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仁宣之治有多牛
在位只有短短十个月的明仁宗，其帝王生涯宛若一颗璀璨的流星，虽然转瞬即逝，却光耀无比。
清朝官修的《明史》，对他的评价尤其高，将他列入明朝“五大仁君”榜单。甚至断言说，假如他的寿数可以再延长几年，必然会缔造堪比西汉文景二位圣君的大功绩。至于后世史家们，对他更是称赞不断，凡是“仁君”该有的荣誉称号，基本全齐了。
评价如此之高，除了明仁宗个人善良的人品以及做过的诸多好事，更因一个公认的事实：执政短暂的明仁宗，开启了一个足以超越历史的伟大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是大明王朝继“洪武盛世”和“永乐盛世”后，又一段成就骄人的光辉岁月。虽然时长只有十年，但其富庶的民生经济、廉洁高效的行政运转，造就了一个国泰民安的繁荣时代。仅以治国成就论，这一时代已足够与前朝诸多盛世媲美，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
然而说“仁宣之治”超越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却是：这个时期更是明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期，明朝历史上几项影响重大的改革，都是在这十年里完成的。不夸张地说，明王朝在这期间，完成了治国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级。之后两个多世纪里，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运转，更都是在“仁宣之治”确立的轨道上前行。
开启这个变革时代的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而真正完成这个业绩的却是他的长子：继承帝业的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的美好童年
比起父亲朱高炽的苦命人生来，早年的朱瞻基，可以说是生在蜜罐里。
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8），降生的当夜，还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梦，梦见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他大圭。这梦非同小可，大圭象征帝王身份，十足的吉兆，朱棣正在梦中乐呵着，小朱瞻基呱呱坠地了。乐醒的朱棣连忙去瞧孙子，抱着越看越喜欢，当场称赞说：“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啊！”
从此以后，对这个孙儿，朱棣一直疼爱有加。这以后的朱棣，先靖难，再登基，从雄踞一方的燕王，升级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对孙儿朱瞻基的疼爱，更是与日俱增。甚至为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确立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十三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成为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继承人。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孙，明朝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
朱棣如此疼这个孙儿，除了“隔辈亲”的情分，却也有更重要的原因：小朱瞻基相貌英武，天资聪颖，特别是博闻强识，处处透着灵性，好些个脾气秉性，更与年轻时的朱棣格外相似。外加他的母亲张氏，即后来的“诚孝张皇后”，素来是出了名的贤惠。如上因素，终于令朱棣做出判断：这孩子身上，深藏着帝王的潜质，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自此以后，对朱瞻基的成长，朱棣便操碎了心。先是给他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教育团队，负责他学业的首席教师，便是号称“靖难第一谋士”的姚广孝。此人不但学识渊博，更深通权谋兵法。另外还有胡广，这是建文年间的状元郎，明初杰出学问家。以这二位强人领军，辅以一批名臣学者，教学内容更丰富，从儒家典籍学问到行政经验，乃至御人之术，统兵打仗，凡是做皇帝需要的本事，都得全方位教学。
除学业要求外，好些教育项目，朱棣还亲力亲为，手把手带孙子锻炼：最初的时候，常带着朱瞻基出门打猎，或者走访农家、访贫问苦。后来朱棣北征漠北，更常带着朱瞻基随军，亲历战场厮杀。
而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学业进步极快，而且能文能武。武功练得好，还曾在宫中宴会上表演射箭，当场连发连中，博得满堂喝彩。文化水平同样高，尤其擅长对对联，诗词也写得好，还精通书法绘画，典型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但比起上面这些优良成绩来，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却是他十六岁那年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令朱棣认定，这个他一直寄予厚望的孙儿，果然没有变成啃书本的呆子，相反，已初具独当一面的才能。
这件事，发生在永乐十二年（1414），著名的忽兰忽失温战役期间。
当时朱棣御驾亲征瓦剌，也命已是皇太孙的朱瞻基随行。继而忽兰忽失温血战，明军一举击溃敌军。正在乘胜追击间，孰料一个不留神，督战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扑，居然深陷重围，险些给抓了俘虏。
而也正是在这场突发危机面前，年轻的朱瞻基，第一次体现出过人的能力。临阵毫不慌乱，反而镇定指挥，从容周旋，终于等来了援兵，有惊无险地脱困。
而接下来的事情，朱瞻基更令祖父刮目相看：是夜祖孙俩长谈，分析白天战局的得失。当朱棣踌躇满志，打算第二日乘胜追击，一举荡平瓦剌残部时，长期在身边当听众的朱瞻基，却突然语出惊人：“今天天威所加，敌人已经闻风丧胆了，经过这场战败，他们生息都很困难，已经不敢再杀回来了。现在已经不需要穷追，应该尽早班师回朝。”
以朱棣的性格，要是旁人敢这样顶他，恐怕早已气坏。但这次却不同，眼看着孙儿侃侃而谈，把战局分析得丝丝入扣，真是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天一早，当杀敌心切的众将士们争先请战时，朱棣却一反常态，照搬了孙儿昨夜的论调：“敌人已经跑远了，追也没意思，回家吧。”
声势浩大的朱棣远征瓦剌之役，就这样圆满结束。而在朱棣眼里，孙儿朱瞻基的这番表现，与这场胜利有着同样意义：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现了过人胆气与卓越判断力。多年的苦心培育，已然开花结果。
从那以后，朱棣对于孙儿的培养，也更加升级。到了晚年，甚至允许朱瞻基在文臣辅佐下，独立处理一些国家事务，相关的行政经验，也早早累积。
而在常年的宫廷斗争中，朱瞻基的另一样本事，也同样悄然升级：权谋心机。
要说他这本事的形成，也有教育因素。老师姚广孝就是权谋大家，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却是实战锻炼：拜永乐年间的争太子风波所赐。
彻底解决野心二叔
自从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朱瞻基的几位叔父，就没一天消停过。尤其是二叔朱高煦，更是常年处心积虑。不是造谣诬陷，就是四处活动，最张狂的时候，甚至还当众羞辱朱高炽，行为极其恶劣。
对于这些凶险的考验，老实人朱高炽，一度非常孤立无助。身边的亲信大臣们，不是遭陷害蒙难，就是弃他而去。他本人除谨慎行事外，更一度给吓出毛病：一次朱棣听信朱高煦谗言，张榜申斥朱高炽，吓得朱高炽立刻卧病不起。《明史》里记录说，脸都给吓蓝了。
就是在这样的凶险环境下，年轻的朱瞻基，与父亲一道，见证了世态炎凉。人情世故了然于胸，面对明枪暗箭，他更是常常挺身而出，用行动保护父亲。
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一次祭陵时。当时朱瞻基陪父亲一道，与叔叔朱高煦去祭陵，朱高炽天生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朱高煦看了就幸灾乐祸，在旁边嘲笑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话说得特缺德，既笑话朱高炽的生理缺陷，更暗含警告：大哥你留神点，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
但没想到，朱瞻基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更有后人知警也。”这话说得更有水平：叔叔你不用管闲事了，我爹倒了还有我，照样没你什么事。朱高煦闻言当场大惊：这个侄儿，比大哥更难惹。
随着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故于北征归途上，明仁宗朱高炽顺利即位，这场立储之争，暂时平静了下来。谁知不到十个月，明仁宗英年早逝，局面骤然再变：当时留守南京的朱瞻基，在进京即位的路上，就险些遭到汉王朱高煦截杀。而等到朱瞻基顺利即位后，受封乐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也终于露出了獠牙：老爹的反不敢造，大哥的反没来得及造，侄儿的反，说什么也要造！
所以自从洪熙元年（1425）七月，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就一直找碴儿。先狮子大开口，不断向朝廷要封赏，同时招兵买马，准备作乱。然而朱瞻基的反应，却出人意料的软弱，基本是叔叔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甚至还亲笔写信，大力表扬这位气焰熏天的叔叔。
眼看朱瞻基越发软弱，朱高煦反而更来劲。转眼到了宣德元年（1426），越发来劲的朱高煦，一下更闹出大动静：派部下枚青入京，游说名将英国公张辅，企图起兵作乱。谁知张辅不傻，立刻将枚青绑了检举揭发。这下双方摊牌，朱高煦大张旗鼓，发檄文传天下，借口朱瞻基身边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奸臣”，声称要“清君侧”，公然发动叛乱。
朱高煦之所以这么自信，一是自己战功多，靖难时候就打仗，自诩久经沙场。而登基后一直软弱的朱瞻基，在他眼里，也和当年的倒霉皇帝建文帝没两样。所以复制父亲朱棣的成功，似乎形势大好。
然而朱瞻基的软弱，只是个圈套，目的就是放线钓鱼，等朱高煦上钩。朱高煦一公开叛乱，这下就好办了：是年八月，朱瞻基御驾亲征，亲率大军讨伐朱高煦。结果大军包围朱高煦老窝乐安，还没开几炮，朱高煦就全军哗变，吓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慌不迭地跑出来请罪。一场看似阵仗大的叛乱，就这样轻松平定。
平叛成功后的朱瞻基，后续事务更处理得聪明。协同朱高煦叛乱的相关人等，只重办了六百多人，其他几万将士大多赦免。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结的赵王朱高燧，则被吓破了胆，慌忙主动投诚。朱瞻基也宽大处理，除削掉赵王兵权外，并未废除王号。如此一来，人心大定。
而对朱瞻基来说，这场轻松平定的叛乱，更好似一个特殊的舞台：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完美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机手段，整治了旧敌，更展现了威风。料理完这个麻烦，就该放手治国了。
安南乱局终料理
从治国条件说，明宣宗朱瞻基的运气极好，比起明初的惨淡来，祖上传给他的江山，是一个丰厚无比的家业。
此时的明王朝，经过明成祖朱棣时代的南征北战，边境基本太平，特别是北方边关，瓦剌和鞑靼两大势力基本消停。而经过明仁宗时期的改弦更张后，国民经济也日益稳定。解决掉汉王朱高煦叛乱后，仅存的两个握有兵权的藩镇：汉王和赵王，都被一并解决，天下基本太平。
而相比于这些，祖父和父亲两代，留给朱瞻基最大的家业，却是人才。
朱瞻基登基时，正是明朝政府一个群英荟萃的时期。朱棣创立的文渊阁里，如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重臣，此时已经历经沉浮，正是行政经验最成熟时。英国公张辅的赫赫战功，也早已名声在外。此外还有老成持重的吏部尚书蹇义以及精通财政的经济强人夏元吉，都是老成谋国的人物。这是一个运转已然成熟，经验能力都极为强大的团队。
但自从朱瞻基登基后，上面的这些人才，就一直争吵个不停。原因在于大明王朝纠结已久的一个问题：交趾问题。
当年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时，曾为平定安南国内叛乱，发动征讨安南战役。大获全胜之后，却并未重立安南王室，反而在当地设立交趾郡，划为大明一省。
谁知此后却麻烦不断，从永乐六年（1408）开始，交趾就暴乱不断。明朝多次调兵平乱，谁知来回折腾多次，这股动乱平掉，那边又起纷争。到了朱棣晚年，明朝迁都北京，精锐部队多集中北方，对交趾地区，也就越发顾不过来。
而在这时，交趾地区的动乱，已经愈演愈烈。更出了一位强悍的领袖黎利，多次击败明军。明宣宗登基后，本来也想拿交趾立威，调动七万多大军南下，谁知却碰一鼻子灰，连吃败仗不说，到了宣德二年（1427）九月，连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都被抓了俘虏，局面不可收拾。
之所以闹成这样，一是明朝鞭长莫及，首都都迁到北方了，对南方越发管不过来。同时这事该怎么办，明朝高层也一直争吵不休，几位重臣里，内阁的杨荣和杨士奇，坚决主张放弃，而英国公张辅和户部尚书夏元吉，却力主打到底。高层你争我吵，明朝的政策，也就左右摇摆，甚至朝令夕改。折腾下来，自然越发狼狈。
在这样的局面下，朱瞻基再次展现了他的决断力，果断停止了对交趾的战事，将留在当地的八万六千多明朝军民撤回。后又授权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死后，其子黎元龙在明朝正统元年（1437），正式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受封安南国王。这场持续明朝三代帝王的战争，就此彻底解决。
放弃交趾这事，至今依然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的明朝，不但深陷交趾的战争泥潭，甚至财政也被其拖累。就国家的承受力而言，明宣宗确实做出了明智的抉择。随着交趾问题的解决，明朝一大战争负担也终于卸下。自明仁宗起就一直倡导的休养生息政策，开始全面推行。
反腐风暴来得猛
然而卸掉负担的朱瞻基，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却紧接着看到一个更强大敌人：腐败。
其实腐败问题，历朝都有，并不奇怪，而朱瞻基见到的奇特景象却是：彼时明朝腐败的重灾区，却是朱元璋当年为反腐败苦心设立的部门——都察院。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贪污腐败，为此设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们，官职极小，权力极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弹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败来，素来简洁高效。
但日久天长，这制度就出了问题：御史们可以查百官，可是没人来查御史。渐渐地，贪官们也摸清了门道，有罪不怕，把御史拉下水就行。于是相互腐蚀，一开始还是贪官收买御史，后来竟发展成御史朝官员索贿，风气越发恶劣。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身为都察院的一号人物，这刘观的人生可谓奇葩：早在洪武十八年（1386）他就高中进士，朱元璋在位时，曾是出名的廉洁人物，多次受到表彰。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变了质。到朱瞻基在位时，已经贪到地球人都知道。而且这人的一大毛病，就是好收贿赂，还极讲学问，收钱的时候自己不出面，全由儿子刘福代理。他这儿子更不省心，除了替老爹收钱，还包揽词讼，热衷于打着老爹的名号跑关系，是京城出名的“腐败经纪人”，爷俩一对活宝。
连反腐败的都察院尚且如此，明朝的吏治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当时京城的大小酒楼，生意都特别热闹，公款吃喝极其普及，宴会整夜不停，大小官员招妓作乐，甚至竞相攀比奢华，歪风邪气全国刮。
而腐败的危害性，朱瞻基在即位后，也越发感同身受。就拿一度闹得焦头烂额的交趾问题说，动乱四起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明朝当地官员贪腐成风，激起民愤。以“权署安南国事”黎利自己的话说：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么会造反呢？
为了惩治腐败，朱瞻基也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收效甚微，痛定思痛后，他决定下个重手，抓个位高权重的腐败典型。开刀的对象，就是贪得声名远播的刘观父子。
而和当年治朱高煦一样，朱瞻基这次的办法，还是引蛇出洞。先是宣德三年（1429）六月，借故贬刘观去督查河道。这风声一放出来，各路御史为了邀功，纷纷上奏弹劾，揭发刘观的奏折雪片一般飞来，正好省了取证的麻烦。这下朱瞻基顺水推舟，立刻逮捕刘观父子，然后一番审讯，数罪并罚，判了充军辽东。这个明朝永乐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贪，就此倒台。
刘观被查后，接替刘观职务的，就是清官顾佐。事实证明朱瞻基很会看人，这位新任的顾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尽职守，为人孤僻自傲，平日里除了工作往来，从不和同僚交流，官场绰号“顾独坐”，堪称官场独行侠。
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办起案子来更雷厉风行，上任不到一年，就借着刘观案子顺藤摸瓜，一口气撤了四十三个御史，又选拔增补了多名清廉干才，一度烂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机焕发，再度撑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谱了，紧接着官场大震荡，大批铁面御史们积极活动，大力整顿贪官，不出几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给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夸耀说：“当年要是不重办刘观，官场风气哪能这么好？”但即使这样，明宣宗还是不敢怠慢，为避免都察院腐化的教训重演，宣德十年（1435），又在制度上做了个修正：都察院选拔御史，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单，写明其具体事迹，然后交付吏部审核，一旦御史出问题，推荐人和审核人，都要一道办罪。这样一来，吏部和都察院之间，既要互相盯，出事更要连带陪绑，御史的准入标准，一下严格了起来。
经济改革最头疼
在解决腐败问题的同时，经济改革也在深入。自明初以来一直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这时也遇到了瓶颈：一是通货膨胀。这事说到底，还是明朝的货币制度闹的。明初以来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纸币（大明宝钞）并行，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很快遇到大问题：纸币贬值太快，经常性通货膨胀，从朱元璋在位时期就发生，一直到宣德年间，通胀越发厉害。二是欠税问题，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一是由于江南地区税重，二是迁都北京后，运输成本增长，百姓负担加重，所以自从永乐末期开始，就经常性欠税。
而朱瞻基解决这两个问题，却都倚重了永乐时期的第一经济强人：夏元吉。
夏元吉的理财能力，早在永乐年间就名扬天下。别的且不论，就说永乐皇帝朱棣一辈子，折腾了那么多大功业，国民经济却能支撑，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可谓功不可没。后来因为反对朱棣的第五次北征，夏元吉一度被下牢狱。也正是在这期间，明朝通货膨胀骤然恶化，仅大米价格，就比朱棣刚登基时，涨了整整五十倍。
而到了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早已官复原职，也开始放手救火了。他的主要办法，就是全力恢复大明宝钞的信誉：第一招是把食盐价格和宝钞挂钩，用盐作为纸币准备金；第二招是多回收宝钞，少发宝钞；第三招则配合反腐败，官员每受贿一两银子，则罚一万贯宝钞。这招有学问，明朝当时禁用金银货币，这样一罚，等于是把宝钞价格和金银挂钩。三招齐下，物价果然稳定。
而比起通货膨胀问题来，欠税问题，却更难办。这事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朱元璋当年愤恨江南人民支持张士诚，设立了重税制度。但这条“祖制”却轻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解决不了问题，进退两难。
这个难办问题，并非夏元吉亲自解决的。稳定物价的事，已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他于宣德五年（1430）过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位解决这一问题的人选：周忱。
在这之前，周忱可谓默默无闻。他永乐二年（1404）就中了进士，而且年纪轻轻就进过文渊阁，很得当时的永乐皇帝赏识。但这以后，仕途就一片黯淡。虽然也做到了刑部员外郎的职务，却一直毫无建树。
之所以没建树，直接原因，是有人压他：夏元吉。这倒并非两人有过节，相反，夏元吉深知此人才干，但每当有升迁机会，却全被夏元吉破坏掉。理由也是一致：这个职务太平常，根本无法发挥周忱的才干。如此一来，光阴蹉跎，直到宣德年间，周忱的官职，还是原地踏步。
作为老成谋国的能臣，之前的这一切，其实也是夏元吉对周忱的考验。当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无抱怨后，夏元吉终于确认：他，就是解决这个大难题的不二人选。
宣德五年（1430），经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荣的举荐，周忱获任江南巡抚，开始直面这一挑战。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到任后想尽办法，不但毫无成效，当地势豪大户还趁机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闹水灾，结果一番折腾，反而落下了个绰号：周白地。
但周忱心态好，听了绰号也不急，反而自嘲说：“今天叫我周白地，来年我叫谷满地。”相当信心十足。接下来果然如此，经过失败的周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虽然祖制不能动，但具体细节可以灵活掌握。老百姓的赋税，先前分为两块，一是应交田赋，二是运输费，也就是“损耗”，田赋既然不能减，那就在损耗上做文章。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少交，这样负担大大减轻，税收效率也提高。这个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这样一调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几年，江南地区的欠税全面交清。而后周忱再接再厉，又在正统年间，首创了“金花银”制度。也就是把应交的粮食，部分折合成银两征收，这个重要的改变，后来更变身成一个重大的改革：一条鞭法。这几项改革一推广，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样。不但老百姓负担减轻，税收增长，周忱更从税粮中拿出多余部分，设立了“济农仓”。在他任上，“济农仓”遍布江南大地，不但用于赈济救灾，甚至商业贸易、创业贷款，都可从中告贷。而在当时明朝，这些“济农仓”更有一重大作用：几次明王朝遭遇重大变故，以致钱粮短缺时，基本都是从江南“济农仓”调钱粮补充，特别是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后，正是江南的钱粮输送，帮助明朝打赢那场卫国战争。周忱，也真正兑现了他到任的承诺：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户户粮满仓的繁荣景象。
周忱能办成这事，还是和本事有关的。他不但眼光准，管理水平更是高，最有名的一个绝招，就是会筹算。特别是每次运送钱粮时，哪天刮风下雨，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次有官员谎称江面遇风暴翻船，企图私吞税粮。周忱立刻驳斥，说那天你说的地方是晴天，哪来的大风？办事更是高效，《明史》说他“素乐易”，也就是擅长用最简捷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这位能臣宣德五年（1430）担任江南巡抚，任职长达二十年，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在一地任职时间最久的巡抚。
也同样是在宣德年间起，“巡抚”这一早期的临时性官职，也日益常态化，成为诸多省份的固定职务。地方行政的事权因而统一，办事也日益高效起来。
内阁进化史
而与之相比，同样是在宣德年间，明朝政治的另一体制改革也终于完成：内阁制度。
自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内阁后，大明王朝，便建立了高度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帝王大权独揽，集各种事权于一身，件件国事都要事必躬亲，起初确实威风，但日子久了，就累得不行。
所以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这制度就开始修正。明太祖本人就曾多次设置“大学士”，辅佐他处理国家事务。但这些人在当时官职低，职权小，并未形成气候。
到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同样受够了事必躬亲的辛苦，也开始修正制度：朱棣设立了“文渊阁”，安排了他所信任的解缙等文臣入值，成了自己的秘书班子。但最早的时候，这几位秘书职务更低，最初只是“入直”，后来陆续升为学士，也不过正五品。
但这时的大学士们，对朝政的影响，已经日益扩大。各种国家大事，都是他们围拢在皇帝身边献计献策，好比智囊团。但论话语权，却还是极小。批答奏折的权力，依然由朱棣本人牢牢掌握，他人无法染指。
而在朱棣过世后，内阁的职权，更是层层提升。先是明仁宗在位时，确立了内阁大学士的兼职身份。虽然“大学士”这一职务，本身只有正五品，但各位大学士，却都身兼六部的侍郎。后来诸如杨荣、杨溥、杨士奇等大学士，更是身兼尚书职务。而且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是：明仁宗恢复了建文帝时代的“公孤官”制度，也就是给大学士们加诸如“少保”“太保”等名誉称号，这样一来，大学士们更有了一品身份，凌驾于百官之上。
到了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制度最重要的两个演变，则在他手里完成：一是“置僚属”，朱瞻基在内阁增设了两个机构——诰敕房与制敕房，而且皆设“中书舍人”。这就意味着，原先只是秘书身份的大学士们，这下也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且这些秘书班子的人选，都由大学士们选定，连执掌人事权的吏部也无权干涉。实力大大增强。
而更重要的一个变革，则是内阁有了“票拟权”，也就是国家大事，再也不是皇帝亲力亲为，相关奏折送过来，主要由内阁成员拿出批复意见，并拟定草稿送皇帝审阅，即“票拟”。这样一来，实力强大的内阁，实权彻底压倒六部，成为整个政府运转的发动机。
当然，在宣德年间，“票拟权”并非内阁专有，像夏元吉、蹇义这些六部尚书们，也时常参与票拟。内阁真正垄断票拟权，还是在明宣宗过世后，当时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外加蹇义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内阁才真正成为“票拟”的专有者。
而在明宣宗执政时期，明朝的内阁，也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团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杨”内阁。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重臣。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里，早期的黄淮年老退休，一度入阁的张瑛与陈山表现太差，没多久就被调走，十年里始终操持国家运转的，就是这三位。
而就才能来说，“三杨”每一位单独拿出来论，未必是明代大臣里最强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极其互补：杨士奇为人宽厚，善于调处关系，而且精通谋划，属于三人里的核心人物；杨溥学问精深，操守清廉，为人低调，办事认真，是三人中的行政干才；杨荣则多谋善断，精通军务。论处理国家大事，着实各有一套本领。
而且这三位重臣，论脾气秉性，其实一度也不和谐。比如杨荣这人恃才傲物，还常收贿赂，甚至多次出言中伤杨士奇。但明宣宗有水平，多次想法调处三人关系，外加杨士奇此人很会来事，擅长调和矛盾。因此总的来说，国家大事方面，三人还算团结，在好些难题面前，更是通力合作。换句话说，仁宣之治的十年，首先来自这三人的齐心协力。
宽松统治真和谐
而就帝王心术而言，明宣宗的统治方式，也和前几代帝王大不相同：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对待百官通常是高压政策。朱元璋屡兴大狱，朱棣虽相对温和，却也同样不好惹，国家大事，从筹划到决策，更是各种大权集于一身。那时候的大明王朝，高官基本就是高危职业，连夏元吉这样的重臣，一两句话触怒朱棣，也曾惨遭囚禁。
而从明仁宗登基开始，这种统治模式就已经开始转型，明仁宗除了赦免诸多建文帝时期的文臣，更强调要实行仁政，鼓励大臣进谏，禁止滥用酷刑。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这个思路也在延续。他本人就以“敬礼大臣”著称，而且每当国家讨论大事，更是详细咨询，并鼓励大臣知无不言。更大的进步是，自“仁宣之治”开始，明王朝立下规矩，除谋反等大罪外，其他一切罪过，禁止实行连坐法令。死刑等重刑的审核也更加严格，大明王朝的司法，真正开始文明化。
而在处理群臣关系上，明宣宗更匠心独运，他常用的办法，就是写诗。他喜欢把各种国家大事的观点，整理成相关诗文。臣子们不但要学习领会，更要对诗唱和。如此诗文往来，明朝早期诗歌的一大流派：台阁体诗，也因此进入繁荣期。立国后长期紧张到恐怖的君臣关系，更从此其乐融融。
而且作为一个帝王，明宣宗更有极其亲民的一面，早年祖父培育他时，就常带他访问农家，而在登基为帝后，这也成了他的习惯，甚至还多次微服私访，探访农家艰辛。也因此出台诸多惠民政策。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减轻，经济迅猛发展。
而在这诸多艰难的变革转型中，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也更加蒸蒸日上。明朝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储备增加，仅福建一个丁州府的存粮，竟然足够当地官军支用百年。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从南方推广向北。更骄人的成就是手工业，比如纺织行业，明初的时候，就连江南这样的纺织中心，也只是城里才有，而到了宣德年间，却扩展到乡镇，比如吴江县这些县城里，都有乡民从事这行业。陶瓷业也更发达，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间出产。而且瓷器产业重镇，除传统的景德镇外，更向大江南北扩展。冶炼业的进步更惊人：宣德年间的最高铁产量，达到了8329000余斤，是永乐年间最高数值的六倍。
也正是伴随着生产进步，明朝的工商业更加繁荣：各色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宣德年间仅新增的商业税收入，就比永乐年间多出五倍。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蓬勃上涨的帝国。
也正是因为诸多骄人的成就，一直以来人们对“仁宣之治”都有着极高的历史评价。经济成就骄人，统治施行仁政，帝王勤政爱民，这三条“盛世”的硬标准，“仁宣之治”样样全占。因此一直以来，明宣宗都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突患急病的明宣宗意外离世。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正统”。这位童年登基的小皇帝，便是大明王朝的又一代执政者：明英宗。
表面看来，大明王朝的黄金岁月，依然还在继续。然而就在这个“正统”年间里，一场突然的意外，给了顶峰的大明朝沉重的一击：土木堡惨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