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香港歷史發展概述

周佳榮

香港史的分期，根據政治形態和社會變遷，可以概略劃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時期，具體如下：（一）古代香港——包括遠古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至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前為止）；（二）近代香港——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至1997年6月30日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管治為止，分為英治前期、日治時期、英治後期；（三）現代香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開始，直至現在。

以社會生活情況而言，第一期「古代香港」基本上是傳統的漁港、農村社會，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第二期「近代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工商業社會，薈萃中西文化；第三期「現代香港」正處於全球化與本土化雙向互動發展的經濟轉型階段，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作為中國境內以至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際都會，致力於發展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先進社會。

（一）古代香港

遠古時期的香港

香港地區有悠久的文化根源，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不斷在香港沿海地方掘出新石器時代的遺蹟和文物，包括海岸岩石上的石刻和各類石器、陶器等。1991年在大嶼山赤鱲角發掘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證明約在六千年前已有人類在香港居住。遺址包括深灣村、虎地灣、蝦螺灣、過路灣。其後又在南丫島掘出一處有五千年歷史的古村落遺址，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現的房屋遺址以此處年代最久遠，保存亦最完整。

香港地區出土的陶器，有炊煮器和盛食器，紋飾呈現多種形式的幾何形花紋，說明了本區的文化發展與廣東沿海有密切關係。石器則有各式工具和裝飾物，反映出當時本地的先民依靠狩獵和捕撈海產為生。

香港的遠古石刻

香港地區自遠古時期已有人類活動的證據之一，是保留至今的地面遺蹟——摩崖石刻。遺蹟共有八處，位置多在海峽或港灣處，當中以東龍洲的石刻最大，其他則在大浪灣東、蒲台島、石壁、滘西、長洲等地。

一般認為，這些石刻是公元前1000年青銅時代的先民所留下的。石刻的紋飾頗為複雜，在遠處亦清晰可見，幾何圖案條紋或海鳥之類的動物形象，可能是先民的航海標誌，也可能是出海前舉行某種宗教儀式的地方，反映了當時人們以海為生的情況。

香港出土的青銅器

大約在公元前十五世紀，香港地區已經有青銅器出現。在一些考古遺址中，發現了多件精巧的青銅兵器和青銅工具，大嶼山、南丫島出土的青銅器石範（石造的模子），足可證明青銅器曾在本地鑄造。

香港的青銅器時代，大約相當於商朝（約公元前1600年─前1028年）中期至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據載當時中國南方是百越族人聚居的地方，香港出土的青銅器時代遺物很可能是古越族人留下的。

香港出土的玉石禮器

1990年，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研究中心與廣州中山大學的考古工作者，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現了二千多年前以玉石禮器殉葬的古墓，並且掘出一件牙璋，年代大約是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至漢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牙璋是先秦時期一種重要的禮玉，是貴族在舉行朝聘、祭祀、喪葬時所用的禮器。在南中國地區，這是現時唯一經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牙璋；即使在全中國範圍內，其發現也不多。香港出土了這樣的玉器，究竟顯示了中原地區禮制的擴展，抑或象徵着中原禮制在邊陲地區施行，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大灣遺址出土的物品，還有成對串飾管玉、玉珠、璧、三角形墜等。

秦代的香港

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建立中央集權式的統治，不採用以前分封諸侯的制度，而把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後來逐漸增加，達四十餘郡。郡下設縣，郡、縣的長官都由皇帝任免和調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平定南越（今廣東、廣西），設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香港地區屬於南海郡番禺縣。據此可以得知，香港地區是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七年正式納入秦代版圖的。古代稱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為「越人」，香港遠古的居民可能有部分是「百越人」（各類越人的統稱）。強大的秦朝只維持十五年便覆亡了，南海尉趙佗（？─公元前137年）建立南越國；當時香港地區，亦在南越國管治範圍之內。南越國經歷九十三年，至公元前111年為漢軍所平。

西漢時的香港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前87年），時在番禺設鹽官，駐南頭；古代香港盛產海鹽，區內的鹽場亦歸其管轄。幾年後，因南越丞相呂嘉（？─公元前111年）舉兵反漢，漢武帝於是派兵南下，大軍破番禺，滅南越，分設七郡，後來改為九郡。香港地區屬南海郡博羅縣。

在秦漢時期，朝廷揮軍南征平亂，致使南方新移民不斷增加，並對原居民產生影響。香港區內掘到漢代錢幣，可為明證；近年在大嶼山還發現大量層次排列整齊的漢代遺物，包括各類陶瓷器皿和鐵器。

香港的東漢古墓

1955年，香港政府在九龍深水埗興建李鄭屋村徙置區，建築工人在夷平山坡時，無意中發現一座磚室古墓。後來鑒定是東漢（25─220年）中期的墓葬，距今約一千八百年。古墓原本位於瀕海地區，由於近代曾經多次填海，現距海岸已達數百米。

古墓的保存基本上完整，平面呈十字形，內分五部分，即墓道、前室、後室及左、右耳室。少數磚塊側面留有模印或刻印的文字，如「大吉番禺」等。出土的遺物共五十八件，包括陶器、陶製模型、銅鏡等。從結構到出土的陶器，基本上均與華南地區的東漢墓相同。廣州在漢時是南方最大的城市，至今已發現逾千座漢墓。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香港

東晉（318─420年）時成立東官郡（即東莞郡），郡治（即郡府）設於寶安縣，統轄惠陽、潮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帶，包括今日的香港地區在內。這是香港地區隸屬寶安縣之始。東晉末年，河北人盧循（？─411年）起兵反晉，失敗後率部渡海佔廣州，稱「平南將軍」。後來又為東晉將領劉裕（即南朝宋武帝，363─422年）所敗，於410年投水而死，餘部逃到香港的大嶼山定居，所以該地亦名「盧亭」。

相傳南朝宋（420─479年）的時候，北方有一位高僧，因經常乘大杯渡河渡海，得名杯渡禪師。他在428年南遊，居留於屯門青山一帶，留下了一些傳說，「杯渡仙蹤」和「青山禪院」就是其中兩處名勝古蹟。青山又名普渡山或杯渡山，青山禪院又名普渡寺、杯渡寺等，院內有杯渡禪師石像，都與這個傳說有關。不過，也有人說，杯渡禪師本為印度高僧，他可能是在遍遊中國之後，經屯門返回印度。這反映了當時海上交通發達，屯門已是中國南方一個中外海上交通要地。

隋代的香港

東晉時，今日香港地區隸屬東莞郡寶安縣。隋文帝楊堅（541─604年）精簡地方架構，由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制，因此於公元590年撤銷東莞郡，香港改隸寶安縣。

隋朝（581─618年）國祚短暫，只有三十七年。不過在香港境內，南丫島深灣、赤鱲角虎地灣、東涌沙咀頭，都發現了隋代的青釉罐。

唐代的香港

唐朝（618─907年）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有不少外國人到來；南方經濟發展迅速，屯門是中外海上交通的重地。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於736年在這裏設置軍鎮，派駐軍隊二千人，以保護海上貿易。屯門有「屯兵之門」的意思，由安南都護府管轄。天寶年間（742─756年），浙江海盜吳令光為患，南海太守劉巨麟派遣屯門駐軍北上平定亂事。

唐肅宗李亨（711─762年）於757年改寶安縣為東莞縣，香港地區自此改屬廣州府東莞縣，直至明代中期。香港區內發現不少唐代遺址，出土大量唐代陶窰遺蹟。在沿海發現的唐代灰窰多達十處，這些灰窰多用來焚煉石灰及蠣灰，以強固漁民舟縫，或黏砌屋牆之用。現時已發現的唐代文物，還有鐵刀、古錢等等。

五代十國及北宋時期的香港

五代十國時，香港地區屬南漢國（917─971年）的範圍。南漢時仍在屯門駐軍，又招募本地的水上人，在大埔吐露港採珍珠，採珠業持續至明代。

北宋（960─1127年）時香港地區的史事，主要有以下三件：（一）當時的九龍灣是一塊鹽田，北宋時特設「官富場」，置鹽官，專責煮鹽事務。（二）廢「媚川都」，少壯的兵士編入「靜江軍」，老弱者遣回原籍，並禁止人民採珠。（三）鄧氏遷居岑田，即現時新界的錦田；錦田鄧氏的始祖是鄧符協，原籍江西吉水縣。鄧符協於1069年考取進士，並被派到廣東任官，期間他曾到過錦田，覺得這裏山清水秀，任滿後舉家遷居至此。

南宋時期的香港

南宋（1127─1279年）時期已有不少關於香港地區的記載，以下是幾件主要的史事：（一）南宋時對外貿易發達，佛堂門成為交通要道，當時已設佛頭洲稅關，向經過的船貨抽稅。（二）禁大奚山（現時稱為大嶼山）煮私鹽，鹽民千餘人入海為盜；名醫李昴英封番禺開國男，朝廷賜大奚山給他作為食邑。（三）元兵南侵時，宋端宗趙昰（1269─1278年）曾經由大鵬灣進入香港地區；繼位的宋帝昺（1271─1279年），相傳曾在九龍城的小山崗上逗留，後人立「宋王臺」以為紀念。

南宋末年，有大批人口自中原移居香港，並在新界建立一些村落，其中文氏族人，就在新田和大埔泰坑一帶建立村落。廈村的鄧氏分支，於十三世紀時遷到元朗居住。

元代的香港

元朝（1271─1368年）政府曾下令在香港採珠，甚至由官家向蜑戶（水上居民）提供酬勞，令他們三年一次在大埔採珠，並置官主持採珠事務。後來因為採珠擾民而作罷，但不久又再設官。

元朝末年，廖氏族人自福建遷至上水定居，侯氏族人自廣東遷至上水河上鄉，彭氏族人由江西遷居至粉嶺。時至今日，他們的後代仍在新界居住。鄧氏、文氏、廖氏、侯氏和彭氏，合稱為新界五大家族。1355年，東莞何真起事反元，香港地區的居民亦紛紛響應；其後何真在新界黎洞、林村及岑田等地建立營壘，直至明朝初年才歸朝廷統治。

明代的香港

明朝（1368─1644年）建立後，香港地區復歸朝廷管轄。1519年，葡萄牙船隊抵達廣州要求入城，但被驅逐，一度佔據屯門，建堡壘設壕障。後來明朝派兵與葡萄牙人作戰，才把他們趕走。

大埔採珠業於1558年停止，香港地區的採珠活動從此不振。在另一方面，明代東莞、新安及香港地區盛產香品，「香港」的得名，可能與香木貿易有關。明代中葉以後，部分南遷的窰工開始在大埔碗窰燒製青花瓷器。1573年，朝廷分拆東莞縣，另設新安縣，縣治設於南頭。自此，香港地區屬廣州府新安縣管治。香港村的名稱，首次見於《粵大記》；其後有關香港的重要史事，都記錄在《新安縣志》之內。

清代前期的香港

清朝（1644─1912年）建立後，香港地區仍屬新安縣管轄。朝廷為了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成功（1624—1662年）的聯繫，於1662年（康熙元年）頒佈「遷海令」，規定沿海居民全部內遷五十里，並禁止出海。

當時香港地區也在內遷的範圍，居民盡失家園，受到嚴重的影響，有識之士曾上書請求「復界」。直至1669年（康熙八年）廢除海禁令，香港居民才陸續遷回；但人口比遷界前銳減，在官府的招募下，不少福建、江西省的客家人，進入香港落戶。原先的採珠業，煮鹽業及香樹葉已一蹶不振，居民多以捕魚及務農為生。

清初海盜肆虐，清政府曾在多處建築炮台，例如東龍炮台、大嶼山的東涌炮台等，加強了香港地區的防禦力量。雍正（1723─1735年）年間，增設佛堂門炮台及大嶼山炮台；乾隆（1736─1795年）、嘉慶（1796─1820年）年間，加設更多汛營及炮台，除防禦海盜外，還為了應付西人東來所造成的威脅。

（二）近代香港

香港島的「割讓」

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年）奉命到廣東查禁鴉片，英國商務監督查理•義律（ Charles Elliot，1801─1875年）率英商離開廣州，船隻在九龍尖沙嘴附近停泊。一名英國水手在尖沙嘴村醉酒行兇，打死村民林維喜，事件導致中、英雙方關係趨於緊張，最後更釀成戰爭。1842年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香港島正式「割讓」給英國。

其後歐洲各國商人相率來華，清廷為了監視洋人的活動，在九龍灣附近灘頭設置九龍炮台，更於1847年建立一座圍城，後人稱為「九龍寨城」。

九龍半島的「割讓」

1851年太平天國事件爆發後，香港總督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年）到天京（今南京）訪問太平天國政府。由於太平軍加強攻勢，英國增兵香港，並照會清軍及太平軍，要求雙方退出香港界外作戰。

1856年英、法兩國聯合出兵攻打中國，史稱「英法聯軍之役」；其後戰事再起，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清廷求和，與英國簽訂《中英北京條約》，答應「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的土地給英國，而以界限街為界。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海港兩岸，自此均由英方管轄。

英國「租借」新界地區

十九世紀末年，列強爭相在華租借港灣和劃定勢力範圍。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向清廷「租借」九龍半島由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連同鄰近島嶼在內，稱為「新界」地區，為期九十九年。英軍接管新界時，當地人民曾激烈反抗。1899年元朗錦田吉慶圍居民反抗英軍接管失敗，英軍將鐵門掠走。

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地區，至此成為香港的三大組成部分。香港由於位處珠江口岸，擁有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加上較為完善的港口設施，使航運業漸具規模。在二十世紀初期，銀行業和商業活動續有發展。

香港與清季革命運動

晚清時期的革命運動，與香港有密切關係。革命領袖孫中山（1866─1925年），早年曾在香港讀書和行醫；後來又在香港籌劃革命活動，與楊衢雲（1861─1901年）等設立興中會總部、組織廣州起義。孫中山當年在港活動的地點，近年列為「孫中山史蹟徑」供考察和旅遊；另有孫中山紀念館，已於2006年12月12日正式開幕。

其後另一位革命領袖黃興（1874─1916年），亦在香港進行活動，1911年他在跑馬地成立革命軍統籌部，籌備黃花崗起義的工作。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震動全國，不久即爆發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史稱「辛亥革命」，次年清帝宣布退位。新界的紅樓，當年曾經是黃興等人活動的一個根據地。

五四運動在香港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巴黎和會的無理決定，把原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轉給日本。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各地先後響應。香港的中國居民非常激憤，紛紛抵制日貨；學生亦發起集會，以表示他們的不滿。

當時部分高年級學生，設立策羣夜義學，教育貧苦兒童，促進民間文化的發展。各行各業的工人，則起來組織工會，如海員工會等，為其後的海員罷工奠下了基礎。

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1920年代，中國民族情緒高漲。1922年間，香港海員不滿工資微薄，比從事同樣工作的外國海員低得多，於是向輪船公司要求改善待遇，但被拒絕，而演變為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持續將近兩個月，香港經濟大受打擊，香港政府和船公司讓步，海員取得最後勝利。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英國人槍殺華人事件，導致全國反英情緒高漲，當時很多香港人都參與「省港大罷工」，抵制外國貨，事件至1926年才結束。這次罷工對國民政府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和推動北伐戰爭，起了巨大作用。

抗日戰爭初期的香港

1930年代初，世界各地都受到經濟大衰退的影響，香港亦不能倖免，工商貿易進入艱苦經營狀態。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次年廣州淪陷，內地大批人民流入香港。

抗戰初期的香港，有幾件值得注意的大事：（一）由廖承志（1908─1983年）負責的第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從事宣傳和組織抗日救亡運動。（二）香港人熱烈響應「八一三抗日救亡獻金運動」，籌得過百萬獻金。（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1893─1981年）在香港組織「保衞中國同盟」，向國外華僑宣傳抗日。（四）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年）在香港居留直至去世，期間代表文化界呼籲國際制止日本的侵華行動。

日治時期香港的艱苦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羅湖邊界進攻香港；同月25日，日軍進駐市區，港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年）宣布投降，香港自此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或稱為日佔時期）。香港市民被迫以港元兌換日本軍票，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

日軍擴建啟德機場，作為軍事用途；期間又拆毀九龍城寨，宋王臺石塊亦被炸。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香港恢復受英國管治。九龍城寨在1992年間清拆，改建為九龍寨城公園；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的石塊，現時豎立於九龍城的宋王臺公園內。

戰後香港的重建和飛躍

香港淪陷期間，人口由二百萬銳減至七十萬。戰後大量移民湧入，他們帶來了資金和技術，使香港經濟得以復蘇。不過人口激增，亦帶來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問題。

戰後香港擔任轉口貿易港的角色，經濟漸趨蓬勃。1951年韓戰（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宣布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此失去轉口貿易的收益。面對這個困難情況，香港開始建立自己的工業，大量生產出口貨品，主要有紡織業、製衣業、電子業、塑膠業等。1970年代開始，隨着經濟起飛，香港與韓國（南韓）、台灣、新加坡並稱「亞洲四小龍」，並躍居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三）現代香港

「九七」回歸

1984年，中、英雙方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國防事務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特區政府由香港人組成，經濟模式、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及法律基本不變。

1997年7月1日，香港順利回歸，實行「一國兩制」，由董建華出任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回歸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金紫荊廣場成為遊客參觀的新景點。

近年的發展

2002年7月1日，董建華連任第二屆特區行政長官。但接着的幾年間，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財赤及疫症的影響，香港經濟處於低迷狀態；2003年下半年起，由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中國內地放寬個人遊（自由行）等因素推動，經濟逐漸恢復生機，社會各方面展現了活力和新貌。

2005年3月間，董建華因病辭去特區行政長官之職，由曾蔭權署理，並補選為特區行政長官。其後香港經濟持續好轉，香港居民對前景較為樂觀，以更大的自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和發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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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編著《新世紀中國歷史》第1至3冊，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2000年。

·王淑琴、梁家保編著《新領域會考世界歷史》主題1，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4年。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二卷，香港：中華書局，1997─1998年。

·羅香林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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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蘭著《香港史話》增訂本，香港：上海印書館，1983年。

·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

·高添強編著《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初版；2005年新版。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