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信札人的名人效應和內涵

今春海內外藝術品拍賣，名人信札、手稿是一個引人關注的熱點。儘管作為市場結構，它還排不上號，無法與書畫、油畫、瓷器相比，但作為極具文化內涵的文物，其他藝術品也無法掩去它的光輝。

縱觀這二十餘年的拍賣市場，有些藝術品因人為因素時常大起大落，如當代藝術，而信札倒是穩穩地上升，時而爆出些高價位。

筆者以為信札、手稿的拍賣大致可以分成清以前和二十世紀兩大類。宋至清的信札都用毛筆書寫，藝術性和實用性兼備，如保利《局事帖》成交一億零八百萬人民幣、嘉德《明諸家書札八十五通》成交三千五百二十八萬人民幣、道明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成交九千一百二十八萬人民幣，這類大致可納入書法藝術品範圍。而二十世紀的名人書札，大多用鋼筆書寫，更多的成分是歷史文獻和文物，與西方名人書信、手稿均用鋼筆書寫相仿。如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易趣網（ebay）以三百萬零一百美元拍出愛因斯坦大名鼎鼎的“上帝之信”；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紐約佳士得以三千二百萬美元拍出達．芬奇的科學手稿（七十二頁）；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倫敦蘇富比以兩百一十三萬三千六百英鎊拍出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原稿（五十七頁），也證明這是靠文化內涵和文物價值立身的。

往前看，經過了“文革”等運動，我國留存民間可流通的名人信札、手稿確屬稀缺資源，需要收藏保護；往後看，我們進入了電腦時代，手稿、信札產能越來越低，現在是一個收藏界難得的歷史機遇期。所以收藏界和拍賣界都關心它，是理所當然的。

信札又稱尺牘，自古以來為中華民族所珍視。它既是一種交流的工具，又是歷史人物親筆的留存，真正是文明的物證。尤其是二十世紀的這部分信札，以近年拍賣紀錄來看，與美術品大不相同，其作者呈現出了人物的多元性和多樣性。其中尤以政治家、文化人和藝術家最為突出。

以政治家而論，有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紐約邦瀚斯拍賣的毛澤東、彭德懷簽名文件成交四十五萬八千五百美元；二〇〇九年春季嘉德拍賣陳獨秀致胡適信札十三通二十七頁成交五百五十四萬四千人民幣；二〇〇九年春嘉德拍賣《李大釗致吳若男（章士釗夫人）書札》成交四百一十四萬人民幣；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康生、曹軼歐等致魏文伯信札》成交兩百七十四萬四千人民幣；二〇一三年三月紐約邦瀚斯拍賣張學良信成交八十五萬四千五百美元；二〇一一年春季西泠拍賣孫中山、唐紹儀、黃興等政要致呂公望信札冊成交一百二十餘萬人民幣，均有代表性。二〇一二年秋季匡時推出“南長街五十四號藏梁氏重要檔案”專場，拍品有一百四十六件，其中梁啟超與袁世凱、馮國璋、岑春煊和孫傳芳等人的信札甚為顯眼。首次拍賣總成交六千七百零九萬人民幣，每封信均價達到了四十五萬九千五百元。政治人物對社會推動最直接，他們的書信自然重要，或披露鮮見的史實，或反映人物的真實思想，是重要的、直接的史料。

以文化名人而論，則有二〇〇九年春嘉德拍賣徐志摩致胡適信札三通九頁以一百一十二萬人民幣成交；朱自清七言詩札以一百六十一萬人民幣成交。二〇一一年秋季西泠拍賣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二百三十函》成交二千四百一十五萬人民幣；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嘉德魯迅《致陶亢德信札》成交六百五十五萬五千人民幣；二〇一二年十月嘉德的《周作人致鮑耀明書札》成交四百六十萬人民幣；二〇〇九年秋嘉德推出《李叔同等撰書弘一上人等書札》成交二百五十七萬六千人民幣。這些名人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深遠，故書信也因人而貴。

藝術家的作品比比皆是，大部分歸入了美術品，而書札則極為難得，讓人們窺見了他們的另一個精神世界。近幾年比較出彩的拍賣有二〇一三年六月廣東崇正拍賣的《李苦禪書信八十件》成交七百六十一萬六千人民幣，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嘉德拍賣《黃賓虹致柱尊書信冊》成交四百一十四萬四千人民幣，二〇一一年秋天衡的《徐悲鴻蘆鴨圖行書信札》成交三百六十八萬人民幣。

信札有一個平穩的市場，一是在於傳統的名人效應，因人而貴是收藏品的通則。二是假貨比較少。三是歷史文獻價值高，有的彌足珍貴。四是稀缺性特點，存量不多。五是名人筆跡留存，既是藝術，又是個性的體驗。

去年信札拍賣引出寫信人權益的爭執，為拍賣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有待法律界進一步界定和探討。關鍵之處在於弄清楚私信是否都侵犯了寫信人的隱私權，此“私”與那“私”，混在一起有點複雜。而減少爭議的辦法是，當寫信人或家屬站出來反對拍賣，為求太平，拍賣行還是撤拍比較安全。

（撰於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原刊於《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