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甲申之變”與“傳心之史”
一、“甲申之變”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1606—1645）率大順軍攻陷明朝首都北京，[1]崇禎（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於當天子時在煤山的壽皇亭自縊殉國。由此，統治了中國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的明朝政權，終於傾覆，其時為崇禎十七年，亦稱甲申年，故史稱“甲申之變”。四月二十二日，鎮守山海關的遼東總兵吳三桂（長伯，1612—1678）引清兵入關，並與滿清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聯軍，在一片石（遼寧與河北的分界處）合力擊潰李自成的大順軍。五月三日，多爾袞擁順治（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進入北京，中原易鼎。
“甲申之變”的歷史悲劇，皇帝殉國，國家淪喪，天崩地裂，遍地烽煙，震撼了充滿歷史意識的詩人吳梅村（吳偉業，駿公，1609—1671），在忍辱含垢之餘，他惟有賦詩書寫社稷傾覆之始末，以盡史官與詩人之責任。其作品，誠如沈德潛（確士，1673—1769）所言：“故國之思，時時流露。”[2]在吳梅村全方位的詩史書寫之下，“甲申之變”翻天覆地的動盪變革，猶如悲壯的畫卷，慢慢展開，悲恨相續，可歌可泣。
二、詩.史.詩史
1.詩與史
孟子（前372—前289）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3]孟子將《詩經》與《春秋》等量齊觀，均視為歷史。及至漢儒，則用以史證詩的方法研究《詩經》，明確地將《詩經》視作歷史文獻。隋末的王通（仲淹，584—617）則更提出“三經皆史”的觀點：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4]
王通由《詩》而見“興衰”，可謂是“詩史”觀念之真正起源，當然他並未就此再作伸述。簡而言之，《尚書 》、《春秋》及《詩經》均可視作歷史材料，其區別僅在於閱讀的角度與方式而已。由此可見，以詩為史，其來有自。
2.詩史
“詩史”一詞，最早見於《宋書.謝靈運傳》：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5]
《南齊書.王融傳》則有：“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6]至於“詩史”一詞作為歷史事件之評價的功能，則始見於晚唐，孟棨（初中，生卒年不詳）曰：
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7]
即是說：一、詩史必須呈現時代背景；二、詩人能“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之書寫能力。以上兩點要求，第一點則必須恰逢其亂，方能言之有物，如杜甫（子美，712—770）遭遇“安史之亂”（755—763）並被拘禁，從而隻身千辛萬苦前往追尋唐肅宗（李亨，711—762；755—762在位）的行在時，歷經變亂期間的社會百態，方成其詩史。至於第二點的“推見至隱”與“無遺”的要求，比正史的要求更為嚴格。準此而言，“詩史”意識自出現於文獻，即已具備歷史的功能，而非只是作為歷史的附庸。
3.宋、明的詩史觀
及至宋、明，宋儒普遍採用“詩史”的觀點以評價、推崇杜詩，尊杜甫為“詩聖”，稱其詩為“詩史”，便與“以詩為史”的觀念有莫大關係，《新唐書.杜甫傳》評曰：
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8]
南宋的陳巖肖（子象，約1110—1174）在《庚溪詩話》中曰：
杜少陵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9]
文天祥（宋瑞，1236—1283）在〈集杜詩自序〉中曰：
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10]
從以上三條資料可見，《新唐書.杜甫傳》所說的杜詩只在於“善陳時事”及其鴻篇巨製“千言不少衰”，而陳巖肖與文天祥則更特別提及杜詩“皆有據依”與“紀載之實”的特徵，後者更附上“抑揚褒貶之意”。由此，“詩史”的內涵更為豐富，即“詩史”與“史”同樣具備“春秋之筆”的批判精神。
及至“甲申之變”，在憂患意識的刺激下，詩史觀念益加突出，錢謙益（受之，1582—1664）曰：“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他以宋末的詩歌為例而提出：
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嚙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11]
錢謙益在此將“詩”的地位抬高至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可見其推崇“詩史”之心的迫切，原因在於易鼎之際，成王敗寇，正史之論述權力已為奪得政權一方所獨佔，故真正能傳“史”者，惟有詩矣。錢謙益特別強調的“其人猶存，其事猶在”，只要一息尚存，即使“殘篇嚙翰”，同樣具備文天祥所推崇的“抑揚褒貶之意”的功能。錢謙益傳承並闡發文天祥之觀念：詩足以續史。至於黃宗羲（太沖，1610—1695）則更指出：
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之所見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12]
明室傾覆，從亡之士，草澤之民，所發出的“危苦之詞”，雖非“受命之筆”，而他們的心聲遭際，皆足為信史，而且：
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謠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13]
“亡國之人，血心流注”，於是在“史亡”之際肩負重任，“野制謠傳”亦比當政所主宰的“正史”更為可信，黃宗羲亦認為他所列舉的那些詩人的作品可以“補史之闕”。[14]這些遺民的詩，既是詩，更是史，只是以詩的方式書寫他們的遭際與哀痛。在此，從陳巖肖、文天祥而至錢謙益、黃宗羲，相距近四百年，遭際如一，感同身受，他們無疑是在不斷拓寬、深化“詩史”的內涵。“詩史”，在“甲申之變”的亡國之際，益見其重要性。至此，所謂“詩史”，其內涵有二：一、以詩作史，客觀紀述以存史。二、以史作詩，敘事寫實，寓春秋褒貶之義。
準此而言，吳梅村的詩便具備“詩史”的意識與特徵，其以詩紀史，堪稱苦心孤詣，正如其所言：“他年標信史”[15]、“天為孤忠留信史”、[16]“浮沉史局，掌故之責，未能脫然”。[17]他又在〈《三吳遊覽志》序〉中曰：
古今一時一事，一草一木，遇其人則傳，不遇其人則湮滅無聞者多矣。然其間哀樂之趣不同，要以性情觸之，發為歌嘯，著為文章，各自孤行一意，而興會機境，因之以傳，如阮步兵窮途之哭，謝康樂鑿山之遊，謝太傅渢海之舟，韓吏部華山之慟皆是也。[18]
吳梅村具備這樣的詩史意識而寓以真性情於創作中，所存必誠必真。他在〈梁水部玉劍尊聞序〉又曰：
往余客京師，好攟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19]
無論是昔日身在朝廷，還是“流離疾苦，精神昏塞”，吳梅村仍是孜孜不倦地書寫“天下大亂”之世所發生的一切，這就是其史官精神所使然。即使是“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而只要不“忌諱疑畏”，均“於斯世不為無助”，[20]可見著述態度之堅持與嚴謹，故其所紀，亦必徵實有據。
吳梅村以詩史存一代興亡之外，原來更別有原因，他在〈孫孝若稿序〉中曰：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達考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21]
在〈德藻稿序〉中又曰：
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為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為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為日也久矣。[22]
由此可見，他乃刻意致力於史學，以擺脫早年以“制藝起家”、“制科之時文”之“不足”，力圖以學問服人，由此益證其書寫之發憤有為、徵實有據，實乃史官精神與個人自我超越的動力所促成。“制藝”之技與“考求故實”之真，兩者結合，遂成吳梅村虎踞詩壇、稱雄一代的詩史。[23]
三、傳心之史
歷史貴在徵實，董狐之筆，震懾千秋，而在中國之詩學傳統中，詩亦貴在言外之意，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24]故此，歷來對於詩史之說，就存在不少的爭議，眾說紛紜。楊慎（用修，1488—1559）便說過：“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25]王夫之（而農，1619—1692）則亦認為杜甫號稱詩史名篇之〈石壕吏〉：“於史有餘，於詩不足”。[26]楊慎與王夫之或囿於傳統，或要求過嚴，未若黃宗羲之認同詩歌對正史的“補闕”，而非代替。而有關“詩史”與“正史”之糾結，恰好出現於對吳梅村震撼當時並垂名千古的名作〈圓圓曲〉的詮釋中。有論者批評〈圓圓曲〉說：
這些情節同某些史料記載不盡相同，明季清初，於吳陳二人的軼聞，流傳很廣，多有舛謬。[27]
在此，所謂的“史料”又有何確鑿依據？“軼聞”又是否就真的失真？而又如何斷定〈圓圓曲〉所記之事，不比所謂的“史料”更具可靠性？[28]特別在“甲申之變”這樣的敏感時代，成王敗寇，一切均為入主中原的清廷所主宰，詩史之書寫益見真實可靠。同樣的一首〈圓圓曲〉，康熙年間的陸次雲（雲士，1679前後在世）便作出如下評論：
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沖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29]
魏憲（惟度，生卒年不詳）評吳梅村〈宣宗御用戧金蟋蟀盆歌〉曰：“藉一小事盡情描寫，寓意良深，真詩中董狐也。”[30]吳梅村以詩歌的方式書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一關乎國家民族存亡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亦將歷史化為詩歌，呈現充滿悲歡離合、引人遐思的戲劇性效果，同時又能於“甲寅之亂”（即“三藩之亂”）前“以見其微者”，並發揮詩史的功能，作出“春秋褒貶”。陸次雲與魏憲稱吳梅村為“實錄”、“詩史之董狐”及“詩中董狐”，史無前例，褒獎崇隆，無以復加。特別是一曲〈圓圓曲〉，吳梅村鮮活而悲壯地濃縮了“甲申之變”期間的愛恨情仇、政治陰謀以至於家國淪喪之悲，三百年來，催人淚下。由此可見，吳梅村在史學的嚴謹之外，更是文采風流，其作品堪稱一唱三嘆，正好滿足了楊慎與王夫之在“史”之外的藝術要求，殆無可疑。
吳梅村其詩其人之所足以承擔“詩史”之重任，堪稱“實錄”、“詩史之董狐”、“詩中董狐”之美譽，關鍵在於他明確地提出“詩與史通”的觀念：
古者詩與史通，故天子采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游女之詩，必宣付史館，不必其為士大夫之詩也；太史陳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游女之詩，必入貢天子，不必其為朝廷邦國之史也。……映薇之詩，可以史矣！可以謂之史外傳心之史矣！[31]
吳梅村在此指出，自古以來，詩與史通，凡有關世運升降、時政得失，即便是鄉野村夫之詩，皆可視之為“史”。“甲申之變”後，正是“王澤既竭，蒙史失職”、“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之際，[32]由此他拈出“傳心之史”的觀念，推崇徐懋（復生，1600—約1670）之詩便乃此中典範。他又在另一篇文章說出了同樣的意思：
依古以來，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33]
吳梅村在此表示了自己贊同魏裔介（石生，1616—1686）“詩與史通”的觀點，明顯地反映了其時不存在正史之撰寫之可能性，在亂世危難之際，惟靠“傳心之史”。詩史，乃當時必然的唯一的選擇。吳梅村逝世前曾說道：
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之寄託良苦，後世讀吾詩而知吾心，則吾不死矣。[34]
他所說的“寄託良苦”，指的是其詩歌多有諷喻，或具無法直言之寄託，希望後人能通過解讀其詩以了解其對歷史的判價，故曰：“青史吾徒事，先朝忝從臣”，然又嘆曰：“劫灰心力盡，牢落感風塵”，[35]正因為清廷“文字獄”之酷虐，他方才拈出“傳心之史”，即當史書之撰寫已失去基本的條件或另有無法言說的隱衷時，方才有“心史”之說。計六奇指出：
士君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36]
趙園先生指出：
明代士人的“心史”……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比如“節義說”之積累，“忠義之氣”的由鬱結到勃發。[37]
吳梅村之“心史”，集中大量書寫“甲申之變”前的政治、戰爭及其前後的社會狀況以至於生命的凋零與哀嘆，實乃有為的發憤以抒情。
順治十年（1653）三月三、四日，吳梅村在虎丘社集大會上撫今追昔，以〈癸巳春日禊飲社集虎丘即事詩四首〉抒發其對“甲申之變”之史事的責任與感慨，其二曰：
十年故國傷青史，四海新知笑白頭。[38]
其三曰：
文章興廢關時代，兄弟飄零為甲兵。[39]
詩中感慨故國淪亡，舊友凋喪，追憶舊事，恍如隔世，不禁神傷，而此中的“十年故國傷青史”與“文章興廢關時代”，則是吳梅村念茲在茲所肩負“以心傳史”的時代重任。
四、史學與史識
1.家學淵源
吳梅村之以詩紀史，並獲稱為“實錄”、“詩史之董狐”、“詩中董狐”、“詩史”，甚至於提出“以心傳史”的概念，實與其家學淵源有莫大的關係。吳梅村自小嗜好史籍，嫺熟掌故。《太倉州志》記載：“偉業幼有異質，篤好《史》、《漢》。”[40]早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吳梅村就讀於江用世（仲行，1573—1650）的家塾，其時正值江用世以《春秋》考中鄉試第五名；[41]十二歲就讀於王在晉（明初，？—1643）家，與其父同為王家塾師的李明睿（太虛，1585—1671）亦嫺熟《春秋》，後來成為吳梅村的座師；其後，吳梅村再就讀於吳氏五桂樓（南樓），又與“家本《春秋》，通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42]的吳繼善（志衍，1606—1644）為同窗，吳梅村有詩紀曰：“我昔讀書君南樓，夜寒擁被譚九州”、“十年笑語連牀宿”。[43]此外，其舅父朱明鎬（昭芑，1607—1652）於“馬遷、班、范三史考核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並著有史書十三種，吳梅村認為其《史糾》“特為可傳”。[44]至於吳梅村自己，更是嫺熟三史，並於崇禎三年秋天以《春秋》中舉。[45]由此可見，其史學的博洽，實乃家學淵源並受名師指點所成就。在仕途上，其與史官之職亦如影隨形，吳梅村在二十三歲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即擔任史官，修撰《神宗實錄》，而後來被清廷徵召入京，亦多次參預修史，即其所謂的“浮沉史局”、[46]“玉署含毫，負兩朝之史職”，[47]故向有“吳太史”之雅稱。
在著述方面，其《綏寇紀略》一書，即乃記錄明末流寇始末之重要史書之一，吳梅村每於結尾處自署“舊史氏”、“外史氏”、“國史氏”，可見其清晰、嚴肅及負責的史家意識。故此，《清史稿》對吳梅村的學術有以下論斷：
偉業學問博贍，或從質經史疑義及朝章國故，無不洞悉原委。[48]
《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評曰：
公為文大要根於六籍，佐以兩《漢》，而尤長《春秋》。[49]
趙翼（雲崧，1727—1814）亦指出：
梅村熟於兩《漢》、《三國》及《晉書》、《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不比後人獵取稗官叢說，以炫新奇者也。[50]
從《清史稿》、《婁東耆舊傳.吳偉業傳》至趙翼之評價，既肯定吳梅村史學之深湛、史識之卓然，更因其學問雅正，方足以成其“詩史”、“實錄”、“詩史之董狐”、“詩中董狐”之美譽。
2.《綏寇紀略》的撰寫
吳梅村義不容辭地以詩紀史的使命感，首先來源於其強烈的史官意識。痛心於流寇為患而朝廷舉措失當以致於大廈傾覆，促使他立心書寫關於明末流寇的史書—《綏寇紀略》。《綏寇紀略》作於順治九年（1652），朱彝尊（錫鬯，1629—1709）在〈跋《綏寇紀略》〉中曰：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順治九年）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51]
此書初稿後來又經修訂，然而直至吳梅村逝世，仍未能出版。此書初名《鹿樵紀聞》，吳梅村對談遷稱為《流寇輯略》，[52]在臨終交代後事時則稱此書為《流寇紀略》，[53]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付梓之版本則改為《綏寇紀略》，故現今所流行的《鹿樵紀聞》，實乃託名偽作。[54]
《綏寇紀略》的材料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官方文件，如邸報、奏疏、軍檄、部議等等；二、私人記錄，如當事人口述、書信等等。[55]史學家談遷（孺木，1594—1657）與吳梅村過從極密，[56]常於京師吳宅飲酒、吃飯，見識座中不同人物，此中之異聞秘事，所知甚多，甚至於對吳梅村的史學著述、詩歌創作以至於職務升遷之細節，均可謂了如指掌。順治十一年，談遷在《北遊錄.紀郵上》中記載：
甲申，仍訪吳太史，語移時，晚招飲，以《國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訂，各有聞相證也。
戊申，過吳太史所。值金壇王有三選部重，追語江左舊事，不勝遺恨。
（四月）丁丑，……是日，吳太史借舊邸報若干邀閱，悉攜以歸。[57]
庚午，晴，過吳駿公太史所。初，正月末太史召入南苑，纂修內政輯要。在南苑時，再被召，知其抱疴，放歸，則二月之八日也。
乙未，吳太史招，同箋詩十首。
戊辰，過吳太史所，示長安雜詠。
丙戌，連寒，趙公簡、周子俶來。俄吳太史家幹至，云昨召入南海子，纂修孝經衍義，同官六人，總裁者涿州也。晚過沈仲嘉，留飲，畏暮而回。是日，勑修通鑑全書，纂修官十有五人，首朱太史，太史官詹事，例當副總裁，已定員，又改為纂修。蓋時貴意也。[58]
吳梅村熱心史學，留心時局，故與談遷可謂惺惺相惜，其詩其史與談遷撰寫中的《國榷》可謂息息相關，彼此心志如一，均在於記載崇禎一朝之興亡，故他樂於與談遷“極論舊事”，出示新作，慷慨借出“舊邸報”、“秘書”，讓談遷修訂其在撰寫的《國榷》，以至將自己獲任命進入清廷史局任職之細節，均一一奉告，甚至於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一日，“為遷出示《流寇輯略》”，[59]以求切磋，可見相知相惜。由史家談遷借閱吳梅村之史料及切磋《綏寇紀略》，可見吳梅村擁有史料之豐富，同時亦可見其撰寫《綏寇紀略》之態度，十分嚴謹。
吳梅村撰寫《綏寇紀略》所採用的史料，除了邸報之外，更直接採納來自戰場前線的人物的訊息，例如與流寇作戰的杜文煥（弢武，生卒年不詳）、巡視陝北戰場的吳甡（鹿友，1589—1670），以及黃子威（生卒年不詳）、李長祥（研齋，1609—1673）以及王於蓄（生卒年不詳）等人之親身經歷，此外還有陳益吾（生卒年不詳）、楊翠屏（生卒年不詳）、王軒籙（生卒年不詳）、金天樞（生卒年不詳）、許霞城（生卒年不詳）等人的書信。[60]朱彝尊（錫鬯，1629—1709）評曰：
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採擇者與！[61]
後來證實，清廷所修之《明史》中有關崇禎一朝的部分，基本上大量抄錄自吳梅村的《綏寇紀略》，有很多段落幾乎是一字不易。例如《明史》卷309記載李自成的攻城、取磚及“放迸”的細節，即抄自吳梅村《綏寇紀略》第九卷〈通城擊〉；[62]另，《明史》卷120的福王朱常洵（1586—1641）傳，亦是抄自《綏寇紀略》第八卷〈汴渠墊〉。[63]大致上，《明史》抄錄《綏寇紀略》的相關段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均是原文抄錄，可見經歷近百年修纂的《明史》，此中近百位史識深湛的學者、史官，[64]均對吳梅村史學、史識及其《綏寇紀略》極信任與重視。
整體而言，吳梅村的《綏寇紀略》有以下特點：一、材料翔實，言必徵實，所記大小戰役數百次，其時間、地點、人物、路線、兵制、軍餉乃至斬獲首級，均記錄清楚；所記載的人物姓名、爵位、職務均逐一標明，就連流寇方面的姓名、諢號、籍貫、官職，以至於彼等之分合離散以及流竄之地域，亦做了詳細的考察。二、尊重史實，客觀地記錄了民變起因及流寇之壯大，而對剿寇將帥之無能腐敗，如楊嗣昌（文弱，1588—1641）、陳奇瑜（玉鉉，？—1645）、左良玉（崑山，1599—1645）、熊文燦（？—1640）以至於張學任（生卒年不詳）等，均逐一作出鞭撻。[65]除了政治與戰爭，歷年星象以至於各地的災情與變異，均了如指掌。由此，此書基本上對明末的政治與社會及戰爭的情況作出了全面而扼要的書寫。
吳梅村在《綏寇紀略》的寫法上力求創新，從此書的編排上就可見其用心良苦。此書既非編年，亦非紀傳，而是每一卷以一個主要人物或事件為中心，全書分為〈澠池渡〉、〈車箱困〉、〈真寧恨〉、〈朱陽潰〉、〈黑水擒〉、〈穀房變〉、〈開縣敗〉、〈汴渠墊〉、〈通城擊〉、〈鹽亭誅〉、〈九江哀〉、〈虞淵沉〉，共十二卷，卷末各有評語。此書之體例乃仿照唐朝蘇鶚（德祥，約980前後在世）《杜陽雜編》與後蜀何光遠（輝夫，約936前後在世）《鑒戒錄》，三字標目的方法則仿繆襲（熙伯，186—245）《魏饒歌》詞。《綏寇紀略》在具體寫法上頗受蘇鶚與何光遠這兩部記錄奇聞異事的史書的影響，遂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為“小說纖仄之體”。[66]然而，趙翼則明確地指出吳梅村的詩：“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67]由此可旁證此書所記載的，均有所據，亦絕非“小說”之“道聽塗說”，否則如何解釋由張廷玉（衡臣，1672—1755）所領導修撰並於乾隆四年（1739）刊行的《明史》之大量徵用《綏寇紀略》？靳榮藩（價人，1726—1784）讚曰：
《明史》頒於乾隆二年，距梅村之沒已六十餘年，然實與其詩相證。[68]
李學穎先生指出：
清修《明史》，於明末有關紀載，不少取才於此。今天，我們研究史實和農民起義，本書仍是重要的資料之一。[69]
以上乃吳梅村之史識與史學，及其撰寫《綏寇紀略》之情況，就在如此紮實的史學知識、任職史官的經歷以及留心時局並以史官意識編撰史書的基礎上，可證吳梅村由“以心傳史”之理念而書寫之詩史的徵實可信。[70]
五、“詩史”之譽
歷來論者多稱譽吳梅村之詩歌為“詩史”，如嚴榮（瑞唐，1761—1821）曰：“梅村之詩，指事類情，無愧詩史”。[71]顧師軾（雪堂，1797—1884）曰：“吾鄉梅村先生之詩，亦世之所謂詩史也。”[72]程穆衡（惟淳，1702—1794）曰：“徵詞傳事，遣無虛詠，詩史之目，殆曰庶幾”；[73]甚至直接指出吳梅村承傳了杜甫之詩史地位：
吳之獨絕處，篇無虛詠，詩史之目，殆曰庶幾。……知此而梅村集之所繫大矣。謂少陵後一人也，誰曰不宜！[74]
洪亮吉（君直，1746—1809）亦曰：“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75]就連倨傲而苛刻的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亦賦詩云：
梅村一卷吹風流，往復披尋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崑幽思杜陵愁。[76]
其中之“杜陵愁”，可以理解為吳梅村繼承了杜甫心繫天下的詩史精神。而更關鍵者，則在於吳梅村自己亦自稱其詩為“詩史”：
余得〈臨江參軍〉一章，凡數十韻，以文多忌，不全錄。……余與機部相識最深，於其為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無愧。[77]
這是因為他嫺熟史籍、兩朝史職，並長年搜集史料、留心時局，同時以詩與書雙管齊下實踐其“以心傳史”的理念，方有如此的自信。
然而，在清代亦不乏有人對吳梅村之詩史地位提出質疑，蔣超伯（叔起，1845年前後在世）在《通齋詩話》中如此具體地指出：
吳梅村詩，予明末國初事，措語抑揚，暗占身分。然亦有失當者。〈江上〉詩云：“但虞莊蹻爭南郡，不信孫恩到蔡洲。”以永曆比莊蹻，以鄭成功例孫恩，此豈遺臣口吻耶？〈送友人往閩中〉云：胡牀對客招虞寄，羽扇揮軍逐呂嘉。成功亦非嘉比。如梅村者，列之“貳臣傳”，不冤也。[78]
甚至在當時有人看出吳梅村此詩對清廷之諷刺而告密，卻反遭視為誣告而被殺。然而，有論者已指出蔣超伯對〈江上〉的誤讀，指出應把握全詩，事實上吳梅村之心仍在南明。[79]由此例子亦可見，吳梅村在詩中巧用典故，[80]極為高明，特別是入清之後更多用典故，借古寓今，使詩意更為委婉深晦，以逃清廷文字獄之災。故此，錢謙益對吳梅村詩中用典之切要，喻為“玄黃金碧，入其罏際，皆成神丹”，[81]賞譽至極。事實上，仕清後的吳梅村在詩與史之間的立場確也因為清廷之高壓統治而有所動搖，葉君遠先生便指出：
入清前的《圓圓曲》無情地鞭撻了漢奸吳三桂，吳梅村因此而奠定其在詩壇之地位，然而在康熙元年以後所定稿的《綏寇紀略》補遺部分提及的吳三桂卻將其引清入關寫成“請本朝大兵”、“效秦庭之節”的申包胥式的英雄，又吳三桂之父吳襄也成了殉難忠臣。[82]
雖證據確鑿，然而對苟活於文字獄時代的吳梅村之曾經有所動搖，或在某些文字有不一致之處，不應感到驚訝或苛求，反而由此益見詩史之書寫在文字獄盛行的清代，實在舉步維艱。以下文字可見吳梅村對詩禍、史禍的恐懼：
改革後，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83]
由莊廷鑨（子襄，？—1655）所引發的“明史案”，[84]震撼世人，清廷以此收殺雞儆猴之效，其後屢興文字獄，酷虐無以復加。順治（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康熙（玄燁，1654—1722；1661—1722在位）、雍正（胤禛，1678—1735；1722—1735在位）三朝累興文字獄，及至乾隆統治期間更達到了頂峰。[85]由此可見，吳梅村雖存活於恐怖時代，卻仍然秉持以詩紀史，益加難能可貴。
吳梅村詩史之創作嚴謹而聲譽遠播，魏憲評〈永和宮詞〉曰：“從繁華說到寂寞，是一部詩史。”[86]鄭方坤（則厚，約1729前後在世）在《梅村詩抄小傳》中評曰：
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陵長公主輓詩〉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87]
吳梅村亦自稱其〈臨江參軍〉為“詩史”。[88]以上證據，在在可見吳梅村詩史補濟“正史”之不足的重大價值。故此，一些修史者也採納了吳梅村歌行的某些說法，如〈永和宮詞〉中關於崇禎寵妃田貴妃的生平，〈圓圓曲〉中關於吳三桂的事跡等等。其〈蕭史青門曲〉中關於光宗女兒寧德公主在明朝滅亡以後的下場則更是“正史”所缺。《明史.公主傳》記：“寧德公主，光宗女，下嫁劉有福”，[89]由此便再沒有其他記載，故有論者認為劉有福可能在國難之後有不可問之事，故隱而不書，程穆衡在此評曰：“此詩真堪補史。”[90]而其名作〈圓圓曲〉，亦為史學大師錢穆（賓四，1895—1990）先生於《國史大綱》中所引用。[91]
六、詩史之形成及其特徵
吳梅村現存約一千一百六十首的詩歌中，大致可概括為三種類型：一、“甲申之變”之史實及社會狀況；二、抒寫個體生命；三、山水及應酬等酬唱之作。在弘光朝滅亡以前，吳梅村約有一百四十多首作品，即入清後更創作了近千首作品。吳梅村詩史之形成，在“史”方面的主要構成，大致有以下三個特徵：一、作為“史”的現實內容具有可紀性，即具有重大意義及影響的歷史事件，上至家國存亡的政治、軍事舉措，下至“甲申之變”前後的蒼生疾苦，以至於個體的遭際，皆可稱之為“史”，這正印合了文天祥、錢謙益以及黃宗羲對“詩史”的要求。二、夾敘夾議之形式，以“推見至隱”與春秋史筆的批判意識，為“甲申之變”之成敗作出評說。[92]三、其詩史在“史”的方面，更重於“言必徵實”，再結合“推見至隱”及可紀性，方才能成為一代詩史。
綜觀而言，吳梅村之詩史記載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清兵從牆子嶺攻入塞內，吳梅村聞訊作〈牆子路〉；同年十二月前後，圍繞着明、清的鉅鹿之戰，盧象昇（建斗，1600—1639）殉國，他接連寫下〈懷楊機部軍前〉、〈再憶楊機部〉（崇禎十一年秋）、〈讀楊參軍《悲鉅鹿詩》〉（崇禎十二年正月）、〈臨江參軍〉（崇禎十二年冬）等作品；崇禎十四年（1641），襄陽為張獻忠（秉吾，1606—1647）所破，襄王朱翊銘（？—1641）、貴陽王朱常法（？—1641）被殺，作〈襄陽樂〉以記之；同年洪承疇兵敗，作〈松山哀〉；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決黃河灌開封，作〈汴梁〉二首予以悼念；崇禎十六年（1643），孫傳庭（百谷，1593—1643）兵敗潼關，作〈雁門尚書行〉以析得失。此外，黃道周（幼玄，1585—1646）犯顏強諫而遭廷杖、貶謫，作〈殿上行〉、〈送黃石齋謫官〉以作褒揚；朝鮮為清軍所敗而被迫稱臣，為此而作〈高麗行〉；洛陽為李自成所破，福王朱常洵被殺，其後不久，朱常洵之世子朱由崧（1607—1646；1644—1645在位），襲封王爵，又寫下〈雒陽行〉、〈銀泉山〉，既哀悼，復諷刺。
吳梅村在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其中一項成就便在於其歌行體之突破性。其數十篇歌行書寫了各種不同人物的生活歷程和感情歷程，通過這些人物的榮辱沉浮、悲歡離合，以呈現“甲申之變”的動盪與哀痛。其筆下的人物大致有三種類型：一、皇室權貴：如崇禎帝的寵妃田貴妃（〈永和宮詞〉），福王朱常洵（〈雒陽行〉），寧德公主（朱徽妍，生卒年不詳）與樂安公主（朱徽娖，1611—1643）（〈蕭史青門曲〉）。彼等昔日的尊榮與“甲申之變”後的淒涼落魄，乃明朝逐漸走向衰亡的縮影。二、舉足輕重之將帥大臣：如抗顏直諫的黃道周（幼玄，1585—1646）（〈殿上行〉），百戰流寇而殉國的孫傳庭（百谷，1593—1643）（〈雁門尚書行並序〉），葬身清兵鐵蹄之下的盧象昇（建斗，1600—1639）（〈臨江參軍〉），熱衷權勢而卻遭棄市的吳昌時（來之，？—1643）（〈鴛湖曲〉），固守氣節的姜埰（如農，1607—1673）、姜垓（如須，1614—1653）兄弟（〈東萊行〉），堅持抗清、寧死不屈的瞿式耜（起田，1590—1651）（〈後東皋草堂歌〉），兵敗降清的洪承疇（彥演，1593—1665）（〈松山哀〉），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長伯，1612—1678）（〈圓圓曲〉）。三、飄泊江湖的伶人歌伎：如左良玉的賓客柳敬亭（葵宇，1587—1670）與蘇崑生（1600—1679）（〈楚兩生行並序〉）、吳梅村的戀人卞玉京（1623—1665）（〈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以及鎮帥劉澤清的歌伎冬兒（〈臨淮老妓行〉）。以上這些人物之遭遇，便是“甲申之變”中，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代表性人物。
以下論述吳梅村的詩史在形式及風格方面的特徵。
1.“長慶體”之傳承及突破
吳梅村之詩歌成就與其傳承並突破元稹（微之，779—831）、白居易（樂天，772—846）的“長慶體”，[93]密不可分。與吳梅村同時代並為其復社同志的朱隗（生卒年不詳）評〈永和宮詞〉曰：
唐人宮掖長篇，惟《連昌》、《長恨》、《津陽門》、《杜秋娘》四作最勝。六百年後，方見此詩耳。[94]
張爾田（孟劬，1874—1945）評吳梅村〈琵琶行〉曰：
集中七古，此為第一。中段寫琵琶聲，激楚鬱盤，古音錯落，殆駕元、白而上之。近人學長慶體者所不能為。[95]
沈德潛在《清詩別裁》中評曰：“梅村七言古專倣元、白，世傳誦之。”[96]以上是推崇吳梅村在傳承元、白“長慶體”上之成就。查為仁（心谷，1695—1749）《蓮坡詩話》曰：
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宮詞〉、〈蕭門青史曲〉、〈圓圓曲〉等篇，皆可方駕元白。[97]
袁枚（子才，1716—1797）《語錄》評曰：
梅村七言古，用元、白敘事之體，擬王、駱用事之法，調既流轉，語復奇麗，千古高唱矣。[98]趙翼評曰：
梅村一眼覷定，遂用全力結撰此數十篇，為不朽計，此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處。白香山〈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同此意也。……梅村古詩勝於律詩，而古詩擅長處，尤妙在轉韻。……此等處，關捩一轉，別有往復迴環之妙。其秘訣實從《長慶集》得來；而筆情深至，自能俯仰生姿，又天分也。[99]
歌行之“筆情深至”、“俯仰生姿”之藝術特色，吳梅村完全能攝其神韻，非關人力，實乃天分所致，故在元、白千年之後，方有吳梅村之歌行綻放光彩。事實上，吳梅村是有自覺意識地對“長慶體”作出承傳，他在〈秋日錫山謁家伯成明府臨別酬贈〉中便曰：“一編我尚慚長慶。”[100]此乃謙虛之言而已，否則他何敢仿傚白居易的〈琵琶行並序〉以作較量？胡薇元（孝博，1850—約1920）在評其〈圓圓曲〉時便曰：“長慶諸老，無此深微高妙。”[101]而楊際昌（生卒年不詳）評〈圓圓曲〉則曰：“體則元、白，可為史則已如杜也。”[102]事實上，無論在書寫的內容層次，還是技巧層面，以至於思想深度，吳梅村確是將歌行的藝術推至高峰。[103]除了元、白之外，杜甫之寫實、韓愈（退之，768—824）、李商隱（義山，約813—約858）之哀豔、之雄奇，均影響了吳梅村的創作，實即博取各家之長，[104]再鎔鑄於史學之典故並結合其對現實的省思，終成一家面目，號稱“梅村體”或“太倉體”。[105]
有關吳梅村在學“長慶體”上的成就，歷來頗多稱譽。胡薇元評曰：
吳梅村七言古詩，以高、岑之格，運義山之詞，無美不包。行路難十八首，從漢、魏古歌激楚處入，作者難，知者亦正不易也。……世以元、白擬梅村，烏知其精深變化如是哉！[106]
林昌彝曰：“七言古學長慶體，而出以博麗，本朝首推梅村。”[107]徐繼畬（松龕，1795—1873）〈題吳梅村詩集四首〉其一曰：
長慶新辭入管絃，殘歌〈蕭史〉唱〈圓圓〉。千秋才調推元白，未必前賢勝後賢。[108]
俞平伯（俞銘衡，1900—1990）先生評曰：
集中諸歌行，大若邦家之起滅，小至閏房之纖瑣，靡不傳彩舒聲，鎔裁入妙，遂開前人未到之境界，誠近代之瑰觀哉！[109]
確為的論。即是說，吳梅村體博取各家之長，大至家國興亡，小至兒女情長，“精深變化”，在“長慶體”之傳承上有所突破，成就卓然，凌駕元、白。
2.形式之創拓
在形式運用方面，吳梅村詩史的書寫體裁主要是容量較大的五古與七古，尤擅於駕馭七言歌行（即七古），七古在音韻上較為寬鬆，篇幅上較為自由，故無論是抒情寫意，還是敘事寫實，均具較多揮灑的空間。其早期作品中，七言古詩共有三十首，僅比最多的五律少八首，而後來他運用七古創作更是越來越多。其七言長篇，蔚然可觀，如〈雒陽行〉、〈松山哀〉、〈蕭史青門曲〉、〈圓圓曲〉、〈雁門尚書行〉、〈臨江參軍〉、〈永和宮詞〉、〈鴛湖曲〉、〈楚兩生行〉、〈詠拙政園山茶花〉及〈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皆可歌可泣，生動地呈現“甲申之變”為不同層面的個體生命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從而為紛亂蒼涼的歷史時空注入鮮活的血淚。
從弘光朝滅亡的順治二年（1645）五月至應召仕清的順治十年（1653）九月之前的九年中，吳梅村又創作了近三百首詩歌，乃早期的兩倍，佔其畢生創作的四分之一。此際，其詩藝已臻成熟，各種詩體，均有傑作，五古如〈避亂六首〉、〈吳門遇劉雪舫〉、〈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五律如〈讀史雜感十六首〉、〈遇舊友〉，七律如〈登上方橋有感〉與〈秣陵口號〉九首，五言排律如〈思陵長公主輓詩〉，五絕如〈采石磯〉，七絕如〈亂後過湖上山水盡矣賦一絕〉、〈贈寇白門六首〉等等。而其最擅長、成就最高的七古，更是傑作迭出，如〈琵琶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鴛湖曲〉、〈蕭史青門曲〉及〈圓圓曲〉等等。
吳梅村不僅以五古與七言歌行的創作紀史，而且將容量不大的律詩以組詩的形式付諸實踐，如五律〈讀史雜感十六首〉，便從福王朱由崧（1607—1646；1644—1645在位）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寫起，再至馬士英（瑶草，約1591—1646）、阮大鋮（集之，1587—1646）等權奸之誤國，四鎮將軍之驕揚跋扈，史可法（憲之，1601—1645）之被逼出鎮揚州以至兵敗殉國，弘光政權之腐朽覆亡，各地義軍之抗清死節，魯、唐兩王之相爭及敗亡，凡此種種，皆涵括其中。至於另一七律組詩〈雜感二十一首〉，既反映民生困厄，亦紀述英雄事跡。這是吳梅村以律詩的組詩形式增加內容之容量並增強表現力，以建構南明痛史。
除了形式的充分運用與創拓之外，其詩歌內容方面更是集中在“甲申之變”前後的政治與變革，並作了全方位的書寫。所謂的全方位書寫，並非巨細無遺，而是一葉知秋，以小觀大，誠如趙翼所言：“梅村身閱鼎革，其所詠多有關於時事之大者”。[110]
3.風格
《四庫全書總目》對吳梅村的詩歌風格有以下評論：
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111]
這段話以“喪亂”、“興亡”為界，將吳梅村的詩歌判然分成前後兩期，早期作品被定性為“才華豔發，吐納風流”、“藻思綺合，清麗芊眠”，後期作品則受“甲申之變”的影響而變為“激楚蒼涼”、“風骨遒上”。朱庭珍（小園，1841—1903）在《筱園詩話》亦曰：
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淒麗蒼涼，可歌可泣，哀感頑豔。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112]
很明顯，朱庭珍之見乃受《四庫全書總目》所影響，而作前期“艷才”，後期“激楚蒼涼”之分。吳梅村的詩歌並非青年綺麗、中年蒼涼、晚年蕭瑟這一套演化邏輯，[113]其青、壯年時代既有綺麗之作，亦不乏有“激楚蒼涼”之作，如〈殿上行〉、〈墻子路〉、〈懷楊機部軍前〉及〈再憶楊機部〉均作於崇禎十一年（1638），〈臨江參軍〉作於崇禎十二年（1639），〈襄陽樂〉作於崇禎十四年（1641），〈雒陽行〉作於崇禎十六年（1643），〈永和宮詞〉作於順治三年（1646）等，均同樣充滿了“激楚蒼涼”的風格。趙翼便曾評曰：
梅村之詩最工者，莫如〈臨江參軍〉、〈松山哀〉、〈圓圓曲〉、〈茸城行〉諸篇，題既鄭重，詩亦沉鬱蒼涼，實屬可傳之作。[114]
至於趙翼所謂的“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選聲作色，又華豔動人”，[115]又涉及吳梅村的語言運用及敘事技法，以及由此所呈現的詩的形式美，而“沉鬱蒼涼”，亦即“激楚蒼涼”，如〈臨江參軍〉、〈雁門尚書行〉、〈松山哀〉、〈圓圓曲〉、〈茸城行〉等名篇，一向均被認為是吳梅村詩中最具這種風格的代表性作品。然而，朱庭珍在《筱園詩話》卻評曰：
身際鼎革，所見聞者，大半關係興衰之故，遂挾全力，擇有關存亡，可資觀感之事，製題數十，賴以不朽。此詩人取巧處也。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數見不鮮，惜其僅此一枝筆，未能變化；又惜其雕金鏤玉，縱盡態極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曷能獨步一時？[116]
朱庭珍的評價相當苛刻，甚至自相矛盾，〈琵琶〉、〈長恨〉一格，已難達至，而吳梅村詩又豈只是在“長慶體”之上“多加藻采”而已？吳梅村既已“身際滄桑”，其詩之內容與思想便已截然不同於元、白之“可泣可歌”，朱庭珍的評論並沒有從實際調查出發。
吳梅村之詩史，鴻章巨構，氣勢磅礡，此藝術特色之形成與其選材密切相關。明朝、流寇及後金（滿清）三方力量之此消彼長，暴風驟雨式的戰爭場面，均一一呈現於其筆下。宏闊雄奇的境界的書寫與吳梅村之審美意識密不可分，他在〈白東谷詩集序〉中指出山川與人之素質的關係：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為三晉者，河岳之奧區也，太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巨儒偉人，魁壘沉塞者出乎其間，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117]
在〈白林九古柏堂詩序〉中推崇白氏的詩時亦指出：
公初以樂浪名家，登碣石，望滄海，天地泱莽而無垠，風雲焱至而畢會，聽班馬之聲，嚴鼓之節，雄情慷慨，胥以發之於詩。[118]
這都是將宏闊雄奇的景物與創作審美觀聯繫在一起，宏闊雄奇的審美意識與戰爭場面之結合，加強了詩歌之感染力。從〈臨江參軍〉、〈松山哀〉、〈雁門尚書行〉到〈圓圓曲〉，吳梅村敘述了賈莊之役、松山潰敗、潼關之敗、清兵入關，在此乃以四大戰役為經，以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吳三桂諸將帥之個人遭際為緯，逐步呈現大明傾覆的過程，暴風驟雨、如歌似泣地彈奏出“甲申之變”的悲歌。如此宏闊雄奇的審美意識，在其不同層面的詩史書寫中，均如影相隨，或間作變奏，如〈琵琶行並序〉便時而哀怨纏綿，時而激楚蒼涼，此為細膩與豪放相結合，忽小忽大，或作個體抒情，或為悲壯場景之描摹，情感翻滾與山川天地相融合，境界遂生，自成一格。
4.“梅村體”之形成
吳梅村之詩歌之所以形成“梅村體”，卓然成家，其中關鍵在於他敢於打破線性結構，而這恰是嚴元照（元能，1773—1817）於《蕙櫋雜記》對吳梅村〈琵琶行並序〉的批評：
予向讀吳梅村〈琵琶行〉，嘉其瀏離頓挫，謂勝白文公〈琵琶行〉，後乃知其謬也。白詩開手便從江頭送客說到聞琵琶，此直敘法也；吳詩先將琵琶鋪陳一段，便成空套。[119]
嚴元照有所不知，吳梅村在詩中乃以多線並進，或交叉互涉，從而形成眾聲喧嘩的多聲部效果。例如，〈蕭史青門曲〉一詩中竟同時敘述樂安、寧德、長平三位公主以及駙馬的悲歡離合，此中又兼涉天啟與崇禎兩朝的歷史，從繁華而至落寞。在〈楚兩生行並序〉中，明寫伶人蘇崑生（1600—1679）與柳敬亭（葵宇，1587—1670），卻同時側寫了弘光政權中舉足輕重的阮大鋮（集之，1597—1646）與左良玉（崑山，1599—1645），而兩者之側寫又有所分別，阮大鋮之書寫只是輕輕帶過，敘述其故宅之荒蕪以證其敗亡，而細敘左良玉作為梟雄之威武及其擁軍據江而儼然為王之姿態，則躍然紙上。[120]
吳梅村雅好戲曲，並有劇作《秣陵春》、《臨春閣》及《通天臺》傳世，[121]故亦以戲曲的表演方式書寫詩史。其特徵之一，在於強烈的畫面感及畫面之繁富交涉，例如〈蕭史青門曲〉從公主出嫁之熱鬧豪華、皇宮之溫情是一種畫面，再突入“甲申之變”，“明年鐵騎燒宮闕，君后倉皇相訣絕”、“仙人樓上看灰飛，織女橋邊聽流血”，出以兵火與血腥的畫面，下及“今朝破帽迎風雪”、“賣珠易米返柴門”，淪為貧民的生活，又是另一畫面，最後結以“誰家陵墓對斜暉”、“烏鵲年年它自飛”，[122]乃以淒涼的場景落幕。〈圓圓曲〉從“鼎湖當日棄人間”至“哭罷君親再相見”，寫吳三桂在“甲申之變”中的軍事行動；從“相見初經田竇家”至“等取將軍油壁車”寫吳三桂與陳圓圓之邂逅；從“家本姑蘇浣花里”至“宮娥擁入君王起”，略述陳圓圓之出身與夢想；從“前身合是採蓮人”至“此時只有淚沾衣”，寫其淪落青樓及被豪強掠奪；從“薰天意氣連宮掖”至“苦留後約將人誤”寫陳圓圓之入宮與出宮，重逢吳三桂並定下婚約；從“相約恩深相見難”至“啼妝滿面殘紅印”，[123]寫陳圓圓被李自成所掠奪，又在戰場上為吳三桂奪回；從“專征簫鼓向秦川”至“散關月落開妝鏡”，寫陳圓圓跟隨在吳三桂軍中；從“傳來消息滿江鄉”至“有人夫婿擅侯王”，畫面突轉，回敘陳圓圓昔日故舊之羨慕；從“當時只受聲名累”至“關山漂泊腰支細”，又是另一轉折，竟深入陳圓圓的心理活動，猶如個人獨處的回憶；而從“錯怨狂風颺落花”至“漢水東南日夜流”，[124]乃以吳梅村的評論作結。同樣，吳梅村在〈雁門尚書行〉與〈臨江參軍〉中分別以孫傳庭與盧象昇為主要的書寫人物，[125]兩位大帥橫刀躍馬、英風颯爽，而終歸血染沙場，此為前景，而幕後的楊嗣昌、高起潛之存心禍害，以及崇禎之無力駕馭大局，支持乏力而又一味趣戰。由戰場而至深宮，由烽火而至陰謀，由千軍萬馬而至心理活動，甚至下及孫傳庭幼子之重歸故里，秦人之感泣，可謂悲壯宏觀的大鏡頭，亦具細膩微觀的近鏡。
由此可見，吳梅村之史詩，千門萬戶，人物眾多，畫面之轉換猶如電影之迅速，又仿如蒙太奇效果，眾多場景同時演出，即靳榮藩引張如哉所評的“氣格恢宏，開闔變化”、“情韻雙絕，綿邈綺合”。[126]而此中又蘊含“甲申之變”期間種種重大歷史轉折於其中，可謂千頭萬緒，大故事中包孕很多小故事，迂迴曲折，卻又往復迴環，一唱三嘆，此為其在詩歌中之複合結構與多聲部之妙用。
吳梅村在題材上之選擇，連章組詩之創拓，對“長慶體”之傳承與突破，複合結構與多聲部之妙用，哀怨纏綿與激楚蒼涼相結合之風格，“推見至隱”與春秋史筆之裁斷，遂成其自成一家之“梅村體”，由此而獨佔明、清詩壇之鰲頭。
七、各章安排
此書先從吳梅村的政治參預與無用之嘆入手，再論及崇禎一朝所面對的內憂外患以及其中種種環環相扣的細節，以呈現“甲申之變”之前，崇禎政權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流寇的剿滅及其死灰復燃，後金（滿清）之侵略與陰謀，戰場上之對決細節，政治措舉上之謬誤與不決，終釀成“甲申之變”的悲劇。由此，再下及剖析弘光政權以及其他南明政權覆滅之原因，此為其所關注的政治層面。在“甲申之變”後，吳梅村所親歷的避難以及社會民生疾苦之書寫，則為我們提供了易鼎之際的社會實況。至於其與卞玉京之半生緣，亦在離亂中歷盡滄桑，由兩人之邂逅、分別再重逢以至於墓前悼念、懺悔，吳梅村在晚年的痛苦絕望中追憶秦淮之繁華與青春之戀情，既是對帝國之懷念，亦是對自己薄情之懺悔，以及對失節仕清之自我批判。由此，吳梅村之詩史，既從宏觀的方面俯瞰“甲申之變”前後的政治、軍事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態勢，復從微觀的角度書寫伶人樂工、亂世戀情以及自身失節仕清的自我批判。
凡此種種，“甲申之變”所帶來的猝不及防的衝擊，令吳梅村以及一眾遺民終生均陷於亡國的悲愴之中，而他以“推見至隱”與春秋史筆而書寫的“甲申詩史”，則在“正史”之外，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幅歷史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