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碼頭咕哩與殖民地政府的人口登記措施

華洋之間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是殖民地政府在管治華人時必然面對的阻礙。加上流動的人口，大多數華人不懂洋人的語言和法律，令政府更難掌握有效的管治方針。面對不熟悉而複雜的華人社群，政府嘗試透過統計人數和登記人口去掌握群體的基本資料，以提高政府對社會監察的能力。但出乎意料之外，單純的登記措施竟引起軒然大波，勾起低層華人對殖民地政府的反感。另一方面，內地局勢亦往往引發住港華人的社會運動。在1856年亞羅號事件和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姑勿論華人是因為民族情緒抑或受清朝政府煽動而對抗洋人(27)，對於殖民地政府來說，在管治華人時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

2.1　登記措施與貧苦階層之間的矛盾

1844年11月，即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約三年，爆發了開埠以來第一次的官民衝突。在1844年8月定例局通過《人口登記條例》（1844年第16章），並於10月19日在《政府憲報》公佈條例將於同年11月1日實施之後，隨即引起社會各方面的激烈回應。

人口登記為所有年滿21歲或已有能力賺取生活費的男性居民登記，以防止狂妄和無所事事的人破壞社會秩序(28)。不過，政府卻沒有估計條例會激發大量華工離港和罷工，同時亦引起了洋商在事件之中介入。著名洋商包括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和仁記洋行等大班共104名，聯署抗議政府在條例實施前短時間內公佈，令他們束手無策，批評該條例「無效用」和「不切實際」。但政府回覆時竟將着眼點放諸洋人的用字；洋商再登報講述罷工帶來的損害和危機，由於當時大部分華人準備離港，尤其是碼頭咕哩，所有商業活動癱瘓，無法聘用貨艇起卸貨物，粵港之間的交通停頓，市場關閉，糧食供應亦停止。政府為維持威信，拒絕在洋商收回對政府的抗議之前作任何回應，在報章上刊登聲明和表達堅決的態度(29)。報章亦有與洋商相似的描述，11月1日，所有受僱於政府和商人的咕哩和建造業工人罷工，令進行中的建造工程陷於停頓。買辦亦召開會議並議決，如果政府不取消條例便會離開香港。到翌日，除了所有商店和市集都關閉，艇夫亦準備離開維多利亞港拒絕運輸貨物，洋人不能租得貨艇起卸貨物，粵港兩地之間的物資流通癱瘓。

另一方面，有些洋人在報章批評政府的態度不夠強硬，認為政府的猶豫會鼓勵華人日後反抗一切他們不滿的法律，政府不應受理華人的反對，必須要通過該法例，並將之刊憲成華文，然後切實推行，更認為香港必須有登記人口的系統(30)。又有洋人直言不滿政府將洋人歸入登記和稅收的範圍，有違英國的法制，因為洋人應有自由進出英國各殖民地的權利，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亦應遵從這種制度(31)。

社會不同的階層提出不同的理由向政府表達反對通過該條例，洋人的意見主要以英人的商業利益和不願繳納人頭稅為出發點，以管治威信為反對理由的呼聲不及前者大。面對種種的爭議，政府如何決定？擾攘了近兩星期，11月13日，定例局決議通過《人口登記條例》為1844年法例第16章，並在11月20日刊憲。重申的《人口登記條例》的條文明顯作出了修改，尤其是取消收取登記費用(32)。換言之，修訂的條例回應了民間的訴求，既可平息華工的不滿，又回應了洋人對政府施加的壓力。該條例還具有另一特色，更確切反映咕哩針對的不是登記制度本身，他們能接受特定的登記方式：透過他們所信任的工頭進行登記。參考條例的內容，所有無論是否原居於香港的工人，其姓名、職業和住處須由工頭記錄(33)。總登記官不保存工人的名單，至有需要時向工頭收取。這種透過上司登記工人的制度與廣東省的做法相似，道光十一年准買辦代洋行僱人，但因怕買辦等通曉外語的人與洋人勾結，要由「管行商」代官府記錄工人資料後，呈交縣官(34)，以鞏固清朝對洋行的監視。雖然清朝和殖民地政府的動機不同，但對於低下階層來說，條例要求的登記程序類似他們在中國的習慣，所以較容易接受，而不會導致罷工。而對於政府管治華人來說，既然咕哩佔低下階層人口的大部分，最好就是透過他們當中有權勢而又能與他們溝通的工頭，去控制他們所屬的社群。

政府忽略貧苦階層的景況

1844年罷工反映政府未能掌握華人低下階層的狀況，更無法估計他們可能的反應。根據原定的登記條例內容，所有香港居民須每年向撫華道（即後來的總登記官）申請登記證明，華人須有登記證明才可在香港居住，登記證明每年要更新一次，而每年更新都須向撫華道繳交登記費用。條例列明每月賺取不同數額工資的人須繳納不同數額的登記費用，包括（括弧內為登記費用佔年收入的百分比）：

商人、店員、買辦及月入20元或以上者須繳付登記費5銀元（2.08%）

家僕、文員及月入不少於10元而不夠20元者須繳付登記費3銀元（1.26%至2.5%）

咕哩、艇夫等勞工月入少於10元者須繳付登記費1銀元（0.83%）(35)

條例所列賺取不同收入與須繳付的費用，收入愈豐厚的人士所繳付的登記費用愈多，而富者所付的費用所佔其收入的比例比其他貧苦大眾的大，在邏輯上好像合理。但是，政府卻未能預算咕哩和艇夫等勞動階層可能面臨入不敷支，因而引起低下階層極大的反對。參考1844年《香港藍皮書》所列各類工人的工資，咕哩一類散工的每日工資是7.5便士（約15先士(36)）。藍皮書又記錄在監獄中每名中國囚犯以鹹魚和米飯作膳食，每週所需的成本是35先士(37)，即每日5先士，估計咕哩的膳食相若，每日5先士的費用相等於日薪的三分之一。除了膳食的支出之外，咕哩可能要用一半薪金供養鄉間的家人，又要向工頭支付住宿費，所餘無幾，儘管是一元的登記費用也是經濟負擔，因此貧窮是引發激烈反應的主要原因。倫敦傳道會檔案內存有一份洋人在1850年對香港的描述，當中亦提及港督戴維斯上任後不久所發生的罷工。作者法蘭西·史葛（Francis Scott）指政府當時需要尋求增加庫房收入，除了通過稅收別無他法。但稅收會導致華人的工作被剝奪，然後就是生存的困難，固然會導致罪案發生。他還指出當時有一種說法，謂捱餓的華人往往故意犯一些小罪，希望被關進牢，至少可得溫飽(38)。

在政府文獻中雖無記載罷工在經濟方面造成的嚴重損失，但足以引起當局的關注。首先，洋人仍然非常重視這些南來男性提供的廉價勞動力，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都有洋人領事盛讚華工的辛勤，形容他們雖然有時脾氣急躁，而且情緒很剛烈，但勤懇令他們即使在不舒適的環境都可完成工作(39)。洋人亦很欣賞移民來的中國勞動力，並認為「客家人」比「本地人」更有活力和勤力，大部分咕哩等勞動階層都是這些「客家人」。洋人所指的客家人，其實指從中國廣東和北方移民到香港的華人，他們常遭「本地人」欺負，「本地人」多從事小生意，與買辦和家僕周旋(40)。

1844年的官民衝突可以說引發了政府與華人、甚至政府與洋人之間的對立和角力的開端。對華人而言，洋人的登記收費與他們的生計存在嚴重的衝突，況且當時華人來港工作多是短期的，他們穿梭於廣東的家鄉和香港兩地，但戶籍在家鄉，根本與香港政府的登記沒有關係。是次罷工和政府取消登記收費的事件，令人感到只要能威脅社會的秩序和經濟發展，就可逼使政府退讓。對於政府來說，洋人的反應是基於利益蒙受損失，卻不能接受他們不站在政府的立場，何況在1844年香港的人口當中只有454名洋人(41)，其他人口主要是華人，面對大眾的壓力，唯有取消登記收費，罷工亦可平息，不滿要繳稅和生意受損的洋人亦不會再作任何反對。港督藉辭華人激烈反對只因誤會登記費用是每月繳納而非每年繳納，只為取得一處下台階，甚至辯稱事件與華人敵視洋人無關(42)。不過，事情至少反映政府在草擬條例時未能掌握低下階層的特質。這次罷工事件只是華洋之間矛盾的開始，官民衝突接踵而至，華人社群與政府之間的不相融，不能純粹看作種族矛盾，也源自政府措施與基層生計兩者之間的對立，政府仍須透過這種衝突一點一滴地汲取經驗和教訓。

2.2　船艇註冊措施引發咕哩罷工

1862年的咕哩罷工

碼頭咕哩群體在香港擴張，同時碼頭貨物運輸需大量在貨船上、駁艇上和岸上的咕哩合力起卸貨物，環環相連，而勞動力也在當中流轉。政府雖可透過工頭登記住在咕哩館的人口以進行監察，卻難以控制在船上工作的咕哩。如上一章所述，艇戶來往港九兩岸，且往往在海上進行搶掠，為維持海港的秩序，需加強登記措施以作監察。另一方面，香港水域或鄰近水域內的海上劫案相當嚴重，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單在1857年年初，一個月內已有10宗海上劫案，到六月底至七月中旬，短短兩星期左右便有不少於7宗，到九至十月仍有8宗。在海上劫案中甚至有船長和船員被殺，被劫或被偷的通常是船上貨物。1857年10月，海上劫案累積的財物損失價值高達21，000元(43)。於是，定例局在1859年決議通過《船艇註冊及管理條例》（香港法例1860年第15章），1860年公佈，規定1861年1月1日實施透過登記貨船僱工，透過規範艇主僱用已登記僱工的措施，以維持海上秩序和防止不法之徒假借搬貨為名，在香港海域肆虐(44)。不過，條例在實施一年之後引發貨船工人罷工，反對政府執行該條例(45)。沒有更多文獻記載1862年艇夫罷工的詳細情況，不過從條例的落實執行可知，這次罷工並不能成功令政府取消註冊條例，而屬該條例所收取的登記費用，自1861年開始就成為政府的收入來源之一。如果以每名貨艇僱工收取25先士的費用計算，1862年政府透過該條例所收登記費用共英鎊286鎊13先令2便士（約1，430港元）(46)，即當時登記的貨艇僱工有約5，720人。1870年透過該條例所收登記費用與1862年相若，共英鎊286鎊16先令2.5便士(47)，可見登記措施能為政府帶來一項穩定的收入。

船艇註冊措施阻礙貨運行業的運作

《船艇註冊及管理條例》與咕哩的衝突仍在於登記收費。根據該法例，每名已登記貨艇上的人都須往總登記官署辦理登記手續，並記錄姓名及住址，登記的人要向總登記官繳付費用25先士，然後才可獲發登記證，而證件的有效期只有一年(48)。參考1857年《政府憲報》「大小船艇載貨送客開埋工費限價程式」，運貨的咕哩（即當時所稱的「挑夫」）每日工資20先士或三百文錢（每日早上6時到晚上6時為一日），散工時薪4先士或六十文錢(49)，而事實上，挑夫的薪酬比車夫還低（日薪33先士、時薪6先士），可說是收入最微薄的一群華工，對於收入不穩定的散工咕哩而言，25先士的登記費用可能等於一天的薪酬。

再者，條文的罰則亦未免強人於難。條例訂明必須申報住處，如需搬遷者要向總登記官申報，否則罰款20元監禁三個月。自開埠以來，咕哩有隨工頭尋求工作的，也有以散工維生的咕哩。前者有隨工頭居於咕哩館，有固定居所者；後者多經同鄉或同族兄弟介紹從事相同的行業，這些散工不屬任何咕哩館，散工難以向政府官員申報住處，很容易被定罪罰款或關進監牢。有些條文對僱主或艇主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當中要求艇主為無領牌者負責罰款，而款額達20元。參考1857年租用貨艇的收費，租用大型貨艇每日最多只能收取2.25銀元、每程不可多於1.5銀元；中型貨艇每日只能收取1.25銀元、每程不可多於75先士(50)，20銀元罰款是以上收費的多倍。政府的出發點是希望打擊僱用不良分子，以免海盜等渾水摸魚。但對於艇主是難以控制和不合理的，尤其是在僱用散工時，艇主須經常花費資源去確定工人曾否通過政府登記。加上若有散工是渾水摸魚之徒，艇主也不一定知道，條例令船主冒被罰之險。由於損害僱主和僱工的利益，實施這項條例卻引發1862年的罷工。

由於現存有關罷工過程的資料並不豐富，暫難評估政府的立場。但當時沒有大篇幅的文獻記載，而在僅有的文獻中亦無提及洋人對罷工的回應，故可推論罷工的規模有限。誠然政府在是次罷工因為採取堅定的立場而成功推行措施，藉以摸索工人的底線和評估措施帶來的風險，兩次罷工對於政府來說就是重要的經驗。可解釋為何在往後的兩次罷工，都沒有逼使政府因為群眾的反對而退讓。

2.3　工頭的領導角色

碼頭咕哩反對人口普查

由開埠到1870年近三十年，政府仍在人口監察方面尋求有效的途徑，雖然在1870年港督曾進行全面的人口普查，但礙於華人每逢時節都離港回鄉，到接近冬天時人口才穩定下來，令普查難以收集準確的數據。故此政府希望在1872年10月重做普查。另外，當時又考慮到庫房在1860年代常處於入不敷支的狀態，難以應付進行人口普查所需的資源，故除了希望透過條例強制所有人通過戶主登記之外，還要求繳納登記費用，以求在收支平衡的條件下完成全港性的人口普查(51)。

1872年7月26日，由於登記措施要求每人每月繳納10仙費用，導致咕哩罷工。停泊在海港的貨船無人搬貨，有洋商要到村落去招來多名村婦充當挑夫，但村婦卻害怕咕哩們會集結起來懲罰她們(52)。兩日後報章指罷工令市面幾乎無可能招得咕哩運貨，有些貧窮的咕哩要充當車夫謀生，以免受罷工者折磨(53)。有咕哩的同業組織通過署理總登記官向政府請願，同時宣佈在市面受罷工影響時，耗資5，000港元購買米糧轉售予同行，免他們受罷市的困擾，但政府仍表明請願不會受理。不過政府後來又將登記費用改為規定每10名住戶收取5港元，並要求由屋主包括咕哩館館主繳納費用，若未能繳納費用者則遭罰款(54)，無疑將繳納登記費用的責任轉嫁到館主身上去。

雖然所擬費用減半，但卻令每人額外增加開支50仙。若一所咕哩館住有50名咕哩，即館主年內要向政府繳納25港元費用，這筆款項足以向政府繳納一年的地租。館主既又是工頭，他掌握工人的薪酬和攤分住宿開支，按理亦可在工人的薪酬扣除該登記費用，然而館主與工人之間又有同鄉之誼，50仙對工人來說又確不是少額金錢，條例將館主陷於兩難。因此對館主而言，既然過往曾成功透過罷工迫使政府取消條例收費，而工人素來對殖民地政府不滿，要在兩難中尋求出路，最好就是聯合工人罷工，希望可以迫使政府取消條例。不過，政府經歷過多次因為收納登記費用而引起的罷工，掌握到只要持堅定的態度實行擬訂的措施，就不受罷工威脅，人口普查得以如期實行。因此在1870年的人口普查之後，到1873年2月政府刊憲1872年重新進行的人口普查的調查結果(55)。

繳交登記照片激起碼頭咕哩不滿

重新進行的人口普查和經過修訂的人口登記方法，能協助政府掌握認為比以往更準確的人口數據。但在管治華人方面，完整的姓名、住址和職業名單對洋人不一定有幫助。尤其低下階層的華人不懂英語，用來登記的英文姓名由執行的政府官員代為拼音，同一人的姓名可有幾種拼法，加上中文多同音字，相同的英文拼音可代表多個同音不同字的姓名。若有華人犯案在逃，特別是在貨船上工作的咕哩，政府官員根本難以準確查辦。於是政府官員希望將個人照片加入工人的登記牌照內，可作辨認的用途，藉以加強監察華人社會的秩序。

1888年4月中旬，政府新訂《華僑管理條例》（1888年第13章）規定所有貨艇工人必須在申辦登記牌照時繳交個人照片以作識別，以及每年額外繳付25仙費用。措施引致四千名貨艇工人率先罷工。報章敍述如工人認為執行條例將為艇夫帶來的難處，因為艇夫所處於工作的貨艇並不固定，而是每星期都被安排到不同的貨艇上搬貨，若如條例所要求，每次轉換工作地點都須向總登記官申報、更改牌照資料和繳納4仙費用，對月賺3元的工人來說是不合理的。

當時的政府官員在工作報告內描述罷工事件時，首要指出罷工嚴重窒礙海港貿易和引致嚴重的恐慌(56)。無論是報章抑或官方文獻，都用「大罷工」（Great strike/General strike）形容該罷工事件。在數日內其他咕哩加入罷工行列，艇夫恐嚇其他在舢舨和客船工作的咕哩要求罷工，或勸誘負責岸上運輸的咕哩加入，九龍倉的咕哩甚至冒被解僱的風險參與罷工，他們曾逼使煤炭業的咕哩參加。參考1888年的文獻紀錄，當年罷工中最活躍的是四邑咕哩，而各屬九龍倉和P&O的汕頭咕哩和數千東莞籍碼頭咕哩原希望繼續工作，但因為怕受到四邑咕哩暴力威迫而不敢復工，因而要求警方保護(57)。報章指同業組織所擁有的權力在罷工中起不可忽略的作用，各組織連夜舉行會議，並以堅果、餅和茶慰勞參與罷工的咕哩，罷工更號召車夫加入(58)。一些本來不大拒絕復工的咕哩也被捲入罷工風潮，政府雖承認條例包含一些會引致咕哩罷工的條文，但同時警告咕哩如拒絕返回工作崗位，政府也不會理會任何申訴。

《華僑管理條例》所引發的罷工更可反映工頭在罷工中的主導角色。報章曾引述工頭或主管表示不反對向政府繳交照片，反令人覺得，如果工頭願意勸解艇夫返回工作崗位，應能阻止罷工(59)。另有人批評政府應向工頭着手，因為他們是導致激進行動的重要人物。根據港督呈交給英殖民地部的報告，是次罷工由個別同業組織用各種威逼利誘的方式推動，形式包括向其他會館各支400元利誘參加，和威嚇其他籍貫的咕哩會館(60)，甚至其他行業如人力車夫加入罷工(61)。如前文分析，若咕哩館是工人會館，會館領袖便是咕哩館館主亦即咕哩工頭，即工頭在罷工中扮演一定的推動角色。因為以工人賺取的薪酬來說，除非一整所咕哩館的工人都願犧牲多個月的薪水，否則在工人當中只有工頭才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向每間咕哩館支付400元，以利誘同業參加罷工。而若罷工能成功威嚇政府取消呈交工人照片和註冊費的要求，工頭可繼續享有自由調配工人的方便，儘管政府最後決定只收取工頭的照片，對他們來說實也無礙。正如當時的報章評論，咕哩的頭目是將工人運動推至激烈的人物，政府要考慮驅逐工頭，並建議社會應由商人成立專門提供貨物運輸的公司，以致工人不會受這些頭目煽動而發生社會動盪(62)。由此可知當時的貨物運輸工作沒有由運輸公司承辦，工頭是運輸工作的承辦者，所以政府要擺脫多年來罷工的威脅，便要改變貨物運輸行業的運作，削弱工頭在行業中的支配能力。

1844年的條例反映在開埠之初，工頭已獲得法律所賦予作為領袖的角色，政府在面對零散的華人分群，加上人口不穩定，須借助咕哩較信任的工頭或地保等人物，使登記措施順利推行。咕哩與工頭之間的同鄉情誼和信任可被政府利用，採取以華制華的管治手段。但是，1866年的登記條例由不引致罷工，到1888年修例後變成引致罷工，反映這些措施都損害咕哩群體的經濟利益。工頭無論在法律上、人情上都掌握操控咕哩的權力，加上咕哩群體的地緣紐帶關係，工頭在罷工中發揮主導和動員的作用。這時期的罷工並不是因為勞資糾紛而引起的，而是因為基層華人不能理解和接受洋人意圖加諸他們身上的各種法制。條例對咕哩來說，最不能接受的是登記費用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對工頭而言，當條例損害生意的利益時，他們可以利用龐大的咕哩群體去威脅政府放棄條例。隨着華人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上的分群比過去複雜，政府仍需借助分群中具有勢力的人物去控制下層的社群，通過工頭代辦登記的措施繼續施行，讓工頭的地位得以鞏固。到1895年，政府因為登記制度而與民眾再起衝突，坊間仍指望能透過工頭改變難以收拾的殘局。

2.4　研究可順利推行的措施

人口主導政府在公共設施和城市發展的規劃，對維持社會秩序同樣重要，所以人口調查和登記制度是維持有效管治所依賴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1860年代初，接二連三的騷動促使政府更關注社會秩序，1860年《當押業條例》引起典當店罷市、同年《船艇註冊及管理條例》引起1861年艇夫罷工及1863年《車馬轎管理條例》引發轎夫罷工(63)。然而政府的堅定立場雖然令這些條例在紛擾之後都得以施行，卻令華人感到政府漠視他們的訴求，加上亞羅號事件激起華人的敵視，華洋之間處於繃緊狀態，洋人的人身安全受威脅，政府更須作出防範。

另一方面，隨着低下階層的人口增加，而以單身男性主導的人口維持其流動的特色，男女人口的比例仍維持在3：1至4：1（參考表4），具相當的流動性。加上自1860年，政府管理華人的範圍由港島擴至九龍，須有一套完善的方法協助政府官員掌握港九的人口數據。

於是政府頒佈1866年《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64)，將港島北岸劃分成9個區域，按住戶為單位登記的僱工包括家僮、廚子、保姆（Amah）、咕哩、更夫（Watchman）、園丁、馬車夫、馬僮（Horse boy）及艇夫等，登記的內容包括姓名、年齡、受僱的技能（Particular capacity in which employed）、僱主姓名和地址，還有原居地。華工不能在未登記和獲發證明文件前受僱於任何住戶。這項措施要排斥長期居無定所的下層勞工，令政府容易掌握華人的人口資料，以監察社會秩序。為何同樣要執行登記的條例沒有導致咕哩罷工？除了因為登記措施只收納一次的25仙登記費用，而不需每年重新登記和繳納費用外，還因為條例仍然將登記的角色交予戶主，在咕哩館的戶主即咕哩工頭（householder）(65)。

在1860年代，來港投身碼頭咕哩行業的中國男子人數大幅增長，促使維多利亞城內聚集愈來愈多咕哩群體，而這些咕哩又須投靠在香港的同鄉工頭。這種趨勢可解釋為何政府在1866年實施針對維多利亞城的戶口登記措施。政府規定只能僱用已登記的僱工，如果咕哩工頭希望聘用散工，就要先確保僱工有固定的住址，最直接的途徑是將僱工帶到自己的咕哩館裏。於是政府要透過戶主統計人口和掌握華人資料，比開埠初期咕哩流動性較高的時候更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