新春，两广总督谭钟麟见广东政局稍稳，全国变法致强呼声云涌而起，自己年迈体衰，思想固化，深恐难承重任，阻碍潮流，再加之眼疾屡屡复发，便萌生退志，于二月初奏请开缺，三月初十方回旨赏假两月，毋庸开缺。谭公不肯耽误政事，便致十年前陕甘总督任上之事重现，即每隔两三月，便奏一道恳恩开缺折，换回赏假两三月，或者人参四五两，如此往复了四次，两广军政事务仍是有序进行，至于家事，恩闿七月于长沙迎娶黎文肃公（黎培敬）之女，延闿更是不断往来于湘粤之间。不觉秋去冬来，先是十月初七，山东巨野磨盘张庄教堂的德国传教士理加略和能方济被杀，十九日，德舰借机靠岸，次日宣布占领胶州湾，山东巡抚李秉衡请战不得，掀起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十一月廿二日，俄国占领旅顺港，英法等国则对两广、云南、威海卫乃至长江沿岸虎视眈眈，美国更推行利益均沾，泱泱华夏有如俎上鱼肉，任人宰割，已然进入最黑暗的时刻。谭公忧心国事，力疾奉公，当即电请刘永福出山，募集黑旗军四营驻于广州，严阵以待，再不敢提开缺之事。而此时国内有识之士，面对亡国灭族之虞，无不忧心忡忡，维新一派历经几年酝酿，羽翼渐丰，此时更是奔走疾呼，寻求救国之道，一时全国发起学会三十余个，出版报纸、兴办新式学堂各十余种。限于彼时眼界，又有日本增根俊虎等人借“兴亚会”之鼓吹“黄种人崛起”等影响，康、梁众人均主张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例，变法图强，康有为作《日本书目志》与《日本变政考》，深得光绪帝嘉许。
转眼已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系统阐述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和紧迫性，以及“诏定国是”、设“上书所”、设制度局等具体措施，成为此后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大大增强了光绪帝变法之决心，四月廿三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启了近代中国虽短暂却影响深远的以改良而求生存的维新尝试。
单说谭公，五月初这天，理罢诸事，恰延闿方自湖南归来，延闿近年在湘时间颇长，自少不得与长沙士子议论时政，因思想新颖，颇有了些名声，恰与谈论维新的谭嗣同、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又皆是督抚之子，虽年龄差异很大，仍被时人赠了个“湖湘三公子”的名号，一时有些沾沾自喜，只是在谭公面前，仍如从前一般谨慎持重，待得行礼完毕，议论起来，只听延闿道：
“孩儿在船上听闻皇上已决心变法，随即召复生世兄入京襄赞，看来一切形式大好，复生兄也恰好可以摆脱眼前之窘境也。”
“复生在湖南聘讲时务学堂，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盛名已传及广州，何云窘境也？”
“唉，父亲有所不知，长沙那些学究耆老，名义上创建新式学堂，呼吁新学，其实骨子里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套，尤其益丈（王先谦，字益吾）、叶焕彬（叶德辉）等，与复生兄处处为难，一度鼓动砸了湘报馆，再加上复生兄本就性格刚硬，出言激烈，不肯退避半分，连香帅（张之洞）都数度拟电施压，右铭（陈宝箴号）中丞也就有所动摇，甚而其师节吾先生亦发声斥责，是以湖南新政形势，不过是外表光鲜，内里窘迫之至也。”
谭公闻言陷入沉默，自忖自己若身在湖南，恐怕也未必能全力支持嗣同，而湖南已是大清最通新政之处，新旧之争犹且如此，全国要变，未知还得多少争斗，一时怅然不已，良久方长叹道：
“复生立足湖南，本算进可攻，退可守，万一有所差池，有乃父及故旧周旋，至少也好遁身自保，倘果真入京，以其性格，恐怕凶多吉少矣！”
延闿愕道：
“父亲为何如此见解？当今皇上可是下定决心，天下维新志士均觉大有可为也。”
“唉，我儿有所不知，为父前日收到京电，上月廿八突然诏命翁松禅开缺回籍，松禅自今上登基即为帝师，二十余载苦心造诣，乃是皇上身侧最强支持，说是根基亦不夸大，而今变法伊始，便去股肱，绝非吉兆也。”
“父亲或许多虑了，孩儿闻听康南海不满翁年叔结党揽权之事久矣，而今既用南海之策，破旧立新，自当扫清障碍，是以才有此谕，岂不正显示皇上变法之决心也。”
“唉，松禅乃是帝师，就如节吾先生之于复生，纵是再不支持，甚或斥责辱骂，亦断不肯加害其身，待到一旦遇险，反会舍命相护，须知变法革新，必有利益争夺，正如复生之前所言，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不可，而松禅尚不见容于新党，旧党更无妥协余地，其反扑之势，定将猛烈，皇上与康南海出此下策，甚属不妥也。当然，此诏果真是皇上真心，倒也还有一番交锋，为父担心的是，此诏乃是情势所迫，皇上违心而成，倘若如此，恐怕康氏死期不远矣！”
延闿咋舌道：
“父亲的意思，皇上并不想罢黜翁年叔，但是却又被迫下诏，可谁又能强迫当今天子呢？”
谭公缓缓闭上双眼，长舒了一气，方缓缓道：
“按情理来讲，纵是变法成功，也绝不能让维新派一家独大，而果真能够铲除旧党，松禅则是牵制新党最佳选择，此乃帝王驭人之道，皇上轻易不会自废武功；但若非出自本心，则是内廷要起波澜，皇上已先被剪除羽翼也！无论如何，此刻皇上已与维新党缚于一体，势成孤注，至于谁能逼迫皇上，为父四十年前，就已亲见其人手段矣。”
“父亲是说，太后并不支持皇上？”
谭公摇头道：
“果真支持，以其深沉谋略，绝然不会放任皇上处于此境也。”
“可太后已撤帘归政近十载，或许早已不问政事。”
“为父身受太后隆恩，本不该妄自非议，不过观近年各处督抚大员任免之策，可知太后虽身在颐和园，仍旧操控全局也，想来也不奇怪，你翁年叔早就断言太后乾纲独断数十载，绝非一朝舍得，至于复生，此刻倒希望乃父能够将其强行留于湘鄂矣。”
之后谭继洵电报言及，嗣同因患病并未应诏入京，谭公心下窃喜，不想六月十二日，又有诏命赴京引见，嗣同扶病启程，慷慨歌曰：“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谭公一得电讯，知是飞蛾扑火，忙叫来延闿，命其乘轮北上，好在天津拦截嗣同，尽力劝导一番，或能求得保存，种种叮嘱不表。再说政务方面，亦是繁巨，是年英国凭《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占九龙半岛北部，又试图越过深圳河北侵，谭公命补用道王存善（字子展）严词以拒，不惜撕破脸皮；法国则早在二月即照会清廷，欲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闰三月即在西营登陆，五月初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战，杀我子民三十余人。两国侵夺疆土之心昭然若揭，谭公一面向朝廷汇报，要求总理衙门严正交涉，一面整顿兵马，倡导团练，随时准备反击。朝中弹劾之声仍是不绝传来，大多都是昏老悖谬、阻抑新政、酿乱四起等说词，谭公懒得嘴仗，置之不理。却说七月中旬，清廷以新政撤并广东巡抚，以两广总督兼任，随即迁藩司张人骏为山东布政使，以鼓吹变法之岑春煊代之。月底，岑春煊到任，将一省账目翻了个遍，先查厘金库款、关税收支，又查水师学堂及轮舟裁撤等事，每每将邮局、铁路、学堂诸务为难，谭公当然知道寓意，只是外辱当前，顾不得内斗，屡屡虚与委蛇，任由岑氏折腾。
却说八月初六这天，两广总督署忽然收到总理衙门署电抄，曰皇上以国事艰难，庶务待理等由，恳请太后训政，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谭公知道帝后之争已见分晓，想及当年离京时翁同龢的一番恳求，今日之局也算定数，只是自四月廿三日颁诏变法起，屈指算来，才满百日，新政方有铺展，今后旧党反扑，只能默祷革新之局不至矫枉过正，反倒更为禁锢也。十三日又有电抄曰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已由刚毅监斩于菜市口；张荫桓、徐致靖交部问罪。谭公虽早有预料，仍是痛心不已，十六日收到电旨：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已革举人梁启超，情罪重大现饬革职拿办。所有该革员等原籍财产，著谭钟麟督饬该地方官迅速严密查抄，一面根究康有为梁启超下落，一面悬赏购缉，克日电奏。谭公思忖良久，命人请来岑春煊，将电旨展示，并命其传令南海知县裴景福带勇查抄康、梁居所。次日裴景福来报，康有为家人均已出逃，只查到来往书函多通，谭公约略看过，方知康氏甲午年前的确曾有反清之心，其后则对旧党恨之入骨，自己当然亦在其列，更有狂妄悖逆之词连篇，心性偏狭之状跃然，看的谭公连连摇头。谭公念及康党多有救国之志，不愿牵连过多，酿成大案，便将一些未被揭发查处之人书函抽出焚却，捡了些众人皆知之事及不轨谋划文字、石印等，准备呈递朝廷。
十七日一早，岑春煊求见，接了进来，见过礼节，谭公见其欲言又止，遂屏退诸人，请进后堂，岑春煊倒头便拜，涕泪交横，谭公连忙搀起，良久，方止住哭声，只听岑春煊道：
“世伯大人不以愚侄年少愚狂为罪，愿为周全，真令愚侄愧悔交加，无颜相见也，还望世伯看在先父情谊，莫同小子一般计较也！”
“云阶言重矣，老夫与令尊相交三十余载，当年令尊先是受累滇案（岑毓英因马嘉理案降职），后又奋力抗法，均与老夫意气相投，今驾鹤虽近十载，音容犹在眼前也，云阶天性刚直，立志维新，锐意进取，初来广东，看不惯当地风俗，也是情理之中，老夫三年前初来之时，亦有同感也。”
“世伯胸襟，真令愚侄感铭也，不过愚侄虽与康氏有些书信往来，但绝无不轨之心，还望伯父明鉴。”
“唔！之前老夫已捡看康氏来往书函，并未见贤侄相关者也。”
“这，昨日裴令貌似查到几通，愚侄也不敢当面索要，世伯果真看清与愚侄并无瓜葛？”
原来南海县令裴景福看不惯岑春煊之前气焰，查抄康宅时不愿岑氏插手，昨日已向谭公禀明，不过谭公并不想为难岑氏，早将信件捡出毁掉，只是未曾想之后岑春煊仍是记恨裴景福，待到其后就任广东巡抚时，全力查办裴氏，好在也无实据，最后判了个发配新疆了事，裴景福还算幸运，熬到民国，才得以回乡安居，此乃后话，略过不表。此时谭公也不好明说，只望向桌上一方香炉，淡淡道：
“昨日查抄忙乱，物件几经易手，或许有所遗失，也或许只是贤侄眼花，总之与贤侄并无瓜葛，大可放心矣。”
岑春煊少时纨绔不经，一度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虽后来发奋读书，中举后又凭乃父恩荫入仕，以敢发议论闻名，但仍不改机灵好变之性，观其之后与清廷、维新党、北洋、民国数番恩怨分合，足见其善变之能，至于在其《乐斋漫笔》中描述与谭公争端，丑化之词，一度广为流传，其实难经推敲，已有后世史家定论，亦不多叙。此时察言观色，自然已知谭公之意，忙又跪下致谢，谭公再度搀起，只听春煊道：
“禀告世伯，愚侄还有一事难于启齿，前几日愚侄遭受蛊惑，鬼迷心窍，再三递折参劾世伯，实在罪责难逃，还请世伯责罚！”
说毕递过数份草稿，谭公看来，果有督臣信任补用道员王存善等侵吞厘金、收受陋规等辞，谭公长叹一声，道：
“老夫本是言官出身，当初也行参劾之事，而后出任疆圻数十载，被劾言辞更是不计其数，虽难免抱怨，却从未记恨，因为清者自清，老夫自问无愧，但言官乃国家耳目，不可闭塞也。早年张幼樵（张佩纶）自称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甲申年书生典戎，束手无策，马江一役，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毁我南洋舰队，殒我马尾英才，以致后人调侃曰：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李鸿藻）回头看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老夫出任闽浙时，亦对张幼樵留下的乱局不满，但其敢于上书言事，令疆臣大有忌惮，各自收敛，也未尝不于国家有功也。是以贤侄参折，老夫不以为怀，朝廷自有明断，至于王子展观察虽有才干，但平日确实言多急躁，师心自用，率意径行，粤省不满者多，今由贤侄敲打一番，也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此人当前正与英国交涉香港界址，关键所在，老夫不得不行包庇之事也！”
“今日才知世伯始终以大局为重，高瞻远瞩，确非愚侄所能及也，之前愚侄受人欺蒙，偏信康党言辞，又不解世伯缘何宁愿解清甘肃巨额协饷而不愿开办铁路之事，才会被彼等利用也。”
“开办铁路自是好事，但要说自汉口修铁路至广州，遍是崇山峻岭，谈何容易，仅就钱银，万不及一也！纵是不解甘饷，款项亦远远不够，非要开工，要么需向他国出卖权益，要么得同洋行大笔借款，担负巨额利息，眼下时机未到也，倒是自九龙关至广州一带，若通铁路，相对容易，又有大用，可先行尝试，是以前番已邀盛杏荪（盛宣怀）来粤督勘，想来不久便有音讯；至于甘肃一省，老夫在彼经营八载，才渐有成效，深知其处不易，而甘肃、新疆诸省，乃至青海、西藏，断不能失，全凭东南各省协饷而周全，老夫焉能置之不理？果如新党所论，弃若敝履，老夫岂不成我华夏罪人矣！”
“世伯教训的是，之前亲见董福祥所率驻京之甘军，军容严整，气势非凡，甚是服气，愚侄此生若能有幸游历甘肃新疆诸地，一定承继世伯之苦心也！”
是年十月十五，诏命岑春煊入京预备召见，十一月初七，竟恰与甘肃布政使丁体常（丁宝桢长子）互调，果然赴任甘肃，一年余后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岑春煊率甘军勤王，救驾于南口，自此备受慈禧太后宠幸，扶摇直上，直至“丁未政潮”落败，成为晚清一段趣事，史家备述，不再着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