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柯科迪男孩
1723—1746年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传说之一。大约在1726年，玛格丽特·斯密带着她唯一的儿子，快3岁的亚当·斯密，和他的舅父一起住在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这里距离他们在苏格兰东海岸柯科迪^[1]的家只有几英里。伟大的约翰·雷是19世纪时亚当·斯密传记的作者。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

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刻出发…… 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了母亲身边。

后来人们常常讲起这个故事。斯密的朋友，哲学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第一次谈起这个故事时曾称赞道，这次救援“为世界保住了一个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扩展科学的边界，并为欧洲的商业政策带来新的启迪和改革”。^[3]但任何好事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双向的，亚当·斯密后来“心不在焉”^[4]的形象广为流传，约翰·雷也曾调侃道：“我担心他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

亚当·斯密一直在母亲的关注中生活，他们母子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在一起生活了60多年。斯密出生于1723年6月5日（或者更早），他和牛顿一样是个遗腹子。他的父亲老亚当·斯密在他出生前5个月就去世了，年仅43岁。老斯密通过公共服务和法律工作一路晋升，最终成了柯科迪的海关监察。斯密家族在历史上留下的信息很少，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来自阿伯丁附近的西顿地区，老斯密从那里出发去爱丁堡学习法律。1705年，他成为苏格兰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劳登伯爵是当时苏格兰的两位国务卿之一，参与了《联合法案》^[5]历经两年的复杂谈判，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在那一年，老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市的公民，他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皇家职位——军事法庭书记，负责军事审判。同年，他还被任命为律师，取得了提供财务和不动产咨询服务的资格，这是一个很有专业含金量的职位。

老亚当·斯密结过两次婚，这两次婚姻都帮助这个出身小士绅阶层的年轻人提升了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娅斯·德拉蒙德（或者叫莉莉），来自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709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休，他是亚当·斯密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斯密大14岁左右。莉莉生下孩子后不到10年就去世了，只给丈夫留下了一个孩子。1715年爆发了詹姆斯党人叛乱^[6]，这次叛乱在谢里夫缪尔战役之后无疾而终，战乱逐渐平息，汉诺威党被阿盖尔公爵二世控制，军事法庭有很多工作需要老斯密处理。

当时老斯密还担任柯科迪的海关监察。他从爱丁堡去了柯科迪，显然心存疑虑，但仍期望能从苏格兰海关系统的重组中获得一些好处。柯科迪到福斯湾的直线距离仅10英里，但是当时横跨海洋的福斯大桥尚未建成，海湾边的陆路十分漫长。于是当地人把那个长条形的小镇称作“长镇”。小镇的建筑就在海岸边沿着一条主干道蔓延开来，镇子长约1英里。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颇有地位和渊源：此地大概从1450年开始就是皇室自治区，有资格进行海外贸易和销售外国商品，并且有资格派代表参加议会。16世纪，柯科迪港口一直是苏格兰向欧洲大陆输出煤炭、盐和亚麻的出口，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但是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统治期间与法国的战争，17世纪90年代的歉收和饥荒等一系列事件对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再加上后来美国殖民地的扩张，尤其是烟草贸易的发展，导致苏格兰的贸易经济中心越来越向格拉斯哥和西部地区转移。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加速了这一进程，在《航海法案》的要求下，苏格兰贸易商不得不融入更大的英国市场。

老斯密于1714年抵达柯科迪，当地经济正处在下滑期，到1755年，该镇人口减少到2 296人，几乎不到1个世纪前的半数。而且由于海关监察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贸易额的收费，经济衰退对老斯密的财务收益很不利。更糟糕的是，由于停止了征收农业税，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新的爱丁堡海关专员委员会又开始大力打击走私，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老斯密本人聪明且有教养，他年轻时曾前往法国，在去波尔多的途中还遭遇过海难。他的家中充斥着自由主义的氛围，家里的小图书馆藏有大约80本书，大部分是法律类、宗教类，也包括历史、文学和自我提升的书籍。柯科迪的地理位置很靠近爱丁堡，但是从文化、经济及政治方面看，与爱丁堡咖啡馆高谈阔论的大城市氛围还是相差甚远。

不过斯密家族在这个小镇还是有了很大收获：老斯密认识了家庭背景深厚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她是法夫郡望族的后代，她父亲来自道格拉斯家族，母亲来自巴尔福斯家族，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家族。道格拉斯家有很多军方的人脉，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特·道格拉斯也曾在1689年被任命为民兵团的上校。这些似乎给亚当·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很多年后的1763年，詹姆斯·博斯韦尔记录道：“格拉斯哥的斯密先生曾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曾因为不想让他参军而试图割他的喉咙。”^[7]作为亚当·斯密曾经的学生，博斯韦尔认为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之后认识这位知名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想必也有同感。

玛格丽特和老斯密在1720年成婚，但不到3年老斯密就去世了，死因不明。对这位准妈妈和她年轻的继子休而言，老斯密的死是莫大的打击。对休来说，他再次失去至亲。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玛格丽特给亚当·斯密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名字，并且一生都与他非常亲密。和许多丧父或是父亲缺席的成长故事一样，亚当·斯密继承了父亲的生活，他在长大后成了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法律、贸易以及如何优化经济上，后来还加入了苏格兰海关委员会（不仅仅是柯科迪的监察）。

许多人认为亚当·斯密出生在柯科迪的高街（可惜房子早已被拆除）。在儿子出生前，老斯密可能已经预感到了死亡，他在1722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个月，重新立了遗嘱。遗嘱中指定了“导师和监护人”（都是男性）来帮助玛格丽特抚养孩子。被指定的人中包括亚当·斯密的两个叔父，以及其他一些和斯密夫妇有私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人。来自邓尼克^[8]的詹姆斯·奥斯瓦尔德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外地人，但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支付了老斯密葬礼的费用；还有老斯密的一个侄子和一个堂兄，名字都叫威廉·斯密，他们一个为有权势的阿盖尔公爵二世当秘书，另一个在阿伯丁的马里沙尔学院做校董秘书；还有亨利·米勒，他是著名的大卫·米勒的亲戚，在柯科迪的一个学校当校长；还有两个出身显赫的监护人来自佩尼库克的克勒克家族，一位是约翰·克勒克男爵二世，他曾在莱顿大学学习历史，并在罗马的科雷利门下学习历史、建筑和音乐，他拥有财政法庭男爵的肥差，还积极推动启蒙思想在科学、艺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另一位是来自礼斯顿谢尔^[9]的约翰·克勒克博士，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革新者，也是1729年爱丁堡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可见，亚当·斯密虽然缺少了父亲的陪伴，却是在一个多元而庞大的亲友网络中长大的，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富有远见。

即便如此，年轻的单身母亲的生活还是很艰难。那时每4个孩子就有一个会在出生时或婴儿期夭折。^[10]小亚当·斯密常常生病，休的身体也不强壮，而他们家有时也拿不出钱来。1730年，玛格丽特不得不写信给劳登勋爵，追讨他拖欠的一只债券的6年利息。那时劳登勋爵因为南海经济泡沫的崩溃而陷入了财务危机，玛格丽特在信里表示自己“非常贫困”。^[11]道格拉斯家的亲戚也没能提供多少经济上的帮助，直到1750年12月，亚当·斯密27岁时，玛格丽特才从她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一些钱。

虽然在经济上总是紧张，玛格丽特仍然对亚当·斯密投入了很多的爱和关注，斯密对母亲也是一样。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1793年记录了斯密的一生，那时距离斯密离世不久，斯图尔特的记忆还很鲜活，他写道：“人们指责她（斯密的母亲）对他（斯密）过于放纵和缺乏限制，但是这并没有对斯密的性情造成什么坏影响；斯密也从回报母爱中获得了难得的满足感，他在60年的漫长岁月中尽可能地孝顺母亲。”

休被送到珀斯的一所寄宿学校，后来他像他的父亲和斯密家族的其他亲戚一样，在当地海关大楼中工作，直到1750年去世。亚当·斯密则去了柯科迪的一所学校。那是一所不寻常的学校。1496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教育法案，要求“所有男爵和富裕的自由人”将他们的长子在八九岁时送入文法学校学习拉丁语，并在三年后学习法律。该法案的目的是在苏格兰建立义务教育体制，旨在加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司法效率，让“穷人不需要为了每一次小纠纷都来找领主当主审人”。这项法案提升了教区学校的质量，让教区学校有能力为当地学生提供文法教育。柯科迪的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它成立于1582年，在亚当·斯密上学时由大卫·米勒接手。米勒原本在附近的库珀的一所学校当校长，被重金聘请来。或许是由于雄心勃勃的“邓尼克夫人”的推动（即奥斯瓦尔德夫人，她早年丧偶，有个儿子需要接受教育），1724年，市议会不仅同意提高米勒的薪水，还要提高学费，建一栋新校舍，并且完全采用米勒制定的课程大纲。

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米勒不仅教他的学生阅读、写作和算术这些基础知识，更提供了一种古典教育方法，包括古代历史、拉丁文（还有希腊语的启蒙）和宗教教育，还包括回答在教理问答中的问题。另外他也让学校更注重有效的自我表达和修辞教育。其他类似的学校并非不知道这些理念，那些学校纷纷组织演出约瑟夫·阿迪逊的《加图》（一出宣扬斯多葛派的自律和自立理念的戏剧，在18世纪备受推崇）。米勒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自己创作了一部戏剧，亚当·斯密正好参与其中。^[12]米勒成立了“皇家咨询委员会，为男孩们提供正规教育及所有其他发展的基础”，他让男孩们模拟组建了一个理事会，模拟听取不同行业的成员提出的请愿并做出回应的情景。通过这种方式，米勒的学生们接触到了公开演讲，更确切地说是接触到了“公共生活”，同时也向他们的父母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希望继续享受这些教育成果，就应该接受更高的学费，并继续送孩子去学校。这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大力称赞苏格兰的教区学校体系，认为英格兰的慈善学校相比之下做得不够好。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经历的学校教育。他对拉丁文法学校更倾向于教授初级几何和力学的做法很失望。他接受了充分的良好的经典教育，在后来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时甚至获得了可以豁免第一年的补习课程的资格。亚当·斯密在结交同辈朋友方面也很幸运。他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是小詹姆斯·奥斯瓦尔德，他比斯密年长8岁，后来成了一个杰出的地方议员，他是斯密终身的朋友，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他引发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兴趣。另一位重要的朋友是约翰·德赖斯代尔，他是苏格兰教会温和派的重要成员。还有亚当一家杰出的建筑师，威廉和他的3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罗伯特·亚当后来成了国王的建筑师，设计了寇松家族的华丽宅邸、凯德尔斯顿庄园和爱丁堡皇家交易所，并且开创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对年轻的斯密来说，柯科迪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场所：它的规模不大，可以让他深入了解，同时又很精彩和多样化（可以开阔眼界）。柯科迪的市场，就像所有类似的市场一样几乎就开在家门口，有大量的行会制定规则，依靠惯例行事。在社区生活中起核心作用的当地长老教会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行。柯科迪也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在17世纪曾有一个拉脱维亚领事馆。因为这些渊源，尤其是对熟悉海关大楼的人来说，柯科迪能提供很多关于贸易的信息，启发各方面的深入见解，例如贸易的类型、条件、模式等等。尤其是当时盛行的走私行为对年轻的亚当·斯密来说一定很容易接触到，可能就是这一现象启发了他对走私的成因和影响的早期思考。同样还有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法夫郡的经济开始改善，尤其是亚麻贸易的发展，受到当地经商的地主的推动。奥斯瓦尔德家在帕斯黑德（离柯科迪镇不远的地方）的制钉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斯密后来的劳动分工论。斯密在去往邓尼克的大宅的路上，有很多机会观摩钉子的制造过程。如果我们的猜测没错，这些场景给斯密提供了很多素材，这个阐释工业专业化的简单例子在《国富论》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年轻的亚当·斯密身体并不强健，他的笔迹一直都是“圆形的小学生笔迹”。^[13]在他的一本学校教科书中仍然可以见到他大而圆的字迹，好像写得很费劲似的。但显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并且素有和善可亲的名声。斯图尔特记录说：“斯密先生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对书籍充满热情且记忆力非凡。他孱弱的身体使他无法参加更多的娱乐活动，但他仍然深受同伴喜爱，他性情独特，不仅温和，还十分友好和慷慨。”

1737年10月，亚当·斯密上了格拉斯哥大学。这个选择并不是提前决定的，他原本可以有更合适的去处——比如近在咫尺的圣安德鲁斯或者爱丁堡，虽然要跨海但也不远，另外斯密家族和阿伯丁的马里沙尔学院也一直都有联系。但斯密命中注定要去格拉斯哥。对苏格兰来说，当时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学都处于快速变化中，斯密在其中做了不小的贡献。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合法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几年后争议也没有平息，因为古老的苏格兰独立问题一直反复引起纷争。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盟，到底是因为苏格兰在经济和政治上太弱势需要联盟，还是英格兰单方面压迫和操纵的结果？作为一个国家，苏格兰与英格兰联盟究竟是获得保护并走向强盛的手段，还是剥夺了苏格兰与生俱来的独立权的一种彻底的背叛？这些对立的观点总是使人们争论不休。

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一直是对立的，联盟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才有的发明，很不符合苏格兰传统。但无论怎么争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事实很清楚。首先，苏格兰在17、18世纪之交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都在苦苦挣扎。苏格兰的制造业很少，经济规模小，绝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出口产品也局限在食品和原材料上。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发生了多次粮食歉收，导致许多人因饥荒而死亡。于是大量的人口迁出，1650—1700年，多达10万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定居。在一个贸易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时代，苏格兰非常缺乏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至于它面对英格兰的高关税和《航海法案》^[14]几乎无能为力。《航海法案》要求，与英格兰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必须使用英格兰船只，并且烟草、棉花、糖等重要的“清单商品”必须在英格兰港口靠岸，并向英格兰交税。

在1707年以前，《航海法案》和英格兰商业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增长。另外，17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荷战争，以及1689年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加冕之后与法国的战争，也对苏格兰贸易造成了破坏。1698—1700年，苏格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在达里恩（位于被西班牙控制的巴拿马海岸）建立殖民地，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英格兰把苏格兰建立殖民地的行为视为挑衅，他们不择手段地想打消西班牙与法国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盟形式。另外，由于苏格兰自身的领导和计划不力，西班牙的强烈反应，以及猖獗的疾病，殖民地的状况十分萎靡。随后不久，在殖民地计划进行第二次融资时，伦敦商人的撤资宣告了殖民计划终结。随着殖民地的崩溃，那里大概1/4的资本流入了苏格兰低地。

18世纪，经济疲软加剧了苏格兰在政治上的脆弱。苏格兰的3个地区——高地、岛屿、低地，在地理环境上非常不一样，在语言上也有很大差异。当时大多数高地人讲盖尔语，在社会和经济上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1603年，英格兰人不得不向北拓展主权，达成了所谓的“皇冠联盟”，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也成了英格兰的国王，即詹姆斯一世。虽然苏格兰人为此而自豪，但是外交决策中心跟随新国王转移到了伦敦。彼时英格兰和苏格兰仍然是独立的王国，^[15]拥有各自的政府机构，但是英格兰作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一直更受青睐。相反，苏格兰议会在大部分时候既没有表现出独立行动的能力，也没有显示出独立的意愿。

关于两个国家缔结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盟的设想，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1657年，克伦威尔的第二届议会就是一个联合议会，包括30名苏格兰成员（和30名爱尔兰成员）。1660年查理二世即位后解散了议会，但这些苏格兰人仍然请求留在英格兰。1689年，联盟计划又迈出了一步，苏格兰贵族大会议向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发出了继承苏格兰王位的邀约。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苏格兰王冠，这次皇权转移不是通过篡夺，也不是假借任何神权或者世袭权达成的。这一事件说明，除了国王本身，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但是苏格兰人拒绝了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七世对王位的要求，故意推举了一个新教徒（还是由长老会提名的），这引发了极大的争议。1689—1691年的詹姆斯党人叛乱被威廉三世镇压了，但是詹姆斯主义的火种在苏格兰埋藏下来，在之后的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总是时不时引发叛乱。

英格兰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对联合苏格兰持反对态度，或者顶多算是无动于衷。在17世纪，各种试图推动联盟的尝试都失败了。但到了1705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安妮女王在三年前继承了王位。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安妮女王去世后将由一位新教国王继承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但是唯独苏格兰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于是，安妮女王的继位重新点燃了苏格兰的争端，詹姆斯党选举成功更是火上浇油。这反过来又引发了苏格兰议会内部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苏格兰议会于是拒绝提供财政支持（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限制王位继承和军事权力，以保证贸易自由。英格兰人认为这一举动太激进，尤其是在当时极端敏感的国际形势之下。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更替之时，英国再次与法国开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停煽动詹姆斯党叛乱，甚至放出传言说法国可能会入侵苏格兰。

1704年末，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击败法国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终于让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女王的军队中，很多精锐部队主要是由苏格兰人组成的（即便在现代也是如此）。于是，在安妮女王的首相戈尔多芬和马尔伯勒将军领导下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极力推动“合并联盟”，希望两个国家的政府合为一体。他们希望可以一举解决眼下的经济、政治、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苏格兰教会担心联盟会导致主教位置被安排给外来人，于是带领民众强烈反对。民众激昂的情绪引发了暴力抗议和骚乱。

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议会以110票对67票通过了建立联合王国的法案。对议会当时的情形，至今仍有很多学术上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采取了大范围的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拉拢措施，尤其是拉拢了飞行党^[16]的25票。这个小党派之前并没有表示支持，最后却全都投了赞成票。另外，英格兰也发出了威胁——如果法案不通过，他们将会报复反对者。

还有两个关键因素大大减小了法案通过的障碍。首先，《联合法案》的主要反对派（国家党和骑士派）被分化了。国家党即长老会，他们对詹姆斯二世的回归完全敌视，而骑士派则站在詹姆斯党一边。原本大众强烈的反联盟情绪可以起到团结作用，不同党派有可能暂时放下分歧，但是当时太缺乏有效的领导力将他们团结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威斯敏斯特政府为了确保《联合法案》获得支持，做出了许多让步。1706年的《安全法》保障了苏格兰教会一直以来的权利和长老会治理制度。苏格兰公法被纳入联盟，苏格兰私法及其法律实践、法院和法庭的地位仍然受到保护，苏格兰皇室成员和地方政府制度的特权也继续保留。在很多方面优于英格兰的苏格兰教育系统没有受到影响，选举制度也没有受到影响。苏格兰许多的重要机构，比如银行，都保持不变。威斯敏斯特政府的资助项目，无论在本土或者帝国范围内，民用或是军用，苏格兰人都有资格争取。并且，苏格兰得到了一笔高达398 000英镑的巨资，用于偿还英格兰国债，以及补偿达里恩灾难造成的损失。有些愤世嫉俗者可能注意到了，这笔钱明显影响了飞行党的立场。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让步。这些迹象显示了联盟对苏格兰制度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可，也说明了联盟并非由英格兰一厢情愿的傲慢主导。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推断。

对苏格兰人来说，最大的长期收益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苏格兰商人能够从共同市场中获益，比如长期以来一直被抨击的《航海法案》终于强制执行，给苏格兰带来了关税保护，免受外国竞争影响，这离不开英格兰快速发展的殖民地贸易。不过，在新的联盟议会中，苏格兰严重缺乏代表，因为议会成员的组成方式是基于财富比例而不是人口比例。但是无论如何，联盟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1760年，亚当·斯密写道：“联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限的好处。”当时苏格兰的主要思想家也普遍认同这个观点。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写的那样，这种福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通过与英格兰的结合，苏格兰中等阶级和较低阶级的人民得以完全摆脱一直压迫他们的贵族。”实际上，边界以北的地区也已经开始感受到商业社会带来的好处。不过斯密也指出：“它的直接影响是伤害了该国每个人的利益。”新联盟其实开局不利。在1708年，尤其是在1715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非常严重：来自伦敦的新法律威胁到了苏格兰教会的地位，迅速重新点燃了苏格兰的反联盟情绪；人民对增加的关税和消费税感到非常愤怒，英格兰也被猖獗的苏格兰走私活动激怒；与此同时，苏格兰枢密院的意外解散也降低了政府管理这些长期危机的效率。在联盟开始体现价值之前，苏格兰经历了至少30年的混乱期，1745—1746年，苏格兰还遭遇了最后一次詹姆斯党人叛乱的冲击。

因此，亚当·斯密的早年生活是在苏格兰经济充满混乱和不确定的痛苦的调整期中度过的。苏格兰的困难并非官方宣称的由于高额税收流失而导致的财政失血，实际上大多数的税收都留在了苏格兰境内。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底层的孱弱，苏格兰缺乏利用新的开放市场所需的农业技术、商业技能和资本，而在这些方面英格兰商人早有积累。与此同时，来自英格兰商人的激烈竞争（从羊毛到酿造业再到纸张制造业），以及已经进行了至少1个世纪的经济中心转移（面向北海的东部地区的贸易正在衰落，而面向大西洋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加速崛起），都严重打击了苏格兰贸易。

苏格兰人在寻找新市场和融资方面非常聪明，在走私方面也体现出非凡的专长。^[17]据估计，苏格兰商人逃避了从殖民地进口货物的一半以上的关税，使他们有机会超越英格兰人。早在18世纪20年代，格拉斯哥因偏北的纬度，盛行的信风以及在克莱德河的位置而受到青睐，成了烟草贸易中心，控制着约15%美洲合法进口的烟草。到18世纪40年代，贸易迅速扩大，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仅格拉斯哥的烟草进口量就超过了包括伦敦在内的所有其他英国港口。

这是被称为烟草领主的城市寡头们的时代，其中最伟大的是约翰·格拉斯福德。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称他拥有一支由25艘船组成的船队，在一年内交易了超过50万磅的货物。他们的利润流转到了其他贸易活动中，农业和工业生产中，以及壮观的房屋建设和城市的西部扩张里。格拉斯哥曾在1652年的大火中遭遇灭顶之灾，当时1/3的建筑物被毁，1677年再次被毁。直到经过50年的恢复后，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8]才有机会称赞它是“一座非常精美的城市……房子都是石头建造的……总而言之，这是英国除了伦敦之外最干净、最美丽、最好的城市”。

玛格丽特对她聪明的小儿子的未来雄心勃勃，对她这样的母亲来说，格拉斯哥预示着未来。在管理方面，格拉斯哥一直由皇室、当地的大亨以及越来越多的烟草商主导。在宗教方面，苏格兰西南部的长老会赋予了这个城市虔诚和正直的性格。商业和宗教并不总是和谐共存的，但它们都严格遵循1688年光荣革命的解决方案——新联盟和汉诺威王朝的继承权。玛格丽特以及亚当·斯密那些理智的“导师和监护人们”不会厌恶这些，因此他注定要去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由格拉斯哥主教威廉·特恩布尔创立，校址最初位于格拉斯哥大教堂的教区内，但到了18世纪初，该校已经扩大到能容纳200 ~300名学生。格拉斯哥大学的建筑非常宏伟，有一座高耸的塔楼，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风格建造，在高街上有两个四方庭院。这是一个小型的学术圈：与爱丁堡相比，更加本土化、更学术、更严谨，但与周遭城市顽固多疑的长老会气质相比又要温和得多，非常适合亚当·斯密。斯密在1737年入校时只有14岁，但这在当时并不算异常的入学年龄，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处在一个重大的变革期。

变革的原因是教会和皇室之间的冲突。格拉斯哥长老会负责该市的宗教事务，一直留意着大学里可能存在的非正统观念。在18世纪20年代，长老会特别关注神学教授约翰·西姆森的教学。西姆森想要证明新教徒信仰的基础（苏格兰教会的正统观念则基于加尔文主义）在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上帝的启示或恩典。他的教授职位因此被暂停，经过一场骚乱和两次苏格兰教会召集的审判大会，他最终被迫完全停止教授神学。当时的当权者是伊莱伯爵（即后来的阿盖尔公爵三世），他是一位老成的政治家，在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支持下成为事实上的“苏格兰国王”。他们与当地的巨头一起控制着市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激进的长老会主义的发展，他们通过暗中支持大学里温和的长老会教授，边缘化那些更极端的观点来与之对抗。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学术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公民领袖、商人、日益崛起且雄心勃勃的“中等阶层”(他们反对专注于鸡毛蒜皮的经文解读，以及对权威和拉丁语讲座的盲从），以及那些想要放开大学教育但同时保留其广泛的道德和宗教基础的人都在提出自己的诉求。1726年，由于伊莱伯爵，格拉斯哥大学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其组织架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都进行了改革。以前的学监体系要求每个班级由一个学监管理4年的学习期。这种体系被废除了，专业教授体系第一次出现。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都分别设置了专科教授。亚当·斯密应该比较认可这种新的分工方式，后来他自己也担任了两个学科的专科教授。

像他的同学一样，斯密研究过这些常见的学科，以及古代语言学和作者生平，当然还有神学。但他最早的兴趣在自然哲学（也就是今天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问世，彻底改变了大学的基础学科。牛顿从第一定律出发，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行星和其他天体的运行以及引力。格拉斯哥大学的数学教授罗伯特·西姆森是被禁的神学家约翰·西姆森的侄子，他是牛顿的追随者，也是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专家，他为精确科学中的示范性推理设立了黄金标准。罗伯特·西姆森的高质量教学，牛顿的动力学，以及欧几里得推理的精确度，这三者的结合似乎使亚当·斯密发掘到了一些令人陶醉的东西。

对年轻的亚当·斯密影响更大的是自1730年起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的弗兰西斯·哈奇森。斯密在大二上了他的课。哈奇森是拥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混血儿，他出生于阿尔斯特，在格拉斯哥的教堂接受教育。他从激进的新教主义中脱身，移居都柏林，成为那里温和派长老会（也称新光长老会）牧师的领军人物，后来又回到格拉斯哥，成为温和派公认的领导人。和他的老师约翰·西姆森一样，哈奇森也一直因为他的宗教观点被长老会起诉，但是这次长老会没有成功。

哈奇森在都柏林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论文，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同时他还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他的著作为他在欧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后来他的影响力还扩散到了美国殖民地。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创新地使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教学，他在学生面前没有架子，不仅传授知识，还要求理解，并鼓励学生的探究精神。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他的热心、温柔和礼貌使他广受喜爱和钦佩。

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哈奇森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影响。许多年后，在1787年，斯密称他的老师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哈奇森”。斯密只对两个人有过这种不同寻常的满怀情谊的称呼，哈奇森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人是休谟，休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那么，斯密在哈奇森的思想中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是哈奇森理论的出发点。^[19]17世纪的哲学建立在对人性最黑暗的假设之上。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永远都在进行“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他的名言是，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拯救这场战争中的人，于是政府的存在有了合法性基础。伟大的德国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多夫，为了给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构建的脆弱的和平以及民族国家的观念提供法律依据，将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扩展到了国际关系上。然而，哈奇森则认为，霍布斯和普芬多夫持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只有由暴力支持的威权才能带来和平与秩序，但是哈奇森反对这种关于人性动机的悲观主义和狭隘观念。哈奇森认为，人类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这并非源于对世俗权力或是对上帝的恐惧，而是人性内在的本质。哈奇森这一史无前例的理论假设显得非常乐观和切近现实，尤其是在一个人们对商业社会的需求开始取代战争之必要性的时代。

人的社交性这个概念贯穿了哈奇森的所有著作，并使其著作形成了一个体系。其核心是哈奇森所谓的“道德感”，一种受神启发但出自本能的道德感受能力，它能够自然且直接地运作，先于人类的理性计算而存在，且独立于人的意志。人类不是被利益追求支配的非道德动物，但人类理性存在弱点：道德感的作用在于指示道德行为的路径，并解释人类如何能够未经反思地立即得到关于他人行为的道德观点，虽然有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哈奇森特别强调，道德感导致了“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动是最好的”的判断，这种说法后来被边沁和19世纪功利主义的追随者沿用。不过哈奇森和边沁的重点完全不同，哈奇森不讨论如何获得并使幸福最大化，其重点在于说明道德行为导致幸福。对他来说，自私和道德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因为整体而言，“自爱”和道德意识都有利于人类的自我保护和对幸福的追求。它们“对于整体状态像万有引力一样必要”。

从这个基本思路出发，哈奇森试图得出一般性的理论，不仅仅关于道德行为，还关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和社会，包括今天所说的经济行为。在他看来，道德感允许人们不仅考虑道德，还同时考虑政治权利和义务。它以个人为基础，在上帝的光和爱的照耀下，发展一个基于共同道德规范的社会；这个体系允许一个有限的基于社会契约的君主立宪制存在，这种制度尊重财产权，在宗教上比较宽容，人民有权利反抗威权政府。

实际上，哈奇森试图将三件事结合在一起：他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组合，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平等主义元素的理论视野。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根据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说法，哈奇森的教学将斯密引入了“人性研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对人类政治史的研究”。

斯密与哈奇森的不同之处同样引人注目。斯密在处理自然法理念方面与哈奇森有很大差异，他没有在经典的边沁的意义上谈论“功利”，他质疑公民社会依赖社会契约的说法，最重要的是，他拒绝了道德感的核心理念。哈奇森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人类如何辨别是非，这是道德思考的可能性的基础。但他的学生亚当·斯密给出了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一个更深刻、更优雅、更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斯密在格拉斯哥的最后一年沉浸在牛顿的物理学中。他高质量的作品没有被埋没，他的希腊语教授称他为“我们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之一”。斯密在1739年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仅有两个名额）前往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斯内尔奖学金最初是为了支持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生设立的，为他们在英格兰教会任职做准备，但后来规则放宽了。奖学金总额为每年40英镑，最长可达11年。到1740年6月，斯密已经完成了为期一周的旅程，骑马穿越卡莱尔、利奇菲尔德和华威，前往牛津。

据我们所知，这是亚当·斯密在苏格兰境外的第一次旅行，他必定会被英格兰更发达的农业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业所震撼。但他对牛津并没有好印象。牛津大学在那时已经没有中世纪以来的学术声誉，同时还保持了对王室的强烈忠诚（尤其是詹姆斯党人），这使温和的辉格党很是厌恶。在18世纪，牛津的思想家们，例如巴特勒主教和边沁，都绝望地感到那里的环境让人无法好好学习。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20]，在斯密来到牛津的12年之后也曾在牛津学习，他毫不留情地谴责道：

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我和它有什么关系……我在马格达伦学院度过了14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无聊和无利可图的14个月……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于一个虚假、野蛮、黑暗的学术时代，现在它们仍然沾染着最初的恶习……教皇和国王的宪章将这些人合法地纳入其中，让他们垄断了公共教育；垄断者的精神是狭隘的、懒惰的、压抑的；与独立艺术家相比，他们的工作成本更高，工作效率更低；自由竞争如此急切想要推动新的进步，在这里却只能被那些骄傲的小团体不情愿地、缓慢地接受，被对手超越的恐惧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吉本对垄断的恶劣影响的分析借鉴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他继续引用斯密的话：“近年来，牛津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课教授甚至放弃了在教学中的伪装。”他们所教的远不是牛顿和洛克的新科学。牛津曾经是“学术社会”的一分子，然而“长期以来，（牛津）却选择为被推翻的知识体系和过时的偏见提供庇护，即便那些思想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贝利奥尔学院也不例外。到19世纪末，该学院成为本杰明·乔伊特领导下的一个学术权力机构，成了政治家的摇篮。贝利奥尔学院的一位校友，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曾经形容这所学院擅长灌输一种“平静的不费力的优越感”。当斯密于1740年抵达那里时，该学院处于西奥菲勒斯·利的主持之下，内部争斗不断，学术沉寂、负债累累。正如约翰·雷说的，“即使在那个年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一些牛津的学院仍然还保留着学习的火种，但贝利奥尔学院不是其中之一”。此外，即使按照牛津大学的标准，该学院也因其对詹姆斯党人强烈的同情而闻名，并且它曾与格拉斯哥大学因斯内尔奖学金的条款多次交锋。在斯内尔奖学金尚未授予出去时，学院就留下了钱，但是拿到奖学金的苏格兰人来到这里却被分配了最差的房间，遭受了最苛刻的待遇，并且学院经常驳回奖学金候选人。这里对学生开放的小图书馆没有充足的资料。更糟糕的是大学生活费用高昂，特别是与苏格兰大学相比。简而言之，当时的贝利奥尔学院盛行詹姆斯主义、托利主义，狭隘、昂贵且腐朽。然而斯密却是长老会派，倾向辉格主义，观念开放但贫穷，并且他是个苏格兰人。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那里待了很久。

亚当·斯密对贝利奥尔学院的懒散和昂贵不满意，但这段经历似乎激发了他后来的观点：^[21]即无论个人倾向或道德品质如何，苏格兰大学的优越性在于教授的收入并不依赖大学发放的津贴，而是来源于学生支付的学费，因此苏格兰大学的教授能够努力工作，也更关注学生的需求，即便这会明显有损学院的收入。斯密传世的最早的信件是写给他的监护人威廉的，他在信中抱怨道：“我们需要支付非常夸张的昂贵费用……在牛津，如果有人因过度学习而危及健康，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错，我们这里唯一的任务就是每天去祷告两次，每周听两次课。”^[22]当时在牛津的平民绅士每年的花费很少有低于60英镑的，斯密有40英镑的收入，还有沃纳奖学金每年8.5英镑的补贴，但加起来仍然不够。即使生活节俭，他也不得不请求家人的定期支援。斯密在牛津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他在格拉斯哥时期的差距非常大。

虽然牛津大学的课程安排不会危及斯密的健康，但他的身体还是不好。我们现在对他在牛津大学度过的6年知之甚少，不知道他的居所，不知道他的学习内容，不知道他参加了哪些课程，甚至连教师或导师的名字也不得而知。但我们从他的大学账单中得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里，也许他无法负担旅行的开支。从极少数留存下来的信中我们了解到，他在1743年患有某种神经紊乱。他于1743年11月写信告诉他的母亲：“我刚刚从一种严重的懒惰中恢复过来，我已经被懒惰钉在扶手椅上3个月了。”^[23]翌年7月，斯密在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没能给你写信，我真是不可原谅。我每天都想着你，但总是推迟下笔，直到邮差都走了。有的时候是琐事和同伴在阻碍我，但更多时候仅仅是因为懒惰。”^[24]

斯密的症状可能是因为疲惫或者轻微的抑郁，而不是懒惰。为了对抗“懒惰”，他服用了焦油水^[25]，这是一种水和松焦油的混合物，因贝克莱主教的推崇风靡一时，这种焦油水被推崇的高度几乎不亚于贝克莱主教本人作为伟大的理想主义哲学家和牛顿主义神棍的地位。贝克莱主教非常热衷服用焦油水，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昔利斯》（Siris）（1744年）中对这一配方的奇效极尽吹捧，说它可以用于“治疗或缓解大多数疾病比如溃疡、皮疹、反胃；还有体内各种疾病比如肺部、胃部、肠道疾病；能治疗神经过敏，所有的炎症性瘟热、溃烂，以及其他疾病”。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焦油水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十分有效，因为在贝克莱主教的一生中，《昔利斯》卖得比他写的任何其他书都要好。斯密完全相信了这种药水的优点，并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推荐它：“它完全治愈了我的坏血病和偏头痛。我希望你能尝试一下，我觉得它可能对你有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其他的斯内尔奖学金获得者，斯密似乎并没有和他的本科同学特别亲近，他只跟一个人成了朋友。约翰·雷评价道：“我已经看过那些可能和斯密同时在贝利奥尔学院的人的名字……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庸的人。”10年后，在1754年，斯密的朋友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从贝利奥尔学院写信给斯密，将伦敦与牛津进行对比，“我新结识的朋友与我从前的那些朋友完全不同，我的学习没有被他们干扰”。^[26]

尽管牛津有缺点，但它也提供了令人值得感激的东西。当时许多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都对自己的口音很敏感，而英格兰式的典雅做派在当时深受追捧。斯密在牛津大学期间的一个收获就是突破了口音的局限，用约翰·雷的话说，“英格兰人……都被他在私下谈话中纯正而准确的英语口音震惊了”。更为切实的好处来自阿德伯里庄园，斯密的监护人和亲戚威廉是阿盖尔公爵的管家，住在牛津以北约20英里的阿德伯里，这个家族庄园有56个房间。这座房子为这个苏格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幸福的避难所，并且带他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社会。

最重要的是，牛津大学给了斯密一段珍贵的时间。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称这段时期是斯密“间隔期的礼物……他有机会抛开青年的狂热……一段可以环顾世界的时期……一段不需寻求即刻的解决方案，尽情探索神秘和未知事物的时光。”^[27]斯密从来都是一个自学者，他将这段间隔期利用得很好。后来，他以学识的广度和深度闻名，他的工作习惯非常紧凑。从斯密后来成就的角度回顾，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猜测他在牛津大学的6年时间用于学习英国文学，扩展他对古代作家的了解，还学习了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重点是练习翻译，并且通过阅读历史书“熟悉所有关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制度、风俗、观念的知识”。这当然是正确的。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还有拉辛和拉罗什福科，斯密熟读了各位大师的经典著作。正是在这段时间，斯密为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包括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还有一种令人着迷的说法，是由约翰·莱斯利提供的，他是在40年后斯密请来教授自己的继承人大卫·道格拉斯的数学家。莱斯利讲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他在179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听说大学的领导可以进入他（斯密）的房间，他们发现他在阅读当时刚出版的休谟的论文……牧师们查封了这本异端书籍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位年轻的哲学家。”^[28]

为什么这件逸事很重要？因为休谟的《人性论》于1739—1740年间出版，就在斯密抵达牛津之前。这本书是一部哲学杰作，是对人类知识、个人身份、情感、因果关系和许多其他领域进行现代反思的基础。尽管休谟曾悲伤地感叹：“这本书在出版的同时就消亡了”，但它在出版业中的表现谈不上失败。不过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两年后，休谟用一套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更平易近人的、优雅而富有文学性的散文形式，重新包装了自己的一些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哪怕莱斯利的故事是假的，斯密在贝利奥尔学院时也很可能了解了休谟的许多思想。

况且在宗教意义上，《人性论》从付梓的那一刻起就是一桶炸药。休谟在最后删除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段落，即便如此，这本书还是很快使他被贴上了宗教怀疑主义甚至是无神论的标签。哈奇森也是对休谟的异端邪说感到震惊的人之一，他还在1745年试图阻止休谟在爱丁堡大学获得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

不过，虽然他们对宗教有不同意见，哈奇森和早期的休谟却有着共同的哲学野心，即通过建立“人的科学”来实现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目标：基于事实和人类经验，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进行统一和全面的描述。如果成功的话，这可以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提并论并与其相洽。哈奇森的理论尝试基于一种神圣启发的道德感和源于对上帝信仰的自然法理论。但是休谟转向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他远离上帝，走向大自然。在《人性论》的导语中，他写道：“没有什么重要问题的决定不被包含在人的科学中。”他接着写道：“甚至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人的科学。”在他的文章《政治或可被化约为科学》中，休谟接着解释：“法律和特定形式的政府力量如此之大，很少依赖于人类的性情和脾气，普遍而确定的结果也可以由其推定，就像数学科学那样。”但是，他强调这种科学只能建立在观察和经验之上，而不是基于暗示、上帝的灵感或是宗教教条。自然法不会依赖于神的同意或是神的持续支持，实际上，它要归于大自然。这种理论一方面削弱了宗教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数学和精确科学，因为它认为所有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主张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更广泛的人的科学。斯密的理论保留了这层含义。

这样一种人的科学，将主观的人类经验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在几个简单的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前提下，建立了一套统一理论，不再依赖于任何超自然力量或神圣干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理论都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想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潜力。“人的科学”这个词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没有出现，但是它的概念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和动力，包括那些没有留存下来的作品。斯密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无论是家庭或法院，立法机关或是交易市场，如果能有一套通用的理论，对公共和私密的人类行为做出一般性解释，那会是什么？其中原理又如何？直到1750年左右，斯密和休谟终于见面了。他们在智识上的沟通给斯密带来了受用终身的启发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