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左宗棠攻破杭州 曾国荃屠戮金陵
同治十年进士，陕甘学政，浙江鄞县陆廷黻曾与谭钟麟共事多年，私交甚笃，同治三年，年方而立的陆廷黻听闻左宗棠收复省城杭州，喜极而泣，挥墨作诗而记之，今择数句，以念当时两浙士子心境：
百道旌旗控上游，虎林形势望中收。
上将功名皆玉节，中兴气象自金瓯。
且说同治三年三月初，同年中进士，又同在翰林院读书，与肃顺亦颇有渊源的好友巴县徐昌绪（字琴舫）因终养乞归而获恩准，谭钟麟与翁同龢并新津彭润芳（字镜湖）、归安（今湖州）沈秉成（字仲复）、洪洞吴文焕（号砚樵）几人设宴送行，席上自有各种客套，推杯换盏间，翁同龢突然感伤道：
“琴舫兄意兴寥落，此一去未知何日才能再见，去年听闻诸位仁兄在翰林院与童老夫子争辩，声色皆厉，几至大打出手，真乃盛景，同龢守制不能参与，然心向往之，奈何此后已成空想矣。”
原来翁同龢所说，乃是上年翰林院的一件趣事，当时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帝师乌齐格里·倭仁为翰林院掌院，奉圣谕讲求实学，便制定了每旬进行一次披阅日课的规矩，凡翰林院相关人士需将近日读书心得分享讨论，翰林院中有一人名童棫（新津人，字逊葊），早钟麟等一科，年纪其实相仿，思想却极度保守，与同样思想保守的倭仁趣味相投，每日满口诗云子曰，人送外号童老夫子。那天又在老生常谈，徐昌绪忍不住怪他不讲时学，他便转而大讲佛经观心之语，并骂诸人整天谈论洋人，言辞轻浮，归为异端。钟麟出声反驳，彭润芳虽与童棫同乡，亦出口反驳，一时口水满天，大有泼妇骂街之势，幸好倭仁及时赶到，才没有动手。钟麟鼓动六人联名具帖，指出日记琐事无意义者不该讨论披阅，浪费时光，虽为倭仁不喜（倭仁早年与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在唐鉴门下时喜欢彼此披阅日课，颇为自得，故而童棫等效仿之），但终究取消披阅日课。时隔一年，几人说起仍饶有兴味，因之将话题转到时务上来，钟麟因新近从潘祖荫处得了一本手抄，乃是其同乡冯桂芬（号景亭）近年新作的《校邠庐抗议》，玩味数遍，颇有心得，谈至兴处便道：
“吴县冯景亭不愧师法顾亭林，颇能讲求实学，单论人才，即别具一格，其言欲重才德而非文字，重千百人之公论而非一二人之私见，需将保举之权，由上吏移为下位，颇似洋人选举之法，而其议论西学洋器，更是新人耳目也。”
沈秉成道：
“那文卿兄还不快快说来，以新我等耳目！”
“哈哈，仲复兄还是心急，来日空闲，将《校邠庐抗议》取去一阅便知也，其采西学议开篇点古人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等如何不能博采西学也？愚以为依此应对童老夫子等人，无异于以其矛攻其盾也。”
“正是正是，冯先生还有什么观点，我等先听为快也。”
“其制洋器议曰，中国地南北自兴安岭至崖州万七百里，东西自库页岛至喀什噶尔万九千里，居地球有五分之一也，百倍于法国，二百倍于英国本土，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却受制于人，为万国鱼肉，几无还手之力，何以堪也！国人却多故步自封，能有林文忠公、龚定庵、魏良图等人之见者已属稀少，然魏良图之以夷攻夷之论难通，实乃欲以春秋战国时代相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也，我朝与洋人往来聘问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何况魏公所言，去今已二十年矣，岂无时移事易之变乎？”
钟麟见众人皆陷沉思而不语，便继续道：
“其言无论天文算法、河工火器，乃至农具、织具百工所需，西人皆长出甚多，往往见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凡此有益于国计民生者，为何不学？总以为奇技淫巧而不与，不过自寻烦恼耳。此老以为，在今日宜鉴各国之学，唯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方为善矣。通市二十余年来，洋人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优者能读我经典，于我国朝章吏治、舆地民情无不通晓，而我国于彼等则懵然无知，相较之下，能无愧乎？此乃国家之隐忧，是以务必需开西学，习其语言文字，方能免故步自封之实也。”
翁同龢虽年龄最小，但状元之身，加之身世隆贵，地位最高，此时见众人仍是无话，遂沉声道：
“文兄所言固然无差，然朝廷言路，毕竟把持于倭艮峰（倭仁）、李树南（李棠阶）、吴彦甫（吴廷栋）等一众夫子手中，召对语事，动辄程朱，拘于古法，顽固不化。就连恭亲王，之前人送外号鬼子六，对于洋务，不可谓不知，然而一旦掌权，对外连连妥协，听闻自前年开始的勘分中俄西界之谈判，屡屡忍辱，处处受制，如今西北回民起事，更是急于成约，传言一次放弃土地面积，逾于直隶山东二省之和也，同龢一介书生，恨不能效飞将军矣。”
众人听翁同龢言之凿凿，无不义愤填膺，唯独钟麟还算镇定，道：
“松禅兄莫要愤慨，谭某以为，恭亲王与倭、李等并非一路，如今俄国狼子野心，窥我北方，路人皆知也，然江南未定，难以腾手，纵然出一偏师，万里远征，怎堪与俄人争锋？众位兄台莫以为出于胆怯，谭某今日誓言，来日但凡可能，定附松禅兄骥尾，西戍阴山也。至于恭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几年，早知洋人厉害，为今之计，避其锋芒，也算老成之举也。”
沈秉成愤而大声道：
“难道我等只能束手也？”
谭钟麟皱紧眉头，抿了抿嘴唇，郑重道：
“仲复兄之言差矣！我等大有可为之处，振兴并非一朝，雪耻亦非一夕，当今我朝首务，乃是力图自强也，欲除华夏积弱，非要一众实务人才齐心奋力不可，然天下虽大，一众人才何处寻觅？之前圣谕讲求实学，于翰林院中尚阳奉阴违，步履维艰，何况诸处书院、学堂、私塾之众士子也？彼等无非图谋科举，那管天下大势，纵然穷经皓首，于实务又有何补？就连恭亲王，虽力主开设京师同文馆，却不过仅习几种洋文而已，于西人天文算学等如何能通？是以钟麟以为，讲求实务，非但朝堂之急，亦是我天下士子之急务也！我等忝为翰林，皆有门生故交、子弟乡亲之年幼好学者，何不就从你我做起，授之实学，晓之实务，卧薪尝胆数载数十载，至时天下皆营实务，以华夏之大，焉能不孕育一众良才？至时我华夏何愁不能奋起，何愁不能一雪前耻也？”
几人听得血脉贲张，纷纷就时势发表见解，徐昌绪誓要回乡宣讲实务，之后果然主讲东川书院，彭润芳、沈秉成亦发奋著书立说，各有所成，翁同龢更是因为两朝帝师，影响光绪帝尤深。而冯桂芬之思想亦在京中传开，后为张之洞等人系统阐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影响晚清数十载。后话不表，且说没几日，传来左宗棠已于二月廿四攻克杭州之讯，京城之中，一片欢腾，尤其浙江士子，无不欣喜，庆贺宴饮，多有通宵达旦者，郑庆庄自少不得参与其中，这天专门把钟麟请到汲雅斋，二人把酒言欢，诸多缛节过后，但听庆庄曰：
“杭州乃浙江根本，城中士民为发逆裹挟甚多，三年之噩，损失十之八九也，京中诸公，多有亲属罹难，左公于三月初二进城，大行赈抚，招商开市，收养难民，掩埋骨骼，我两浙士子无不感激也。”
钟麟感慨道：
“战火纷飞，最是百姓受难也，可怜名城，尽遭屠戮，想当年弟与左公随张石卿制军抚恤武昌，满目疮痍，历历犹在，此亦左公所最不忍者也。”
“左公真乃仁帅也，如今两浙士子，皆视左公如生身父母，急于出力回报，众人顷间已集银数千，后续仍源源不断，是以商量在京、杭诸地为公建立生祠，剩余之资兑成珍宝，馈送左公，只是我等不知左公脾性，未知如何可行，是以想请教文兄。”
“此事万万勿行，静兄有所不知，左公向来厌恶浮奢，如今以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俸禄养廉数万，然而寄家度用之数，还依当年馆身安化之资，每年仅数百两矣，其余银项，皆充公用，譬如前年之浙抚养廉，已交万两入官充饷，而去年总督之得，拟尽数捐用重修浙江抚署，左公品性高洁，视钱财名利如无物，静兄等以数千两财资建无用之祠，定为左公不喜，馈送财物，更恐陷左公于不义也。”
庆庄倒吸一气，道：
“原来如此，幸亏文兄指点，否则我等岂不好心办成坏事也。”
钟麟点头称是，庆庄忽又忧道：
“只是众人捐资已集，毕竟一番心意，果真如数退还，恐怕难以交代也，不知文兄可有妙术？”
“众人盛情，自是难却，愚弟以为，可以耗费数金做几柄万民伞转送，略表心意，如今湖州尚未克复，大军犹在鏖战，剩余银两，或可充作公资入饷，或可捐做善后抚恤，或可用于建造学舍书院，凡此种种，皆有益于世，定能合左公之意也。”
庆庄点头称善，之后钟麟自写信与左公交流，知道黄冕病逝江苏，少不得遥祭一番。却说这边热闹方罢，六月底又有捷报传来。原来天王洪秀全已于之前病逝，曾国荃则率军于六月十六攻破金陵，生俘太平天国后期核心忠王李秀成及永王洪仁达等，阖朝欢庆，曾国藩拟封一等侯爵。京城热闹，更胜从前，江苏士子如翁同龢、潘祖荫等人频频做东，宴请好友，钟麟少不得多番应酬，直忙碌了一月多方休，这夜几位好友又饮于一处，酒到酣处，忽听潘祖荫凄然道：
“发逆作乱十数载，蹂躏十余省，一朝得平，谁不欣喜，只是传闻曾沅帅纵容湘军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令人发指。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而各营为了消赃隐罪，纵兵放火烧房，金陵一片火海，百姓苦难，较当年发逆破城更甚也。唉，未曾想我江苏百姓，方出狼口，又入虎穴矣。”
翁同龢见潘祖荫已近醉，忙劝道：
“伯寅兄也莫悲观，传闻之事未必属实，毕竟湘军乃是我大清官军，金陵在敌手十余年，交战之际，难免误伤，如今金陵收复，只需一番抚恤，不日必将再现繁华盛景也。”
钟麟等也忙安慰，原来传言曾国荃围攻天京时，粮饷早断，湘军欠饷已十多月，曾国荃便默许各营，城破之后，允许抢掠三日，所得多归私有，而上报朝廷只说没有缴获，朝廷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还是封为一等威毅伯，曾国荃在民间得了个曾屠夫的称号，也有研究者称其举乃为自污，为免兔死狗烹而已，不过数日之后曾国荃坚请开缺回籍养病，其兄曾国藩则着手大裁湘军，也是史实。再后太平军余部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继续战斗，左宗棠以闽浙总督执浙、赣、闽、粤四省兵事，最终于同治四年腊月廿二日攻破广东嘉应，康王汪海洋中炮身死，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画上了句号，之后著史方家，或褒或贬，各有其理，勿须笔者赘言。左公逝后，浙人于杭州岳坟之侧修建左祠（辛亥之后改为先烈祠，附近亦有蒋益沣、刘典等祠），上有杨昌浚一联，撷来一赏也：
地近岳王坟，死后不孤，蒋庙刘祠皆旧部；
奠酌圣湖水，生前有语，六桥三竺许重来。
还说谭钟麟，更添二喜，先是颜氏诞下一子，甚是惹人疼爱，起名宝符，后又接家信，宝箴之妻诞下一女，自是少不得几番庆贺，钱银诸项，多由郑庆庄帮衬，也不多表。且说左公听闻钟麟诞子，恰道光廿四年进士，广西新宁邓廷楠在左公属下办厦门捐，甚为得力，新保举升为福建兴泉永道，亦是刚刚诞下一女，便央求左公择媒，左公欲成人之美，就来信与钟麟商议。钟麟以邓廷楠乃四品道员，自己仅是从五品御史，略显高攀，而宝符又是庶子，是以推脱，结果反被左公斥为迂腐，于是定下姻缘，之后邓廷楠赴京引见，遂正式定亲。
是冬钟麟因功受赏，由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监察御史，记名以繁缺知府用，又署吏科给事中，京中士子皆知钟麟学问名声，多有结交之意，自然趁机相贺，也不须说。眨眼冬去春来，已是同治四年三月，湖广会馆扩建修葺已毕，钟麟了一心事，初五这天，闲来无事，就转到了汲雅斋，自后门进入，郑庆庄正在后堂算账，见到钟麟便站起抱拳道：
“文兄请坐，愚弟正待算完账后登门拜访，未曾想文兄先到，莫非是心有灵犀？”
“哈哈，静兄恰好有事？”
庆庄给钟麟斟了盅茶，低声道：
“莫非文兄不知？近来宫中传言，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大有裂痕，昨日更有消息，说是两宫指责恭亲王过于跋扈，骄横揽权，妄自尊大，不守礼节。众人议论，此次恭亲王恐怕要遭贬黜，文兄从前忧虑之事，终可安心矣。”
钟麟闻言甚是震惊，嘴上却道：
“静兄多虑矣，愚弟当年夜闯恭邸，不过已是陈年旧事，恭亲王日理万机，哪里能想得起这般小事？”
庆庄对钟麟何等熟悉，一听便知钟麟毫无欢喜之心，遂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何况文兄不是说过，当时能全身而退，乃在于知道两宫与恭邸终有一变，趁机借西太后之语而侥幸逃脱，如今文兄预言成真，何以反有忧虑？”
“唉，眼下江南虽已略定，仍是多事之秋，尚需齐心协力，共济艰难，然而廷枢却为权利之事，骤起萧墙勾斗，恐为国家不幸也。”
庆庄闻言起身，抱拳道：
“一时但顾个人得失，未思国家之计，愚弟浅薄也，万望文兄恕罪。”
钟麟忙亦起身答礼：
“静兄切勿自责，此事若非老兄相告，愚弟尚不得而知，还有哪般传言，望不吝赐告。”
“昨日之事，听说起于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之劾，至于之前，还是起于御史丁浩的天象示警论，不过凡此言论，都在年后才有。”
庆庄将所听种种传言说起，原来江南平定，恭亲王居有大功，自以为筹划已久的洋务运动必然可以全面开展，未免就对朝廷的保守势力处处进攻，而准备更大幅度的起用曾、李等汉族中坚，这样既得罪了一帮老臣，同时满人权贵亦甚多不满，两宫太后更是觉得恭亲王势力过大，深恐将来无法驾驭，便借机将恭亲王某次论事，未经赐座，擅自起身不跪，以及擅自动用御案茶饮，多次与两宫高声争论等不合礼法诸事为由，结合蔡寿祺等人的弹劾奏章，开始向恭亲王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