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緒言
距今約七千年前,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黃河流域先後出現了一批遠古文明,人類步入了文明時代。此後,隨着文明的擴散與文化的交融,世界上又形成了中國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等主要文化圈。
儘管由於地理環境的阻隔和科技水平的制約,古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往來不及今日便利,然而這種交流還是留下了很多難以抹去的印痕。根據考古學發現,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及至秦漢時期,陸路、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中外經濟與文化交流經久不輟。中西之間或直接或間接的交往,多載於中外典籍之中,直到清朝政府統治時期因採取閉關政策而漸趨停滯。
在歷史的歲月中,中華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可被稱作“王朝循環”的模式:自秦至清,“大一統”的王朝統治交替實行了二千餘年,其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結構,政治基礎是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與文官組織相配合的結構,改朝換代的動因是內部的分裂或農民起事。江山易主,循環往復,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卻一脈相承,只發生着緩慢的微小變化。政治統一、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雖然展現出了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但是也容易造成僵化的心理定勢,產生文化優越感,從而在面對危機時,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至清朝政府統治時期,君主專制與傳統儒家學說愈發喪失活力,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束縛。傳統中國的發展模式極大地阻礙了現代政治、經濟、法律體制以及倫理觀念的確立。
然而,歐洲並未形成像中國這樣的“大一統”帝國。羅馬帝國雖然憑藉着強大的軍事實力維持了政治統一,但是卻沒能形成統一的民族文化體系;基督教會曾以教權代替王權,重新整合了歐洲的文化風貌,卻仍然保留了族群林立的封建制度。長期的族群林立保留了歐洲文化的多樣性,在遇到內外挑戰的時候,各種異質性的特色,可使它們從眾多選項中找出某種適應方式。與東方強大的專制帝國不同,中世紀的歐洲長期實行封建制度,土地由封君分配給臣屬,雙方以契約形式固定相互關係,各享權利,各盡義務。封建領主在各自領地享有完全獨立的行政、司法權,每一個封建莊園都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自給自足的經濟、分散的權力以及鬆散的社會聯繫,讓中世紀的歐洲在許多方面都遠遠落後於同時代的中國。然而,在西歐也有一些獨特的城市和商業文化,值得關注。西歐的城市從封建主手中贖買或奪取,在經濟上與莊園經濟體系互不統屬;在政治上實行城市自治,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關係。“體制外”的市民社會雖然力量弱小,卻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資本主義在此孕育成長、破土而出。
一千五百年前後,西歐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革。農奴制解體、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解除了人身束縛與思想束縛。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地理大發現,西歐社會的商業精神也得到伸張。西歐至此開始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的工業文明轉變。此後,經過啟蒙運動和一系列改革與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制度最終在歐洲各國建立起來。十八世紀中後期至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率先開展並完成了工業革命,技術革新引發了生產力的顯著提升,機器生產取代了手工勞動。產業革命隨後傳至歐洲大陸及北美地區,歐美各主要國家先後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為謀求自身發展,西方國家開始海外掠奪與殖民擴張,在全球範圍內尋找資源與商品市場。原本在西歐一隅創生的資本主義文明,經由西方國家的全球擴張而具備了一定的世界性與普遍性。誠如《共產黨宣言》所言:“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進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的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無論情願與否,中國等非西方的民族和國家逐漸被納入到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有識之士只能嘗試着適應這種變化了的世界格局,為本民族國家的振興與發展而不斷奮鬥。至此,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現代化”的新階段。何謂“現代化”(Modernization)?依據當代中國學者羅榮渠的定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化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變化;狹義而言,現代化又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後國家採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的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文化,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趕上先進工業國家和適應現代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正如一些外國學者所說,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並且顯然是無可避免的一場社會變革;它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裏的變革。
現代化是一個比較系統的浩大工程,包括政治民主化,經濟工業化,學術知識科學化,社會生活城市化,以及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化、人性化等。現代化標榜生產力的解放與人性的解放,它從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卻又不專屬於西方社會。現代化不能完全等同於“西方化”、“工業化”,然而由於西方國家超強的實力與文化上的優勢,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就成為了其他國家學習、仿效的榜樣。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現代化又往往表現為在各個領域的西方化。在追逐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衝突、碰撞、吸收、融合乃至綜合創造,演繹出了哪些充滿喜怒哀樂的故事?這也成為了認識和品評中國文化近代命運的重要方面。
自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失敗之後,中國的主權不斷受到損害,傳統的“王朝循環”被打破,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現代轉型。西方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聯袂東傳,從南至北、由沿海至內地,對中國社會各界人士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潮流,在近代中國社會不斷掀起波瀾。為拯救民族危亡,不少志士仁人勇敢地接受來自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探索變法圖強之道。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部分開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驅就提出了“師夷長技”的主張,可惜未能產生顯著的社會影響。而脫胎於農民革命的太平天國運動,也是依靠改造後的西方宗教來動員和組織民眾的,只是到了革命後期,部分領袖人物才意識到全面學習與推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政府內部的洋務派官員開始了旨在“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他們想在不改變傳統體制的前提下,從軍事、經濟、教育、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進行有限度的現代化改革。然而,這種不徹底的變革最終不能帶領中國走向富強。
中國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對日本的軍事失利,引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覺醒與文化自覺,效法西方先進制度的思想漸成主流。改良派與革命派開始崛起,前者主張推行溫和的資本主義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度;後者則贊同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統治,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國家。戊戌變法是改良派參與的一次並不成功的政治實踐,而發端於清朝最後十年(一九〇一—一九一一)的清末新政,則是清朝政府為解除統治危局而進行的現代化改革,也可視為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的繼續。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出現了。然而,民初政局十分動盪,最終滑向了軍閥混戰和割據的深淵。不少有識之士意識到了政治革命的局限性,開始關注國民思想觀念的啟蒙,着力清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此展開。各種西方學說紛紛湧入中國,思想界漸趨活躍。隨着國內外局勢的變化,這場文化革新運動走向深入。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認識不斷提高,變法圖強事業進入新階段。
無須諱言,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與西方國家的介入有關。這場由淺入深漸次展開的變革,受到外部、內部雙重作用的牽引和驅動。首先是一連串外事的刺激使之不斷深化和完善。如黃仁宇所言:“除了鴉片戰爭結束時朝廷猶以“籌辦夷務”的方針對待各國,可算遲鈍外,以後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應。造船製械、力求爭取現代科技的改進既無實效,則企圖從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憲法、編列預算。這樣的計劃可能動搖傳統以“聖諭”及“皇恩”統治全國的根本,於是索性推翻二千多年來的君主制度。如此再無實效,則發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主張本身的革新,及於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儘管“衝擊—反應”論已經受到不少批評,但西方國家對中國近代變革的影響的確是難以否認的客觀存在。
其次是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衝擊,中國人並沒有完全處於被動局面而全盤接受。儘管接連遭遇軍事、外交挫折,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化依然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這是品評中國文化的重要議題,值得深入思考。應該說,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保守落後的一面,阻礙了中國人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接受,造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延誤和一波三折;不過,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向對手學習、擇善而從的另一面,在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與功用的同時,敢於大膽改良和創新。從清朝中期的“經世致用”思想,到晚清洋務派與部分維新派共享的“西學中源”、“中體西用”等,再到清末國粹派、民國初年的孔教運動,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文化不但沒有被西方文化徹底擊垮,反而展現出了一定的自我革新空間。經過時代洗禮的中華文化,在現代社會依然充滿生機與活力。近代熱衷傳統文化改造的知識分子在具體問題上出現過意見分歧,他們的基本態度卻普遍遭到人們的質疑,甚至指責。然而,他們都在不約而同地努力着、奮爭着,避免民族文化的泯滅,使之在新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裏存活下來,並在文化轉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近代中國文化的巨變,其性質之深刻、規模之廣大、任務之艱巨、衝突之激烈,可謂空前絕後。它與政治革命、經濟轉變、社會進步和民族復興事業相伴相隨,是一個統一、連續的文化綜合創造的過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近代中國人變法圖強的思想與實踐,只是滄海一粟。但就是這一串串水滴,卻閃耀着時代的光芒,映照出中華文化的共時性諸多要素,同時也折射出現代化進程中變革的某些不確定性,亟待人們的深入探究和思索,等待着您的品評與回味。