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重文教大兴书院 谋远略分闱陕甘
谭钟麟主政陕西近八载，大兴文教，致力于新建、重建书院讲舍，例如泾阳味经书院，亲自筹资拨银一万余两，延请名儒为山长，授课经、史、道、政外，天文、地舆、算法、掌故各学附之，开新学先河，久任山长的刘光贲（古愚）终成变法维新领袖，时称“南康北刘”，今录味经书院二门对联，聊观化育风气矣：
以生灵休戚为心，练识广才，名公卿由此其选也；
就吾学切磋所得，通经致用，大文章可扩而充之。
且说谭钟麟带了吴丙西，与袁保恒同往关中书院而来，书院在永宁门内，自明末由冯从吾（字少墟）创建之后，几度兴废，清代以来，大儒李颙（号二曲）、孙景烈（字孟扬）、戴启祖（字敬咸）等先后入主，规模早是西北最宏。谭公数度路过，却未顾及，如今专程而来，监院闻听藩台大人到了，连忙迎接，客套几句，几人直奔古鼎，只见此鼎三足而立，两耳浑朴，微微外撇，高足三尺，径两尺半，外有饕餮雕纹，雷纹衬地，古朴厚重，内刻铭文，袁保恒声称共二百九十一字，重三百余斤。吴丙西对古玩深有造诣，抚摸良久，点了点头，谭公知道乃是真品无疑，当下支开监院，对袁保恒道：
“筱乌兄，既然宝鼎并非赝仿，则此事可包在愚弟身上。”
袁保恒大喜，道：
“文卿兄果能相助，真是再好不过，只是不知该要如何报答才好也。”
谭公沉吟一下，微笑道：
“筱乌兄太过客气，不过愚弟倒是真有一事，倘若老兄能予援手，则必功德无量也。”
“不知文卿兄所言何事？”
“左公早称渭北一带，贤能诸多，只可惜各地书院、讲舍破坏殆尽，昨日布政使司才有报称，永寿之翠屏书院，兵灾之后，几同虚设，如翠屏书院者甚多也。愚弟身负文教之责，打算筹建几处书院，新近见三原贺复斋先生于窑洞中创清麓精舍，甚多感慨，泾阳崇实书院破败狭小，急需扩展，愚弟尚未及寻访者，自有更多，倘筱乌兄能资助一二，则是我关中士子之幸事也。”
“好，好，文卿兄如此看重文教，愚弟焉能不附庸一二风雅？今日信口承诺，定助老兄建上几所书院，也算不负关中百姓厚望也。伯寅侍郎之事，全凭老兄做主，愚弟还有些俗务，就先行一步了。”
袁保恒知道谭公在书院还有它事，便施礼告退，之后果然助建书院，助浚郑白渠，前已有述，不必多表。且说待得袁保恒出了书院，吴丙西低声道：
“方伯素来厌极贿赂恶行，此次却违心相助袁学士，莫非真是为其出资修建书院而妥协？”
“哈哈，子越兄真乃老夫知音也，老夫虽不喜官场习气，但两座书院能育几多英才！左公早有远虑，故谓关中要事，读书为急；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也。可如今藩库空虚，老夫纵是急迫，不过空想矣，咱们这位粮台大人可称得上是神通广大，谁不知道，陕甘之事，筹饷、筹兵、筹粮、筹转运无不左右逢源，他能为左公看重，自有其妙，不过欲要左公行私，却也绝对不能，故而做个顺水人情耳。当然，此事也不尽为修建书院，一则左公的确感念潘侍郎援手之恩，须略回报方能心安；再则老夫素知潘侍郎嗜文物如性命，借其手以传之也，如此国之重宝，岂能任其流落民间，君不见与此鼎同现之小鼎，早已泯没无讯矣。”
“此物不过一件青铜器物，且硕大笨重，重现不过几十载，售价仅有七百两，固然算是宝物，缘何认定乃是国之重宝也？”
“先前曾听一位好友说及，此鼎乃是周初所铸，铭文记录彼时盛事，乃我华夏子民祖先之辉煌也，太史公虽记黄帝乃至之前事迹，然无实证，此鼎至少能溯至周初也，岂非罕见？而今我华夏受洋人欺凌已甚，他日必有辱我族人无能之语，示以此等重器，虽有炫弄祖宗之嫌，但亦能坚我信心，以成中兴之功也。”
谭公所说好友，自是郑庆庄，之后谭公作书郑庆庄与潘祖荫，促成此事。同治十三年底，此鼎运抵京城，潘祖荫鉴定之后，确是真品，一时大喜，专门为之建南公鼎斋，刻“伯寅宝藏第一”印，后因潘祖荫无子，传至侄孙媳潘达于手上，历经战乱，几遭坎坷，先后有美、英商人，日本军人等屡屡觊觎而不能得，护宝经历，堪称传奇，终在一九五二年无偿献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即为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并称四大国宝的“大盂鼎”（亦称南公鼎）也。
两人正说话间，监院回来，三人转出泽园，穿过允执堂，自少不得在至圣先师和乾隆年间御赐“秦川浴德”匾牌之前行礼，听得郎朗书声，停留在允执堂前四株唐槐之下，各人落座石凳，监院命人献上茶茗，话题自是围绕关中书院，只听谭公道：
“黄子寿（即黄彭年）东游，关中书院虽不少耆老贤儒，然声名总不如前矣，自前朝冯少墟创办书院，一度与东林、江右、紫阳并称海内最盛，本朝前有李二曲、孙孟扬、戴敬咸等名儒授业，近亦有路润生（路德）、黄子寿等望贤主讲，实为我关中人杰第一渊薮。惜如今山长一任，竟无合适人选，左大帅属意平利武鹿萍（武廷珍），尚无消息，中丞日夜忧思，眼下监院先生责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也。”
“藩台大人放心，老朽已任监院多年，绝不会疏漏，之前关中书院由粮台监管，如今抚台大人与藩台大人齐声过问，乃我书院之幸也。”
“之前因为战乱，抚、藩、臬多有军事各务，如今陕西已靖，中丞自要亲问，老夫身肩文教，不敢渎职，而今形势，虽关学式微，但既值国家有变之时，读书亦不可不变，可谓推陈革新，恰逢其时也，我陕西通省既需复兴书院讲舍，更需明细今后之课程规章也。”
“这课程规章，自来有之，不知还需如何删增，望藩台大人明示一二。”
“哈哈，先生勿要过急，学业总须渐进，不宜速成，老夫近日思忖，先需有个框架，大致在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等数方面，至于规章，总要谨慎细致，防患于未然，不是一两日所能成也，先生也可与书院各讲习商讨，最迟明年修订规章如何？”
“谨遵大人指教，其实之前黄山长已打算开设时务一课，奈何东游保定，遂成不了之事，如今藩台大人既然有言，我等定然从命也。”
几人遂又聊起聘请山长之事，谭公在杭州时与敷文、诂经等书院来往密切，知道大院山长非功名、声望、学识、品德等俱佳者难以胜任。近年聘请山长，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荐，遂致徇情延请，不问其人学行，往往有名无实，甚而多有庸恶陋劣之辈窜处其中；今后务选端谨积学之人，加意振作才可，一时也是挠头。之后谭公于陕西文教之事不遗余力，非特力订关中书院章程，而且先后筹资兴建泾阳味经、定边定阳、朝邑友仁、渭南渭川、牟利三山、南郑天台等书院，至于修复因战受损之书院讲舍，不下百处，培养英才不胜其数。光绪末年，这些书院多改为新式学校，虽几经变迁，许多至今亦可寻迹也。
却说秋去冬转，时光荏苒，谭公于布政使任上大刀阔斧，力求整顿，三年余时间，陕西一省，无论文教、农政，还是藩库、仓储均有起色，比如常平仓、社仓、义仓，于同光交替之际已积粮百万余石；藩库数次出资，刻制印刷多种书籍等，士民百姓无不交口称赞。至于家人，宝箴又得一子，取名辅宸，自有信来报喜，只是发妻陈氏身体每况愈下，终至溘然长逝，谭公令宝符、颜氏、钟氏、丫头刘氏等皆戴孝祭拜，自己郁郁了很长时间才罢；宝符早已读书数年，新近延请新化谭钟钧（字秉卿）课业，谭钟钧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只因看淡功名，遂游历天下，谭公因其与自己姓名相近，在湖南时已知乡贤，如今谭钟钧早已不惑年纪，游历西域归来，顿觉此生无憾，遂受关聘，平时既教宝符读书，又为谭公谋划，甚是得力。这日已是同治十三年末，陕甘学政吴大澄（字清卿）、西安知府李慎（字勤佰）来谭府闲谈，自然就说到了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定额之事，只听吴大澄道：
“陕甘合闱，向有中式名额六十二人，甘肃分二十一人，如今一旦分闱，不知陕西名额是否有减也，文公致力陕省文教，一旦减额，恐减关中士子心气也。”
李慎也附和道：
“近来的确有人私下抱怨，左公不该多此一举，甚至有人直言，说左公驻军兰州，自然对甘肃有所偏心，损陕西而增甘肃，是为不义之举也，属下也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想请藩台大人指点。”
谭公看了一眼谭钟钧与吴丙西，三人对视一笑，原来他们最近才讨论了这个话题，当下道：
“清卿兄与勤佰兄之疑虑，乃是常情，老夫与左公多次谈及此事，左公每道，甘肃地当西陲冲要，南接吐蕃，北连荒服，汉蒙回藏杂处，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藏崇信佛陀，自古至今，未之有改。是以习俗沾染已深，文道不兴，人不向学，自难明理，不明理乃不知行，乱即由此而起，是以历来难以长久共处也。如今关内平定，自要柔以诗书，以图国家数十年之安也，故而左公师行所至，每饬设立汉回义熟，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甚至欲于乡试设回部专额，使回众观感奋兴，力图上进，兴教乐学，以移风易俗也。”
李慎点头道：
“左公思虑自非属下能及，只是自乾隆年间始，甘肃于乡试之中即有定额二十一名，已能确保三居其一，何必定要分闱也。”
“此事自有计较，甘肃士气抑塞，主因乃是甘肃士子赴陕应试，路途遥远，盘费高昂，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有近千里，尚与陕南、陕北接近；兰州一道，近者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于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也，可想乡试之难。何况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不易驰驱，较平原行路之难，奚啻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历来督学陕甘者，有几人能远近一体，兼顾无虞？清卿兄督学一年，想来必有体会也。”
提督学政一职，虽有专折奏事之能，名分甚高，但并无实权，而吴大澄乃同治七年进士，由编修出为学政，年龄更小谭公十四五岁，是以说话甚是恭敬，当下道：
“文公所言，自是实情，晚生考稽我朝陕甘乡试中额情状，早时两省额度不分，陕西约十占其九，定额之后，则三居其二，而观解元之数，更是四占其三。纵是陕省解元之中，西安、同州两府则五占其四，榆林、兴安两府竟无一名解元，分布如此不均，殊不可解也。”
“清卿兄所言正是，一省教育，竟至如此不均，何况陕、甘两省也，关中三府二州三十九县，其书院、行政、经济、交通、人口，远非汉中、兴安、商州可比，更遑论延安、榆林、绥德也。是以老夫每每忧心，如何平衡，眼下唯有于各府州多建书院讲舍，鼓励士子，再无良策矣，清卿兄年富力强，陕西文教，尚需倚重也。”
“多谢文公指教，分内之事，自无旁贷。不过这分闱之事，名额之争，皆关系两省士子之心境，文公可有确信乎？”
“尚无确信，不过读书人舍科第即无登进之阶，既欲激发甘肃向学热情，必增其名额也。左公有言，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也，是以坚请分闱。而我朝自康熙六年，陕、甘析治，然乡试未分，之后湖广分闱，两省合闱者仅余江南（安徽、江苏）、陕甘两处，请求分闱之奏颇多，譬如陕甘，就有乾隆元年许容、乾隆四年鄂弥达先后奏请分闱而不得，之后尚有断续，如今左公辅以厚望，谋划深远，慷慨陈词，足可令枢臣动容也，是以老夫以为，分闱之事，已有所成。至于名额一事，左公绝不欲损陕西而肥甘肃，何况中额之数，向来按大、中、小三类以分，小省亦有四十之数，陕省文教，向不算小，左公欲以捐输广额九名，凑足五十名也。至于甘肃之额，左公以为，以分闱增额九名，以甘肃素称贫瘠，如今捐输团练，银、粮、杂项不下四千万，请加恩再赏十名，如此凑足四十名之数，亦成小省之势。如若准奏，甘肃本是陕西之屏障，分闱既增陕西中额，又增甘肃之数，于我、于邻皆有益，可谓成人之美矣？”
众人一齐点头，吴大澄、李慎大有轻松兴奋之意，几人又闲聊几句，却听李慎笑道：
“藩台大人乃陕西之藩台，缘何反处处为甘肃计较？”
谭公闻言，忽而正色，凝思片刻才道：
“老夫身受朝廷重托，怎敢以殄域自囿？现今朝野风气本即不佳，海防与塞防争利，各自为是，足令深忧也，老夫恨不在谏院，未能断喝也！眼下也劝诸位，切不可有殄域之分，清卿兄本就督学两省，自该倾力于薄弱之处，以求平衡，勤佰兄亦应开拓境界，今后尚大有可为也。”
“谨遵藩台大人教诲。”
其余闲言不表，十年之后吴大澄重勘东北边境，不畏沙俄，为我国领土完整而据理力争，功不可没；李慎则升任西宁办事大臣，为晚清民族政策，贡献颇多，此为后话，略过不表。至于陕甘分闱增额之事，经左公努力，终于成功，光绪元年于兰州新设贡院，广为取材，大兴文教，其辉可炳千秋也。今录道光廿九年进士，后以尸谏慈禧而享誉晚清的兰州名士吴可读，为甘肃贡院所撰一百九十二字长联，略观当时激动之情，并念左公之美誉也：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叠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堆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助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