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近代中國名人的香港見聞
周佳榮
香港在短短百餘年間，由僻靜的漁村變成繁華的都會，為亞太地區的現代化進程，留下了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長期生活在本地的人，對當中的變化可能習以為常，反而外來參觀、訪問的人士，會有深刻的印象和領悟。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不少重要的人物和知名人士，往還於神州大地與彈丸香港之間，看到香港這個跟中國各地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城市，轉瞬間出現了獨特的面貌，感到詫異和新奇，甚至訴諸筆墨。零星的記錄，散見於他們的日記、遊記、詩歌、論著和自傳之中，只要稍加整理和排比，實不難發覺他們的觀察是十分敏銳的。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人物在香港的見聞以及他們的感懷，可以構成一幅基本上算全面而且富有真實性的圖景，為其他不曾到過香港的中國人，展示了較為高瞻遠矚的觀感。他們肯定香港在近代化發展進程中的成就，認識到香港在東西文化交流和經濟往還方面的重要性，感受到香港人熱愛家鄉、關心國事之情，也反映出香港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這些在當時是很珍貴的言論，在今日同樣是值得我們注重的。
（一）最早訪港的中國高級官員的體驗
清政府在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條約第三款規定，中國「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次年，英國委派璞鼎查（港譯砵甸乍；Henry Pottinger，1789 —1856年）為香港總督兼統帥；6月下旬，清朝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1790 —1858年）從廣州到香港，與璞鼎查商議關稅問題等項，並舉行條約的換文儀式。耆英因此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訪港的官員，並且向朝廷提交了第一份有關香港情況的實地視察報告書。
6月23日早上，耆英帶同廣東臬司黃恩彤（1801—1883年）、侍衞咸齡等，由黃埔換船開行，經過獅子、零丁、磨刀、銅鼓各洋面，約計水程四百餘里，於當日下午抵達香港。有關香港在「割讓」以前的情形，耆英報告說：「香港本屬荒島，重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處。」這樣的描述顯然是比較低調的，以免觸怒皇帝。至於香港在英人管治後的迅速發展，則交代如下：「該夷於近年以來，在土名裙帶路一帶鑿山開道，建蓋洋樓一百餘所，漸次工竣。並有粵東無業貧民蛋戶在該處搭蓋棚寮，販賣食物。約計夷商不滿數百，而內地之貿易及傭力者已不止數千人。」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中，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關於香港「開埠」初期狀況的報告。
耆英是第一個到香港實地考察的中國官員，發覺香港位置的重要性，隱然感到這地方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大的發展，請朝廷及早制定對策。他指出英人各項大宗貨物，仍在廣州貿易，「香港四面環海，舟楫處處可通。現在內地人民赴彼零星買賣，數年以後漸集漸多，勢必至華夷雜處，與澳門無異。」耆英並且認為，香港對內地的影響會甚於澳門。
兩年後，即1845年11月20日，耆英再到香港，此行是應第二任港督德庇時（港譯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年）的要求，是為了討論英國交還舟山的問題。耆英這次也住了四天，且乘火輪環遊香港島一周，從中環開始，經西環至香港仔，然後由鯉魚門經筲箕灣返中環。香港在兩年間多出不少建築物，據說使他非常驚奇。相傳當時耆英所住的地方，是在上環文武廟內，據云該廟有一張椅子，可能是耆英的隨員帶來給他辦理公案用的。
（二）思想家魏源的香港之行
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先驅人物，當推龔自珍（1792—1841年）和魏源（1794—1857年），二人都以經學論政，並稱「龔魏」。魏源發憤撰著介紹世界史地和西方各國情勢的巨著《海國圖志》，以具體的知識為破曉時分的中國豎立了一盞照亮前路的明燈，書中所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且成為後來洋務運動的口號。此書在1842年初版時，有五十卷；1847年在揚州再刻時，擴充為六十卷。其後魏源又將此書增補至一百卷，1852年在高郵出版。一百卷本的〈海國圖志後敍〉清楚交代說：「舊圖止有正面背面二總圖，而未能各國皆有，無以愜左圖右史之願。今則用廣東、香港冊頁之圖，每圖一國。」
魏源曾於1848年到過澳門和香港遊覽，親身接觸到這兩地的西方事物，更在香港搜購了一些西文書籍和地圖，成為他增訂《海國圖志》的參考材料。魏源對香港的觀感是：「諸嶼環峙，藏風宜泊，故英夷雄踞之。營廛舍樓觀如澳門，惟樹木鬱蔥不及焉。」當時香港尚在發展之初，但已足以媲美澳門。魏源的〈香港觀海市歌〉，對此次經歷有非常生動的記述。
（三）中國第一個歐洲訪問團的見聞
186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個遠赴「泰西」遊歷的考察團，由斌椿（1804年—？）、斌廣英父子率領三名同文館學生——英文館的鳳儀、德明和法文館的彥慧，親身去接觸西方社會和文化。（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外語學堂。）組織這次外訪行程的，是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年）。斌椿在他的《乘槎筆記》中寫下了他所看到的香港景色如下：「峯巒重疊如畫圖。入港，數十里樓屋參差，依山傍麓，較上海又別有景象也。」稍後駕小舟登岸一覽，發覺「街衢整潔，市肆多華人。」同行的同文館學生德明——即張德彝（1847—1918年），在他的《航海述奇》中，更仔細地記錄了當時的見聞。其初在船上時，見香港「羣峯壁聳，番舶雲集。迤西一帶，洋樓鱗比。」乘小舟登岸，看到「道途平闊，商戶整齊」，感慨地說：「此原係中國海口也，現有英兵持梃，專司行旅一事。」
張德彝還記下兩條香港規例。第一條是不准隨處小便：「其地約不准行旅路傍便溺。」第二條是關於交通意外的：「車行甚疾，人須自避。若撞死在午前者，車主賠銀十兩，並不償命；過午撞死者無論。」當時的車是馬車，大概上午行人較多，且路旁多擺賣者，所以規定較嚴。這個青年人亦注意到香港的錢幣，「現有英華銅錢，體小孔圓」，上面鑄有「香港一仙」四字，並英文一行，譯即此意。不過此處恐怕未盡準確，因為香港在1863年發行第一套硬幣，面額為銀質的一毫、銅質的一仙及一文，「香港一仙」的硬幣無孔，中間有圓孔的是「香港一文」。張德彝可能把兩種錢幣混淆了。中環的大鐘樓更吸引了張德彝，他寫道：「正面一樓如塔，上懸一鐘，外係表面，按時交鐘。」他還在那裏遇到相識的大興徐蘭濃，以及兩三個洋人。
斌椿一行離開香港後三個多月，歸國途中再經香港，斌椿頓時詩興大發，吟了以下一首詩：「無邊巨浪送舟行，忽見青山眼倍明；巨艦遠從天際落，鵬搏九萬數歸程。」遠離國土一段時間，所見盡是西方情景，一旦回到這個雖也陌生但有親切感的香港，自然是覺得興奮的。
（四）最早隨使西方的青年張德彝
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離任回國前，清廷竟任命他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於次年率領中國使團出訪美、英、法、德、俄等國，清廷官員志剛、孫家穀以「大臣」名義隨同出訪，受任的還有英國人和法國人等。這個怪誕的「蒲安臣使團」，算是清朝政府向歐美國家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1870年，蒲安臣病死於俄國彼得堡，由志剛接任使事，其後回程時，曾在香港停泊換船。志剛所撰的《初使泰西記》，內容過於簡略，僅寫下「至香港停泊」五個字，無甚可述。隨行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半途因故提前回國，於1869年秋過港，在他來說，這已經是第三次了，但還是有所「發現」。他在《再述奇》（或作《歐美環遊記》）中寫道：「已初抵香港，進口停泊，見四面樓房以及華洋舟艇，增益於前，堪比金山。」金山是指美國三藩市。
張德彝此行，在中國史上還有特別的意義。蒲安臣使團從上海啟航，過日本（未登岸）至美國，然後過大西洋到歐洲；在歐洲經歷英、法兩國後提前回國，出地中海，過印度洋入南海，正好自西徂東，環遊地球一周。中國人環遊世界，而且清楚留下記錄的，相信張德彝是第一人，比其後回國的志剛早了一年，比李圭在1876年完成的環遊地球一周紀錄更早了七年。
1870年，張德彝又隨崇厚（1826—1893年）出使法國，為天津教案賠禮道歉，並寫成《三述奇》（或作《隨使法國記》）。他這次出國時，曾經入住香港的旅店，拜會港督，在中環一帶購物和理髮，參觀佛教、道教寺廟，又記下了天主教、基督教禮拜的情況，內容詳盡而生動，是很珍貴的實錄。張德彝當年活動的地方，是中環最古舊的街道，包括士丹利街、威靈頓街、德己立街等，即使在一百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仍多少保留原本的面貌，所以按照《三述奇》中的記載，還是有跡可尋，熟悉中環一帶的人士，讀這段文字時是有親切感的。
（五）李圭及其《環遊地球新錄》
1876年是美國獨立一百周年，政府當局在獨立宣言簽訂地的費城，主辦了一次空前盛大的世界博覽會，參加的國家共有三十七個。李圭（1842—1903年）被推薦以中國代表身分赴會參觀，詳細記錄大會情形。他曾受江寧海關稅務司好博遜（Herbert Edgar Hobson，1844—1922年）之聘，在海關供職十餘年。因此清政府由總稅務司赫德全權選派代表赴會時，李圭便成為這個所謂「中國代表團」唯一的中國工商業代表。
代表團一行於1876年5月14日乘日本三菱公司的「宜發達」號從上海出發，經日本東渡太平洋，抵美國後，還訪問了華盛頓、紐約、舊金山等城市；然後過大西洋，順道遊覽倫敦、巴黎，由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洋歸國，以八個多月時間環遊地球一周。李圭於次年寫成的《環遊地球新錄》，記載了他這次遊歷美國的經過，而且見證了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敢置信的事實——大地是一個球，從上海一直向東走，最後仍然回到上海。李圭應是繼張德彝、志剛之後，完成環遊地球一周紀錄的中國人。
李圭回程時，於當年年底抵香港。對這個港口，他作了以下的描述：「進口右首為香港，左首為九龍司。海中商船多隻，檣如插箸，一望無際。聚市之處，屋皆三四層，背山面海，鱗次櫛比。至晚燈火齊明，由海濱層疊而上，不下數千萬盞，大觀也。」次日，李圭「乘籃輿游公家花園」，按即俗稱的「兵頭花園」（現時的動植物公園），「地方不甚大，亦尚幽靜娛目。」接着於「午初遇吳中王君紫詮」，此人就是從上海流亡到香港的著名文士王韜。據李圭說，「言談半日，頗能洞悉中外機宜。雖坐而言，要皆可起而行也。不意天南羈旅，世不知其才，良可惜哉！」
《環遊地球新錄》中，還有一段扼要交代香港形勢的文字：「聞此間華人約十三萬，洋人四千。地方繁盛；遜於上海，景氣亦不同。蓋上海為平壤，此則環抱皆山也。粵東海口，在其西南，相距二百六十四里，有輪舶日日往來。」這可能是與王韜交談時獲悉，也可能自其他途徑得知。至於說「天時仍和暖，衣夾衣，持紙箑。日晚稍涼，換棉衣。」則顯然是李圭對香港初冬的感味。可惜他雖以中國工商業代表的身分，在香港時卻並不曾着眼於此地的工商業情形。有關香港的稅收和地價等問題，反而見於稍後訪港的一位技術專家徐建寅的記載。
（六）機械工業家徐建寅的記述
1870年代末訪問香港的中國專業人士，當以徐建寅（1845—1901年）最為重要。他在香港的見聞和觀感，與前此出席美國費城博覽會的中國工商業代表李圭，可以互相補足，大體上反映出當時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面貌。徐建寅與其父徐壽（1818—1884年）都是近代中國最早通曉近代化學和製造學的人，1875年，他升任山東機器局總辦，在濟南兩年，建成了一座製造槍炮彈藥的兵工廠。當時李鴻章正以德國為榜樣，籌建北洋海軍，推薦徐建寅任駐德參贊，專門負責到德國及英、法等國考察海軍、兵工，以及訂製兵艦的工作。其後徐建寅把他出國考察的經過寫成《歐游雜錄》，是清季關於工業技術交流和產業旅遊的專著。
1879年秋，徐建寅由吳淞口出洋，到香港後，覺得香港繁盛的情形可與上海相比。他描述道：「香港街路，修築寬平，雖較上海地方稍小，而繁盛亦正相埒。各洋房皆背山面海，層級而上，氣象似更軒昂。且樓房盡係四五層。」接着指出香港「地價甚貴」，並詳細記述了當時稅收的情形。又說：「沿海之地，以中國畝計，每年收課銀百餘兩之多；在山則稍減，亦須數十兩。故彈丸一隅之地，每年收課銀八十餘萬兩。沿海大小各船所收之稅，亦在其內。大船每年收稅十八元，中船五元，小船二元。」至於稅收的用途，「除貼每船每年十萬餘兩外，其餘盡作香港公用。如官俸、巡役、工資、修路等費，皆有徵信清冊，人人可查，絕無隱匿侵欺，人皆樂輸。且生意興旺，獲利不薄，稅課雖重，民亦不病其苛。」他還清楚記錄香港地價：「近水者每方尺價五六元，近山者二三元。」除地、船、屋三項徵稅外，尚有票稅，「凡買賣交易，每開一票，均須貼一印花（俗名『人頭紙』）。每印花收稅二仙（每十仙值銀一毫）。每票貨價在十元以內者，可免貼印花。十元以外漏匿者，查出罰洋五十六元。」
有關香港的官員及其職掌，《歐游雜錄》中亦有明確記錄。「香港之英官，最尊者為總督，統理軍民。」總督以下，「次為輔政司，職如總督之長史，輔佐總督，辦理民事。所有一切告示，皆輔政司奉督札而出也。庫務司專收稅課，支發薪俸及一切款項；民間兌易銀錢，亦係此司職掌。工務司專辦工程，如築道路、砌駁岸、造衙署及民間蓋造丈量等事。按察司專管訊斷重大案件。其次為巡理府，專理小案及尋常民間小事。華民政務司，從前事繁，現僅管收小艇稅及街上小攤之稅，並管華民小事而已。總緝捕司，管巡街差役，拘提人證。此外尚有船政廳，專管一切船隻；凡船出口，給發牌照差役之外，尚有約練，以輔巡緝。」
（七）詩人外交家黃遵憲的香港感懷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這是1885年秋，中國外交官黃遵憲（1948—1905年）由美國舊金山回國途中，抵達香港，見山河仍舊，風俗依然，慨嘆國土淪喪，因而作成之詩。黃龍旗是清朝國旗，「不見黃龍上大旗」一句表達了他對國土淪落外人手中的感慨。
黃遵憲，廣東嘉應（今梅縣）人。早在1870年秋赴廣州參加鄉試時，歸途經香港，接觸了本地的新事物，感慨良多，因而寫成〈香港感懷十首〉。第一首泛寫香港整個形勢，當時中環已經出現鬧市，高矗的樓房，使他有外國景象瞬間形成的感慨。
〈香港感懷十首〉之三，主題是描寫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情形。最後以一句「欲界亦仙都」為全詩作結，強調這眾生的世界同時好比仙人居住的地方。香港社會的繁榮，更使黃遵憲留下深刻的印象。「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寫香港處處笙歌，茶樓酒館林立，房屋非常密集，土地尤為昂貴。接着的四句：「民氣多羶行，夷言學鳥音。黃標千萬積，翻訝屋沈沈。」指出香港居民受西方習俗的影響，學習外國語言，有些人錢多財雄，擁有高樓大廈。
香港於1865年建成一座大會堂，內有小劇場、圖書館、博物館等。黃遵憲參觀博物館，看到裏面陳列的標本，「大鳥如人立，長鯨跋浪來」，體會到當局人才雄厚，因而讚歎「官山還府海，人力信雄哉！」他又到過氫氣球遊戲場和跑馬場，留下了「御氣毬千尺，馳風馬百驍」的詩句。西方船艦東來，先到香港，然後北上至上海、天津；軍艦初至，則必發禮礮二十一響。「飛輪齊鼓浪，祝礮日鳴雷」兩句，就是寫此景象。香港得天時地利，「中外通喉舌，縱橫積貨財」，遂成東方一大港口。
總計來說，黃遵憲在1870年、1885年、1890年三度到過香港，前後共有十二首詩描述他在香港的見聞和感想，充分表現了他作為詩人的本色。黃遵憲對新鮮事物的洞察力，在〈香港感懷十首〉中顯露無遺；1885年的一首詩作，則有外交官員的氣概；1890年的作品，卻予人飽歷風霜之感。黃遵憲身為使臣，但空有抱負，未能在外交方面創一番事業，其後致力參與維新變法活動，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後，罷官回籍。除《人境廬詩草》、《日本雜事詩》外，還著有《日本國志》。
（八）香港對思想家康有為的啟發
近代中國著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以康有為（1858—1927年）、梁啟超（1873—1929年）師徒為首的變法派人士所倡導的。這個變法運動的藍本，是日本的明治維新；而香港、上海兩地，與康有為走上這條改革之路實有相當的關係。康有為早在1879年二十二歲時，即以經營天下為己志。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載，當年他「薄游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自此以後，「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三年後，康有為「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在一首〈初游香港睹歐亞各洲俗〉的七律中，康有為描寫了他在香港所看到的新奇事物。「別峯通電」（山間電纜）、「半空樓閣」、「大海艨艟」（古代戰船）以及道路上馬車奔馳，都是這個新城市的特色，不過想起香港是在外國人治下才起了這樣的變化，因而有「雖信美而非吾土」之歎。
1887年，康有為三十歲時，復遊香港。〈八月十四夜香港觀燈〉也有類似的感慨。〈裙帶路〔原註：香港舊名〕〉一詩，尤其反映了香港發展之速。此外，〈重九夜登高上太平山〉、〈月夜游太平山〉等，記下了不少香港的自然景觀和人工建設。康有為對於中外風俗習慣的不同，以及初次接觸到的西方事物，特別感到興趣，並加以吟詠。其〈香港觀賽珍會，閱歐戲，遂游濠鏡[澳門]，觀馬戲，為見歐俗百戲之始〉云：「香江陸海感蒼茫，濠鏡山川對夕陽。若問先生果何見，詭奇馬戲及蠻裝。」
1898年，光緒帝下詔變法，推行新政，但僅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即發動戊戌政變，新政人士有的被殺，有的逃亡。康有為在廣州花埭新建的住宅及在廣州城內的老屋雲衢書屋均被查封，他本人亦從上海逃到香港，當時在港的英國前海軍大臣柏麗斯輝曾與康氏見面，答應援助其活動。康有為在香港逗留了一些日子，便赴日本，倡議保皇，展開了另一階段的活動。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康有為曾來港一趟。1913年夏，其母病逝於香港，康有為來港奔喪，葬母及弟廣仁（於戊戌政變時遇害）於南海縣蘇村故居之後，移居上海。康有為一生中曾到過香港好幾次，雖然每次居停的時間不長，但對香港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影響了他的思想言論。
推介書目
《歷史的跫音——歷代詩人詠香港》
胡從經編纂，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361頁）
本書收錄唐代以來詩人一百三十餘家詠香港的詩六百餘首，分為八卷：卷一為唐代，卷二為宋代，卷三為明代，卷四、五、六為清代，卷七、八為現代。除作者簡介外，間加按語。編纂者胡從經在書首〈歷史的跫音〉一文中指出，「千百年來竟有如此眾多的騷人墨客乃至勇士武夫，對這塊地處南疆的彈丸島嶼傾注了如許的摯愛與激情，有的縱情謳歌，有的俯首低吟，有的扼腕悲鳴，有的戟指長嘯」，將歷代有關香港的詩篇貫串鈎連，以構築香港的「詩史」，「可以清晰諦聽到隆然震響的歷史的跫音。」這本詩集用了長達十年的時間搜集和編成，是研究香港歷史與文化的珍貴資料。
《近代詩人詠香港》
蔣英豪選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71頁）
本書詳細分析和討論近代二十六位詩人詠香港的五十五首詩，並有詩人簡介和詩的說明、注釋。〈導言〉概述香港與近代詩、「香港詩」的作者、作品和注釋，書末有索引。這些詩人有不同的身分背景，包括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官、報人、文士等等。
《中國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港活動紀實》
吳倫霓霞、余炎光編著，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年。（247頁）
在日本侵佔香港前後，即1937—1941年間及1946—1949年間，有大批著名的政界及文藝界的活躍分子，先後從中國內地南來香港。本書介紹了五十名比較重要人士，分成五個界別：（1）政界，有宋慶齡、何香凝、廖承志、黃炎培等十一人；（2）文學界，有黃谷柳、茅盾、戴望舒、蕭乾、蕭紅、柳亞子、郭沫若、豐子愷等十五人；（3）新聞界，包括鄒韜奮、胡政之、薩空了、徐鑄成、范長江等九人；（4）教育界，有蔡元培、陶行知、翦伯贊、葉聖陶等七人；（5）演藝界，包括歐陽予倩、周璇、吳祖光、白楊、曹禺等八人。
《香港文化歷史名人傳略》第一卷
許翼心、方志欽主編，香港：名流出版社，1999年。（293頁）
本書由廣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共同策劃，介紹在香港歷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人士及文化界名人，第一卷為三十人作傳，包括：洪仁玕、容閎、伍廷芳、潘飛聲、陳少白、黃魯逸、黃世仲、陳樹人、潘達微、何劍士、黃般若、黃冷觀、廖恩燾、鄧爾雅、馬駿聲、何香凝、李鐵夫、鍾榮光、黎民偉、馬師曾、薛覺先、江楓、呂文成、葉恭焯、簡又文、羅香林、許地山、蕭紅、戴望舒、胡春冰。編者在〈前言〉中指出：「回顧一百多年來香港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真可謂文人薈萃，人才輩出，豐姿多采，流派紛呈。」又強調香港文化自有其獨特的傳統和色彩，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對於繼承、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