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
多少学过一点经济学或者看过一些经济类书籍的读者，都知道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听到市场经济这个词就会想起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谈到市场分工为什么能提高生产效率，眼前就会出现他所描述的人们忙忙碌碌“制造图钉”的场景。在任何一本经济思想史的教材或很多经济学家的传记里，人们都会看到亚当·斯密，读到他的思想、他的生平。如果你已经知道亚当·斯密了，为什么还要看杰西·诺曼的这本书呢？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再向你推荐这本书呢？
简单地说，答案就三句话：知道其名不等于了解其人，了解其人不等于理解其理论，理解其理论也不等于领悟现代经济学思想的精髓。
关于前两个理由，即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斯密其人、理解斯密的理论，在此我不想赘述。请仔细阅读本书的前两部分“生平”和“思想”，你会在诺曼费心搜集的资料里和精心组织的文字中找到答案。所有的美好都藏在细节里，好书如好茶，静心品味足矣。
下面我们重点要说的是第三部分“影响”。在第九章开篇，诺曼细数了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即他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各种表现。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是他造成了我们目前的不满吗？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斯密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这的确是一个“致命的指控”。当然，诺曼在后文中为斯密做了详细而精彩的“无罪辩护”，忠实地履行了一个传记作者维护传主声誉的基本职责。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解决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不能放弃斯密的经济理论，更要“回到亚当·斯密本人”，重新认识、思考和发扬他完整的社会学思想体系。
那么，什么是“亚当·斯密本人”，什么又是他完整的社会学思想体系呢？
在你细读作者的精彩论证之前，请允许我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希望我的梳理和思考能帮助大家理解原书、理解现代经济思想的精髓。
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为经济学开宗立派算起，之后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偶有发生危机、遭遇战争，但总体上可谓高歌猛进、蓬勃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是顺风顺水，各个流派虽然偶有争论，但基本上都忙着开枝散叶、广纳门徒。但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20世纪30年代世界陷入“大萧条”和二战的深渊。从“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市场失灵”的原因，苦苦寻找防止和解决危机的办法。“大萧条”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梦魇，也成了经济学殿堂中的圣杯。
对此，凯恩斯给出的解释是“人们的动物精神”，开出的解药是“政府的需求管理和政策干预”。苏联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则回到了马克思，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制，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熊彼特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回到了亚当·斯密，他们对危机的解释是“毁灭性创新和自发秩序”，给出的保守治疗方案是“尊重市场规律、限制政府干预”。以这三种代表性思想为坐标，在二战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谱系的左端是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右端是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流思想，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思想谱系也有左右之分。以苏联为代表的左端，经济思想主张纯粹的公有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右端则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波兰和中国等国家，它们主张不同所有制成分的共存，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一个维度，那么在很多人眼中不同的经济思想可以画成一条直线，最右边是强调市场作用的亚当·斯密，以及熊彼特和哈耶克等后世传人，居中者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最左边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式变革的马克思。但问题在于，不论是古典时期的斯密和马克思，还是他们之后的凯恩斯，都不是生活在一维世界里，也不是只关心经济效率的“经济人”。斯密除了《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马克思除了《资本论》还写过《共产党宣言》，凯恩斯除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写过《〈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参与过一战后的谈判和二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更是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因此如果考虑伦理、法制和政治等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经济效率”之外，增加一个“社会稳定”的维度，站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下图中这个两维的世界。
这时我们发现，站在左下角“大萧条”的位置，马克思和凯恩斯给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图中虚线表示思想路径）。马克思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工人阶级有限的购买力与无法消化的资本主义的巨大产出，造成企业倒闭和“大萧条”。凯恩斯则认为“大萧条”起源于人们的动物精神，危机前人们会盲目乐观、过度投资，危机后又会陷入恐慌、需求不足。因此危机之后，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把经济从衰退的泥潭中拉出来。正常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
遵循各自精神导师的指引，二战后的苏联和美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政策体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苏联从消除私有制入手对资本主义制度釜底抽薪，试图通过公有制保证社会公平和稳定，通过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事实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实现了暂时的社会稳定，但是付出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巨大代价，终究不可维持。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开始不断探索（图中上方的实线箭头）。美国在战后则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实行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受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在此背景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再度出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上也逐步放松了政府管制和调控，开始重回自由市场经济（图中下方的实线箭头）。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不仅引发人们对“大萧条”是否会重来的恐慌，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和反思。
在此背景下，诺曼在书中提出：“革新必须从知识和思想开始。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提高对经济学本质和局限性的认识，经济学从业者要更加谦逊，并停止夸大科学客观性的主张。特别是理性主义者，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无关价值的学科的想法是徒劳的。把经济学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工程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成功。经济学应当利用模型进行洞察教育和交流，而不是为了显摆。”因为“一旦承认信息不完善、人的理性有限、偏好形式和交易成本等现实，我们自认为的自由市场的大部分好处就失去了核心的经济理论依据”。
诺曼认为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本人”。斯密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也就是说，斯密要解释的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如何面对和解决道德、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在斯密看来，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来回答上述问题，为此他写了《道德情操论》研究伦理学，写了《法理学讲义》分析政治架构的法理基础，写了《国富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政策。这三本著作可谓“三位一体”，反映了他对整个社会学体系的全面、系统而深刻的思考。正如诺曼所说，“如果只看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
总之，诺曼认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必须放弃脱离实际、错误狭隘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理论，像亚当·斯密当年做的那样，关心人们作为“社会人”，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把握其他学科的相关性以及规范、价值观、认同和信任在经济解释之内及其之外的重要性”。
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笔者都深以为是，因此乐而提笔为序。序之将终转而掩卷长思，中国的经济学人，又该走什么样的思想之路呢？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吗？我们从亚当·斯密、从凯恩斯，从所有西方经济学中，学到的哪些是术？哪些又是道呢？就像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中国人历经万难，自己走出来一样；中国经济学的思想之路，也要遇山开路、遇水搭桥，靠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继承、努力和智慧开创出来。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20年1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