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社會政治變遷與南亞人移民簡史

〇　香港的殖民化與南亞裔移民

港英在不同時期的移民政策，反映了它既須維持殖民統治和促進經濟增長，而又要避免加重英國政府的負擔。早期大量南亞裔人移民來港的情況就反映了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英國於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商業利益是與印度、中國及若干群島進行貿易（期間與荷蘭人有或大或小的磨擦）。在這時期，英國一直向中國購買茶葉，數量不斷增加。為支付茶葉價錢，英國於征服孟加拉後開始出口鴉片至中國。自此，「三方貿易」制度一直沿用，即英國向中國購買茶葉，然後由印度向中國出口鴉片及棉花的貿易收入抵銷（Tarling, 1993）。

為了促進對華貿易的發展，英國人連同約2,700名印度士兵以及四名印度商人於1841年成功佔領香港島（Das, 1990）。將香港建成進出口貿易中心後，無數商機冒起，吸引了不少南亞裔人士移民來香港定居，經商或尋找工作機會。正如Vaid指出，殖民地提供了貿易機會，殖民政府需要士兵和警察以加強它的管治權威，同時亦需要工程師興建鐵路、道路和房屋。印度人移民來港，能夠滿足以上要求（Vaid, 1972）。根據1931年的香港人口普查，在3,475名居住在香港的印度人中，有1,270人受僱於軍隊、398人為警察，127人為公務員（同上）。

受到殖民政策的影響，印度不同的族群在香港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帕西族（Parsi或Parsee，或音譯巴斯）是首批隨英國人來到中國做生意的印度族群。在早期殖民地香港，所有銀行機構均源自印度；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13位創立人中，有兩位帕西人和一位印度裔猶太人（同上）。帕西人與歐洲人構成了早期香港商業世界的核心：直至1860年，香港有17家帕西人全資擁有的公司；在建立殖民地之後的25年，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企業屬於帕西人（Kwok & Narain, 2003）。為了維持殖民統治及控制華人人口，政府亦須依靠印度人填補治安職位的空缺。錫克人（Sikh）一直效忠英國，並協助他們鎮壓1857年在印度發生的叛亂；不過，重整軍隊對於印度人在香港部隊當中所佔的分量帶來了後遺症，當香港於1854年正式設立監獄，若干印度人由警隊轉職至監獄管理（同上）。然而，為了避免錫克人主導治安部隊，殖民政府亦從旁遮普邦吸納穆斯林當警察和獄警，不過錫克人人數仍遠多於穆斯林。

在殖民統治初期，印度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衝突不多，間中有華人小店店主、工人與錫克人警察發生零星衝突，因為英國人主要僱用錫克人及穆斯林規管華人的日常生活。「摩羅差」或「阿差」經常用作貶低印度人的稱謂，而這些貶稱與負面特徵掛鉤，例如有異味、骯髒、醜陋等等。這些貶稱在香港被廣泛使用，反映當時的香港殖民地已經初步出現緊張的種族關係。雖然如此，在戰前時期的香港，社會對於非華裔的人口，整體而言是存在一種務實的接納，原因如下：第一，土生土長的華人和印度人人口較少，而且華人與印度人口當中都存在顯著族群分化問題。兩個種族的人，均以自己所屬的地域或宗教作為自我認同，多於定義自己為抽象的「中國人」或「印度人」。由於當時並沒有一個權威的中央機構能夠動員所有華人或印度人，少量種族衝突雖然存在，但事實上兩個種族之間少有社會文化交往。第二，分別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社會精英都竭力與殖民地統治者（即大英帝國）維持友好關係，而殖民政府的基本目標是維持公共和平和促進貿易。因此，中國和印度的精英們不會冒險製造任何重大的種族衝突，以激怒殖民統治者。第三，大部分華裔及非華裔人口在香港都只是暫居性質。在那時期，香港的印度人口在若干時段有大幅波動的現象，這主要歸因於進出香港的印度人部隊，以及正在前往別國路上途經香港的印度人（Thampi, 1999）。鑒於印度移民沒有視香港為久居之地，他們並不希望捲入任何麻煩。而大部分華人也僅是來港工作，最終會返回中國大陸（Law & Lee, 2003）。華人像印度人一樣，只是關心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和福祉。

大英帝國在殖民地以其「間接管治」而聞名。印度人被聘用來香港當警察，為殖民地維持法治和秩序。跟它在印度的管治方式不同，英國對於留港的印度人持開放態度，容讓他們自我組織起來。儘管如此，印度社群主要關心自己的經濟福祉，並不會跟華人社會建立聯繫。換句話說，除了少數富裕的印度人，印度社群與香港主流社群頗為疏離。按Vaid所觀察，華人社會文化活動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而且他們感到不被歡迎，或錯落在歐洲人社群的生活圈子中。雖然一些印度文化團體或有機會培養居港印度人更強的身份意識，但由於社區領袖之間的分歧和多重性，令效果乏善可陳（Vaid, 1972）。

儘管印度人社群分裂為不同地區及宗教群體，但他們的次級社群為其成員提供了強大的支援。居港的印度人視自己屬於不同次級社群的一部分。第一個是他自己的擴大家庭，當中包括負責為表兄弟姐妹的兒子或可能會來港投靠他的任何人，提供食宿、協助他們找工作。第二個次級社群是他所忠於的印度團體，不論是信德教、錫克教或是伊斯蘭教。這意味着他會按自己的能力於慈善、組織及社交節慶時向團體或在港印裔社群內有需要的人士表達特別的關心。最後，他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印度人，仍然心繫故鄉，並願意向可能用得着他的援助而且欣賞他的人士和群體作出貢獻（White, 1994）。

換言之，戰前居港的印度裔社群衍生了足夠的社會支援或社會資本，幫助印度同胞改善經濟條件。他們不但受惠於殖民政策及同族社群，也沒有遭遇到大量來自居港華人社群的負面怨恨對待。直至1920年代中葉，印度人成功融入勞動人口，當中只有少數人失業，反而為數可觀的人士堪稱事業有成（同上）。

〇　南亞裔人士移民香港的第二波

二次大戰後，一些國際事態改變了香港的人口面貌。首先，印度宣布獨立後，殖民政府停止引入印度人加入香港的公務員隊伍。第二，印度的分裂驅使大量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移民香港，尋找工作機會。第三，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導致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第四，中國於1958年至1961年期間發生經濟危機和饑荒，大量大陸人逃難至香港求生。

戰爭嚴重破壞港英政府的財政狀況。1930年代中期曾經就公務員問題引起的爭議，於1946年再次被提上立法局議程重新討論：財政司宣布政府有關「擴闊本土聘用人員的範圍」的政策，以減輕政府用於支付印度僱員復員和高昂的生活津貼，以及歐洲僱員昂貴的待遇等財政負擔（Legislative Council, 1946）。印度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印度人如果留在香港公務員體系，將會帶來進一步的經濟影響，當中以警隊尤甚。因此，殖民地政府對於繼續聘用印度人難以圓說（Vaid, 1972）。反而，英國聘用啹喀兵（Gurkhas）比較容易和簡單，因為他們的家鄉尼泊爾與英國簽定了招聘協議。於是，香港的南亞少數族裔人口的構成比例有所改變。

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起統治中國，大量難民從大陸湧入香港，而中共「最終會以武力收回香港」的謠言四起，人心惶惶。首批為數不少的啹喀兵從馬來西亞來港，中國大陸與港英殖民地之間著名的邊境圍欄正是由啹喀兵興建而成。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大量大陸人因經濟混亂及饑荒湧入香港，啹喀兵負責邊防、巡邏，守護港英和中國之間的邊境。啹喀兵亦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確保了香港不被殃及；當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後中國又再出現政治危機，啹喀兵組成水上部隊，應付嘗試經水路湧入香港的大陸難民。香港亦成為啹喀兵的訓練中心；於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管治前的最後一個十年，香港是啹喀兵的主要「家園」，當時全旅總人數約有八千人之強（Bellamy, 2011）。

在殖民政府暫停招募印度人進入警隊之後，大批印度人返回原籍，居港的印度穆斯林社群亦於1950年代逐漸縮小。直至來自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來自印支半島、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緬甸及其他國家的印度裔人士抵港後，穆斯林社區再次蓬勃起來（Kwok & Narain, 2003）。自此以後，大多數比較富裕的印度人聚居於尖沙咀，原因有兩個：第一，最興旺的貿易業務企業中心位於九龍；第二，坐落九龍中央的清真寺、前威菲路軍營及兩個印度士兵軍營均鄰近尖沙咀。同族社群因素對印度人的社會經濟活動帶來顯著影響。按2011年人口普查，尖沙咀仍然是香港最多印度人居住的地方（有18.5%在港印度人住在油尖旺，見表1.1）。

1947年印度分裂，導致大量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湧入，是為移民潮的第二波，其中包括信德人（Sindhi）、古吉拉特人（Gujarati）、馬瓦裡人（Marwari）、孟加拉人（Bengali）及泰米爾人（Tamil）（White, 1994）。與戰前情況相似，不同群體擁有自己獨特的經濟優勢。信德人於當時為最主要的移民群體，取代帕西人，成為主要的印度商業群體。

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人數龐大，改變了殖民政府對非華裔族群的固有政策；居港印度人投訴，殖民政府令他們的公眾認受性逐漸減少。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殖民政府的政策，由間接管治變為積極營造多數者社會（Vaid, 1972）。殖民政府要建立一個香港華人社會，原因有二：第一，在1950年代末，殖民政府終於了解到難民不是一個暫時性的問題，他們不會返回中國，也不能移民至其他國家，將難民由麻煩製造者變為負責任的居民，讓他們與香港社會融合，變得極為重要（Mark, 2007）；第二個原因是政治問題，在全球的解殖民化及冷戰出現的背景下，英國的殖民統治面臨巨大的認受性危機，殖民政府不得不透過建設一個獨特的香港華人社會，將居港華人「去中國化」，從而獲得認受性（Ma, 2000）。當一個獨特的香港華人社會開始形成，居港的印度社群漸漸難以跟居港華人共處。戰前，帕西人長袖善舞縱橫商場，一些非常富裕的帕西人因着其對香港社會的慷慨慈善和貢獻而聞名，如建立香港大學和律敦治療養院等等（丁新豹、盧淑櫻，2014：第10章）。然而，戰後情況卻截然不同，印度社群沒有做什麼事情去讓其他人了解他們是一個文化群體；在文化層面，建立印度社群對自身和對其他社群並無帶來什麼益處，而印度社群為殖民地香港的文化生活作出的貢獻亦大不如前（Vaid, 1972）。

〇　戰後香港工業化、南亞裔人與華人共存

雖然香港的工業化始於戰前時期，其真正成功的轉捩點發生於1960年代初，當時西方工業化國家，尤其是美國，迅速取代了擁有大量海外華裔人口的國家或英屬東南亞殖民地，成為香港出口或轉口產品的重要市場（Riedel, 1974）。香港的製造業蓬勃發展，要取得商業成功，英語逐漸變得非常重要，這為南亞裔貿易商和其他生意人帶來大量商機。再者，大部分華人製造業公司都屬於中小型企業，他需要一些大型進出口企業或貿易公司作為中介，與海外買家建立商業關係（Lee, 1997）。南亞裔人會說流利英語，因此獲得很多商業機會，尤其是信德貿易商。他們可以與西方買家自行交易，或為華人中小企充當中介。由於主要出口的產品屬於輕工業產品，例如服裝和手錶，大大小小從事這類商品貿易的印度公司如雨後春筍。例如於1950年代，約200間裁縫店乃是印度人所有（Kwok & Narain, 2003）。製造業的繁榮發展，帶動大量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隨之蓬勃起來，如金融、物流、顧問、會計和法律服務，同時亦令香港贏得自由港的美譽。許多西方企業因此被吸引來到香港設立地區辦事處，這些海外辦事處會聘用印度裔的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標誌着南亞裔專業人士移民來港的開始。

工業化不但對比較富裕的南亞裔人士有利，低下階層的南亞裔人士（如好些巴基斯坦人）亦能夠受惠於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改善他們移民香港後的生活。在工業化時期，香港有時會面對嚴重勞動力短缺，殖民政府不得不採用靈活的移民政策和寬鬆的勞工法例以解決問題。於是，低技術的南亞裔移民能夠輕易得到製造業的工作機會。當工廠經歷嚴重勞動力短缺，許多老闆會僱用童工；只要是努力工作的，老闆亦樂於聘用少數族裔人士。一些研究訴說了這樣的故事：巴基斯坦裔的Peter（化名）說，他於1973年來到香港，當時13歲，與比他早五年已來港的父親團聚。來港不久，父親吩咐他到荃灣的一間棉紡廠工作。起初他擔心自己年紀太小，不懂得如何在工廠工作，後來當他隨父親到工廠，看見一個12歲的小男孩在工作，Peter知道不能用年紀小作為藉口了。那時候，在那裏工作的巴基斯坦人為數不少，但他們大多年紀較Peter大，約20歲（李劍明，2002）。另一個故事是巴基斯坦裔人Tim（化名）的經歷，他自1969年起一直住在香港，此前在巴基斯坦當兵四年，然後搞點小生意，出售香煙等雜貨，無奈生意不太好，無法賺取足夠金錢以養家餬口。他有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叫他來香港闖闖，他就在觀塘（工業化時期香港最大的工廠區之一）的一間棉紡廠工作。雖然他不會說廣東話，華人老闆沒有嫌棄他。Tim的老闆僱用了約330名巴基斯坦裔工人在棉紡廠工作，棉紡廠每天24小時營運，每八小時輪班，共三班（Law & Lee, 2013）。

類似這兩個南亞裔移民案例，是為網絡式移民形態，在移民研究文獻中很普遍，情況亦常見於香港。Peter和Tim都是依靠親友的網絡關係去安排移民和工作。這些案例亦透露，在工業化初期，不存在種族關係緊張的情況。當Peter被問及在工廠工作有否遭到歧視，他表示沒有，華人都對他很好，他認為可能因為他還是個孩子吧（他半開玩笑說：「一個挺可愛的孩子」），華裔主管經常與他玩耍。還有一位年約40至50歲的女工，甚至邀請他去她的家作客。當時華人的薪水是否比巴基斯坦人較高？Peter坦言其實他不知道，但當時的工資大致相同，他相信華人老闆不會欺騙他們（李劍明，2002）。至於Tim，在棉紡廠工作兩年之後決定成為建築工人，因為工資較高。他與一些華人成為朋友，從他們身上學會了講一些廣東話。在Tim的回憶裏，他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與華人的互動關係整體而言是正面的（Law & Lee, 2013）。

有別於上節提及對印度精英的看法，身處低下階層的巴基斯坦人並不覺得公眾對他們的接納程度有任何變差的現象，因為他們也並不需要或無法透過與殖民政府合作而得到庇蔭，對他們的認可和尊重是來自香港的華人社會。低下階層的南亞裔人和香港華人之間的種族關係相對和諧，可歸納為三個原因：第一，儘管殖民政府開始培養獨特的香港華人身份，過程始終需要好一段時間。第二，當時的香港華人仍然以自己所屬省份或家鄉自稱（如上海人、福建人、潮州人等等），這遠比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更強；此外，大多數香港華人仍然認為自己是大陸移民，使他們覺得自己與南亞裔人情況相近。第三，工業化才開始起飛，大部分香港華人的生活條件並無顯著改善，因此他們對低下層階層南亞裔人士的遭遇，還是有感同身受的諒解。

在1960和1970年代，並非所有南亞裔人都在工廠工作，當中許多人擔任保安員崗位。例如，在一個有關居港旁遮普邦青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列出了九位受訪者的家庭背景，當中八位受訪者的父親於1960至1980年代曾從事保安工作（Sandhu, 2005）。因應着殖民政府早期對南亞裔人士的招聘政策，巴基斯坦人發展出一種屬於他們的文化資本，建立了一種大眾化的形象——他們都是剛強而勇猛的良好戰士，這有利於從事與保安相關的工作。Tim的有趣經歷是：有一天，一位巴基斯坦裔朋友來找他，問他會否辭去建築工人的工作，轉到永隆銀行當保安。朋友跟Tim說，永隆銀行的老闆希望所有保安都是巴基斯坦人。Tim問他為什麼，朋友引述老闆的話：巴基斯坦人不怕戰爭，保安工作對他們而言易如反掌。於是，Tim決定轉行，當起銀行保安員，直至退休（Law & Lee, 2013）。

在1960至1980年代，低下階層的南亞裔人士尋找工作並不是太困難，社會的接納對他們相當有利。由於工業化帶來大量就業機會，香港華人及南亞裔人士之間並不存在激烈競爭。此外，居港巴基斯坦人因着之前的殖民政府政策，已在若干行業上發展了一定的職業優勢。然而，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香港由工業化蛻變為以服務業為導向的全球城市，上述大部分情況漸次改變。快速工業化促使香港打入中等收入經濟體系的行列，香港華人的過客心態從此逐漸消失，愈來愈多華人將香港視為他們的永久家園，引發了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由於資本主義的香港與共產主義的中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出現分歧，要恢復傳統華人身份看來是難以想像的。1966至1967年的暴動暴露了殖民主義無法為新一代人提供一個追尋身份認同的框架（Lui & Chiu, 1999）。在1970年代，不少社會運動帶着各種政治訴求去挑戰殖民統治，這些運動加速了一系列國家建設項目的發展，旨在組織一個能夠提升殖民政府合法性的社會。雖然公民概念植根於英國殖民統治，然而直至1970年代才真正在華人社會當中得以培育。大多數華人很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Mathews, 1997），而是以他們自己的家鄉為認同對象。1970年代，麥理浩總督刻意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和一套理想公民的理念，這是殖民政府第一次嘗試將殖民地打造成為一個具備責任心的公民意識的本土社會，推行了不少政治和社會發展項目，而涉及社會福利的發展項目在塑造香港身份認同方面，極其重要（Law & Lee, 2006）。這些建立身份認同的發展項目，與新興的流行文化同步，影響着一種獨特的香港華人身份的形成。同時，族群自豪感亦隨之發展，香港華人開始覺得自己比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優勝。在香港華人心目中，作為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和都市化的社會，香港受到西方文化感染，比起香港少數族裔的祖國顯著地發展得更好。當香港成功取得全球城市的地位，這種心態更進一步根深柢固（Lee & Law, 2016）。

〇　「九七回歸」之下的南亞裔人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令居港的南亞裔人士產生不確定感和焦慮感。自1984年宣布《中英聯合聲明》以來，南亞裔商界一直擔憂回歸問題（White, 1994），雖然少數企業老闆於九七回歸前已遷出香港，但大部分仍選擇留守，因為他們相信香港依然充滿商機。有研究者發現，他們採訪的受訪者（主要為商人及專業人員）大多數都表示對香港制度充滿信心，九七回歸後的情況甚或更佳（Kwok & Narain, 2003）。然而，一些居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因着「去殖民化」而變成無國籍居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簡稱《國籍法》），雖然少數族裔仍然能夠繼續在香港居住，但中國並不承認少數族裔為中國公民。如果他們無法獲得中國國籍——這是獲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的先決條件——其中一些人可能無法前往其他國家，甚至變成無國籍人士；而英國亦一直在減少居留權配額（Ridding, 1996）。雖然中國政府後來態度軟化，容許少數族裔申請加入中國籍，但再三強調加入國籍並非一種權利，仍然須要經過審批（Shamdasani, 2002）。換句話說，《國籍法》可能不賦予所有在香港出生的少數族裔中國國籍。

尼泊爾人的處境更是弔詭。從英國殖民政府的角度看，啹喀兵在接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保衛香港，對抗共產主義入侵，阻止非法移民湧入。但一位啹喀兵軍官坦言，他們在英國軍隊當中，卻不屬於英軍的一部分。自從1948年後，他們與世隔絕似地居住在自己的世界裏，在香港成為被隔離的一群。香港回歸中國時，他們覺得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脅（Bellamy, 2011）。在九七回歸之前數十年，啹喀兵帶着家人來到香港，居住在軍營的已婚人士宿舍，他們的子女亦在香港出生。但是士兵的家屬只能獲准留在軍營三年，其後就需要返回家鄉尼泊爾。根據有關政策，啹喀兵於1983年前在香港出生的子女能夠獲得居港權，於是許多啹喀兵的子女在1990年代中期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即香港）。不過，由於他們是在尼泊爾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大部分尼泊爾人不會講廣東話，亦沒有居港的生活經歷，不同於許多在香港居住的第二代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因此，他們在賺錢維生和與本土社群融合方面都遇到困難。由於他們父輩的啹喀兵在1995年前曾經住在槍會山軍營，所以他們大多居住在油尖旺區的佐敦（按2011年人口普查，有42.2%在港尼泊爾人住在油尖旺，見表1.1）。油尖旺是九龍市區最繁忙的地區之一，佐敦可以比喻為尼泊爾人的一個「族群聚居地」（ethnic enclave），他們一起住在舊式樓宇，繳付低廉租金，光顧由尼泊爾人經營的理髮店、雜貨店和餐館（賈勝楓，2011）。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不同，另一群啹喀兵及其家人住在遠離市區的元朗軍營附近，在地理上已跟香港華人社會隔離（按2011年人口普查，有27.3%在港尼泊爾人住在元朗，是他們第二大聚居地，而該區是香港其中一個住戶收入最低的分區，見表1.1）。

〇　餘話

「九七回歸」以還，既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的轉變，也因為香港經濟遭遇不只一次嚴峻的衝擊，南亞裔人士的處境以及與香港社會的整合情況起着很多變化，這都會在其他篇章中交待。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按201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的南亞裔人士當中有超過三成是在香港出生（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的其實接近四成），跟十年前比較，增長率高於全港整體數字；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在香港出生的人口比例其實也只是六成（見表1.2）。十年來，香港的南亞裔人士人口增長率幾近50%，高於其他族裔（例如歐美白種人和東南亞人等等），而華人的增長率只有4%。當我們反思何謂「本土」時，從「過去式」抑或「未來式」的角度看，似乎狹隘的華人中心觀點是不足以提供圓滿的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