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貿易港的設立與碼頭咕哩群體的形成

1841年1月，英國商務總監查理·義律（Sir Charles Elliot）代表英國接管香港，並宣告以英國法律展開管治，吸引了不少英國及其他海外商人由澳門轉到香港，或將原設在廣州十三行的總部移來尋找貿易契機。英人登陸香港開拓了轉口港，產生貨運行業。在1970年代貨櫃碼頭成為香港貨運主流之前，碼頭貨物在沒有運輸機器的時代，需依賴人力進行運輸。因此在開埠初期，在碼頭貨倉的貨物亦只能依賴大量的勞工，碼頭咕哩也成為香港轉口港裏的主要行業。

參考1841年隨義律登岸的軍醫登勤（Duncan McPherson）形容，香港的港灣有不少發展商貿的優勢，難以被取代。那些優勢包括港口可容納大量輪船，相對於很多其他中國城市，香港是良好的避風港，沿岸水深可供停泊船隻。香港又盛產花崗岩，既足夠供應在沿岸建造大規模貨倉有餘，又可供興建碼頭作上落貨之用(01)。同年6月，政府宣告香港為自由貿易海港，設立船政廳為負責管理海港的政府部門，為開拓海港貿易鋪路。政府首先進行賣地(02)，將404幅土地售予多間洋行，其中39幅屬位於港島北岸的海旁地段(03)。在1867年船政廳增設港島其他港口包括筲箕灣、香港仔及赤柱之前，維多利亞港是香港唯一的港口地帶(04)。政府除了透過賣地獲取庫房收入之外，還提出每個售出的地段，要在六個月內落成至少一座估值1000元的建築物作為賣地的條件(05)。政府已出售的土地主要用來興建貨倉，其次是民房(06)。

碼頭咕哩是洋人極需的勞動力，尤其是洋商希望通過鴉片貿易獲利。根據政府行政年報所述，在開埠之初，香港還沒有大規模的商貿活動，部分往廣東的輪船稍停頓在香港。輪船所運載的貨物以鴉片為主，包括怡和的輪船“Hormanjee—Bomanjee”及寶順洋行的“John Barry”也是用來運送鴉片的，除此之外還有四間兼營鴉片貿易的公司，這些鴉片在英國當地生產後由貨船運到香港。香港更是販賣和吸食鴉片的勝地，維多利亞城內的鴉片煙館數目迅速增長(07)。在開埠的第二年，港島北岸的237所房屋中已有24所為鴉片煙館，佔總數超過百分之十。因此，鴉片也可能是早期的咕哩所搬運的主要貨物，而且受洋人重視。參考1860年的差餉記冊，不少鴉片商販都位於鄰近海岸的地方，與咕哩館毗鄰。除了鴉片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商品，入港的如棉料、木材、煤、茶、香料和白米等，以及由香港輸出至廣州、上海、新加坡、馬尼拉、孟買、利物浦及倫敦等地的貨物。

碼頭咕哩的招攬

在1845年之前，《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所載的維城內住房沒有咕哩館的紀錄。1841年怡和洋行在東角（今銅鑼灣）建立香港第一個貨倉，其他洋行也陸續在港島北岸興建碼頭和貨倉，並且需要僱用在碼頭和貨倉運輸貨物的勞動力。而從1842年璞鼎查地圖亦可見，當時已在港島北部沿岸興建的碼頭，有位於灣仔的勒建士和麥域卡公司的碼頭，及位於中環寶順洋行的碼頭。貨倉所在的地段主要集中在沿皇后大道的兩側，從地圖看貨倉的分佈像有兩個群組，一組分佈在上市場即鴨巴甸街、歌賦街及荷李活道一帶、另一組分佈在灣仔皇后大道東(08)。這種分佈情況有兩個主要特徵，首先是位於沿海和鄰近碼頭的位置，第二個特徵是這些所在地也是後來咕哩聚居之處。參考1860年的差餉記冊，是關於咕哩館最早的紀錄，荷李活道和皇后大道東仍是咕哩館集中的地域。除了打石等與房屋建造相關的行業之外，在碼頭貨倉搬運的咕哩是最吸引華人勞工的行業，這些勞工被吸引到這些區域，奠定了香港碼頭咕哩群體聚集的範圍。

咕哩的來源與華人聚居地之間的關係值得討論。現存的史料並沒有關於開埠初期碼頭咕哩的具體統計，不過仍可從零碎的人口資料推論分析。1841年政府估計港島人口7，450人，其中居住在船艇上的人口估計有2，000人，另300名來自九龍的勞工，其他較值得注意的人口分佈包括黃泥涌的300名人口，是除了赤柱和市場（Bazaar）之外較多人口的區域（見圖1）。非官方的資料所描述的香港人口，與官方所估計的情況相當吻合。1844年，牛津大學研究生威廉柏納（William Dallas Bernard）根據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海軍上將賀威廉（Sir William Hutcheon Hall）的筆記，所整理關於中國和香港的資料，包含英人在香港登陸後的見聞。在描述香港的人口時，賀威廉形容，由於香港的人口流動性高，難以推算，不過就他的觀察，若不包括艇戶和從對岸（九龍）到港島的勞工及其他流動的人口，估計當時約有5，000人居住在島上。在英人登陸之後，不少華人被吸引到香港去，從事零售商或店主、技工、歐洲人的僕人、勞動工人、艇夫和市場販子，另外還有一小群維持治安的華人守衛。在洋商所建的貨倉僱用了大量咕哩，所有房屋都由中國工人建造，政府工務也僱用了大量華工，除了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之外，還有在廣州和澳門等地被吸引來的商人，香港的人口估計已增至約三萬人（本研究估計指1843年）(09)。另一份文獻則是在中國任領事的洋人，在描述1841年的香港時，指出由中國被吸引到香港的人口，主要從事零售商或店主、技工、建造商、木匠、僕人、艇夫、市場販子和勞動工人，這些人從事與政府和貿易相關的工作獲利(10)。

從以上三份史料的描述可見，在開埠之初，除了供應日常生活的商販之外，在香港最吸引和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是從事建造行業的工匠和建造商，還有從事運輸的艇夫和勞動工人。1843年2月，第一艘在本地建造、排水量達80噸的遠洋輪船在東角正式下水(11)，意味維多利亞城的城市和海口發展帶動相關的行業如造船、修船、煤炭、運輸、買辦和建造行業的興起。在1843年維多利亞城內已有6所屬造船工人的屋宇，以及100名買辦。買辦的興起意味着華洋商貿活動的繁盛促進貨物流通。海港貿易的發展吸引了中國的移民前來就業，並促使在黃泥涌等市郊地區，和九龍的人口到香港去從事這些行業謀生。

1842年的人口統計對華人從事的行業和房屋作較具體的記錄，主要統計港島北岸由東至西的人口和房屋；赤柱、黃泥涌、石排灣、香港仔、掃桿莆及其他小村落的人口則分開列出。人口統計方面，除艇戶的2，000人口之外，從事建造業的人數最多，有約1，400餘人(12)；其次是咕哩，有1，366人。由於貨物搬運工作只需依賴人力，年青力壯、願意出賣勞力的人都可從事搬運謀生，在貨運的過程如「担」、「抬」、「托」、「打麻」（用麻繩網包裹貨物）、「起膊」（將重物放到臂膊上去）和「堆起」（將貨物堆疊），每趟用膊頭托米一百斤、炭二百斤、一籮冬瓜一百多斤，全靠體力。咕哩不需特定的技能才受僱，可以在工作時由資歷較深者指導，於是成為不少低下階層的出路。其他人口除了分佈在鴉片煙館及妓寨之外，還有售賣香燭的、屠夫、裁縫及剃頭師等，以經營日常生活所需為主。與1841年的人口統計比較，只有黃泥涌的人口出現負增長，減少三分之一（由300人減至200人）；另外，該人口統計有人數及房屋數的欄目，卻沒有咕哩館的統計，但是到1845年《香港藍皮書》所載的屋宇統計中，只有黃泥涌和西營盤分別有16所及4所咕哩館的統計紀錄，似乎難以單憑1842和1845年的數據解釋這些咕哩館的來歷。本研究推斷在1842年，政府並未掌握具體的人口和咕哩館的情形，而統計所顯示減少了的黃泥涌人口，可能是到維多利亞城從事散工咕哩等臨時工作的人。正如亨利·查爾斯（Henry Charles Sirr）記錄，早期維多利亞城內華人人口的主要構成是僕人、咕哩、打石的人和石匠，他們從事臨時的工作(13)。至於《香港藍皮書》所載四所位於西營盤的咕哩館，其成員可能來自四面八方，他們到維多利亞城內選擇較接近碼頭和貨倉的集中地聚居。因此推斷，在咕哩館還未成為搬運工人業內的主流之前，不少咕哩從事散工或臨時搬運工，生活並不穩定。

如華工具流動性，初來乍到的洋商通過甚麼途徑招聘華人咕哩搬貨？可能需要通過一些人物或組織介紹和招聚勞工。而另一方面，分散在不同地區，以及從中國移到香港的咕哩如何獲得就業的途徑，也是需要研究的課題。1844年，政府頒佈《人口登記條例》（1844年第17章），規定由咕哩工頭（headmen）負責登記咕哩，意味着政府已知道當時的頭目已掌控一定數目的咕哩，並且期望這些華人工頭可助解決政府管理低下階層預期需要面對的困難。因此本研究推論，在1844年以前，香港碼頭咕哩群體已存在工頭制度，這些工頭是迅速通過洋行買辦獲得就業資訊的人物，並且在他們所屬的村落中招集同族人，到維多利亞城內為洋行提供搬運貨物所需的勞動力。碼頭咕哩的工頭制或包工制在中國的城市普遍存在，而且由來已久。黎霞寫上海碼頭工人指乾隆《上海縣誌》記載搬運貨物的籮扛和腳夫，即碼頭工人的前身，有腳頭，即包工頭。包工頭操縱貨物裝卸和搬運工作，由買辦轉包給包工頭，包工頭再層層轉包(14)；羅威廉（William Rowe）所描寫19世紀鄰近長江流域的漢口搬運工人，也由工頭負責指揮工人工作，具有相當的權威，而且扮演招募工人的角色(15)。移到香港工作的咕哩，似乎沿襲了中國咕哩的運作模式，除了工頭制度之外，用竹籤計算薪酬的方法也有相當久遠的淵源。著名的北宋時期畫作《清明上河圖》，描繪河邊咕哩握着竹籤搬貨的情形，與香港碼頭咕哩的做法相同(16)。雖然沒有資料顯示，在開埠初期的碼頭咕哩行業中曾否存在就業競爭。但可以想像當海港貨物的流量趨於頻繁，而從中國來港的勞動力愈來愈多，就會產生分群和就業競爭，所以咕哩需要因應不同的條件如方言或地緣關係凝聚起來，並且由掌握一定權力的人物領導和協助新入行者適應和生存。這種制度對招工亦相當有利，第二章將會討論碼頭咕哩招工和求職的情況。

艇戶也是碼頭貨物運輸的成員。按照1841年艇戶人數與總人數的比例計算，如假設二千名艇戶是純粹的漁民，供應其餘五千人漁穫，即每名漁民為兩至三名港島的居民供應漁穫，在供求關係上並不合理。而且這些艇戶可能不斷來回於港島與九龍兩岸之間，而不是固定停留在港島。他們同時從事貨物搬運，運輸來往港島與九龍之間的物資和勞動工人，甚至在海面進行搶掠。港督戴維斯委托的觀察員馬田（R. M. Martin）描述，艇戶是在海面上飄泊的家庭，並且盡他們所能去掠奪(17)。賀威廉的筆記記錄在風暴之下，船艇橫越維多利亞港到對岸的九龍去尋求避風港的情形。在暴風中每艘船艇上都站着一人，打着鑼指揮船上其他人操作船隻，這些人同時燒起爆竹祈求神明庇佑。在逃生之後，艇戶會搶劫其他因暴風毁壞船隻而失去家園的人(18)。這種集體應付暴風雨的情形，反映他們熟悉船隻在港島和九龍之間的航行，和因習以為常而產生的合作模式。

華人生活習慣與殖民地政府的管理

在洋人初到香港之時，似乎沒有在事前掌握本地的人口和市面情況，及作相關的詳細紀錄。因此研究開埠之初的華人社會，需依賴在坊間流傳的觀察和紀錄，例如前文所引用登勤和賀威廉的筆記；其後港督又委派觀察員，協助政府掌握市面和華人的特性。另外，來華傳教士的紀錄也值得參考，他們因為傳教的需要而將華人社會的特徵記錄下來。雖然礙於人口不穩定，不少人居於臨時的房屋，以致這些紀錄的內容詳略不一，但這些資料仍有助於了解開埠初期的社會，尤其是不同的紀錄者對香港低下階層的描述所顯示的共通之處，反映資料的可信性。這些文獻除了不約而同指出華人社群流動的情況之外，還針對一些洋人不接受的習慣。開埠初期香港華人以低下階層為主，無論在官方與非官方的文獻紀錄，洋人對華人居民都有以下相似的描述。

傳教士史密夫佐治（George Smith）的評述傾向負面。據他記錄，華人當中只有少數從事店員的人屬質素較好的階層，其餘大部分新到的華人都屬條件和品格較差者。他們主要是從事臨時工作的僕人、咕哩、打石工人和石匠。香港甚至是海盜和賊子的勝地，公然蔑視警隊的規條。這個流動且「掠奪成性」的民族，只為微小的希望而到香港去，當他們得不到收獲，就會毫不猶豫地遷往其他地方(19)。在1844年政府的年報內，觀察員引述曾任香港政府中文秘書的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形容，大多數中國人都是由黃埔（廣州）移入的。他們具有最壞的個性，而且隨時有暴行，沒有原則和自制。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甚低，在開埠首三年經常發生謀殺、強盜、爆竊和搶掠，犯罪的人卻逍遙法外。他們組織秘密會社，威脅洋人的安全，甚至要在枕頭下藏着已上膛的手槍作保護。鑑於洋人認為從中國和九龍蜂擁而至到香港謀生的人，都帶有以上的不良個性，必須在香港通過登記措施加強控制。(20)

自1841年，整體的華人社群已具有不穩定的特性，咕哩和艇夫等被洋人形容為劣品的低下階層群體，在維多利亞城與九龍及村落之間頻繁流動，還有在中國打算來改善生活的勞工。如史密夫所言，賺錢糊口是這些群體到香港的唯一目的，不能達到目的者會選擇轉往別處。這種心態可能是令華人社群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的主要因素，這種狀態反映了群體的身份認同，離鄉別井的咕哩不以香港為久居之地，而以所屬的鄉土為家，在香港只能與同鄉或語言相通的人聚集起來，產生咕哩群體中的分群和每個小群體內的身份認同。

洋人要管理華人的秩序，除了可能要考慮種族因素之外，必須解決語言的困難。史密夫記錄在開埠初年，華人的多種方言令洋人難與他們溝通。1844年，香港人口有19，000人，其中3，500華人來自廣東省東北，操客家語；來自香港鄰近地區如澳門的華人操本地話，當中又有少部分操新安語；來自廣州的操番禺話和南海語；還有操鶴佬語和其他少數人操的各種中國地方方言(21)。殖民地政府面對陌生而且難以估計的群體，而群體中又包括零碎的小群體，在管治華人面對一定的困難。加上香港在1843年曾爆發的疫病，導致大量軍人染病死亡(22)，治安問題和疾病威脅洋人，政府的行政架構未完善確立，而這個地方又極待開發和建設，在社會秩序的管理方面不得不嚴陣以待。

總括而言，在開埠初期，碼頭咕哩給洋人的印象是藏污納垢、難以掌握的群體，但他們卻是華人當中較大的群體。群體中又有操不同方言的人，要讓他們明白洋人政府和洋行大班的規條相當困難。從本地歷史看，殖民地政府曾通過保甲制、華人精英及團防局等管理華人低下階層，進行以華治華的方式，以加強對社區的管治。但在推行這些管治方式之前，英人還能通過誰去管理維多利亞城內的秩序？通過華人工頭和更練一類較能掌握基層群體的人，去進行管理可能是唯一能疏導壓力的途徑。由華人推行類似社區自治的管理方式，至少可解決種族和語言所帶來的困難。可是，1844年政府通過《人口登記條例》，實行由工頭和更練進行登記的管理方式，卻引起出乎意料的抨擊。下一章將會透過政府措施的推行過程，檢視這種措施的效果。

注釋

(01)McPherson, Duncan（1812-1867）是曾隨英人到中國的蘇聯軍醫，在英國登陸時參與其中，他在書中形容初在香港登陸時所見景象。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s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general orders & despatches published during the above period,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3, p.79．

(02)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Third Edition）,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32, p.1．

(03)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26。

(04)“Imports and Exports”, Hong Kong Blue Books v. 1845-1867, Hong Kong, Noronha & Co., 1845-1867．

(05)“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844” in R. L. Jarma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 v. 1841-1941, Slough,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1996, p.9．

(06)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28-29。

(07)R. L. Jarman，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v. 1841-1941，pp.9-10.

(08)在地圖上部分地段編號重複，但因為位置接近，不造成分析的誤差。參考資料：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頁28-29所整理的土地拍賣紀錄；1842年璞鼎查地圖。

(09)“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orm any tolerable estimat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n the island. It varies continually, a great part of the people being migratory. When we first took the island there were probably about five thousand Chinese upon it, exclusive of the boat people, casual labourers from the opposite coast, and others of a migratory description. Since we have held possession of the island, the Chinese have naturally been attracted to it in great numbers. The tradesmen, mechanics, servants to English residents, labourers, boatmen, and market-people, are all Chinese. Add to these, also, a small body of Chinese police, and we shall find that the population must be considerable. In all the warehouses of the merchants a vast number of porters and attendants are employed；all the houses are built by Chinese workmen, and a vast number are also employed by government upon the public roads and works. The number of migratory, or trading people, who come down from Canton, Macao, and other parts, is also large；so that, upon the whole, the high estimate of 30, 000, which has been given, may not be much overrated.” in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Comprising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s and Habits of the Chinese from Notes of W. H. Hall；with Personal Observations, London, Colburn, 1844, pp.79-80, 125．

(10)“The Chinese were attracted to it in great numbers. Tradesmen, mechanics, builders, carpenters, servants, boatmen, market-people, and common labourers flocked into the island, where one and all found profitable employment both und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 which had already been set up there.” in The Beginnings of Hong Kong,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K.C.B., D.C.L. Many Years Consul and Minister in China and Japan by Alexander Michie, Author of ‘The Siberian Overland Route’ ‘Missionaries in China’ etc., Vol. 1,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00, p.73．

(11)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p.3.

(12)1842年從事建造業的華人共有1，476名，包括木匠（566人）、石匠（380人）、坭水即結磚工人（500人）及油漆工人（30人）。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24 March 1842.

(13)“Although a few of the better class of shopkeepers are beginning to settle in the colony,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new comers are of the lowest condition and character.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town consists of servants；coolies, stone-cutters, and masons；engaged in temporary works.” in Henry Charles Sirr, China and the Chinese：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Orr, 1849．

(14)黎霞，〈近代上海的碼頭工人〉，《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84-85。

(15)羅威廉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87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81-283。

(16)阮小清、蔡慶添，《同鑑上河圖》，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部公共事務科製作，2010年11月7日播放。

(17)R. L. Jarman，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v. 1841-1941，p.9.

(18)William Dallas Bernard, pp.100-101．

(19)“Although a few of the better classes of shopkeepers are beginning to settle in the colony,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new comers are of the lowest condition and character.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town consists of servants, coolies, stone-cutters, and masons engaged in temporary works. About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live in boats on the water. The colony has been for some time also the resort of pirates and thieves, so protected by secret compact as to defy the ordinary regulations of police for detection or prevention. In short, there are but faint prospects at present of any other than either a migratory or a predatory race being attracted to Hong Kong, who, when their hopes of gain or pilfering vanish, without hesitation or difficulty remove elsewhere.” in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etc.］, 1846．

(20)R. L. Jarman,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 v. 1841-1941, p.9；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55．

(21)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pp.510-512．

(22)R. L. Jarman，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v. 1841-1941，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